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做妈妈：学术妈妈的困境、策略与智性母职

林昱瑄，2019，《做学术、做妈妈：学术妈妈的困境、策略与智性母职》，《台湾社会学刊》，第125-180页。以下推送，是节选。推文转自“Sociological理论大缸”。

  一  导言与概述

母职和学术生活都是要求成员全心奉献与投入的贪婪机构（greedy institutions）（Grant et al. 2000; Ward and Wolf-Wendel2004, 2012），当两者合并在一起时更是艰巨的挑战。因此，许多研究关心身为母亲的大学女性教师处境，讨论她们如何维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例如：Comer and Stites-Doe 2006; Gatta andRoos 2004; Ward and Wolf-Wendel 2006, 2012; Young and Wright2001），多数大学也透过制订家庭友善政策回应其困境。 

然而，自 1980 年代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受到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的影响，越来越要求学术工作者的绩效表现和生产力。许多学者指出这波强调目标、表现和评量的大学重组，会强化阳刚的领导型态和组织文化，让学术界照顾天花板（care ceiling）现象更趋严重（Deem 2003; Grummell et al. 2009; Lafferty and Fleming2000; Lynch 2010），陈怡如（2009）访谈十二位女性助理教授也发现，台湾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确让她们陷入很不利的处境，家庭友善政策无法提供太多帮助，多数已婚者都因家庭因素考虑调校或辞职。另一方面，当代台湾社会的母职实作受密集母职意识型态影响，强调特定育儿照顾实作与母亲的重要性（谢美娥2009），中产阶级女性因为拥有高文化、经济与社会资本这些践行密集母职所需的物质基础，更容易成为好妈妈论述的召唤对象。

有鉴于此，本文采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在大学重组的背景下，学术妈妈们如何一边从事学术工作一边育儿，她们面临的困境与协商策略为何？ 

过往关于职业妇女如何协商工作与家庭的研究，大部分采平衡两种生活的取径进行探究，预设工作和家庭分属两个不同、可切割的领域，讨论女性想达成两者平衡时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Pillay 2009）。然而，有些女性主义学者批评平衡取径的理论架构存在许多限制，尤其运用在学术妈妈身上时，问题特别明显。例如 Pillay（2009）指出平衡取径将母职与智性工作区隔开来，无异于将母职、情感、爱、养育排除在思考与智性劳动之外，使后者成为一个阳刚专属领域。同时也将强化母职等同养育、爱、情感；学术属于理性、逻辑的连结，容易加深为人母者不适合学术界的刻板印象。Bailyn（2003）批评公私领域分离的预设，只追求机会的均等（equality）和公平（fairness），无法消弥学术界的性别不平等，唯有在公私领域整合（integration）的基础上，将私领域家庭生活的价值看得和公领域经济活动同等重要，才能达成真正的性别平等。

因此，呼吁研究者应该正视私领域的活动和价值，而非一开始就根据有薪工作将人们的生活区隔为两个部分。尤其学术智性工作比其他职业享有更高的自主性，工作者可以将心力投注在自己真正关心的议题，这代表学术人的专业工作与自我、生活更难以切割。学术妈妈既是学者也是母亲，在这种存有状态中，母职经验有可能影响和转化其学术智性发展（Pillay 2009），学术工作本身也可以成为资源，促发当事人协商出具培力精神的新母职（Huopalainen and Satama 2018），唯有采整合的认识论取径，才能看见两者间具生产性的互动关系。

由此可见，整合取径不仅在伦理上较符合性别平等的意涵，在分析上，能避免以刻板化的视框理解专业工作和母职对当事人的意义，也较贴近当事人的现实经验。然而，整合取径常以理论或倡议性的论述方式呈现，少有经验研究（例外者如： Huopalainen and Satama 2018）告诉我们整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整合的实际样貌为何？即使有，也是聚焦在描述一至两位主体的工作／家庭、身／心状态叙说，不太讨论促成个人整合的条件或结构性因素。因此，本研究企图在整合取径的基础上，填补上述缺口。

为了更贴近学术妈妈的真实处境，也为了复杂地理解学术工作和育儿工作对当事人的意义，本研究在认识论立场上采整合取径。在此，女性主义社会学者 Dorothy Smith（2005: 151-152）对工作采宽广的解释─任何花费人们时间和心力的事情都算工作，为本研究提供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Smith 对工作的宽广定义正是来自于对女性长期从事家庭照顾工作却不受重视的反思，她主张扩展工作概念方能将大部分女性所从事的无酬或家务劳动纳入分析视角。其追随者 Marjorie DeVault（2008: 5-6）也提醒研究者，如果不想赋予有薪工作优先地位，就需谨记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需要肉身化地存在（embodied existence） ─人们需要维持生存、相互关心、依赖、教养下一代。而对工作采取宽广的概念，意味着正视这类照顾劳动，如此一来才能具体地将个人的肉身化经验纳进来，而非抽象地谈被既有论述界定的工作。因此，本研究对工作的界定同时涵盖学术工作和育儿照顾所需的各式身心劳动，具体呈现这些置身于新大学情境中的学术妈妈们跨域（工作／家庭）、跨时（日／夜）的肉身化经验。本研究企图补充整合取径的经验性研究，描绘属于台湾在地的学术妈妈整合样貌，同时分析有利个人达成整合的物质条件与结构性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质性研究方法，访谈十九位育有小孩的大学女性教师，呈现她们一边从事学术工作、一边育儿的日／夜、公／私领域肉身化经验。研究问题包括：

l在现今大学重组的背景下，学术妈妈的建制困境为何？她们发展出哪些策略应对来自学术工作与母职的要求？

l在协商过程，个人条件、社会、文化和机构情境如何交织运作影响能动性的发挥？

研究发现首先描述新世代学术妈妈在专业工作与母职任务上的特殊性，接着刻画两者交织共构时产生的建制困境；其次，梳理学术妈妈的协商策略，包括

（一）强化身心自我管理技术；

（二）透过学术工作的声望和学术资本转化母职实作；

（三）反刍育儿经验滋养学术工作。

最后，在讨论代结语部分，笔者指出在十九位受访者中，约有二分之一人数同时采用第（二）和第（三）种协商策略，这意味着这些受访者的学术智性工作和母性经验会相互搓揉、渗透，重塑她们对学术工作与母职的定义和认同，笔者将这种学术智性工作与母职经验相互交融与滋养的样貌命名为“智性母职”，用以强调学术智性工作和母职间存在相互辨证、持续对话的关系，在协商过程中两者皆可能产生质变，促成更具转化性意涵的实践。本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采取少见的整合取径，提供台湾在地学术妈妈的经验性资料，并对促成学术妈妈整合的文化、物质与结构性条件提出解释，同时凸显本地有别于西方研究的特殊社会、文化脉络。透过本文，笔者期待可以让大学与学术社群正视学术妈妈的独特贡献和价值。

  二  文献探讨：母职与学术工作的协商

……

平衡工作―家庭取径的研究细致地呈现了女性在职场上的经验、困境和影响因素，并且针对大学应提供何种家庭友善策略提出许多实际的建议。然而，采结构取径者，过度强调职场规则与母职的不兼容，容易强化“当妈妈的学者一定工作表现不佳”的刻板印象；采能动取径者，又过度美化家庭领域的滋润面，忽略家庭对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场域。更关键的问题是，平衡模式背后预设家庭与工作为分离场域的二元论立场，招致不少女性主义学者的不满和批判。

……

整合取径珍视私领域和照顾工作的价值，较符合性别平等的意涵；同时，此分析视角指出家庭工作无法分割的本质，以及两者互动后可能产生的质变，也更能描述女性的真实状态。然而，一方面整合取径的经验性研究不多，需要更多累积才能让许多仍挣扎于两个世界间的学术妈妈看见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很少探讨女性达成整合需要具备的条件和资源，似乎暗指学术妈妈只要有意愿就一定可以达成整合。因此，本研究在认识论立场上采整合取径，将私领域的多元劳动形式纳入分析范畴，关注工作与家庭间的互动关系，以免遗漏整合型协商策略的存在可能；同时，本研究还着重分析影响行动者发挥能动性的个人条件与结构性因素，对于促成不同协商策略背后所需的个人、职场、家庭条件差异提出解释。

  三  研究方法

略

 四  研究发现

（一）建制困境

1. 学术工作：24/7 的去肉身化工作者

副教授玫宜对此有很深刻的感受，她说：“第一个明显感觉到的是升等越来越严了”。玫宜回想刚进来大学任教时，完全没有升等的时间限制，到现在不仅有限期升等，连升等著作都必须登载在 I 级期刊上才能获得认可。

学校都有六年限期升等条款，回首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莉玲语重心长地说：“我印象非常深刻，○校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说六年就要升等，那个压力真的蛮大的！”意文也说：“其实最在意的是 paper，最重要的是学校会不会要你回家吃自己！”

长期处于高压的情况下，庭竹的心智模式变成：

我永远都在想说下一篇 paper 要写甚么？要赶快！然后只要没有产

出，妳就有莫名其妙的焦虑，我觉得被制约了！ 

数学校在资源紧缩、表现压力却遽增的情形下，会透过教师评鉴指标的置入，将压力转嫁到大学教师身上，使得学术工作变成一种劳力密集的教育产业（翁裕峰 2008）。受访者们提到

的各种劳务包括：办研讨会、办营队、筹组工作坊、邀演讲、写评鉴报告、担任导师必须和学生面谈一一做纪录、访视学生租屋是否安全、每周开班会、招生、配合校／院／系所执行教卓计划、担任行政教师、带实习、带领学生从事专题、做毕业制作……等。就如玫宜所言：

其实这几年真的感觉到高等教育的环境，对老师们的要求越来越多……有时候学生的事情、教学的事情、又教卓的事情，还有系上有时候要做评鉴也要帮忙，就是很像八爪章鱼。

而且，这些大量激增的工作，通常会不均等地落到年轻、资浅的助理教授身上，而低职级教师中又以女性居多（陈怡如 2009）。任职于私校的助理教授明惠就是如此，她说：

我们系上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资深的老师，基本上是不参与这种工作，所以我们就是比较相对年轻的老师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就要参与评鉴的工作，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一边坐月子一边写评鉴报告。

明惠生产期间刚好遇到系所评鉴，即使正值产假做月子期间，也无法免除评鉴文书工作。然而，这并不是特例，静香、美萱、意文、天瑜都提到系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大部分由她们这些最低阶的老师承担。

她们很难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分工方式，因为将来能否成功升等，关键还是掌握在资深同事手中。就如同任职于私校的助理教授雅琳所说：

我只是不想跟他们起冲突，就是不想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是一个很难搞的人，然后在我要升等的时候就拼命弄我，要把我拉下来什么之类。

大量跨校的研讨会、读书会、学术相关活动、社会服务性质的工作会议，为了找出多数人可以出席的共同时间，也会排在周末假日。然而，这使得大学教师更难区隔工作和休闲时间，如同云英所言：

我觉得学术界文化就是让我感觉：第一完全不会考虑到一个人的私领域，第二就是你就是好像没有上下班这一回事，你晚上要上课就乖乖上课，要开会就是要开，没有任何的上下班时间，大家都把你当成 24 小时！像我之前被排到晚上的课，最多时是一个礼拜三天晚上，都没有人问我说：那你这样小孩怎么办？

云英的话点出了大学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越来越要求员工成为一个无（照顾状态）阻碍的工作者（unencumbered workers, Acker 1990）， 期 待 一 个 理 想 工 作 者 必 须 去 肉 身 化（disembodied）、可以24/7 地工作，没有其他负担或责任阻碍他的生产能力（DeVault 2008: 2）。当工作的定义越来越排拒那些有照顾状态的人时，肩负育儿责任的学术妈妈很容易感到格格不入和身心矛盾。

2. 妈妈工作：密集母职形构的支配关系

过去几十年来密集母职已成为主流理想母职意识型态，主张妈妈是孩子的最佳照顾者，更强调母亲必须以孩子为中心，在专家论述指导下，投入大量时间、心力、金进行育儿相关活动

（Hays 1996）。由于这种母职实作仰赖充裕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因此较容易为高学历的中产阶级母亲采用（Lareau 2003；洪惠芬 2015；唐文慧 2011；梁莉芳 2018；范代希2017）。学术妈妈们受过高等教育，社经地位也座落在中产阶级，很自然成为密集母职的召唤对象。

欣宜刚开始成为新手妈妈时，透过网络寻求相关信息，立即惊讶地发现新时代妈妈要知道的事情原来有那么多，她说： 

一开始生小孩的时候，因为我很多问题，我会上网去 google，而且我发现妳任何奇怪的问题，都可以 google 到好多答案，因为所有的妈妈都分享过了，就是会有一些专门妈妈交流的平台。……我觉得上那些妈妈网站，其实会突然让妳知道说，喔，原来有那么多东西要知道。

由于相关的育儿信息有如汗牛充栋，光是搜寻、研读、筛选适合的信息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佳琪说：“其实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看育儿知识”，包括买小孩用的东西，她说：“我要先 google，先看那种讨论的网站”，先看一下其他妈妈的使用心得和评价再决定要买哪个品牌。筛选完合用的育儿信息后，母亲的工作尚未结束，还变得更为密集。

当小孩进入小学后，占据大量时间、体力的劳力密集性质照顾工作明显获得舒缓，但情感性、教育性的亲职工作相对增加，而且当前台湾教育体制鼓励家长参与，把“密集亲职”和“儿童中心的家庭生活”视为理想的教养脚本（蓝佩嘉 2019），在这过程中母亲很容易成为被学校教育动员的目标（Griffith and Smith 2005）。例如云英尽管工作忙碌，但因为本身的教育专业背景被孩子学校老师知悉，在不好意思拒绝的情况下，只好入校担任晨间说故事志工。

正如欣宜所言：

因为我从怀孕，尤其生了小孩，然后开始上网去找一些相关的信息，我就发现说整体社会其实对当妈妈的要求是越来越多，并没有比过去少，现在要注意的那种事情更多。 

3. 学术工作与育儿交织下的困境

学术工作除了每周固定授课时间必须待在学校外，其他时候工作者可以自行决定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相较于一般朝九晚五的职场，似乎是个相当大的优势。然而，成为人母之后，她们因为拥有弹性的工作时间／地点，反而容易在自我或他人期待下，不断调整自己的时间表以配合密集的照顾工作，因而比原先预期地花更多时间育儿；或是为了兼顾多重责任，想尽量提高工作效率，于是经常让自己处于无缝接轨地多工并进状态，导致身心极度地耗损和疲劳。

以云英为例，她的第三个小孩出生后，就依照主流论述由母亲亲自哺乳。等她做完月子回去上课后，小孩已习惯被亲喂，只要云英不在就一直啼哭，因此她的时间安排原则必须配合喂奶间隔，每次出门不能超过五小时。该学期她有四门课，两门在白天，两门在晚上。家里和学校的单程通勤时间需一个多钟头，出门前她得预留时间先把小孩喂饱，然后请住在附近的云英妈妈过来家里照顾小孩，云英妈妈如果有事就得先把小孩抱到云英外婆家，交由云英外婆照顾。如果当天的课在早上，她得在八点半出门，一点半回来喂乳，如果课在晚上，就得五点半出门，九点回来。不过晚上的课时间较长，容易耽误到喂奶时间，这种日子她就会请任教于别所大学的老公开车带着小孩和云英妈妈在教室外面等，利用下课十分钟的时间，到教室外面的车上喂乳，然后再匆忙回去上课。为了兼顾定时亲喂和出门授课，云英的时间表变得非常破碎、紧凑，而且总是处在一心多用的状况中，有次因为赶着出门、心神忙乱到忘了关厨房炉火，还差点引发火灾。

庭竹当时任教于通勤往返需要五小时左右的私立大学，每天经常清晨五点多出门，回到家已晚上七点多，准备晚餐给小孩吃后，又要马上看他的功课，根本没有时间吃晚餐，有段时间都是喝三合一的麦片粥随便果腹，加上长期睡眠不足，她经常感到疲惫。她感慨地说：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可怜，除了小孩就是写 paper，生活只有这两件事。

由此可见，学术妈妈虽然拥有弹性的时间表，但无论是旁人或自己反而会觉得她们理所当然可以负担更多不定期和零碎的育儿工作，包括接送、买菜、煮饭、洗衣、哺乳……等。于是，她们经常弹性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表，以满足育儿的实时性需求。即使云英、莉玲的伴侣同在大学工作，她们如何运用工作弹性的特点还是按照性别逻辑运作。Rafnsdóttir 和Heijstra（2011）访谈冰岛的学术父母也发现同样的工作弹性，对于不同性别的学者却造成不同效果，女性学者比男性学者更容易因弹性而受困在家务和照顾工作中，换言之，时间运用与性别权力关系攸戚相关。而学术工作无需拘泥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质，反而使学术妈妈转向利用晚上、半夜或清晨这些一般人入睡的时间工作，或者同一个时段之内多工并进，无缝接轨地处于工作状态，造成高度地自我剥削和体力、智性与情绪的负担，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

不少受访者谈到学术工作与育儿照顾的关系时，常常如同平衡模式所论述：认为这两件事在本质上完全冲突。目前在私立大学任教，有一个三岁小孩的静香就说：

我觉得妳如果真的学术要做得好的话，妳的家庭育儿会是一个太大的负担，因为妳的时间就是这么多，而且妳做了学术妳就是必须专心，甚至于妳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专心，那带小孩刚好就是没有办法让妳有太多的时间，两个是绝对的冲突。

她所任教的机构是私立的教学型大学，校方会透过许多有形无形的机制，要求教师对学生提供高强度的情绪劳动与照顾学生的身心状态，然而，它也如同研究型大学一样，订有六年升等条款，因此静香每年都得写项目，构思新的研究主题。对她来说，最难熬的时候大约在小孩满一岁后，开始会认人、讲话，变得非常黏妈妈，经常哭闹要求：“妈妈陪我睡”、“妈妈喂我吃饭”，她称那是最可怕的时期。当时家中经常上演的情节是：她一边在房间赶论文，一边听着女儿哭喊要妈妈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当时由先生负责陪伴小孩），但又必须狠着心装作充耳不闻，否则工作就会开天窗。做学术与做妈妈这两件事的强力需索与互斥冲突，在这个画面中展露无遗。

担任助理教授的欣宜，目前小孩一岁多，原本她的研究田野位于某个西方国家，之前花了不少时间经营在地人脉和关系，怀孕生产后，只能暂停进行到一半的田野工作。欣宜感叹地说：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田野要怎么跑，因为就是小孩真的太小了，然后我去那么远的地方做研究，我不能去一次然后几天又回来，那个成本太高了。

4. 协商策略

面对专业工作与家庭的拉扯，学术妈妈并非全然受制于结构规则，她们会使用以下三个协商策略展现能动性：强化身心自我管理技术、透过学术工作的声望和学术资本转化母职实作、反刍育儿经验滋养学术工作。

学术工作时间弹性的特质，使得学术妈妈无分昼夜、地点都需在工作和育儿间来回转换，有些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觉得这样不只影响健康，也很容易两者都过劳，她们最后决定采取划界、区隔的方式，让工作归工作、家庭归家庭，透过严格控制工时，维持两者平衡。任教于私校的助理教授玉珍就说：

我其实把自己切割得很清楚，就是我回家就是带小孩，所以我所有事情都是在学校做完。

没课的时候，她还是每天一早七点就到校，直到下午五点回去安亲班接小孩，透过公务员般的作息让自己兼顾两者。不过，这么做的先决条件是玉珍和先生、孩子都住在离学校只有三十分钟车程的婆家，而她的娘家又刚好在婆家附近，所以当玉珍如同公务员般到校工作时，娘家和婆家的亲属人力都足以补充托育机构的照顾缺口，让她可以安心划界。

学术妈妈经常有时间不够用的焦虑感，使得她们对时间的运用非常警觉，为了善用每分每秒，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将自己训练成能一心多用、多工并进，或是很快专心的高效率工作者。许多人坦承她们是育儿后才开始会在一段时间内多工并进，例如一边收发 e-mail 处理公事，一边煮小孩的副食品、洗衣、晾衣。

其实时间很零碎，因为会想要多工，所以就会回家以后先把饭放到电锅里面煮，然后把衣服丢到洗衣机里面洗，然后再坐下来回 e-mail， e-mail 回完饭可能也煮好了，然后衣服可能洗好，那就晾衣服什么的，就是很多事情。

郁芳也曾向某位学术成果丰硕又有小孩的女性学者讨教写作秘诀，对方说：

写论文就很象是练钢琴，当然是每天一小时、两小时这样的啊，就不太可能有长时间啊！

“练钢琴”的譬喻呼应了郁芳的亲身经验，让她深有同感，也很精准地捕捉了大多数学术妈妈的写作方式。对这些忙碌的妈妈来说，拥有充裕、完整时间进行研究的工作方式已不可得，如果想要在学术界生存下去的话，她们势必得发展出另一种工作型态，才能搭配她的生活节奏。

不若西方国家将孩童照顾视为核心家庭父母或母亲个人的责任，亲属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尤其在华人文化传统中，祖父母照顾孙子女被视为一种标准化的实作，无论男女双方家属都会共同投入在幼童照顾的亲属网络中（蓝佩嘉 2010；Ochiai et al. 2008）。这种具在地文化特性的理想育儿模式，为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的学术妈妈们提供了极佳的多元弹性照顾网络。受访的十九位学术妈妈中，没有寻求长辈协助的只有五位。长辈提供的协助非常弹性且多元：有些是住在小家庭附近，随时过来帮忙煮饭、带小孩；有的家庭将小孩放在娘家或婆家养，夫妻各自在不同县市打拼，周末才共同到长辈家和小孩团圆；有些则是直接和长辈同住。尽管在东亚，祖父母提供非正式的幼儿照顾是很普遍的事情，也是职业妇女得以继续工作的重要资源。

例如在私校担任助理教授的明惠在小孩三岁前将她放在娘家，定期寄母奶冰棒回去，每两周回去探望一次孩子；晴玉、莉玲刚入职场、孩子还小时，也是将小孩放在家或娘家，平日一家三口各自分居在三个不同县市，周末才团圆。

 Oh（2018）的研究指出在韩国想当职业妇女就必须获得长辈的育儿支持，但在开口求助前她们通常得先建构一套“我值得被协助”的理论，这套论述能否成立取决于该位妇女和她的女性长辈如何评价她的职业，值不值得她们提供协助。而大学老师这份工作，就像雅琳说的：

我觉得我的公婆之所以可以对我有比较多的敬重是因为我是一个教授，然后他们就是比较不会把我当成是一个什么没知识的女人，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向上看的那种 attitude，所以反而因此会比较互相尊重。……他们就比较不会用批评或是什么方式，就是会觉得说我这个媳妇就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然后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听我意见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其实公领域的位置是跟家中私领域其实是有一点微妙的关系。

重要的是，若非这些女性的职业为大学教授，恐怕还是难有协商的财务和象征资本。可见，相较于其他中产阶级女性，大学教师这份工作带来的声望与经济收入，的确让她们在家庭关系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自主性。

学术妈妈要将传统上被视为母亲的工作委任其他亲属，除了取决于她们是否够幸运拥有这些支持系统外，自己也必须愿意松动理想母职的框架。换言之，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安排，都是经过长期思辨、自我对话的结果。其中，学术资本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她们抗拒密集母职的有力资源。首先，学术工作者的养成过程非常漫长，又是一个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一位女性能够晋升为大学教师，跳脱传统女性的生涯图像，代表她们或多或少是一个不顺从传统性别角色，或是重视自我实现的人。因此，谈到当妈妈的方式时，大部分人会同时强调自我发展的重要。例如雅琳在小孩刚出生时，曾因为无法按照医院教授的亲喂母乳而有轻微的产后忧郁，经过同为人母的同事分享教战手册后，她获得很大启发 :

就是不要太认真当妈妈，不要太用力当妈妈，因为太用力，你失去自己跟失去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给你的小孩一个很大的负担。

同样地，莉玲也说：

我们是爱孩子，孩子也是很爱我们的啦，那个互动是非常紧密的，而且是彼此滋养的关系，所以很棒啊！那妳如果一直叫我陪小孩，我的生命都只有小孩没有工作，我也会疯掉说实话，因为工作是我的舞台，是我生命的舞台，我可以在这个工作里面实现自我，我喜欢研究，我喜欢带学生，我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在实现我自己。

学术妈妈尽管抗拒传统母职任务，但她们会从其他面向界定好妈妈的定义。正如同蓝佩嘉（2014：109）的教养研究显示，中产阶级父母会将专业职场所累积的文化资本、专业技能或阶级秉性转化为教养上的文化资源，学术妈妈也有类似的情形。

尽管许多学术妈妈指出：当母亲的确对她们的学术生涯发展有负面影响，然而，本研究发现另有大约二分之一的受访者提到：因为生养小孩，她们得以探索新的事物、反思固有专业知

能，甚至更长期、深入、多面向地理解生命的样貌和亲密关系，这些思维历程的变化都可能转化为学术工作的养分。换言之，有半数学术妈妈认为，工作和家庭并非彼此冲突、而是相互效力的关系。

有些人因为育儿得以经历怀孕、生产、哺乳等特定身体经验，或者进入孩童的生活世界，开始对这些原本不可能接触到或感兴趣的面向作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最后转化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例如托育体制、儿童文化、教养论述、多元性别、生产哺乳……等，包括郁芳、天瑜、晴玉、慧婕、佳琪、庭竹、意文皆属之；或是为了下一代的福祉，开始关心环保、食安与社会议题，因此从事相关研究、积极参与公部门或 NGO 的社会服务与社会运动

美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觉得会因为小孩影响关心的主题，绝对会，比如说我们有一阵子会去关心海鲜，就是包含的海鲜有没有重金属，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污染物这些问题，那这是家庭对我研究的那个可能会有影响，那有一阵子我们会去研究那个低碳社区，或者是低碳环境这些东西

第二种途径是学术妈妈独特的立场论所带来的性别敏感度，让她们得以觉察男性中心知识体系和制度设计的性别问题，进而成为学术提问、思辨与社会实践的养分。身为妈妈，意味着进入一种照顾者的存有状态，很容易映照出男性中心的偏见或正式机构、制度的性别化本质。许多学术妈妈有了实际育儿经验后，亲身体证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歧视，开始打开性别之眼，得以指认、反思、批判主流知识体系或制度中的偏见。

有些学术妈妈亲身体验过学术界不友善的育儿环境后，成为积极的行动主义者，尝试改变公领域的体制设计，例如晴玉推动大学设立托育支持和课后照顾、哺乳室、郁芳搜集汇整国外研讨会如何提供托育服务的标准流程，推广至各大学，还促成科技部补助办理研讨会时须纳入托育费用。这些妈妈们的涓滴努力显示出母职经验的确可能启动一个人的社会关怀意识与行动

 五  讨论代结语

本文探讨身处高度竞争的大学职场，整体社会对母亲的期待和标准又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育有孩子的女性大学教师会遭遇什么样的建制困境？她们如何与来自职场和家庭这些相互矛盾的社会期待协商？在协商过程，哪些结构因素与个人条件会影响她们发挥能动性？研究发现分为建制困境和协商策略两个面向作延伸讨论。

在建制困境部分，本研究首先指出台湾的高教改革近几年受新自由主义与新管理主义影响，大学越来越要求员工成为一个可以不受特定时间、空间限制的无（照顾）负担工作者，对育有子女的女性大学教师影响尤其巨大。

然而，这些变化并非同质／量地发生在所有学术妈妈身上，从访谈资料可以归纳出，资历职等、学校类型、组织文化、家庭内的性别关系与物质条件，以及进入职场时间点，均为影响其处境优劣的关键因素。随着这些工作环境与个人条件的不同，有些学术妈妈较能游刃有余地发展整合策略，有些则饱受体力与情感上的剥削，经历强烈的冲突感，这说明不同协商策略的采用和当事人本身具备的结构条件有密切关系。此外，若当事人所处情境同时汇集多种不利因素，学术工作本身具备的（时／地）弹性，将加遽她们处境的恶化。因此，有些受访者发展出划界、区隔等方式，以避免弹性造成的伤害，请育婴假也鲜少成为学术妈妈的选项，以免照顾重担更理所当然地落在她们身上。这说明了只要工作与性别逻辑本身没有被松动，家庭友善政策的确无法发挥太大效用。

此外，目前大学的育婴假系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规范，父母在子女三岁前，得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期间不得超过两年。然而，学术工作的性质毕竟与一般固定工时、地点的职业不同，目前大学的家庭友善政策比照一般职业，只能在全有―全无间做选择，恐怕难以贴近大学新手爸妈的需求，尤其是那些渴望在育儿过程，持续发展职涯的女性，因此，有必要针对学术界设计不同的制度，让工作者与照顾者的身分得以并行不悖。

在协商策略的部分，本研究发现学术妈妈经常采用的策略有以下三种，分别为强化身心自我管理技术、透过学术工作的声望与学术资本转化母职实作，以及反刍育儿经验滋养学术工作。

以第一种策略“强化身心自我管理技术”来说，几乎所有受访者都需透过这种如同Foucault（1988 [1982]）所称自我规训技艺，戮力将自己的身心状态调整为可以一心多用、多工并进，以及善用零碎时间的高效能工作者。尤其在孩子进入小学前，她们相当仰赖付费保母、托育机构与亲属长辈提供的多元育儿协助，方能维持家庭与工作在时／空上的区隔，争取弥足珍贵的工作时间。

第二种策略为“透过学术工作的声望与学术资本转化母职实作”，大部分的学术妈妈都对传统母职意识型态保持警觉与高度反思性，努力协商非传统母职。但采用此策略的重要物质基础为家中长辈亲属愿意在孩子学龄前，提供大量且弹性的育儿支持，当然，这和学术妈妈的职业声望有密切关系；此外，学术人的养成历程与认同有助于女性抗拒密集母职意识型态，学术智性资本也是她们实践非传统母职的有力资源，这些都使她们较一般中产阶级女性更有资源协商出非传统的母职实作。

最后一项策略为“反刍育儿经验滋养学术工作”，约有二分之一的受访者采取此一策略。发生途径有二：一是因为育儿而转向新的学术关怀；二是受惠于为人母的立场，得以反思、挑战男流中心的知识霸权。影响当事人能否采取此策略的条件前提包括学门领域性质、个人反思能力、职场资历职等与育儿年资。

最后，笔者发现有大约半数受访者同时采用第二种和第三种协商策略，这个现象值得吾人重视，因为这意味着她们的协商策略呈现出工作与家庭双向整合的特征。如同 McNay（1999: 110）所言，当主体因在不同场域（家庭／职场）的移动，进而对场域规则产生分歧或格格不入的感觉时，正是反思性发生的时刻。对学术妈妈来说，身为人母的情感、责任使她们意识到大学要求一个去肉身化的工作者不尽合理。学术工作者的身分认同也让她们在面对密集母职论述时，感到疏离、恐惧失去自我。这些跨场域、相互抵触的结构性张力激化了她们对工作与家庭既有价值的反思，开启一个协商和再诠释的空间，

因此，她们发展出的协商策略很自然地转向对学术工作与母职的重新定义。在做妈妈的面向，受到学术工作的充权，她们较能抵抗密集母职的意识型态，将密集照顾委任其他家人或保母，让学术专业能力和内涵成为教养的资源，促成非传统母职的实践；在做学术的部分，她们努力将母性经验和知识转化为研究能量或社会实践行动，松动以男流知识为主的研究典范。为了标帜这种公／私领域相互滋养的特征，笔者使用“智性母职”一词描述这二分之一左右学术妈妈的整合状态与动态协商过程，强调学术智性工作和母职不是各自独立、铁板一块的存在，而是彼此镶嵌、相互辨证、持续对话的关系，在协商过程中两者可能会随时间、情境变化产生质变，促成更具转化性意涵的创意实践。不过，既然不是所有学术妈妈都呈现智性母职的样貌，这代表公／私领域的整合可能需要特定条件促成。以第二种策略来说，所牵涉到的物质基础包括有无充裕的育儿人力资源，以及平等的家庭性别关系；第三种策略指出学科性质、个人反思性、资历职级、育儿年资为重要影响因素。这些条件前提告诉我们：当来自工作与家庭的压力都不过大，且她们在学术专业和育儿上，已累积一定的经验和纯熟度后，学术妈妈才有较大机会呈现智性母职这种双向整合状态。

在文献对话的部分，笔者发现平衡取径确实无法充分解释受访者的真实处境。本研究的访谈资料显示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并非如平衡模式所讨论：为两个各自分开，且性质冲突的领域。就前者而言（两个各自分开），学术工作因为具有时／地上的弹性，因此这些女性无论从事家庭与专业工作上的劳动，往往是相互交织的状态。况且，在当今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经济底下，工作／家庭界线混淆的情况越来越普遍（DeVault 2008），

因此，可以想见平衡模式的理论预设将越来越不适用，无法恰当地解释工作者的现实日常生活。就后者而言（两者性质冲突），本研究发现学术工作和育儿的明显冲突通常发生在特定时间点，如子女六岁以前，或是受访者本身工作资历尚浅，须受制于限期升等条款的状态中。在这个阶段，无论孩子或专业工作，对于当事人的期待与压力都最强烈，因此生命周期刚好处在这个时间点的受访者，会呈现如同平衡模式的意识型态所认为：工作和家庭绝对是冲突的。然而， Pocock（2005）也提醒我们：情境始终是变动的。从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受访者的孩子上小学后，或是她们自身在学术专业上已有一定的积累、完成升等后，这些女性较有机会采用享受或正面的态度，看待工作与家庭间相互加乘的关系。由此可见，平衡模式的分析过于静态、固着，容易落入“限制论述”，反而会对有志于学术工作的女性造成吓阻作用，更无法看见智性母职的存在和好处。

另一方面，少数采整合取径的研究如 Huopalainen 和 Satama（2018），的确能复杂地呈现母职对学术妈妈的正负面影响，但她们比较强调女性与新大学协商过程中如何生产具女性主义意涵的“新母职”，较少着墨母职经验如何连带影响学术专业的转化，本文则是同时讨论母职和学术工作的正负面经验，及其相互辩证、彼此滋养的关系，因此可以清楚说明协商过程中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再者，本研究也讨论促成工作与家庭双向整合的条件，例如育儿人力资源、家庭性别分工、孩童年纪与工作资历、职级、学科主题与性质、个人反思性等，可以脉络化促成学术妈妈整合背后的个人因素与结构条件。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台湾的智性母职实作，相当大程度受惠于来自男女双方家庭长辈亲属的育儿协助，与 Huopalainen 和 Satama（2018）在芬兰的研究强调核心家庭内夫妻共亲职的分工型态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家庭规范、性别文化与福利制度都会影响、形塑台湾这群学术妈妈的智性母职样貌。尤其，华人社会对“家庭”的概念和界线，相较于西方国家较宽广，没有那么侷限在核心家庭中，中国社会学者费孝通将华人的家庭关系命名为“差序格局”，非常适合用来描述本研究所看到的情况。

过往我们常将公（专业工作）／私（家庭）领域的分隔、互不干涉，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样做可以带来平等和公正（Lund 2012: 219）。然而，从本研究得知大学在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的引导下，转为纯粹以表现为基础的评量方式（林昱瑄， 2018），不仅歧视处于照顾状态中的工作者，也没有将智性母职可能产生的好处纳入考量。

本研究发现学术妈妈因其独特的照顾存有状态，虽然使她们特别容易感到身心矛盾；然而，这些困境对她们既造成压迫，同时也是培力的来源，许多人因为育儿开始探究那些主流学术界觉得琐碎、不重要的日常生活议题，甚至为了下一代福祉，而发展社会关怀意识，成为积极的行动主义者。还有些人因为育儿更具性别敏觉度，更容易辨识、批判、修正男流中心的机构文化和制度设计，甚至发起改革行动。

因此，在当今这个以商业利益、产量挂帅的大环境中，学术妈妈有潜力成为大学里头的对抗型知识分子，让知识为反霸权的方案服务；此外，当来自大学的压力越小，学术妈妈越有机会发展整合模式，让育儿经验成为知识生产的一环，嘉惠人类社会永续生活所需的知识版图。这告诉我们：大学有必要重视本研究中所呈现的学术妈妈困境，修正目前这种无视人们生活原本就存在的相互依赖状态，以及一味崇尚竞争性阳刚气概的职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