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民族文化为中心来看待疆土之外区域或国家的发展，通常是所谓“先进”文化主体的一种偏见心态，构成了他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本无优劣之分，却有差异之别，在社会演变中成为区别文化主体所处的状态是“进步”还是“落后”的一个重要尺度。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不见得文化就一定优越于文明程度低的国家。然而，当与境外他种族或他民族相遇时，前者必会以本族的文化惯例与生活方式来衡量所接触到的异族文化，给后者的文化贴上“野蛮”或“落后”的标签，往往以后者文化的“低劣”来凸显自己文化的“优越”。文化中心主义几乎成为文明程度较高国家的文化主体在与他文化接触时一种源于对自身文化自豪的本能反应。从理论上讲，文化中心主义是以我为轴心来判断其他文化的好恶。从实践角度讲，文化中心主义是以本国或本民族文化为标准来改造或教化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不管后者愿意与否。在这个方面，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强烈。在历史上很长时期，“西方”主要是指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大国。它们在物质文明与思想意识上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边，其主体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感自然随之骤升。这种倾向在世界进入现代历史时期之后欧洲人撰写的关于异族或异域的文字中体现出来，构建了在文化上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他者”形象。这是欧洲人看待异域文化的一个传统，根深蒂固，很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本源上讲，美国是欧洲文明向外扩张的产物，即使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依然会与欧洲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欧洲文化精英从一开始就不认同美国文化，在欧洲居于世界中心位置时期尤甚。“美洲退化论”是文化中心主义在启蒙时期的极端体现，对欧洲人的美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利坚合众国正是在这种理论风靡欧洲之时宣告成立的，欧洲精英看待这个新国家时势必会打上“退化”的烙印，试图构建一个在文化上与欧洲对立的“他者”形象。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总是在与“他者”比较中获得发展的，欧洲人接触外部世界越频繁，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就会越强烈。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之后，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迅速发酵，成为欧洲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不仅是欧洲人的一种认知观念和文化偏好，而且是欧洲人把自身文明传播或强加给非欧洲世界的理论指导。在欧洲人看来，他们的文化偏好、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最为优越，包含着“普世”的蕴意，能够成为其他地区走向进步的“指路星辰”。美国学者小查尔斯·奥泽认为，欧洲中心论是欧洲构成世界中心的认知，使“欧洲及其民族特别被赋予征服世界的权力，这是普世主义进化学说的组成部分。这套信条与欧洲启蒙运动具有现代主义理性之特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终发展完全保持一致”。因此，“普世性”成为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实质所在。其实，当两种不同文明发生相遇时，文化上的影响或作用总是相互的。尽管“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前者也会从与后者的接触中吸取到有益于自身发展的东西，后者不会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前者输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这是不同文化接触时正常交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进步正是有赖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包含本大陆文明的“普世性”，让文化“双向”交流变成了“单一”流动，表现为欧洲一切都是优越的，其他地区则是相反或在想象中成为衬托欧洲优越的“他者”。欧洲对美洲“他者”形象的构建，正是体现了欧洲人在文化中心主义前提之下对美洲带有偏见的认知。美洲自然环境的恶劣和土著人的野蛮低劣主导了欧洲人的美洲观，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这种认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些启蒙思想家弘扬“理性”与“文明”，但使之得以彰显须有“非理性”与“野蛮”作为衬托。大洋彼岸的美洲成为凸显欧洲“理性时代”的一面镜子。只有把“新大陆”贬得一文不值，才能凸显出“旧世界”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目的是为“理性”战胜“野蛮”寻求解释框架。在启蒙运动时期，“退化论”对欧洲人的美洲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命题的提出与法国大学者布丰伯爵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学者把布丰说成是“美洲退化论”的始作俑者。如果从构建一种理论体系来讲，他们的观点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布丰无疑是系统阐述“美洲退化论”的第一人。其实，“美洲退化”命题并不是布丰首创，在布丰之前一些到美洲考察的欧洲人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布丰只是吸取了他们对美洲描述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将他们的观点加以综合，用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这个命题纳入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之内。因此，尽管“美洲退化论”与布丰的大名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布丰“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布丰的学术地位在他所处的时代很少有学者能够匹敌，他所著数十卷的《自然史》对开启民智所起的作用的确非同小可，但布丰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与启蒙时代的很多名人一样，是个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者。他的“美洲退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与旧世界动物相比，新大陆特有的动物体型都比较小；其次，与旧世界的相同动物比较，新大陆的动物无一不显得矮小；再次，与欧洲相比，美洲四足动物种类的数量之少显得与其陆地面积之大不成比例；最后，美洲印第安人表现出明显的“退化”特征，他们与“四足动物”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当新大陆的所有动物出现“退化”时，土著人自然也概莫能外。布丰在《自然史》中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自然环境的不同会造成生物种类的差异性，也会对生活在其中之人的特性和生活方式产生很大影响，这种结论已经得到了无数事实的证实，即使在今天也无人对此提出质疑。布丰作为一个颇负盛名的科学家，对美洲动物特性和气候环境等的描述，当然不会是信口开河，很多描述与当时美洲的实际状况相差也不是“万里”，这是布丰本人至今依然具有影响的主要原因。然而，布丰却是站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用这些所谓的“事实”构筑起了一个复杂的理论框架，用“美洲退化”解释了新大陆与旧世界相比呈现出来的差异性，树立起了一个与文明欧洲对立的低劣“他者”。当英属十三个殖民地宣布独立并组建为一个主权国家时，“退化论”成为欧洲精英抨击这个新国家文化的根源。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可谓是影响广泛。尽管有的欧洲学者对“退化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的批评很快就淹没在学界对这种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有些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者没有停留在布丰的原点上，而是把“美洲退化”的涵盖面加以扩大，在内容上更是走到了极端，使之更加完善，对美洲的本质给予全面否定，把矛头指向生活在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其中包括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美利坚人。欧洲移民后裔是否像土著人那样会发生“退化”，在启蒙运动时期存在不同的看法。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彼特·卡尔姆在1753年出版的《北美游记》中以对费城的详细观察，记录了他关于“美洲退化”的几个重要观点，其中包括生活在费城的白人移民后裔在体质和智力上发生了“退化”。布丰不赞成卡尔姆把“退化”加在欧洲移民后裔身上的做法，认为欧洲移民后裔不仅不会“退化”，反而会改善新大陆不利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者，布丰不仅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把“退化”强加到与他本人同根同源的欧洲移民后裔身上，而且还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扭转新大陆“退化”趋势的责任。从欧洲输入美洲的动物会出现“退化”，但定居在相同自然条件下的欧洲后裔却能够改造恶劣的环境，如果把人作为一个动物种类的话，这在逻辑上讲明显是个悖论。荷兰学者科内利乌斯·德波在阐述“美洲退化”时突破了布丰设置的底线，把欧洲移民后裔也包括在“退化”对象范围之内。他言之凿凿地得出结论说，欧洲移民后裔到了第四代和第五代时，与“欧洲人相比天赋更少，更缺乏获取知识的能力”。德波在他撰写的书中对欧洲移民后裔的“退化”表现进行了详细描述。他从引进动物“退化”中推论出欧洲移民后裔发生“退化”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宣称欧洲移民后裔不可能超越新大陆“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的“退化”，一方面更能证明美洲自然环境的缺陷对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其体质和智力向着更低层面蜕变；另一方面，给本土欧洲人提供了一幅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大洋彼岸大陆的恐怖，使那些本来打算移民于美洲的欧洲人望而却步。布丰本人对德波扭曲他的理论非常生气，曾撰文予以批评，但为时已晚。他的“美洲退化论”已被德波“政治化”，借以阻止欧洲移民前往已经独立的美国。法国学者纪尧姆—托马·雷纳尔在论及“美洲退化”上，丝毫不亚于布丰与德波等人，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雷纳尔看来，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美洲的动物与人发生“退化”是一种很难扭转的趋势，这是“气候的法则”。言外之意，离开本土而迁徙到异国他乡的动物与人，一旦失去多少代已经适应的气候等自然条件，必然会出现不适应，生命机体会发生“退化”。他以英属北美殖民地白人移民后裔为例来说明退化“铁律”。在他看来，受自然界法则的制约，白人移民后裔像印第安人一样表现出“退化”的特性。他们“尽管自出生以来就习惯了美洲的气候，但在干活时不像欧洲人那样强壮有力，在战斗中不像欧洲人那样灵活敏捷。也就是说，教育未能使他们健全，或者说大自然使他们屏弱。在这种异国的天空之下，他们的心智就像他们的身体一样失去了活力”。有了这个铺垫之后，雷纳尔紧接着说出了一段在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话语，宣称：“美利坚尚未产生出一个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熟练的技师，在任何艺术或科学领域没有一个天才。他们在每个方面几乎处处都表现出了某种天赋，但无论如何却没有一个著名的天才。他们先于我们早熟和成熟，当我们达到智力的全面开发时，他们却远远地落在后面。”雷纳尔的这段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却成为他说明美利坚人和随后的美国人发生“退化”的著名论断。德波与雷纳尔发展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把欧洲移民后裔也包括进来。杰斐逊对此评论说，布丰从来没有直言美洲的白人发生“退化”，他“的确只余一步之遥了，但他停在这里。唯独雷纳尔神父迈出了这一步”。杰斐逊这里提及雷纳尔对“退化论”的发展，原因主要在于雷纳尔的著述在欧洲流传十分广泛，对欧洲人确立美利坚人的负面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夕，富兰克林在英国议会遭到英国绅士的蔑视就是一个例子。据富兰克林写的一份报告称，他在英国上议院集会期间，“受到了大臣们的嫌恶，他们对美洲人的勇气、宗教和理解力有许多卑鄙的看法。按照他们的看法，我们被极为轻蔑地视为人类中的最低劣者，差不多是不同于英国英格兰人的种族”。这种屈辱的经历让对美利坚民族有着极强自豪感的富兰克林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当富兰克林向英国议会提交了北美殖民地的请愿书后，遭到了英国议会的断然否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议员们对美利坚人怀有“不屑一顾”的看法。据富兰克林讲，一位他忘掉姓名的英国将军大言不惭地宣称，美利坚人“从来没有体验到勇敢的感觉。美利坚人被理解为某种野蛮的低等生物。英国议会认为，这种动物提交的请愿书不适合在如此明智的立法机构被接受和宣读”。这些英国贵族对美利坚人的看法显然受到“美洲退化论”的影响。他们对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尚且如此，对整体上的美利坚人更是极端蔑视了。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很多欧洲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或独立后的美国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受“美洲退化论”的影响，满以为生活在美洲任何地方的人即使不是野蛮人，也是在文化上缺乏教养的人。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欧洲人后裔与文明相隔数千英里，体质上早就发生了“退化”，与纯正的欧洲白人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据记载，英国雇用的德国黑森地区士兵1776年到达纽约之后竟然惊讶地发现，新大陆怎么还有很多与欧洲人完全相同的白人。由此可见，欧洲人对美洲或美国的了解完全停留在虚拟的想象层面。美国革命之后，这个以“自由”“共和”立国的新国家改变了欧洲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看法，其中包括雷纳尔在内，但“美洲退化论”依然在欧洲社会很有市场，这也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那一代人大张旗鼓地反驳这种似乎不值一驳之理论的主要原因。在“美洲退化论”风行于欧洲学界和社会时，一些欧洲精英眼中属于“蛮荒之地”的大西洋彼岸却正在发生一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革命。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脱离母国独立，向世人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这个新国家出现在欧洲人眼中的“退化”之洲，的确改变了很多欧洲精英对北美欧洲移民后裔的看法。但是，这种理论包含的欧洲文明优越倾向却在欧洲精英的脑海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致使从一开始这个新国家在文明程度或文化上就成为他们不屑一顾的对象。这种把美国视为无“文化”之国度的思维方式，正是“美洲退化论”遗留下来的“余音”，也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新表现。“美洲退化论”在19世纪已被事实证明与美洲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但在欧洲社会依然广有市场，深得对美国抱有文化偏见的欧洲人的推崇。普鲁士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对美洲的描述在欧洲社会影响较大。他在19世纪2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谈到，布丰关于“美洲退化”的理论很受欧洲人的青睐，极易在欧洲社会和学界传播，原因在于这种理论“满足了欧洲人的自傲”。洪堡从美洲考察回来撰写的文字是对“美洲退化论”的有力反驳，但丝毫改变不了欧洲精英对美洲或美国抱有的偏执之见，有些欧洲精英依然以这种理论来批评美国。1832年10月，奥地利著名诗人尼古劳斯·莱瑙访问了美国，本想在这个自由的国度寻求创作的灵感，结果却是大失所望。莱瑙在美国东部度过了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自认为领略了这里恶劣的气候和粗暴的民族。在他看来，美国人像原始人一样缺乏勇气和力量，体质很弱，很顺从，非常让人讨厌。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布丰认为“美洲人和动物一代代地在衰退，他是正确的。我在这里尚未见到一只猛狗、一匹烈马或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大自然十分缺乏活力。连一只夜莺也看不见，根本就不存在着鸣鸟”。莱瑙是个自由主义者，对以“自由”立国的美国本无多大反感，但这次美国之行却改变了他对美国以及美国人的看法。虽然莱瑙所发议论是他亲临美国考察之所得，但他对美国的描述及得出的结论不见得与实际相符，显然是他脑海中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所致。欧洲文化保守人士对美国的偏见更大。19世纪上半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当美洲与旧世界进行比较时，“美洲退化”这种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美洲总是向欧洲人展现出了低劣和野蛮的特性。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美洲）野蛮人不是原始人，就像南美洲的野狗不是狗的原型一样；然而，狗只是跑到荒野的狗，人是变成野蛮的人，一些来自文明种族的人的后裔在这里误入歧途，偏离正轨，他们不再能够保持他们的文明。”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对欧洲精英以“退化”来贬抑新兴的美国非常生气，决定亲自访问欧洲，让这些衣冠楚楚的欧洲精英们见识一下他们眼中已经“退化”之种族的面貌。欧文是个富有激情的爱国主义者，对欧洲文化的批评毫不留情，词锋犀利，赴欧目的不仅是要还美国之“清白”，而且还要证明美国人在文化特性上的无比优越。这也足见当时欧洲社会对美国抱有的文化偏见有多么深。德波与雷纳尔认为美洲不会产生对人类文明进程具有影响的人物，原因主要是欧洲移民后裔在“智力”上发生“退化”。这种看法影响了欧洲精英早期的美国观。英国学者亚当·西伯特1820年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谴责说，美国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甚微，没有像欧洲古老文明国家那样天才人物辈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西伯特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欧洲精英用来指责美国时所引用的“经典”。早期的美国人常常以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为实例来反驳欧洲精英关于美国的文化土壤培育不出伟大人物之论调。针对美国人的反驳，欧洲精英们通常持两种观点：一是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主要受英国文化的影响；二是与欧洲的“伟人”相比，他们还相距甚远。1818年，英国著名诗人济慈给移民到美国不久的两个兄弟写了封信，宣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其最伟大的人物是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但他们从未做“发展人类智力”之事。如果连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杰出的历史人物尚不能与欧洲伟人比肩，那么其他对美国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在欧洲精英的眼中，所谓的美国伟人缺乏这种“崇高”乃是其肤浅文化使然，非个人之力所能为。因此。在美国立国后很长时期，欧洲精英对这个新国家的抨击主要集中在文化上，以“无文化”或“低劣文化”来评判美国，美国在文化上的“他者”形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被虚构出来的。
自哥伦布远航新大陆以来，美洲在很长时间内总是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在欧洲人的脑海之中。这种欧“优”美“劣”最初只是具有很强文化优越感的欧洲人自觉选择的一种倾向，但是，随着欧洲中心地位的日益强化，逐渐演变为欧洲精英通过文本叙述构建的一套相关话语体系，美洲“他者”的角色被理论化或模式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的脑海中，美洲既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实体存在，更多的又是一种虚拟的符号标记，象征着与文明难以相容的未开化地区。从对大量相关资料的释读中可以看出，欧洲许多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中构建美洲形象的，即使是那些有机会到美洲生活或考察或观光的欧洲人，也不可避免地通过文本叙事展现出新大陆与欧洲文明的对立。这种对美洲的想象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为加剧，美洲成为很多启蒙思想家弘扬欧洲文明优越的“他者”，被想象为是一个很难为“文明”所容忍的“邪恶”大陆，在各个方面都充斥着与“理性”对立的不可思议之异常怪状。这种虚拟出的美洲形象与现实相距甚远，却为欧洲上层人士津津乐道，满足了他们对本大陆文明优越的自负和自恋心态，对大众认识美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精英构建美洲形象的主流，那些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家涉及美洲时大多难以独善其身，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洲描述为“低劣”，以便作为其所构建的理论能够在国人中间引起强烈共鸣的最好注脚。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奠定了早期欧洲精英认识美国的基础，他们对这个新国家文化的贬抑与抨击，正是为了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以此维护欧洲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心地位。
美国与欧洲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北美形成的美利坚文化中无疑包含着欧洲文化在新大陆的延续，然而更多的内容却体现出对欧洲文化的反叛和与之对立。欧洲人大多对这个新独立国家缺乏真实的了解，自傲的心态往往让他们对美国文化不屑一顾。美国是个新国家，处处体现出了“新”，展现出了富有活力的新气象、新观念和新生活，犹如在一张白纸上可以绘出新的图画。已经归化的法国移民约翰·克雷弗克把美国人称为“新人”，生活在“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之下。“新”是美国所展现出来的特征，绝大多数美国人以此为豪。然而，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新”却代表着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就是缺乏欧洲精英界定的文化内涵。法国沙特吕侯爵在美国革命期间作为法军一名军官到过美国，对共和体制充满着热情，称赞有加，但他却断然否认在美国可能会出现优雅的文化生活，以厌恶的眼光观察到美国生活的平庸粗俗。他的结论是，这个新国家将永远缺乏文化修养。这种看法在欧洲精英阶层很有代表性。欧洲自由主义者支持美国的共和事业是出于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敌视，并不等于认同美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那些右翼欧洲文化精英更是对美国文化极尽大张挞伐之能事。这是启蒙时代及其之后很多欧洲精英看待美国的一个明显特征。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欧洲精英这种对美国的认知，恰恰来自他们脑海中早已形成的旧世界与新大陆互为对立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