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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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中国人的自私源于权利的匮乏

本文写于1935年,原文标题《中国人的病》,作者沈从文: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代表作《边城》《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与鲁迅批判国民性的观点完全相反,沈从文认为,国民的自私根性源于这个国家掌权者的无能,国家体制的崩坏;更源于我们依然遵守着几千年的儒家传统等级秩序,毫不尊重人权,只要求人民尽义务。批判国民性是对普通人民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从未享受过身为公民的权利。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事实上国民毛病再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12月15日 上午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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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学系学生2024寒假书单

本书单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团委学术学业发展部提供中国古代史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出版社,2015。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23年。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上海三联书店,2019。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又上海三联书店,2022。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邓小南:《祖宗之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美]伊佩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姚大力:《天马南牧》,长春出版社,2005。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中国近现代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任一版本。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牛贯杰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可看英文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罗尔纲全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姜
2月4日 上午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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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性骚扰的实证研究:以 129 名女研究生为对象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摘要长期潜在蔓延却“隐”而不发的高校性骚扰独具特色,危害深远,是为一类特殊的性骚扰,其中女研究生又是遭受性骚扰的重灾区。文章尝试提炼归纳高校性骚扰典型特征,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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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女生”完败于上野千鹤子?

新蕾出版社其他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或
202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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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卷到超出你的想象!

文/纽约君微信号:nycmaster提起“爱国主义教育”,许多人就觉得这是中国的特色;认为西方国家只强调个人和自由,不强调集体。其实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真的一点儿也不少,并且是爱国主义教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先说个场面最震撼的——美国的国歌和国旗。当《星条旗永不落》的曲子一响起,美国人不管在啥,都会停下来;一边庄重地聆听,一边把右手放到心口处。记得上次,我去美国某地举办的嘉年华。早上刚排长队入场,饥饿的人都跑去小摊买早餐。这时候,大喇叭放起了国歌。说时迟那时快,每个人瞬间冻结。甭管你是在干什么。吃汉堡的也不咬了,拿着火鸡腿啃的,鸡腿也不香了,哄孩子的也把孩子放下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腰板也突然直挺了。每个人原地静止,捂着心脏,微微低头,嘴角颤动,跟着唱起来。这就是规矩:每天营业前,全场人要唱国歌、行礼,再开启一天的活动。唱完国歌,还有一个环节,就是鼓掌和欢呼,好像刚参加了一场毕业典礼,或者跨年晚会。你能从脸上的微表情看出每个人的激动,欣喜,打心眼里的敬畏之情。说真的,我还以为许多人会不屑、轻蔑地撇过脸去,开始批评政府。我当时心里是不服气的:开玩笑吗?美国人?爱什么国?2016年里约奥运会,美国体操名将道格拉斯被骂“不爱国”,就因为她在颁奖仪式上,在升国旗的过程中,没有像其他队友一样把手放在胸前。美国人气坏了:“是国家给了你参赛的机会,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向国旗致敬。”“这是大不敬!”美国还是最爱到处插国旗的国家。家里来一个,车上来一个。院子里是这样的:T恤衫,披风,浴巾,耳环,套装,款式要啥有啥。还有桌布、餐具、鼠标垫、钥匙链、漱口杯、本子……甚至充满了味道。咱们在国内看到的国旗,都是正常尺寸的,学校操场升国旗那种大小。但美国国旗可以无限放大。旗之大,大到一屋放不下。一卡车也放不下。球场被“切割”了一部分。大厦也沉了几分。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多少被车店、商业中心门口飘扬的这块大布惊呆过。美国中学生升国旗,是这样的……Quora论坛上,有人:“美国人为啥对国旗这么上瘾呢?”美国人回答:“对我来说,是为了荣耀和尊重。”有的骄傲之情溢出屏幕:“因为这是最漂亮的国旗。”有的给出教科书般正统的回答:“国旗的意义可比随便一块布料深刻多了,它代表着为这个国家独立和昌盛而奋斗的人。”“我们美国仅有240年的历史,但我们需要反复提醒自己,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高举旗帜,振臂疾呼。”一名击剑运动员:“国旗就是我的代表,也是所有美国人的代表。”一名退役美国老兵,读了有人烧国旗的新闻,气愤地说:“以前,每次节假日,我都会把国旗挂出来。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直挂着国旗。”怎么样,很难想象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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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 | 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与此同时,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颠覆精英文化,提倡文本化的历史研究,对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范式产生巨大冲击,新文化史随之兴起,并成为一股充满活力、景象万千的史学潮流。后现代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破”大于“立”,且重理论轻实践,而新文化史作为后现代的“天然盟友”更重视史学实践与建设,在多个研究领域开花结果,可谓后现代破坏到哪里,新文化史就建设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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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书是被糟糕翻译“毁掉”的好书经典+社科译者黑名单

这些年被奇葩翻译坑过不少次,其他领域不太了解,社科领域绝对是翻译的重灾区,外译汉的社科阅读史,有一小半也是和奇葩翻译战斗的血泪史……不过也要感谢Ta们,正是Ta们的坑害,让我们下定了学好英语的决心……因为那些坑过我的那些书年代久远,也不在手边,就给出国内众多读者总结的“译者黑名单”吧,里面不少书不少人,也坑过我——前方高能预警,读者见之绕行!近三十年来,翻译界无大家,翻译遂成为了一门专业技术,“google体“、“金山体”屡出不穷。更有甚者,某出版社重译名著,人手一本,分工合作,重视效率,考虑收益。某译者短短四年翻译覆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心灵鸡汤学等多种学科的23本书。翻译之粗制滥造可见一斑。诘屈聱牙、晦涩不通、行文不畅、不知所云……名著就是这样被糟蹋成垃圾,豆瓣评星时让人十分犹豫,不知道该将五星评给作者还是将一星评给译者。名著被糟蹋成垃圾,比读一本烂书更为难受!那些传说中被翻译玩坏的好书1.《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年版)作者:哈耶克译者:王明毅豆瓣评分:8.9此本译作存在的问题如下:一、译者过多,翻译之大忌讳。二、欧式句太多,行文不流畅。翻译有两大方法论派别,一为直译,或称硬译,另一则为意译。直译力求尽量贴近原文风格和行文逻辑,追求一个“真”字;而意译则追求一个“雅”字。很遗憾的是,这个译本是很典型的欲追求“真”字却没有把握好方向的失败译作。所谓欧式句即是那种按照英文逻辑翻译过来的中文句子,这样的句子看着全是中文,但却读不通读不懂读不下,造成“三不”现象,是翻译之中的大忌。很多初次读本书的朋友都说读不懂的原因即在于此。哈耶克的原著行文逻辑清晰,用词简单,句式也不复杂,深奥的是其思想,但结果翻译出来之后就变得晦涩艰深,而且只是文本层面上的晦涩难懂,这一下子就把许多读者都挡在了门外。实在令人无奈。(摘自豆瓣)推荐译本:殷海光版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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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

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他乡遭遇奥威尔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唯一一部“极度震撼”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学生叫王小波。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在《动物庄园》中,乔治·奥威尔深刻地写道:“所有动物生来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所有动物都是同志。”……奥威尔的这些深刻的语言就像一把把没有剑柄的利剑,深刻地刺穿着极权的统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颗又一颗在这种统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脏。这样直击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现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1984中,奥威尔更加深刻地形容: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起来反对,他们不起来反对,就不会觉悟。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并写上新内容……这些看似矛盾的语言,恰恰是折射出荒诞的社会问题。苏联和东欧曾经严禁他的作品,作为英国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国的军情六处监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权力的喜爱,因为他的刀笔刺痛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人们就不需要他了吗?在他去世后,单《1984》畅销全世界5000万册,1993年,英国正式开始颁布“奥威尔奖”,就是以这位著名记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写作奖,现有图书奖、个人奖和博客奖等三个类别,此奖项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写作奖。说到奥威尔,说到了“乌托邦”,当然不能漏掉“反乌托邦三部曲”,包括:《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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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去世:史景迁谈史学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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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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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 大众不会容忍学者躲在专业名词背后, 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

(三)学界的共识是,合适的替代性评价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那么,学者个人只能在抱怨中等待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小的突破口?要改变导向、要“破”体系上的问题,必须要有具体行动上的“立”。
202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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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改名“元宇宙”的facebook,乃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

修改了其服务条款,用户即使退出该网站也无法删除他们的数据。Facebook的监控国度迅速引发雷霆怒火,扎克伯格不情愿地推翻了这一决定,称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同时,他在一篇博文中介绍了Facebook
202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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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可以为支持女权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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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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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一生负气,半世凄凉,最是文人不自由

——读《陈寅恪诗集》选自葛兆光《余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18日
自由知乎 自由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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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个人如何从历史系学生成长为学者?

如果说汉文训读文保证的是文法层面上的理解的话,那么注释保证的就是字词语义层面上的理解,而现代日语翻译则是在二者基础上学生对史料综合理解的反映。
202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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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里斯:与贫民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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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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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在上,爱情算个屁,斯嘉丽才是真正的大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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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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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腾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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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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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旻:腾讯的政治经济学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腾讯是否能够适应并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这将取决于腾讯领导层的商业决策。通过回顾过往媒体公司的政治经济学,我的预测是,只要是在资本市场体系下运作,资本总能找到扩张和再生产的方式。
202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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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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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阎凤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如何形成的

第二,大学是独立法人,各级政府不直接干预大学内部的事务,大学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是大学的法人代表,对重大事项做出决策,董事会任命校长,由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承担较强的管理职能。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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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调查了北大附近的100家外卖

平房左侧是一栋居民楼,两者间留出一条深而窄的巷子。巷内堆放着大量食材。平房这一侧的外墙剥蚀严重,开有几扇小窗,除一扇外已全部封死。透过这扇窗,此间记者仅看到一名工作人员在昏暗的环境里进行快速包装。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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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执政后的朝鲜经济现状、困境、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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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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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毅×施展:从思想到运动,商业过程如何创造启蒙?

4月10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译者、北京大学教授高毅,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和资深媒体人宋晨希做客单向空间,从达恩顿的新书展开,与读者一起回望现代世界的重大时刻。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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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解启蒙思想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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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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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手机使用礼仪·手册

在图书馆、书店、电影院、博物馆、剧院、会议室、自习室,以及有室友休息的宿舍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场合,请把手机调成静音/震动。遇到必须要接听的电话,可以离场或轻声交谈,快速解决,尽可能不影响他人。
20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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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母亲:一次不可逆的旅程

RC:我是非常抵触“自己是个母亲事务方面的专家”这种想法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但是我认为这种自觉和选择意识还不是所有女性的共识。对某些女性来说,生养孩子可能感觉上像是她们的权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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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我们都背离了母亲节创始人的初衷 ? !

可这一切,有多少是借着建构出的“母性幻想”,将奉献、牺牲视为“母亲”的本能与天经地义?又有多少是资本借着传统的文化,再得到制度支持,这许多力量一起来贬低甚至压根无视妈妈们的需求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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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术、做妈妈:学术妈妈的困境、策略与智性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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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长的角色焦虑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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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这样的课堂,只能培养一批趣味不佳、技艺很好、出口成章但都没读过书的学生

这让陈平原反思,北大、华师大中文系讲文学课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学堂文学史教科书的限制,讲了一大堆学生们不看的作品、不知道的人物?这样的课堂,只能培养一批趣味不佳、技艺很好、出口成章但都没读过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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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美最佳本科院校:是否颠覆了你对美国大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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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很难成功

李志文先生是美国杜兰大学商学院蔻翰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商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他对当今国际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发展道路有宽阔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文章较长,请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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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德:文化中心论与早期欧洲精英构建美国“他者”形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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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丨资本主义精神:从韦伯、桑巴特到理查德·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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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你必须有些“不务正业”的爱好

人生在世,时日不长,一个人需要对这个奇特的星球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好奇,了解一切他应该知道的东西。只有把自己手里的事与一个广阔的世界图景勾连起来,他才能获得踏踏实实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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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宁:一个真正友好的环境里,性别不应该变成一种关注因素

所以不是因为大家能力不行,而是在某个时间点做出的选择差异,只是选择的问题。在媒体话语里,又会有这么一种经常性地说男生适合学理,女生适合学文的观念。年轻人不断地被灌输,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信心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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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我一直不喜欢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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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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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微信“点赞”的政治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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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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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292種463954張近代中國報刊下載指南

Newspaper數據庫由斯坦福大學開發,收錄292種、463954張近代中國知名報刊,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以下為免費查閱下載方法,供各位瀏覽參考。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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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秀岩:一个好的图书室,胜过几百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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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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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一、自由散漫的作风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二、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战后酝酿联合政府的时候,有人就曾提出来,说:“西南联大联合的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不过也有联不好的,像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垮台了,因为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后来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是一直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清华昆明办事处印章印模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梅贻琦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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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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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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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签署《中导条约》的来龙去脉

布热津斯基告诉奥多姆,需要等其它预警中心的报告,确定苏联是否发动核攻击和具体攻击目标后,才能通知卡特总统。他命令奥多姆确认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52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已经携带核弹升空,进入待命攻击状态。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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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导条约》失效,美国“战斧”大举逼近俄罗斯的神话

美方认为,巡航导弹虽然射程较远,但并非弹道导弹,只是贴近地面飞行的亚音速导弹,很容易被高炮等防空武器击毁,在飞行速度、突防能力、弹头当量等方面与中程弹道导弹有天壤之别,不应在《中导条约》限制之列。
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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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中国: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真实意图

“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的正式理由是指责俄罗斯违反条约。但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证据。美国已经违反条约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反导系统,并使用‘宙斯盾’发射装置,把它们部署在陆地,部署在东欧领土。”
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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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

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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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中国的史学研究,不是“碎片化”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国内高校美国史教学与研究交流平台,致力于为美国史初学者、研究生、高校教师等提供海内外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最新前沿)信息。欢迎赐稿和提供信息(赐稿请联系ylzzz124@qq.com),感谢您的关注!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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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之际,重新理解美国关税史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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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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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拿什么拯救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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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