【西方负典&木棉浪潮】《革命往事》：为乌托邦的敞开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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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Chan评价：

《革命往事》全片都是阴差阳错的。领导革命的人背叛了；忠于革命的人死去了；不想革命的人却成了大英雄。但这却是一种颠倒的必然性——“约翰”表面文质彬彬，冷静沉着，但是心里充满激情；“胡安”外表粗犷，内心却很很重情感。相比于“约翰”对待混乱的冷静态度，“胡安”是无端被卷入漩涡之中的，他也以为革命只是在制造循环往复的等级制。然而，正是他对“约翰”的情感投注才使他变成一个革命者：这就是爱的奇迹。

作者 | militant

我们应该回忆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讲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崇高总结：

有人说法国大革命是由哲学源起的，而哲学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为世界智慧(Weltweisheit)；因为它不仅是自在的(in itself)和自为(for itself)的真理，事物的真正精华，还是在世界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活着的真理。因此，我们不应反对革命从哲学中获得最初的冲动的主张。……自从太阳站在穹顶，行星围绕其旋转以来，从没有人认为人类的存在聚集于他的头脑中，即，在他的思想中，他受他的思想启发，建立了现实世界。……直到现在，人才认识到思想应该支配精神现实的原则。因此，这是精神的光荣曙光。一切思想的存在都共享在这个时代的欢欣鼓舞。当时，高洁的个性的情感激起了人们的思想；一种精神的热枕席卷了整个世界，仿佛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和解如今得以实现。

当然，这并不能阻止黑格尔冷酷地分析使这种抽象自由的爆发演变成对立的，自我毁灭的革命恐怖的内在必要性；但是，永远不要忘记黑格尔的批评是内在的，它接受了法国大革命（及其主要补充，海地革命）的基本原则。而且，我们应该对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采取完全相同的方式：正如巴迪欧指出的那样，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剥削的穷人成功地反叛了——他们是新社会的零度(zero-level)成员，他们设定了标准。平等主义的普遍性反对一切等级制度，直接掌权。革命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稳定了自己，在无法想象的经济和军事的重压与孤立中，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这是真正的“精神的光荣曙光。一切思想的存在都共享在这个时代的欢欣鼓舞。”

如此，这一差异就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最终的区别。在斯大林这里，“列宁永远活着”是一个淫秽的鬼魂，“不知道它已经死了”，作为权力的工具而人为地保持着苟延残喘。而在托洛茨基这里，死去的列宁继续像乔·希尔(Joe Hill)一样活着——哪里有为同一理想奋斗的人，他就在哪里活着。

——斯拉沃热·齐泽克

回顾所谓的“乌托邦”历史，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乌托邦”想象的流行并不来自某个人或者某种阴谋团体的耶稣式的宣讲或者神迹行为，而是我们的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让没有想象的东西陷入了泥潭，大家才会真正的选择去探讨“乌托邦”。

社会“危机”才会鼓动社会运动和乌托邦想象，这虽然是一种反直觉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轻易的在历史上找到这样的对应关系：

随着土地制度和财产关系以及巴黎贫民阶级的迅速膨胀引发的社会危机，法国的大革命因素开始慢慢的孕育，而随着王党和革命派的冲突加剧，大革命的理想主义——“共和教”才被搬上舞台。

还有比如在十九世纪初巴黎频繁的大瘟疫和城市治安的迅速恶化，才引发出了傅立叶和圣西门的关于新的卫生的工人街区的幻想，进而走向法郎吉（公社）和贷款乌托邦主义，同样的欧文则是希望发展出一种工厂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法模型来解决当时恩格斯描绘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条件和失业状况”。

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看到的苏俄内战的混乱和官僚等级制度的确立，中国的解放战争和血统官僚制度等等等等。他们最终形成不一样的结果，经历了不一样的失败，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形成一种社会风潮的原因，无外乎是社会形成的结构性困难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而这些危机难以用现存的改革方法克服，这才引发了多种多样的乌托邦幻想。

从这点上来说，对于乌托邦的想象的风潮恰恰是来自绝望的环境下的积极的激进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投身于运动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迸发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在于他的激进和积极的对于社会的重新思考，最终形成了一种对于社会危机的反向理解方式，从而走向激进运动的一面，群众运动和多元权力的自我生成。

也只有在乌托邦的想象延伸到群众运动和新的阶级模式对于社会危机的篡越和主权时，所谓“乌托邦”的悲剧才会发生。这种“悲剧”不仅仅是激进的，同样也是离脱乌托邦“主义“的内涵的，来自乌托邦想象走到现实的“想象不出来的”新的主权模式，这是对于之前乌托邦想象的自我逆反，是革命运动和社会内战的必然经历的过程。然后剩下的革命力量的扩张和革命事件性的延伸，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想象、一个事后归纳的“主义”可以负责的了，然后在这之上才能诞生“悲剧”，马克思所称的那种具有唯物主义教训的“悲剧”。

乌托邦的“悲剧性”在于它是诞生在危机之中的积极想象，而危机进入到革命则意味着变化、混乱和对于之前乌托邦想象的自我逆反（革命的自我生成），但这种“悲剧”是唯物主义的，是“俄狄浦斯”式的螺旋上升的结果，而并非是诸如反极权主义思考的主观的人性之善转为人性之恶的臆想。

而现在对于乌托邦的恐惧和对于革命的恐惧，则是与以前恰恰相反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悲剧”太多，而是在于我们的“悲剧”太少，“闹剧”太多，从而构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缺乏对革命自发秩序的认知，只能抱着尸体和陈词滥调去想象“有托邦”，恐惧而回避臆想的“乌托邦的悲剧”，沉浸在反极权主义运动的美好荣光岁月（good old time）之中，无法自拔。

而对于我们而言，真正的悲剧则是我们拥有太少的“悲剧”色彩的乌托邦想象，拥有太多的闹剧色彩的僵尸乌托邦恐惧和有托邦回眸：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视频 / 须校士噤讳猖

插图 / 盖井

排版 / 坚尼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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