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post「海贼文件夹」 issue 2：AI的代价
「海贼文件夹」是由 postpost 发起的非盈利性翻译计划，每期选择一个或多个关键词作为编辑线索，选取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作者的文章，由postpost合作译者翻译，以公文材料格式打印成散页，不装帧，直接放入牛皮制档案袋中。刊物所产生的一切盈利由译者/作者与校对获得。为最大程度减少浪费，本刊物内页采用Manufacturing on Demand生产模式，有下单再打印，不提前大量印制。
海贼一词在中文中指在出没于海洋或海岸地带抢掠过往船只的盗贼，日语中的海贼版泛指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而另行复制大量贩售的盗版商品。此外，在《The Many-Headed Hydra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一书中，作者 Marcus Rediker 从希腊神话中的多头蛇怪 Hydra 一词出发，将衍生词 Hydrachy 阐释为一种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潜伏于全球海洋上的解放力量，它来自于被放逐的异教徒，海盗，水手，黑奴，码头工人，海上妓女，以及其他社会底层人群：她/他们自十六世纪以来便在海上展开对来自陆地（land）的帝国权利的抗争和对早期全球贸易、奴隶交易的干预和破坏，企图建立草根联结的另类自治（如海盗约法）。
我们将汉字「海贼」与英文「hydra」对应起来作为「海贼文件夹」的名字，希望通过翻译来自不同地区的思想与文字，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古代神话中的九头蛇怪们复活，共同搅动当代的批判海洋。
“我问chatGPT问题时，到底是谁在回答我呢？”在街边听到穿校服的中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想到2016年在旧金山Green Apple书店买到的一本叫做《In the Flow》的书。作者是俄裔法国哲学家Boris Groys，其中有一篇名为《Google：Words Beyond Grammar》的文章，在多年前为我们理解chatGPT及其相关机制提供了不直接相关、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
“让我们思考看看Google为我们与世界的对话所定下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每个问题都必须表述为一个词或几个词的组合。答案则呈现为搜索引擎可能会发现的这一个词或几个词所存在的一系列语境……Google将所有话语都转化为“词语云”，它们作为超越语法的词语集合而发挥作用，借此消解了所有的话语。这些词语云并不“言说”任何东西，它们只“包含”或“不包含”这个或那个特定的词语。因此，Google的先决条件是个体词语的解放，将它们从它们的语法链条中解放，将它们从语言——这被视为由语法定义的词语等级体系——的从属中解放……20世纪的先锋派诗歌和艺术创造出了一种乌托邦式Google的美好愿景——获得解放的词语在社会空间中自由地流动。而在事实上真实既存的Google不仅显然是一种技术政治性质的体现，也是对于这种语言解放的乌托邦之梦的背叛。”
当人们在技术进步的狂喜中追逐未来的human level AI时，我们可曾意识到自己早已沦为此刻的AI level human？——并非技术，而是一些关于爱的教育使我们在面对种种刺激时做出整齐划一的反馈，无论这种刺激是发令枪（统一步调），试题（统一答案），短视频（统一欢笑），马面裙（统一愤怒），甚至是技术进步本身所引发的统一的狂喜/恐惧。“我们是否应悬置对机器的拟人化的刻板印象呢？与其神秘化机器和人性，不如理解我们当前的技术现实及其与各种人类现实之间的关系？”（许煜）
《弗兰肯斯坦的多重视角》点明了两位有亲戚关系的女性：早期计算机理论家Ada Lovelace和《弗兰肯斯坦》的作者Marry Shelley，并尝试将她们的「作品」作为早期人造智能实践交叉讨论。多年前完成的《神秘之存在》巧合地回应了Sora及其类似物：“由于我们总是依赖于翻译这一行为，如今理解图像变得尤其困难。我们对待图像的方式如同我们对待拉丁语那样：我们从来都是从翻译成品，而非拉丁语本身的角度思考……当我们看到图像时，脑海中总会同步出现文本式的转译。”《海底电缆》告诉了我们联通英国与马六甲的电报线缆的铺设直接导致了马来半岛范围内古塔树的灭绝，而当下的互联网光缆仍然沿用了百年前的路径：“那些维持着我们数字自我（digital selves）存活的基础设施根植于一个这样的历史：尽管遥远，但能够勾勒出其自身的功能机制。光纤电缆仍回响着旧日英帝国殖民策略的鬼魂——从电报连接的旧世界出发，直至你的数字屏幕前。”
「海贼文件夹」第二期
AI的代价
Algorithmic Prometheus
1
弗兰肯斯坦的多重视角
作者：Maya Christodoulaki
译者：宋小璇
2
超越语法的词汇
作者：Boris Groys
译者：Shun
3
囿于平台
作者：Geert Lovink
译者：朱文琪
4
神秘之存在
作者：Tine Melzer
译者：张珂嘉
5
人造民俗
作者：Aleksandra Przegalińska
译者：giann
6
海底线缆
作者：Alessandro Celli
译者：小肚子
7
作为一种算法的艺术家肖像
作者：Mohammad Salemy
译者：Esther Yan
总字数：35670
作为「海贼文件夹」第二期发布的礼物，我们将其中的一篇文章发布在此。本篇文章字数过万，请耐心阅读。如果你愿意支持译者，作者和这个项目，欢迎你购买支持。
我们所身处的现状就是，特权的消散伴随着歇斯底里地哭天喊地，然后人们失去对于彼此相处的信心，相互理解也变得不再确定，甚至对自己的欲求都感到无力。
在平台上，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这种社交互动层面的不确定感，它同样是由孕育了线上社交关系的技术所造就的。对与他人直接接触，人们有种习得性的恐惧。因果循环正在加速贝兰特所说的文化不确定性。社交媒体是罪魁祸首吗？或者我们应该强调社交媒体只是社会的镜子？当两者难分彼此时，我们的行动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对如何共存失去了信心，这对线上人际网络将有什么长期影响？在持续不确定的阶段，我们又将以何构建社区？最后，瑟瑞森沉思到，我们为什么“私底下仍然依赖于那些我们(真诚地)批判为有害、无聊、破败的东西？直面可能的失望，纵使麻痹感也带来慰藉。
对公共与集体来说会怎样呢？如乔迪·迪恩（Jodi Dean）所指出的，个体的崛起伴随着创造变革所需的组织力量(organizational power)的下降，自我的无限扩张损害了我们组织有效抵抗的可能性。有很多——
社交媒体，大学校园，非盈利组织以及社会介入活动里的那些模凌两可的，混乱的当代左派呼吁保护个体身份，警惕对个体身份的可疑威胁：这种危险意味着将对个体身份维护的努力挪用到对某种集体性的构建中。
在社交媒体时代，“奥勃洛摩夫困境”无关乎选择，尤其对那些无法承受陷入深渊的人来说。优雅的界面设计逼我们做出虚假的选择：参与、点击、同意、回应，要是我们有能力达成真正的行动和决定就好了。我们所经历的悲伤，就是没那么多荒诞性的“在线存在主义”。如果罗伯特·普法勒（Robert Pfaller）的“相互被动性”真的能在编码中被实现（而不是成为另一个奥地利派思想），我们就能沉湎于一种永恒的漠然中了。但在人机交互的层面则没什么被动性可言，我们那信息流一般的自我意识一路席卷而来，沉迷于自我创造。作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常量，Facebook就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虚无之轻。在这个尘世的大泡泡里，我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没有属于你的多重宇宙。而囚于数字的单一世界里，你幻想出的世界则要多少有多少。在社交媒体上，要达到超脱的禅境从本体论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潜水过，我们的存在总是能被注意到，所以谈不上什么窥视的享受。互动就是我们悲惨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还不断被要求升级、录入信息，并对我们的网约车司机进行排名。
博尔哈·莫亚（Borja Moya）曾警告，不要把身份和生活寄居于社交网络上。莫亚在旅行时注意到，很多旅人都是独行侠，并表现出抑郁的征兆。
莫亚以游戏作为隐喻说（如德州扑克？），假设你是一位玩家：“你力图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强（手牌更好），即使你的内心感到抑郁（无自信）—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他对手如何看待你（表现得是否握有好牌）。”莫亚用一种忏悔的方式承认：与现实（reality）保持绝对的同步是痛苦的。
面对现实大概是人人都可能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这就是那些网络平台有机可乘的原因。其实呢，人们不想把自己的真实状况看得太透彻，真的不想。相比之下，游戏于一些特定的情境并获得一些短期满足就容易多了。
社交媒体是西方白人穷中产维持自身体面的重要工具。在此介绍一下西比尔·普兰提斯（Sybil Prentice ，@nightcoregirl）的写作，关于“一个完全由’共享经济’和网络平台构成的未来，在那里，各种有偿劳动被降格为服务业（service-industry)的无尽嵌套（原文mise-en-abyme是戏剧术语，简化意为故事中的故事）”。6 她揭露了时尚和美妆品牌们的软肋，在这里，真实与虚构的差别无足轻重。我们都被鼓励模糊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她在“精致的贫穷”中过着一种“公主般的生活”：
不要把“精致贫穷”的概念和“伪布尔乔亚”搞混了，因为……我是富养长大的，只不过财富有时候也会波动罢了。我家最有钱的时候，我爸是某个我不便透露的银行的副总。“伪布尔乔亚”是类似于Michael Kors这种牌子，或是因为自从1996年起就没再翻修所以降为三星级酒店的希尔顿，又或者穿红底高跟鞋但不是Louboutins牌的。贫民窟男神女神是更好的例子。医生诊断我有躁郁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得保持这种生活方式。人家就是先天残酷，后天奢华(Luxurious by nurture, cutthroat by nature)。
如果你想用手机联系她，她只会用WhatsApp交流，
其结果就是“网忧”（“net blues”）—— 一种“相信数字时代承诺的人[包括我自己和我在艺术工业协会(Ars Industrialis)的朋友]7所遭受的幻灭”。这种情况导致洞察力越来越难以维持以及理论化能力的日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我们接纳了外部存储的、数据化驱动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理解（Verstand）已经自动化，成为了委托给算法的分析能力”。
这就是把“客观记忆”外包的过程，或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存留”（tertiary retention）。19世纪时，传统工匠因逐渐沦为工厂里的工人而失去了手艺，而在以后，各类职业都会经历这一过程：“外在化”将摧毁所有知识。斯蒂格勒认为，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假设，而是致命的发展趋势。关键节点是他关于“药”（pharmakon）的想法：数字化既是良药也是毒药，它会带来新的认识或引发新的认识论，斯蒂格勒称之为“数字研究”——这也是我试图做贡献的领域，并坚信它将开启一个新纪元。
如何让资源枯竭得以扭转？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如何创造“自动化群落”或“人工群体”的替代品。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承担照护的任务？这便是我们当下就要面对的“组织网络”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属于个体的悲惨命运，克服作为主体的单子那难以抑制的自我防御机制？如何才能冲出身份的囚困，创造出真正属于21世纪的共生/存机制？
网飞（Netflix）很懂用户的可怜心态：疲于决策。“观众不仅被平台上的各类节目所包围，而且平台本身就太多了，选择困难正向人们袭来。”秃鹫网（New York Vulture）博客评论道。兜兜转转，我们又回到了有很多选择，但（高质量的）内容很少的状态，就像早在1992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唱的那样矛盾：
他来给我装有线电视，我们共度了一夜，我和我的宝贝。我们换了一轮又一轮频道，直到黎明时分。57个频道，但什么也没有。
在疫情封锁期间，网飞发现用户准备回到以前的状态了。“不知道该观看什么，那就自己选择播放点什么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推荐膨胀”。尽管内容还在不断增加，尽管有2500名工程师一直在优化网飞的算法，但趋势仍在轮回。下一代的探索工具会不会通过什么新鲜有趣的设计来改变这种极度疲惫的状态？网飞认为会的，并将一种辩证的浏览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体验推出，实际上还是对过去已有的“个性化播放算法认为你会喜欢的东西”的老调重弹而已，只是品牌不同。网飞就是当今互联网进入停滞状态的鲜活例证。媒介本身变得无聊了。
在德国媒体理论宇宙中浏览片刻便能得到几种基本参考，这也显示出今天的技术想象力是多么有限。比如，我们可能会再次回到我在约三十年前读到的德国媒体理论家哈特穆特·温克勒（Hartmut Winkler）在《频道切换》（Switching-Zapping）一书中所写到的情况中。心神不定和真正的消遣感是不同的，且前者是后者的障碍。尽管人们也会想要关机或干脆沉浸于娱乐中，但无法专注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会进一步把你推向大数据。最初，人们常把网飞和“倾情大放送”这种形式联系在一起，然而，就连这种过度狂热的内容消耗也开始变得没意思，用户退回到了面无表情刷内容的简单层面。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杰里·曼德尔（Jerry Mander）将分心（distraction）贬损为衰败的标志，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却将其视为日常工作压力下的一种补偿机制。按着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我们可以把不断刷着屏幕的人当成“考官”——愉快地忙碌着的人。
重要的是不要陷入网飞等文化产业机构为自己设的文化悲观主义陷阱中。这次我们站在那些会中途弃剧且毫无愧疚感的“不良用户”那边。我们与内容共舞——只要它还在。不再需要将“倾情大放送”全部看完，我们只要粗略地浏览频道（像冲浪那样），我们就像以前操控电视遥控器一样控制着点击和滑动，我们从平台运行文件和广告中逃离，比给定的剧情先走一步，毕竟是我们是互动型观众，我们负责自己创造意义。这就是媒体自主权。
随机切换是对讲故事和预设教化的报复，它破坏了对作品思想、叙事深度和观众思考深度的要求标准。而其实，从电影诞生之初的创作尝试，到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乔伊斯（James Joyce），一直存在一种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深入作品”（并强调这一过程才是“真文化”）的反抗，这些主张者支持多种声音和多种解读。对本雅明来说，分心不是缺陷，而完全是一种欣赏和理解艺术作品的正当方法。本着科拉考尔的精神，我们需要进一步培养一种数字观看时代所需的数字感知力，并超越行为的边界。我们要拒绝平台的预测尝试，并再次将媒介领域重塑为一个由超感官好奇心驱动的可能性空间。
硅谷曾是过去几十年里的龙头老大，而如今它的引领地位正在下滑。如凯文·芒格（Kevin Munger）所说，“帕洛阿托共识”（ Palo Alto consensus）正在一步步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应阻止正斧对线上盐论自游的限制” 曾被广泛认同，而如今人们不再那么坚信。“‘白人国族主义如何好以及疫苗如何坏’……每个人似乎都低估了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需求。”芒格注意到了多样性的匮乏。如果正斧之前做到了“提供基本的网络技术并允许本地竞争，社交网络将会呈现出比今天更加多样的面貌和文化敏感性。”可国家一直掌握责权，积极策划着公民能看什么。芒格讽刺地建议他们应该“把信息技术整合进现有的制度结构中，而不是在‘自由的信息流总能产生积极的结果’的幻想中破坏这种信息技术的潜在可能。”
据说，千禧一代在无数建议和指南的包围中陷入了永恒的“社交”囚笼。无数的提示告诉他们要停止: 同时处理多任务或刷头条刷得上头，以及强迫性地进食安抚食物。其中一条建议是加入“真人的队伍”，并冲破“比较(compare)”的致命诱惑：
你应该审视自己的关注列表，也就是说，如果谁发了什么东西让你感到嫉妒，你就应该删了他。如果你发现你开始跟某些特定的朋友比较，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屏蔽他们。
另一方面，Z世代被认为应该是愤世嫉俗的，因为跟前几代人相比，他们学会了抱有更少的期望。根据约书亚·西塔雷拉（Joshua Citarella）的说法，他们将讽刺作为一种文化策略。西塔雷拉对此提出了网络文化的唯物主义解读：“为什么年轻人的道德倾向是偏右的？在青年文化的保守性之下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承诺的破灭。”对西塔雷拉来说，Tik Tok喷子的存在就是对日渐令人失望的美国式生活的反动。他解释说：“当美好的未来难以想象时，返冻正志就得以盛行。”此刻，反击很重要。
左翼反叙事YouTube 主播如Chaun, ContraPoints, Zero Books等，还有Twitch上的Destiny 和Hasan Piker，都在这场争夺年轻人心智之战的前线。
按照乔安娜·拉米罗（Joana Ramiro）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亲近，真实的人际关系，正在成为后千禧一代的诅咒。我们的社区意识，正在被简化成一种“通用版”，并通过屏幕和高清扬声器进行着管理。”在亲密感和爱意上的缺失正由ASMR所填补，即“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
它指的是由一系列听觉刺激——尤其是类似轻声耳语、铅笔写在纸上的声音或梳头的声音等在极安静的环境里能清晰听到的小噪音——所引发的所谓愉悦感，或者不如说，刺挠感。
充满丧失感的用户还能做什么呢？“请放心，资本主义系统那有点变态的创造力会提供的，”拉米罗写道，“色情网站上健康无害的纯爱视频以及ASMR视频博主只是关于’「亲密感的商品化」以及「此种商品正被我们饥渴的灵魂所消费」’的两个例子而已。”
从萨拉·弗埃尔（Sarah Frier）为Instagram所著的传记《无滤镜》中我们了解到，这家公司在初创阶段在意的是创意、设计、体验，乃至诚意。它希望品牌们呈现其诚恳、真实，它不反对人们卖东西，但希望大家以一种不要把商业动机写在脸上的方式来操作。久而久之，用户们就与平台所倡导的自我推广文化看齐了。
青少年们透露，他们会管理自己的关注列表以给人留下好印象，他们也会留意自己的回关比例，一般不想让关注量超过粉丝量。他们希望每张照片的点赞数最好能超过11，这样就不会显示每个点赞者的名字而是会显示一个数字。在把自拍发布到Instagram上之前，他们会先发在小群里听听朋友们的意见。他们会精心策划布局自己的页面，年龄稍长的用户一般会永久保留自己发布的内容，而更年轻的人则会定期删除所有内容或换一个新账号来塑造新的形象。如果他们想展示真实的自己，他们会注册“小号”或“马甲”（finsta），在这里他们只跟最好的朋友分享那些未经编辑的照片和自己的所思所想。
在《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中，德勒兹（Gilles Deleuze）写道，我们需要谴责把我们与生活分开的价值观。
在德勒兹的解读中，“斯宾诺莎的分析延展得十分深远，以至于在有关仇恨和安全感的话题中，他也能找到有关悲伤的种子，以证明这些情绪实则是悲伤的奴隶。”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程序是否奴役了我们、使我们远离了真实生活，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们没有在生活，而是活在生活的假象里，只想着如何避免死亡，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对死亡的顶礼膜拜。”在德勒兹和斯宾诺莎之后，我们可以说，Facebook需要精神崩溃的人，就像精神崩溃的人需要Facebook一样。斯宾诺莎的解决方案是：“只有快乐是值得的。快乐长存，并会将我们引至行动和行动所带来的幸福。而悲伤的能量则总是指向无力。这一分析明确无疑，但我们很少会听到德勒兹派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可悲的是，在这一话题下，肯定学说的存在限制了政治主动性。
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的其中一集《碎片》（Smithereens）讲了一个关于有意识的算法操纵导致对碎片化内容上瘾的故事：网约车司机克里斯（Christ）因为在开车时被手机上刷到的狗狗图片分了心，导致女友在车祸中丧生。这件事让他无法释怀，但在负疚自杀前，他绑架了一名“碎片”软件公司的员工并在和“碎片”的CEO 比利·鲍尔（Billy Bauer）的对话中将这个悲剧告诉了他。根据Bustle网的说法，“‘碎片’是Facebook和Twitter的简单结合，比利则是Facebook的CEO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Twitter的CEO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的替身。”在这一集的结尾，故事留下了一点希望，或者说是思考空间：比利·鲍尔承认，即便是他这个网络“上帝”，也被他的员工和股东们对无脑内容的喜好摆布着。“听说你把这玩意设计得很让人上瘾，这样人们就无法将视线移开了。好，你做到了。”
然后就是比利·鲍尔这个看上去“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的CEO的忏悔时间了。在内华达州沙漠里的一处冥想灵修所，他用卫星电话对网约车司机说：“我对你女朋友的事感到很难过，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做这个软件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一切慢慢的变味儿了，你明白么。他们说：
比利，你得不断优化，你得保持用户黏性，得让人上瘾，直到就像吸食可卡因，就跟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样。我们把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有一个部门，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把软件往让人上瘾的方向上微调，他们有快感绩效要求，我也没办法阻止。我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门面而已，我发誓，等回去之后我要马上从“碎片”辞职，我不干了。
个人成长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人投身于正念灵修，有人专注于身材管理，还有人沉溺于致幻药物的使用。到最后，如果一小撮人拥有了这样大的权力——如果他们能通过做出更多更有道德的决定来减少数十亿人的成瘾问题、孤独、困惑和痛苦——这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在《非思想》（Unthought）中，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对无意识认知无法进入有意识内省的过程进行了理论化。我们迫切需要搭建社交媒体理论大厦的积木。海尔斯呼吁从头开始对认知进行再思考——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有时间这样做吗？理论现在正处于一个令人悲伤的局面，因为拼不过与“科学代码化”的时间竞赛。无论我们做的事情算是调研、分析、解构还是批判，所得到的结论都只是对过眼烟云的描述。正是研究行为学的人将海尔斯所谓的“认知无意识”具体化，并将这些知识卖给市场部的程序员和设计师，他们再据此改变用户的行为、观点和价值观模型。海尔斯的理论体系里只涉及物质硬件，没有提及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喜欢和推荐按钮，“只要打开手机，人就成了包括信号塔、光纤电缆和路由器在内的无意识认知组合的一部分。”
有一天，妮娜·抛瓦（Nina Power）在网上因为“站错队”而被网友攻击了。然而，在反思这场攻击时，她产生了一种解放的感觉。她开始
想要尽可能自在且诚恳地对待生活，尽可能地自洽，以减少焦虑、内疚或羞愧，尽量少地沉浸在负面情绪里，或者至少看清这些情绪本身，看清那些想让你产生这些情绪的人的用意，尽可能不被这些情绪操控地自由生活，
……
我必须得说，不再担心别人的评价会让你得到难以置信的自由，不再被负罪感和固定人设束缚而活着，是一种值得自豪的释放。意识到互联网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并且这部分现实也可能只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昙花一现——这让人感到由衷的欣然。
……
我们是有可能过上另一种广阔而难以置信的生活的，不再害怕被谴责，不必再时时焦虑，不必再过那种被欺负，被一些人不惜一切代价隔绝你和自己的真实心意的生活。互联网并不是整个世界！
听说现在的孩子主要通过游戏来与朋友交流。
相约篮球场从来不仅仅是为了比赛，而是为了能和朋友交流，有点大家一起能参与的活动。2019年，这样的情况在虚拟世界也发生了，《堡垒之夜》（Fortnite），《罗布乐思》（Roblox）和《我的世界》（Minecraft）这样的游戏就是大家共同参与的活动。
游戏就是篮球场的演变，是今天的孩子们在虚拟空间里形成友谊的聚集地。《罗布乐思》和《堡垒之夜》打造了真实的虚拟空间，它们比传统游戏更像是现实空间里的活动。与过往快节奏的射击游戏不同，《罗布乐思》和《堡垒之夜》里有大量可供探索、收集的空间可供玩家游逛于其中，于是它们成了最佳社交场所，它们在内容创意和内容消费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还可以教会人们团队协作。
很少看到有孩子从《罗布乐思》和《堡垒之夜》“毕业”后流入传统社交媒体。在3D虚拟世界里长大后，Instagram那只可以滑动的2D屏幕可不那么让人兴奋。
现在的社交媒体仍然有所欠缺。虽然我们有Facebook, KakaoTalk, Twitter和Naver可供交流，但他们都是基于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交流方式。我认为社交媒体下一步的发展将会拓展至体验，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与朋友们相聚。
创作了《堡垒之夜》的Epic Games公司创始人蒂姆·斯维尼（Tim Sweeney）如是说。这是当下最受关注的机遇之一：构建一个可以将人们连接起来并时刻在线交流的虚拟世界。
我们将如何重新设计“社交”，好让那些网络喷子和机器人不会再试图扰乱我们思维和行为？在这个耗时耗力的重塑过程里，我们不可能不考虑“自由”这一因素。这里的“自由”不是右派自由主义者所定义的自由，而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自由，它不仅意味着从操控人的、令人上瘾的软件中解放出来。我们能不能重新考量人工智能和算法，让它们为我们所用，而不是成为欺骗和“教育”我们的压迫性系统？技术性自由是指我们可以关机，但我们渴望的自由是能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让它们殖民我们的内心。愤怒并不能将悲伤抹平。
在这些胡乱的印象里，在除了胡乱别无它求的印象里，我漫不经心地讲述虚实难辨的自传，我那没有生命的历史。这是我的自白，如果在其中我什么都没说，那是因为我无话可说。
数字时代的黎明提供了成为某种东西、任何东西，甚至是不合理的东西的自由。正如惠特曼（Whitman）傲慢的宣言：“我自相矛盾吗？好，那我就自相矛盾吧（我很庞大，我无所不包）。”
数字的诱惑来自两极之间——屈服于疲惫或拥抱多种可能性。有时候，我们可以分裂成多种多样，但这从本质上挑战了我们对自我（身份）的专制管辖。在这些多样性中，我们得以表达最响亮的、从未曾说出口的绝望，哪怕没有听众。但随后，数字化的疲惫缓慢渗透了我们——首先是感官层面，然后是社交层面，最后是基本的哲学层面。这种疲惫不是来自我们所称的多样性，也不是潜伏在周围随时准备羞辱、驯服我们或让我们出局的永远的“他者”。这种疲惫是由于我们对网上所谓多样性的记忆的质疑一点点加深的。
最初，忘却大量事物是一种解放。我们可以同时变得愚蠢、轻浮又好斗。我们可以将诗歌的片段、激进的正治宣言和无人在意的理论统统丢进深渊而不必在意所谓有识别能力的档案管理员会失望。我们为从自己的档案中删除了记忆而兴奋。
但随后，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有关生活、爱、情感、愤怒、绝望、沮丧和失败的数据集合。我们不再是自己的档案管理员，也不再是自己的无正斧主义者。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假装拥有关闭这些玩意的技术性自由——但其实不能。这些失去的有关多样性的记忆，是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本身在低语，疲惫的低语在数字世界中此起彼伏。
我们如何重新获得曾经那么心甘情愿失去的自由？仅仅从算法中逃离并非是一种选择。我们必须拥抱已沦为密集、黑暗的数据包现实(reality of datasets)的我们。我们需要深入挖掘这些关于存在、多样性和自我档案的数据包，我们需要拥抱自我的那种革命性的非理性：它的多样性和多重记忆。对专制的、算法的结构的挑战不能通过将专制的和算法的冲动内在化(internalizing)来完成。无论如何，这个算法逻辑是由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收的大量记忆填充的。只有不断深挖，我们才能勾勒出“疲惫”的诗意和政治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框定了我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算法逻辑。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时候让数字本身也感受到被耗尽的疲惫了。
关于原文
本文选自由荷兰出版社 Valliz Books 出版的书籍《Stuck on the Platform - Reclaiming the Internet》。你可以在 postpost 羊肉胡同店阅读这本书。
关于作者
Geert Lovink（1959年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是网络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的创始所长，该研究所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活动、出版物和公开对话，探索、记录和挖掘新媒体领域的社会经济变革潜力。作为理论家、活动家和网络评论家，Lovink 致力于为塑造网络的发展助力的文化研究和写作。
关于译者
朱文琪，曾长期供职于当代艺术机构，目前是书籍设计师和写作者。
校对与编辑
postpost关注图像与图像批判。通过搭建令人迷惑的、介于商业与艺术边界的感官体验场景，将图像批判的尖刀刺入消费景观的皮下，将自身与观众卷入一场反思与购买的狂欢。“激进左派应该出现在市场里，不是街头，不是学院或者美术馆“
postpost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羊肉胡同58号和朝阳区幸福三村五巷，贩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材料与物：可供思考的，可供阅读的，可供穿戴的，可供使用的，和可供饮用的。
如果你愿意支持译者、作者和「海贼文件夹」，欢迎你点击以下小程序、文末“阅读原文”购买，或者实体空间购买，感谢你的支持！
实体空间
postpost 羊肉胡同
北京市西城区羊肉胡同58号
postpost 幸福三村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幸福三村五巷
线上店铺
淘宝店铺
postpost
微信小程序
postpost商店
客服微信
studio3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