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在上，爱情算个屁，斯嘉丽才是真正的大女主

作者：孙薇

前一阵成为热点话题的感谢贫穷的北大女孩其实带给我一个问题：拥有什么样的品质能够让人挺过灾难继续生存，缺失它，就会使另一些看上去一样勇敢能干和坚强的人倒下去？

1936年，曾经被美国《出版商周刊》誉为“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美国小说”的《飘》（gone with the wind）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在接受《亚特兰大杂志》社会版主编梅徳拉·珀克逊的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她说，“我一直对人的这种特殊品质感兴趣，在当前这个经济萧条的时期里，我们亲眼目的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社会动乱、战争、革命……等时期，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有的人经受灾难继续生存，有的人不行。那些经历浩劫胜利地挺过来的人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品质，垮掉的人身上缺乏的又是什么样的品质……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南北战争的幸存者常常把这种品质称为gumption（气魄、进取心、精力）。”

|1936年，小说问世后立刻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它的标价3美元，却被炒到了60美元，而据说当时美国一处不错的旅馆，月租金也不过30美元

由于玛格丽特·米切尔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熬过难过侥幸生存”，那依此我的理解，“gumption”是在讲一种原始本能孕育出的生命张力。

这可能也是《飘》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喜欢过它的人，无不被主人公斯嘉丽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生命韧性所折服。

玛格丽特在《飘》的结尾写到，失去瑞德的斯嘉丽“她具有她的家族那种不承认失败的精神，即使失败就摆在眼前。”由此才有了那句经典的话，“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从斯嘉丽一出场，她的形象中充满了生命里的隐喻。“她穿一件新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舒展着，配上她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带来的新绿羊皮便鞋，显得很相称。”

|同名电影《乱世佳人》：1939年获得第12届奥斯卡金像多项殊荣，著名演员费雯丽塑造的斯嘉丽是她银幕形象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相信作者玛格丽特给予斯嘉丽一副以象征生命的绿色为主的活泼形象是有特殊意义的。

斯嘉丽是旧文明世界的一位农场主的女儿，南北战争摧毁了她原有的生活秩序，她从旧文明世纪衰败的灰烬中顽强生存下来，最终在新文明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依仗的是一股野蛮的生命力。在一开始，她那对“爱动、任性、生气勃勃”的淡绿色眼睛就完全透露了她的本性。

“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属于她自己。”这句话也最为恰当地解释了斯嘉丽的行为动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到这种原始本能的驱使。

当遭遇了一连串残酷的命运转折，母亲与妹妹重病、失去家园、父亲去世，她迫不得已与家人过上过去黑人奴隶的生活，亲自到种植园中摘棉花、干粗活。在奋力求生中，她身上残留的文明印记完全被原始的生存需要磨灭了。为了保住庄园，她不惜耍手段抢夺了妹妹的未婚夫，甚至将自己的肉体作为交易筹码去与深爱自己的男人瑞德谈判。

她说，“上帝给我作证，北佬休想把我整垮。我要挺住，等熬过这一关，我绝不再忍受挨饿。也绝不再让我的亲人挨饿。哪怕我去偷，去杀人。请上帝给我作证，我无论如何不再忍饥挨饿了。”

这番“不择手段”的宣言，迸发出原始生命里的美。旧文明的刻意雕琢已经荡然无存，一同被褪掉的还有旧秩序赋予贵族们的软弱无力和虚伪。

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生存欲望与真实复杂的人性，玛格丽特笔下的斯嘉丽甚至是不道德的，但正因为这种生命的张力展示得如此彻底，切中人心，许多人像瑞德一样，情不自禁地爱上了真性情的斯嘉丽，一个“唯一坦白的女人，一个只从实际出发看问题而不多谈什么道德来掩饰问题实质的女人”。

《飘》的中国译者傅东华先生在序里写，“你有时觉得她很面熟，有时又觉得她很陌生，有时你很能谅解她，有时却要觉得莫名其妙，然而你始终都会觉得她十分真实，始终都会觉得作者的写法无懈可击。”

于是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庄园小姐变身为精明强干的女商人的斯嘉丽，成为了美国小说中最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

1930年代，女权主义正成为英美文学的一大流派，谈到《飘》中斯嘉丽的经典女性形象，很多人都会说这部作品中含有十分浓郁的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的理论虽然千头万绪，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在经济上得不到独立，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取悦男性。

而斯嘉丽的一生的主题是对爱情、土地和金钱的占有欲，或许是斯嘉丽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所做的争取正好与某些女权斗争的内容吻合了。

斯嘉丽争取自己创立事业，当“饥饿和劳累，恐惧和紧张，战争和恐怖，早已带走了她的全部温暖、青春和柔情”时，她变成了一个饱经艰险因而敢做敢为的妇女。她“想到自己跟男人一样能干，她突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和一种想证明这种自豪感是有道理的急切心情：她要像男人一样替自己挣钱。这将是她自己的钱，用不着向人去讨，也用不着向男人去报账。”

玛格丽特说，一个女人在做生意上能跟男人干得一样好或是更好，那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

“无论是生活或者母亲，或者爱情的丧失,或者社会舆论，一概不在乎了。只有饥饿和饥饿的梦魇才是她觉得可怕。她一经横下心来反对那些将她捆缚在旧时代和旧的斯嘉丽的一切，这时她便感到浑身轻松自在了。”

对一生挚爱艾希里，“她的爱中只混进了一点点真正的柔情，大部分是虚荣心混杂着对自己魅力的迷信。现在她失败了，而比失败感更沉重的是她的恐惧，惧怕自己已沦为公众的笑柄。”

而最终在挚友死去后，她能够洞悉内心欲望的真相。“我爱的是某个我自己虚构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就像媚兰一样死了。我缝制了一套美的衣服，并且爱上了它。后来艾希礼骑着马跑来，他显得那么漂亮，那么与众不同，我便把那套衣服给他穿上，也不管他穿了是否合适。我不想看清楚他究竟怎么样。我一直爱着那套美丽的衣服——而根本不是爱他这个人。”

对于婚姻，斯嘉丽也没有遵从母亲的“必须忍受一些事”教导，她本能地思考，并向瑞德提出质疑，“结婚只对男人有乐趣——不过也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这样。我始终弄不明白，结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非是有口饭吃，有一大堆活儿要干，还要忍受男人的胡闹——还得每年生个孩子。

小说中，看似贪婪而自私的斯嘉丽却表现出了超凡的平等意识。

当瑞德说，“我和你结婚，是要把你当作一件心爱的东西留在身边，我的宝贝。”这话使斯嘉丽大为恼火。

她选择嫁给瑞德的原因，不仅仅因为钱，也是因为在和瑞德的相处中感受到了尊重和平等，“在我见过的许多男人之中，只有你能够让女人说真话，你不把我当傻瓜，不要我说瞎话。”

这些让斯嘉丽成为女性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标尺。

而70年后的今天重读《飘》仍然不过时，尤其是女性。

如今，女性已经不需要很艰难就可以实现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但独立之后的尴尬仍然是难以面对的。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人仍然要用传统的性别期待和男人的愿望来塑造自己，这样才能博得异性的赞美和赢得同性的羡慕。

当一个女人摒弃了传统的女性特质和女性生活模式，甚至进入了经济、政治这样的传统男性领地，拥有了男性品质的时候，就要面对一种不受欢迎的社会尴尬。女神俞飞鸿都难以逃脱被提问“你觉得自己正常吗？”，或者像女总裁董明珠一样常年被笼罩在男性化的女性这样一种描述中。

《飘》似乎是一部女性成长史，但它对人的参照意义是超出性别的，这是它在文艺殿堂中经久不衰的原因。它回答了开篇那个问题：拥有什么样的品质能够让人挺过灾难继续生存，缺失它，就会使另一些看上去一样勇敢能干和坚强的人倒下去？

是原始本能，还是文明塑造能够让我们在逆境中生存？

我们做了一篇书摘，看一些与爱情有关的句子吧。

| 他们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思嘉决定要在那一天引其他们的注意。原来思嘉不能容忍任何男人同别的女人恋爱，因此她一见到英迪亚和斯图尔特在一起说话便觉得受不了，便会产生掠夺之心。她并不满足于单单占有斯图尔特，还要把布轮特也夺过来，并且用一种十分巧妙的手腕把他们两个控制祝现在他们两人双双坠入情网。

| 要结成一对美满夫妻，像我们这样不同的两个人，只有爱情是不够的。你需要的是一个男人的全部，包括他的躯体、他的感情、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些，你是会痛苦的。可是我不能把整个的我给你，也不能把整个的我给予任何人。我也不会要你的整个思想和灵魂。因此你就会难过。然后就会恨我——会恨透了的！你会恨我所读的书和所喜爱的音乐，因为它们把我从你那儿抢走了，即使只抢走那么一会儿也罢。

| 在那早已消逝了的往年，生活曾是那么复杂，那么充满了彼此纠缠不清的问题。那时她一方面极力想赢得艾希礼的爱情，一方面又要维持那十来个围着她转,可又并不讨人喜欢的男朋友。还有些小错小过要设法瞒着大人，有些爱吃醋的姑娘要你去故意嘲弄或安慰；还要挑选不同式样的衣服和不同花色的料子,要试梳各式发型等等。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考虑决定。可现在生活倒是简单极了。如今唯一重要的是得到足够的食物以免挨饿，有足够的衣裳以免受冻，还需要一个没有过多漏洞的屋顶来遮风蔽雨。

| 对她而言,情欲不过是屈从那种不可理解的男性狂热而已，那是女性分享不到乐趣的一种痛苦而尴尬的举动，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痛苦的分娩程序。在她看来，结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惊奇的。

| 尽管小时候人们向我灌输过这种美好的想法，说女人都是脆弱、温柔而敏感的,但我总觉得女人具有一种男人所不具备的韧性和耐心。不过，照欧洲大陆的礼教习俗来看，夫妻之间彼此相爱毕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结合形式。确实，从趣味上说是非常糟糕的。欧洲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很好。为彼此方便而结婚,为寻欢作乐而恋爱。

| 我爱你，思嘉，因为我们太相像了。我们俩都是叛逆者，亲爱的，是自私的卑鄙小人。只要我们安然无恙，舒服自在，那么，就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我们也一点不在乎。

| 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地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