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袖前奏 | 康比河公社宣言

康比河公社宣言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1977

在“身份政治”日益成为左翼阵营众矢之的的今天，对其背后种种进步活动的污名和攻击已逐渐演变成一部分僵尸左派和保守势力所共同捍卫的“真理”话语，他们热衷于将现实中具体、自发的身份抗争与诸众造反贬低为分离、破坏“阶级政治”的“身份游戏”。在僵尸左派看来只有抽象的“阶级”才能成为对一切身份抗争拯救式的动员机器，而保守势力则“乐在其中”地挪用“阶级”话语来掩盖具体存在的阶级矛盾，企图以此来延缓人民群众参与现实斗争的迫切性。因而在这一形势下，我们必须穿越“身份政治”所浮现的表面，去挖掘、揭示这一术语在激进政治中的起源、脉络与意义所在。

《康比河公社宣言》（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由一群波士顿地区的黑人女性和酷儿起草，她们在对白人女性主义者、黑人解放运动中的男性和保守的黑人女权组织NBFO幻想破灭之后另起炉灶，并于1977年写下了这一份补充、升华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宣言。《宣言》一开始便深刻揭示出了“当今主要的压迫系统都是互相嵌套”的历史事实，职是之故，全球资本和官僚集团也并非匀质地对我们实施压迫和剥削。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抑或是黑人的顺从始终都同劳动的性别分化、种族分化缠绕在一起，而“工人阶级”的形塑也参照了不同身份的劳工分类。在这里，性别或种族的身份恰恰是阶级的直接呈现。

一如“激进左翼”齐泽克所疾呼，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只有“全球资本主义”才能是我们共同敌人，然而，这种对准敌人的呼吁难道不是来自另一种“普遍性优越地位”的质询吗？它不仅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下并不匀质的压迫的结构——边缘身份正是在自己的被压迫情境中才能最终识别出全人类的不平等，更否定了“他性”之中存在能够生成普遍性解放叙事的潜能。事实上，海地的奴隶是在将法国大革命想象成白人奴隶推翻奴隶主的起义之后，最终将自由平等博爱看作自己的革命神谱；起草《康比河公社宣言》的黑人女性和酷儿也是在与不同的身份霸权的斗争中坚定了“每个人都将获得自由”的政治信念。我们看到，《宣言》旗帜鲜明地拒绝了诸如tokenism这般的“身份游戏”，进一步化“身份政治”为真正的阶级政治。

很明显，只有每个人面对自身的受压迫情境时才能走出原先的感性分配、生发出阶级意识来，而不是颠倒地以抽象的“阶级”概念去还原何谓“阶级政治”，所以，阶级团结和阶级政治的式微并非源自边缘身份对它的分离与破坏，相反，正是抽象的“阶级政治”被武断地定义成唯一的解放政治时，“阶级”才真正失去了原本应当属于它的动员力和解放政治潜能。并且，在机械批判“身份政治”的同时，今天的部分左翼失去的不仅是介入现实的契机，更是将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拱手奉献给了保守势力，使自身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内容。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左翼不但要继续秉持线性的革命谶语，坚守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还必须为自己的视野和实践注入“他者的常识”，用以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现实性。

编

者

按

翻译：江瞰川 二狗 奥伯里恩 张悦

校对：江瞰川 奥伯里恩

 本文原文由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组织康比河公社发布于1977年

康比河公社发起人之一——Barbara Smith

我们是一个创立于1974年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团体。在创立之初，我们就着手划定并澄清我们的政治纲领。同时我们也投入到许多政治工作之中，无论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组织动员或是参与到其他的进步组织和运动之中。我们今天的政治纲领，如果要做一个简短的概括的话，我们致力于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霸权主义和阶级压迫作斗争，基于当今主要的压迫系统都是互相嵌套的事实，我们将发展整体性的分析和实践作为我们特殊的任务。这些压迫形式共同作用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作为黑人女性，我们将黑人女权主义运动视作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运动，旨在与所有有色人种女性所面对的多重而同时施加的压迫相斗争。

我们将会在这份宣言中谈到四点主要内容：

（1）当今黑人女权主义的起源；

（2）我们的信条：我们的政治的领域；

（3）组织黑人女权主义的困难，以及我们公社的简史；

（4）黑人女权主义的议题和实践。

 1 

当今黑人女权主义的起源

在我们聚焦新近黑人女权主义的发展之前，我们需要确认的一点是我们从非洲裔美国女性为生存和自由长期的艰苦斗争的历史现实中找到了我们的渊源。黑人女性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系统（白人男性统治的系统）中的边缘位置常常是由我们这一群体受到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决定的。正如Angela Davis 所指出的，在“对黑人女性在奴隶社区的角色的反思”中，即使只是在身体的表现上，黑人女性通常表现出的是对白人男性统治的反对立场，并且积极地以戏剧化的、微妙的方式抵制白人男性统治对她们和她们的社区的侵犯。黑人女性活动家在美国常常涌现，有的比较著名：例如Sojourner Truth[1], Harriet Tubman[2], Frances E. W. Harper[3], Ida B. Wells Barnett[4], Mary Church Terrell[5], 以及成千上万的不知名的诸众，她们同样认识到她们的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如何使得贯穿她们生活的境况和她们的政治斗争焦点变得独一无二。如今的黑人女权主义正是从无数的个人的牺牲和斗争，以及我们的母亲和姐妹们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

黑人女权主义的发展与60年代末兴起的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密切相关。黑人，第三世界的女性，以及女性工人从一开始就被吸纳进了女权主义运动，但是外部的反动势力和运动内部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都掩盖了我们的参与。1973年，最初在纽约，黑人女权主义者们，认识到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女权主义团体的必要性，这个团体后来演变成了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组织（NBFO）。

同时，黑人女权主义的政治也与黑人解放运动——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运动密切相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积极参与到在黑人解放运动中（民权运动，黑人民族主义，黑豹党等），我们当中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被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他们采用的斗争策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经验和幻灭、以及在白人男性经验之外的经验都是来自于这些解放运动，这些经验都指向了发展一种非白人女权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非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反性别歧视的政治。

不可否认的是，黑人女权主义也有个人的起源，有的政治意识来源于特定黑人女性个人生活的经验。黑人女权主义者们和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的黑人女性都经历着作为日常生活的不变因素存在的性别压迫。在我们儿时，我们发现和男孩不一样并被不同地对待。例如我们被告知要保持安静，一方面是为了“像个淑女”，同时也是为了让我们在白人眼里不那么讨厌。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男性对我们身体上的和性方面的虐待。然而，我们无法将正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对我们而言如此熟悉的东西概念化。

黑人女权主义者常常谈论她们在意识到性别政治、父权统治和女权主义——我们女性用来对压迫进行反抗的最重要的政治性的分析和实践，这些概念之前的愚蠢之感。种族政治的现实和实际存在的种族主义是我们生活中让我们——甚至是绝大多数黑人女性不能看到我们受压迫的经验的本质的普遍的因素，也是阻止我们从共同的、正在发展的意识中建立一种能够改变我们的境遇并彻底终结我们的压迫的普遍因素。我们的发展也必须与当下黑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密切结合起来。二战后的黑人青年一代是第一代能够少量分享特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黑人，而这些机会在之前都是完全不可能向黑人开放的。尽管我们的经济地位仍处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非常底层的位置，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可以通过教育和就业中象征性的“平等”政策获取到一些工具，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反击对于我们的压迫。

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的联合立场首先让我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在政治上发展的时候，我们将会着手解决资本主义下的异性恋霸权主义和经济压迫问题。

康比河公社发展简史

 2 

我们的信念

重中之重的是，我们的政治最初源自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独立的价值固着于黑人女性自身，我们必须、且不作为他人的附庸而解放，因为作为人类我们需要自主的权力。这似乎是耳目昭彰的事情，但显而易见的是，别无其他表面上进步的运动优先考虑过我们的具体压迫，或为结束这种压迫而严肃地工作。我们仅仅枚举污名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如黑人姆妈（mammy）、女酋长（matriarch）、丑八怪黑人妇女（Sapphire）、妓女、男人婆（bulldagger）），就足以表明在西半球长达四个世纪的受奴役期间，我们的生命被赋予了多么微弱的价值，遑论那些我们所罹遇的残酷、往往还是凶恶的对待。我们意识到，只有我们自己才会足够关心我们，才会为我们的解放而持续努力。我们的政治演化自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姐妹和我们的共同体的健全之爱，我们斗争和工作也因此为继。

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之中。我们相信，最深刻和最具激进潜能的政治直接来源于我们自己的身份，而非终结他人压迫的努力。就黑人女性来说，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厌恶、危险、具有威胁性的概念，从而它也是革命性的，因为纵观先我们而行的政治运动，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都比我们自己更值得解放。我们抗拒高高在上、命服加身，也不愿甘处下流。我们能够被承认是人类，普通人，便已足够。

我们认为，父权制下的性别政治与阶级政治和种族政治一样，普遍存在于黑人女性的生活之中。我们还经常发现很难将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割裂开来，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同时遭遇着它们。我们知道，有一种种族-性别（racial-sexual）压迫，它既不是单纯的种族压迫，也不是单纯的性压迫，例如，白人男性将强奸黑人妇女作为政治镇压武器的历史。

虽然我们是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但与进步黑人男性在一起时我们感受到了团结，我们不提倡白人女性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所要求的分化。作为黑人，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在种族问题上团结一致，白人女性当然不需要与白人男性团结在一起，除非是他们作为种族压迫者的消极团结。我们和黑人男性一起反对种族主义，同时我们也在性别歧视问题上与黑人男性进行斗争。

我们认识到，要想解放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就必须像摧毁父权制那样去摧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劳动被组织起来是为了全体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老板们的收益。物质资源必须在创造这些资源的人之间平等分配。然而，我们不能相信，一场不能与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革命共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保证我们的解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推进一种对阶级关系的理解，它要考虑到黑人女性特定的阶级地位，她们普遍处在劳动力中的边缘位置，虽然在这个特殊时段，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暂时因为自己的种族和性别被双重需求，故在白领和职业领域中被用以装点门面。我们需要阐明一些人的真实阶级状况，这些人远不止是无种族（raceless）、无性别（sexless）的工人，对于他们来说，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就是工作/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决定因素。虽然我们基本同意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适用于他所分析的非常具体的经济关系，但我们也知道，必须要进一步扩展它的分析，以便我们去理解作为黑人女性的我们所处于的特定经济状况。

我们感到自己已经做出的一个政治贡献是扩大了女权主义的原则，即个人就是政治。例如，在我们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的进程中，我们正在处理种族和阶级以及性别之间的关合，因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白人女性所做出的启示。哪怕我们黑人女性只是用黑人的语言来谈论/证明我们所经受之事，这种形式也能产生文化和政治上的共鸣。出于需要，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深入钻研我们受压迫的文化和经验性质，因为这些问题以前都没有被研究过。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考察过黑人女性多层次的生活肌质（texture）。这种启示/概念化的一则例子出现在了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我们早期的智识兴趣是如何被我们的同龄人，特别是黑人男性攻击的。我们发现我们当中的所有人都会因为“聪明”而被认为是“丑陋”的，也即“聪明的丑人（Smart-ugly）”。“聪明的丑人”体现了我们中的多数人被迫以牺牲“社会”生活为代价来发展智识的历程。黑人和白人社群对黑人女性思想家的打压相对来说要比对白人女性，特别是其中出身良好教育的中上层之辈要严厉得多。

正如我们已强调过的，我们拒绝接受女同性恋者的分离主义立场，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分析或策略。它遗漏了太多太多的人，特别是黑人男性、女性和儿童。男性处在这个社会之中的诸社会化表现都受到了我们强烈的批判和憎恶：他们支持什么，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压迫。但我们并没有被一种错误观念所误导，去认为是他们的男性特质（maleness），即他们的生物男性性征，造就了他们之所是。作为黑人妇女，我们发现依靠任何类型的生物决定论所建构的政治都是危险和反动的。我们还必须质疑的是，女同分离主义是否是一种合理和进步的政治分析和策略，即使是对她们自己的行动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完全否定了除了性别之外女性受压迫的原由，否认了实际存在的阶级和种族真相。

 3 

组织黑人女权主义者的问题

在作为黑人女权主义者公社活动的这些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成功与挫折、快乐与痛苦、胜利与失败。我们发现，围绕着黑人女权主义议题进行组织十分困难，甚至在特定的语境下宣称我们是黑人女权主义者也是如此。我们也曾尝试思考这些困难出现的原因，特别是自从白人妇女运动逐渐壮大并在多个方向去的进展后。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一些我们正面对的组织问题出现的一般原因，也将具体谈谈在组织我们自己的公社过程中遇到的阶段性问题。

我们政治工作的主要困难来源是，我们不仅仅要在一条或是两条战线上与压迫作斗争，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压迫问题。我们没有种族、性别、异性恋或是阶级特权可以依靠，我们也没有这些类型特权的团体所拥有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资源和权力。

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所承担的心理负担，以及在达到政治意识和从事政治工作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个既种族主义、又性别歧视的社会对黑人女性的心理评价很低。正如早期团体曾说过的那样：“我们都是被损害的人，仅仅因为我们是黑人女性。”我们在心理上和其他各个层面上都被剥夺了权利，但我们觉得有必要为了改变所有黑人女性的境况而奋斗。在《一个黑人女权主义者寻求姐妹关系》（A Black Feminist’s Search for Sisterhood）[6]一文中，米凯莱·华莱士（Michele Wallace）得出结论：我们作为黑人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女性存在，这两种身份的每一种都受困于当下，孤立活动。因为社会中还没有与我们的斗争遥相呼应的环境——因为我们处于社会底层，所以我们必须去做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我们要对抗整个世界。

华莱士对评估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地位的评估是悲观却现实的，她对我们大多数人面对的近乎阶级隔离状态的暗指更是如此。然而，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在底层的地位明确地跃进到革命行动中。倘若黑人女性获得了自由，那就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必须获得自由，因为我们的自由要求摧毁所有的压迫制度。

然而，女权主义对大多数黑人来说是非常有威胁的，因为它对我们生存的一些最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即性别应是权力关系的决定因素。以下是1970年代初的一本黑人民族主义宣传册对男女角色的定位：

我们知道，传统上，男人是一家之主。他是家庭/民族的领袖，因为他对世界的了解更加广泛，他的认识更加深刻，他的理解更加全面而且他对这些信息的应用更加睿智……总而言之，男人作为一家之主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他能够捍卫和保护家庭的发展……女人不能与男人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她们在天性上就与男人功能不同。男女平等是在抽象世界里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男人与其他男人不平等，即他们的能力、经验甚至理解都不相等。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可以对应看作是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他们都有很大的价值，但并不平等。我们必须认识到，男人和女人是互补的，因为没有男人和他的妻子，家庭就无法存在。他们对于生命的发育是必不可少的[7]。

大多数黑人女性的物质条件很难让她们打乱经济和性别安排，而这种安排似乎代表了她们生活中的某种稳定。许多黑人女性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都有很好的理解，但由于她们每天的生活受到限制，她们不能冒险与它们做斗争。

黑人男性对女权主义的反应是出了名的消极。当然，由于黑人女权主义者可能处于自身的需求组织起来，他们甚至比黑人女性受到更大的威胁。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仅可能在斗争中失去有价值的、勤劳的盟友，而且可能被迫改变他们与黑人女性交往和压迫黑人女性的习惯性性别歧视方式。对黑人女权主义分裂了黑人斗争，是阻碍黑人妇女运动发展的强大因素。

尽管如此，在我们团体成立来的三年间里，还是有数百名女性在不同的时间活跃起来。每一位前来的黑人女性都是出于对某种程度的可能性的强烈需求而来，而这种可能性在她们以前的生活中并不存在。

1974年国际黑人女权主义者组织（National Black Feminist Organization, 以下简称NBFO）第一次东部会议结束后，我们举办了第一次会议。那时候我们没有组织的策略，甚至没有一个重点，我们只想看看我们能做到什么。在没有举行任何会议的几个月过后，我们在年底再次举行会议，并开始紧张地提升各方面的认识水平。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彼此联系起来。虽然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在做政治工作，我们个人仍继续参与女同性恋政治、反对滥用绝育手术、参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国际妇女节活动、参与反对对肯尼斯·埃德林博士（Dr. Kenneth Edelin）[8]、琼·里特尔（Joan Little）[9]和伊妮丝·加西亚（Inéz Garicía）[10]的审判。在我们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成员人数大幅减少，我们剩下的那些人认真讨论了在黑人社区为受到虐待的女性开设避难所的可能性（当时波士顿没有避难所）。我们也在那时候决定成为一个独立的公社，因为NBFO的资产阶级女权立场和他们对明确的政治焦点的缺乏与我们有着严重的分歧。

当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联系了我们，我们曾与她们一起参与了争取堕胎权的活动。他们想鼓励我们参加在黄泉市（Yellow Springs）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大会（National Socialist Feminist Coference）。我们的一位成员确实参加了会议，尽管那次会议所宣传的意识形态是狭隘的。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情况，并进行自己的经济分析。

在秋季，当一些成员返回时，我们经历了几个月的活动停止和内部分歧问题。这些问题首先作为女同性恋和顺性恋的分裂被概念化，但这也是阶级和和政治分歧的结果。在夏天，我们之中还在开会的人们确定了进行政治工作和超越认识提升的必要性并专门作为情感支持团队提供服务。1976年初，一些不想做政治工作和表示过不同意见的女性主动停止参与，我们再次寻找重点。伴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我们当时决定成为一个研究小组。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交流我们的阅读心得，在这一决定做出的几个月前，我们中的部分人还写了一些关于黑人女权主义的论文供小组讨论。我们开始作为一个研究小组运作，并开始讨论创办黑人女权主义者刊物的可能性。我们在春末隐退了一段时间，以进行政治讨论和解决人际问题。目前我们正计划收集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写作。我们认为向其他黑人女性展示我们的政治现实是绝对必要的，并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写作和发表我们的作品去实现这个目标。黑人女权主义者孤立地生活在全国各地，我们的成员人数很少，我们有一定的写作、印刷、出版能力，这些事实使我们继续同其他团体联合展开政治工作的同时，也想开展这些项目，作为组织黑人女权主义者的一种手段。

 4 

黑人女权主义问题和项目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许多与黑人女性特别相关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工作。我们政治的包容性使我们关心任何影响妇女、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劳动人民生活的情况。当然，我们特别致力于解决那些由种族、性别与阶级因素共同导致压迫的斗争。我们可能，例如，参与一家雇佣第三世界妇女的工厂的组织工作，或者对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向第三世界社群削减已然不足的医疗保健费用——进行抗议以及罢工纠察，或者在黑人社区建立强奸危机中心。围绕福利和日托问题的组织工作同样可能成为关注对象。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以及这份工作所代表的无数问题，仅仅反映了我们受压迫的普遍性。

我们的集体成员实际着手开展的问题和项目包括滥用绝育手术、堕胎权利、受虐妇女、强奸以及医疗保健问题。我们也在大学校园、妇女会议、近期则主要是为高中女性，开展了许多关于黑人女权主义的讲习班和教育活动。

我们重点关心并开始公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白人妇女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作为黑人女权主义者，我们不断痛苦地意识到白人女性在理解和对抗种族主义时的付出是多么的少。除了付出更多努力之外，还要求她们对种族、肤色以及黑人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并不是肤浅的。消除白人妇女运动中的种族主义，按定义是白人妇女所要做的，但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一问题上发声并要求问责。

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并不相信目的总是能将手段合理化。许多反动的和破坏性的行动正是以实现“正确”的政治目标为名而进行的。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不想以政治的名义扰乱大众。我们相信集体的进程以及权力在我们自己的群体中的非等级性分布，我们也相信对一个革命社会的愿景。我们致力于对我们政治的持续审查，因为政治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姐妹情谊是强大的》（Sisterhood is Powerful）一书的引言中，她写道：

我还没有弄清楚白人异性恋男性能够扮演何种可能的革命性角色，因为他们恰恰是反动的既得利益与权力的化身。

作为黑人女权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革命任务要执行，并且我们已准备好迎接面前的一生的工作和斗争。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copyright © 1978 by Zillah Eis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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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杰纳·特鲁思（本名Isabella Bell Baumfree，1797年－1883年），美国著名早期妇女权益运动、废奴主义人物。1843年，她因认为自己被上帝鼓励去宣讲废奴主义而改名，Sojourner的意思是“栖身者”，Truth即“真理”。

[2] 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出生名阿拉明塔·明蒂·罗斯（Araminta Minty Ross），是美国的一位废奴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塔布曼出生时是一位奴隶，但她长大后得以逃脱，并利用反奴隶份子的社会网络和“地下铁路”，发起了大约13次行动，并救出包括她的家人和朋友在内的大约70名奴隶。之后，她又帮助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招募人员，以袭击哈珀斯费里。在南北战争期间，她曾担任联邦军的武装侦察员和间谍。到了晚年，塔布曼则积极地为妇女争取选举权。

[3] 哈珀（Frances Ellen Watkins Harper），1825-1911，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主张妇女参政者、作家、诗人、老师，和公共发言人。她是第一位在美国出版书籍的非裔美国女性。

[4] 巴尼特（Ida B. Wells，1862-1931）是美国记者、社会学家，于1909年创建了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她反对黑人与白人分开游行，争取平等的女性选举权。

[5] 玛丽·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1863- 1954，是第一批获得大学学位的非裔美国女性之一，并成为著名的全国民权和选举权活动家。特雷尔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1909年)和华盛顿有色人种妇女联盟(1894年)的创始会员。她帮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1896)，并担任了该协会的第一任全国主席，她还是全国大学妇女协会的创始成员(1910)。

[6] 米歇尔·华莱士 《一个黑人女权主义者寻求姐妹关系》，《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1975年7月28日，第6-7页。

[7] Mumininas of Committee for Unified Newark, Mwanamke Mwananchi (The Nationalist Woman), Newark, N.J., ©1971, pp. 4-5.

[8] 肯尼斯·卡尔顿·埃德林（Kenneth CarltonEdelin）是一位美国医生，他以支持堕胎权和倡导贫困患者的医疗权利而闻名。1975年，埃德林在波士顿市立医院按照孕妇的意愿进行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被判过失杀人罪。——译注

[9] 琼·里特尔（Joan Little）是一名非裔美国妇女，她在1974年因抵抗性侵犯而谋杀北卡罗莱纳州华盛顿波特县的白人狱警而受到审判，成为民权、女权和反死刑运动的一个爆发点。

[10] 伊妮丝·加西亚（Inéz Garicía）是一名西班牙裔妇女，1974年她被控谋杀一名强奸过她的男子，成为女权运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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