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开放校园。彼时起，针对大学是否开放、怎么开放的问题，社会各方争论不休。直到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通知称，自2024年1月1日起，将开通社会人员线上自行登记入校系统。高校开放的问题再次被推向公众视野。我认为，大学围墙要拆，关键在于怎么拆。不能将围墙全拆了，更不能一拆了之。围墙要拆。好的大学是“社会大学”，无论是让社会大众享受大学资源，实现其“大学化”；还是给学生打开观察社会的窗户，使其走向“社会化”，与社会良性互动都是大学的应有之义。疫情期间，大学因现实情况不得不封闭，但从中能够窥见一些不便。2021年9月，我初升大学，与父亲一同跨越了1700多公里从家乡来到广州。当时家长无法入校，父亲每一次前来看我，都是隔门等待，遥望校园。两年后，类似的故事再次上演。2023年9月，我在一家报社实习，期间一位读者来电表示，30年前他曾在该报发过一篇文章，最近家中样报不慎遗失。因不便入校，只得委托报社实习生在大学图书馆帮忙查找。所幸，2023年11月，我所在的高校向社会人员开放，大学的景观与资源能够服务公众，校园也多了些新鲜气。大学是资源聚宝盆、是思想高台，开放意味着资源与思想的流动，更多人能够在这种流动中拓宽视野、催生可能。同时，作为高校学生，我也理解反对的声音。反对方认为，开放对校园秩序存在威胁。的确，大学虽有社会服务职能，但其本位职能是教育科研。对公众而言，校园是偶尔来学习、参观，或健身、溜娃的场所。但对学生和老师而言，校园是他们日夜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大学先是学生的大学，才是社会的大学。在承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先服务学生和老师。因此，如何在开放之后，保证资源不被过度挤压，维持正常的校园秩序，是对管理智慧提出的挑战。在这一维度上，开放校园应有更加明确的操作性，寻求“公与私”的平衡，不能把围墙全拆了，更不能一拆了之。具体来说，大学校门可以开放，但要据情况实行预约和分流，同时明确对社会人员的管理办法。对于校内区域，要因地制宜决定是否开放。部分区域要限制进入，例如宿舍属于学生们的私人区域，围墙不能拆。有声音表示，以历史经验和国外经验来看，大学应不设限、随意出入。经验固然重要，但时代变化了，情况不同了，不能对开放后的样貌停留在诗意的想象中。资源是有限的，围墙全拆对大部分学校不太现实。并且，不完全开放不是“防”，而是“疏”。在保证内部秩序的前提下，大学才能最大化服务公众。（文/张烨静 暨南大学 指导老师：马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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