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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丽都岛上的璀璨星光与豪华片单，今年的评委会主席，《寄生虫》导演奉俊昊，也给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节带来了一点变化——展映影片除了带有标准意大利语字幕外，还搭配了一台显示英语字幕的字幕机。今年几乎所有的主竞赛单元电影，包括英语电影，都有英文字幕。画面下方附上两条中英字幕，以便理解台词，对于咱们内地观众来说，是最寻常的事情。但在威尼斯，这一行英文字幕，却引发了争议。简单来说，就是Variety（《综艺》）杂志的首席影评人Owen Gleiberman，提出了颇具代表性的反对观点。他认为这一英寸的字幕一旦出现在银幕下方，就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分心”，分散了对电影本身的注意力。在2020年凭《寄生虫》拿下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时，他就为非英语电影的国际传播，发出“一旦你克服了一英寸高的字幕障碍，你就能领略到更多精彩电影”的高呼。这番言论，也在今年奉俊昊担任威尼斯主竞赛单元主席后落地开花。接受“一英寸高的字幕”难道不是再容易不过，且益处多多的事儿吗？反对者又为何抗拒？以奉俊昊为代表的推广者又为何一定要力排众议，推进这一英寸的变革呢？面对这项争议，我们最感兴趣的，或许不是立刻为奉俊昊站队，而是提出发自灵魂的疑问——“什么？现在威尼斯电影节才配上英文字幕？那些英文不好，意大利语不好的观众，之前都是怎么看电影的？戛纳、柏林这些电影节，都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英文字幕在三大电影节成为标配，还真是比我们想象得要晚，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以前的三大电影节，能有英文字幕待遇的，只有非英文电影，英文片则默认无字幕。以法国人的戛纳电影节为例，现在的基本规律是配英语或法语字幕；如果电影本身语言这两种都不属于，就会配英法双语字幕。这也导致了问题，如果碰上韩日片，两行字幕再加上本国自带的字幕，就是三行，有时确实会影响观感。常年游走三大电影节的影评人就表示，直到像《透纳先生》这类语言为英语，但口音艰涩难理解的英文片频频出现，电影节才意识到英文字幕对于理解英文电影的重要性。后来，戛纳电影节才慢慢给部分带口音的英文片加上字幕（比如说肯·洛奇的电影），但仍有部分英文片没有英文字幕。威尼斯电影节从今年才开始全面给英语电影配英语字幕，即在每部影片都会内嵌有意大利语字幕的情况下，会另配一台字幕机，显示英语字幕。
虽说组委会曾表示这一举措自2018年起就开始实施，但到今年，英语字幕量才大幅提升。今年的全部主竞赛影片（包括英语片）和其它主要英语片都配有英语字幕，仅《沙丘》除外。威尼斯电影节这一次的“小改变”，其实获得了不少认同。威尼斯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就提到了英语字幕对于理解电影的帮助。因为“有些电影的英语对白，可能是俚语或带有特殊口音，尤其是那些美国独立电影。如果你不能完美地掌握英语，就会很难理解它们。”主竞赛影片《蒙娜丽莎与血月亮》的导演安娜·莉莉·阿米普尔也提出视觉上可阅读的字幕，对听力障碍者的益处。因她本人有30%的听力损失，即便作为一个美国导演，英语字幕对她来说也很有用，能够更好地理解影片。这两点就指出了字幕的关键作用——牺牲一点对画面的注意力，在字幕的帮助下，让跨文化者和生理障碍者更加便捷地观看电影。《综艺》杂志影评人对英文字幕的反抗，其实也是从“看电影”的精神出发。一旦加上字幕，确实会忍不住分神阅读再理解，这时，你对电影的声画系统的关注也会收到干扰，可能遗漏画面和声音上的不少细节。就观影的便利性来说，字幕也是一个“分神”的玩意儿。就像中国儿童和家长看动画片，普遍更青睐国语配音版。没有字幕，直接听，大人小孩都省心。
除了这帮精英对于所谓“电影本体美学”的坚守，“无字幕”的偏好和北美观众日常的影视观赏习惯有关。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剧、DVD电影以及影院的英语片都默认没有字幕。但在影院售票时，会标注Closed caption available（可用的字幕），让听障人士选择专门的CC字幕眼镜。外语片则会根据情况，或配音，或附上贴片字幕。因此，美国影院并非没有字幕，而是有选择地提供字幕。但总体还是形成了美国观众观看影视剧时，不愿意阅读字幕的观影习惯。“没必要，且不愿意看字幕”的性格背后，也反映了美国电影工业在世界电影中的强势地位。戛纳电影节前总监吉尔·雅各布，在谈及戛纳与好莱坞关系时曾表示：“戛纳和好莱坞之间的问题，是我们不说同一种语言。而更大的问题是，戛纳更需要好莱坞。法国发明了电影，美国把它变成了娱乐和工业。”拒绝一英寸的字幕的权力，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大电影工业所携带的优势。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自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电影人，出于各种原因，都愿意背井离乡，跑来好莱坞拍英语片发展事业。不论东方的李安、温子仁，与“墨西哥三杰”（吉尔莫·德尔·托罗、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阿方索·卡隆）；哪怕是奉俊昊，在凭借韩语电影《寄生虫》，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创下非英语电影首获此奖项的纪录前，也需要在《雪国列车》《玉子》这样的好莱坞英语片中历练一番。在文化和工业的染缸里泡一泡，才能挣得游戏的入场券。工业的强大，不仅指向那些用超前的特效和大把美钞所制造的巨片。人才吸纳与文化融合的能力，就在另一个层面丰富了美国电影的多样性，观众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也确实没有多少必要忍受着字幕，去看外语片了。而这也是奉俊昊推进一英寸英文字幕的最大动力，即为非英语电影，争取更多观众，尤其是北美的主流观众。字幕问题也和配音紧密相关。在欧美地区，如果条件允许，更多观众会青睐配音译制。译制片曾经也是中国内地观众观看外国电影的主流方式。后来，则因互联网的兴起以及配音观念的更新等诸多因素，字幕与更为自然的配音方式成为主流。而从前带有播音腔和舞台腔的译制片风格，也成为“时代的眼泪”，一去不复返了。国家的文化保护政策与人民的文化偏好，也会影响具体使用哪种本地化工具（字幕或配音）。小小的“字幕”，也是宏观文化政策的发力对象。印度的一项调查指出，全国约有2亿印度人通过字幕 "读片"提高了语言技能。冰岛政府对那些大量既没有冰岛语字幕也没有配音的外国电影感到担忧。除却文化和工业上的影响，英文语言系统特性的因素也塑造着观众的观影习惯。单论文字阅读效率而言，英文作为表音文字，从音到义的转换处理，就比中文这样的表义文字更复杂。再加上，英语是线性文字，单词较长，对视野有较高要求，在人类有限视野宽度内，想提高识别效率有点难。也就是说，英文的结构影响了其信息识别效率。而这也给字幕翻译带来了挑战。成年观众的阅读速度为平均每秒15-17个字符，这就要求电影字幕在翻译台词时，既要在形式上贴合以上要求，也需要在文化上，提炼核心内容，在逻辑连贯、语义准确的前提下，体现出目标语言的文化元素。因此，一个好的字幕翻译，不亚于一次台词的再创作。以《寄生虫》在北美的票房成功为例，它的字幕就非常简洁，文脉上传达的要点准确无误。例如，将“可可聊天”转换成英语圈熟悉的聊天工具“WhatsApp”，使英语圈的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到台词的含义。这也得益于字幕翻译者之一达西·帕奎特的帮助。这位热爱韩国电影的美国影评人，在翻译台词时，苦心思考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单词，多方研究如何才能更自然地用英语表达，让其接近英文的本能感觉。而在一些视频网站上，也会出现一些“直译”所造成的“奇观”。有网友吐槽，日本动漫配上不加雕琢的英文字幕，可能半个屏幕都被填满。美国人不爱字幕是一方面，咱们中国观众离开字幕就听不清台词的“症状”也非常明显。不说外国片配字幕才能看得懂的刚需，遍览国内的影视剧、综艺，这些说着中国话的作品，几乎都会配上字幕。一谈起这个现象，当仁不让的，就是一通对台词技艺不精，靠配音补救的“演员”的嘲讽。以法国为例，电影表演部分，演员在念白时，也会配有专业的对白教练，吐词不清的问题，会在这一步被解决，实在不行，才会选择配音。但以内地大量“演员”的情况来说，没有中文字幕，很多人的台词我们是真的听不清。对比老一辈的实力演员，影视剧不带字幕，我们也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统一的字幕也方便少数民族以及讲方言的人民更好的理解电视电影里的内容。反例就是以陕西方言为主的《白鹿原》，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时，就曾因无普通话字幕，睡倒一片听不懂口音的电影媒体同仁。除了口音问题和中文的同音多字现象，很多时候，中国电影的台词本身，就是观众理解、品味的对象。阅读字幕时观看的重要一环，甚至有了字幕，才能更好感受电影。中国观众的一大爱好便是将影视剧作为新型“载道”工具，借由“金句台词”理解作品。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审美习惯，媒体的“金句”宣传方式也延续了这个循环。鉴于历史、古装题材在中国的繁荣，字幕也是观众在画面之外，理解电影是重要元素。
一个颇为“极端”的例子便说明了字幕对于理解的重要性。不少中国影评人感慨侯孝贤导演的武侠片《刺客聂隐娘》，在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上的失利，源自西方人对于东方哲学的文化隔阂。但据不少媒体人透露，在戛纳的首映场上，看不懂的不光是外国人，在情节较弱的情况下，不少中国观众也难以理解片中大量的文言文对白，需要借助英文字幕才能看懂。
但从具体情况来看，字幕的重要性也跟媒介形态有着较大关系。
电视剧的台词从质到量，都比电影中的台词更为重要。“听得清、听得懂”的要求甚至高过对画面的要求，因此字幕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对电影来说，字幕属于理解的辅助工具。好电影的魅力，来自剧本、场面调度、演员表演的综合力量。能准确快速地看懂字幕固然更好，但就算不能完全看明白，也能从在具有通识性的电影语言与电影情境中“感受”电影、理解电影。就算听不懂《刺客聂隐娘》的每一句台词，依然能感受到电影的情感与意境，依然不妨碍它是一部好电影的事实。
话说回来，奉俊昊捍卫的一英寸字幕，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观众选择的权利。有看或不看的自由，就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