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
本文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提 要：逆全球化在全球泛滥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国家间发展失衡等问题密切相关，其折射出全球化发展历史规律：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和面临的风险不同，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亦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逆全球化虽使全球化前行阻力加大、风险增多，但亦可被转化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可通过观念更新、机制规范调整、注入新动力以及整顿运行环境等，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
关 键 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全球化转型
当前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逆全球化风潮有愈演愈烈之势，二是全球化转型发展已变得愈发紧迫，势在必行，两种趋势内在关联密切。剖析形成这两种趋势的深层因素，认识二者如何相互影响，对于把握全球化当前形势和引导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都十分重要。
逆全球化风潮是当前国际形势一大热点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此起彼伏，表现尤为突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极右势力给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政治生态带来巨大冲击，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已呈泛滥之势。不仅如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近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抬头，反映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并非仅限于发达国家，而是一种全球范围的现象，只是表现形式与声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尽相同而已。
虽然逆全球化在全球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看待逆全球化，如何评价这种风潮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国内外争议很大。支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人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大相径庭，前者对全球化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将逆全球化视为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逆流加以谴责，而后者则强调全球化的弊端给各国带来的危害，对全球化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不无道理，但同时也常带有某些过度情绪化造成的偏颇。在这种情况下，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全球化的有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逆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全球化停滞这个问题，无论乐观论还是悲观论在论证上都存在不足。悲观论认为，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给一些国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化已无法持续下去，去全球化是相关国家自保自救的必然选择。这种看法面临理论和政策上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困境全部根源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无法证明在当今世界相互依存高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可以使相关国家独善其身而免于自我孤立带来的伤害。由于无法自圆其说，逆全球化思潮不仅受到全球化乐观派的严厉批评，而且给后者支持全球化提供了有力论据。
乐观论普遍认为，全球化形成的世界相互依存关系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或超越的客观现实，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必然趋势，逆全球化无法逆转其向前发展的大势。把乐观论的观点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周期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全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进程来说却并非无懈可击，因为这种观点忽略或看轻了全球化发展历程的曲折性。近年来全球化发展的一些重要指标说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性正日益加剧。世界贸易组织估计，2016年按贸易量计算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仅为1.7%，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范围的保护主义风潮影响超出人们预期。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6年10月，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到创纪录的5560项，最近一年来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401项。[1] 如果加上发展中国家同期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关数据无疑将更加令人紧张。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这些数据表明，逆全球化风潮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至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全球化的步伐。逆全球化风潮如果进一步加剧，将给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冲击。
有关逆全球化风潮的成因也是一个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在支持全球化的观点中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是，逆全球化损人不利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在这方面留下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即推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既伤害别人，又会导致自我孤立带来的危害，因此是行不通的，阻止不了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立论从理论上看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中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所有各方都能理性对待历史经验教训。然而，历史发展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许多看似违背常理、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而且一再重演。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国家间为争夺资源和经济利益诉诸武力。许多战争事后都被证明是害人害己、得不偿失，但人类至今仍难以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度上演。每个社会经常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反映了同样的问题。由于人类无法杜绝非理性的行为，因而看似不应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逆全球化能走多远、会不会阻滞全球化发展这个问题。二是要避免非理性行为发生，矛盾双方必须超越相互指责，能够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争议问题形成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共识。从当前形势看，对全球化持不同立场的两种对立观点相互指责多于相互理解，这种趋势易加大分歧而无助于增加共识，使双方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几率上升。在此背景下，虽然全球化进程全面停滞或倒退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全球化发展进一步放缓或被扭曲的风险正日趋上升。要避免后一种趋势，争论双方都应通过换位思考，更加理性地看待对方提出的关切和问题，支持全球化的一方尤其应该正视逆全球化风潮反映出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2]
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迭起不是偶然现象，有深刻的背景，与全球化存在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分配不公平与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是市场经济调节固有的一个短板，经济全球化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要素带来的收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异最为突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关注。皮凯蒂认为，如果资本收益率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分配差异化的风险就变得非常高。皮凯蒂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的主要原因是，他通过研究大约20个西方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发展数据发现，最近数十年来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作金科玉律的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成立。财富分配差异并没有像库兹涅茨曲线声称的那样，会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自发趋于缩小，出现“平衡增长”路径，而是恰好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3] 这一成果不仅为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严峻的社会分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而且对于分析全球化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给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大资本提供了更大的盈利空间，因为资本在流动性上相对于劳动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资本所有者比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全球化市场带来的便利获取更大收益，使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趋于拉大。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人士多来自中下层收入的社会群体，带有所谓的“民粹”色彩。全球化使社会公正变得更加严峻，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专门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因此，“我们也要承认，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4]
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样深刻复杂。这个问题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南北问题，二是东西问题。就南北问题而言，全球化虽然催生了一批新兴经济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但同时也产生了一批被边缘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有限，但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不断增加，导致它们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状况恶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生态，也是造成一些地区性冲突和动荡持续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导致一些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国内因素，也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偏颇造成不利于这类国家发展的国际竞争环境有关。直至不久前，全球化一直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相关规则也更多照顾发达国家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虽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得到不少改善，但国际秩序中依然存在许多不公正因素，南北矛盾仍是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东西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近二十年来，所谓“东升西降”成为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主要趋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强势崛起，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独占鳌头的现象，世界格局正发生五百年未有之巨变，有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不过，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下，这种趋势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在国际秩序上的矛盾。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面临许多发展困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东升西降”趋势主要与三类因素有关。一是发达国家自身的原因。尽管发达国家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上长期居于相对有利位置，但由于其在产业结构、经济社会政策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新形势，国际竞争优势降低。二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游戏规则（如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制定中来，发展中国家影响国际游戏规则调整的能力逐步增强，国际秩序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因素趋于增多。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出现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趋势，使国际力量此消彼长更加有利于新兴国家。三是涉及不同国家对国际游戏规则的执行效力与规避意愿。任何游戏规则的执行效果在不同国家都会存在一定差异，这与各国的国情有关。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由于法治环境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整体国民素质较高，依规守法意识较强，一些游戏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执行起来通常会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严格到位，成本也相对较低。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法治环境有待完善，国民素质整体不高，加上一些国家在人文传统方面人治多于法治，国民行为随意性较强，法律意识淡泊，对法规的态度轻视多于敬畏，规避变通多于自觉遵循，使保障游戏规则的执行效果难度上升，成本很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常常出现“法不责众”、法规流于形式的无序现象。发达国家指责新兴国家“搭便车”，有为自身问题开脱的动机，但与发展中国家在执行游戏规则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无关系。毋庸讳言，公平竞争不仅仅取决于游戏规则自身是否公平，同时也取决于公平的游戏规则是否被遵守，取决于规则的执行效果。随着新兴国家经济体量的增大，游戏规则执行效果上存在的差异对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秩序的影响也日益上升。
在影响国际竞争环境的三类主要因素中，前两类因素反映了全球化秩序变化调整的合理趋势，其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影响总体是积极的，其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主要应靠发达国家通过自身改革调整去应对和适应。但第三类因素给全球化环境带来扭曲，发展下去易导致全球化的无序和畸形发展，应逐步加以排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对于减少这类因素的影响则不能不说负有更多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全球化出现的许多矛盾，表面看是经济问题，深层原因则是社会文化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是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磨合的过程。
以上情况表明，当前逆全球化风潮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诸种公平问题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涉及几乎所有全球化的参与者，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某一类国家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全球化所有参与方的共同义务。
对于逆全球化风潮的影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乐观论与悲观论两种观点都说出了一些道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看，乐观论是正确的，因为随着人类相互交往关系及科技发展，世界相互依存加强是历史大趋势。但从每个时期、每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看，悲观论的看法亦不无道理，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历来都是以螺旋方式演进，充满了曲折，经常出现阶段性的停滞甚至后退。分析逆全球化风潮对全球化影响时，要注意区别这两种视角，否则易将这两种概念讨论的问题混为一谈。目前争议的焦点不是社会历史长远趋势问题，而是现阶段全球化进程如何发展。
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全球化具有可逆属性。全球化在19世纪曾经历了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19世纪初，全球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1820—1850年，全球贸易以大约年均2.3%的速度增长。1850—1870年，这一速度上升到5%。整个19世纪，全球贸易增长快于世界收入的增长。对所有西方国家来说，至19世纪中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5%，而到1880年则达到10%。这种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于工业革命推动贸易保护减少和交通运输成本降低，极大刺激了贸易的扩展。[5] 19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化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蒸汽动力广泛应用于铁路和航运极大改善了国际交通运输状况，海外投资和技术扩散促进了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国际市场竞争，工业化带来原材料需求急剧上升。到1913年，有15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国际贸易，而19世纪早期这个数字还不到1913年的一半。[6] 19世纪70年代确立的金本位制保证了国际支付体系的稳定。世界贸易量在1870—1914年以大约年均3.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世界产出的年均增长大约是2.7%。库兹涅茨估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出口的价值占全球收入的16%-17%。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贸易强度显著增加不仅体现于发达经济体，也包括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例如，拉丁美洲的出口在1860—1900年间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0%大幅上升到18%，亚洲经济更从大约1%上升到5%，非洲经济则处于上述二者之间。这一时期虽然不存在当今这样制度化的国际贸易体制，但日益扩展的贸易产生了统一贸易标准和规则的需求。在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通过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共同的贸易标准和惯例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起来。[7]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看，19世纪开始的那轮全球化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指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正是由于世界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相互依存关系与日俱增，当时许多人认为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而，全球化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引起的重重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球化在一战前就放缓了脚步。当时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如许多国家1914年的关税率高于1878年的关税率。一战以后，崩溃的世界贸易体系与国际支付体系迟迟未能重建起来。取代一战中瓦解的金本位制的是一个个排他性货币堡垒，如英镑区、美元区、马克区，等等。全球化停滞并倒退了。1913—1929年这段时期，世界贸易仅以2.2%的速度增长，大约与产出一致，但远低于19世纪的增长率。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贸易保护主义席卷全球，各国纷纷抛弃最惠国待遇原则，重筑壁垒，奉行损人利己的歧视性政策，导致世界贸易急剧下滑。1929—1937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跌到0.4%，而同期世界产出也仅以年均0.8%的低速增长。[8]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全球化才再度兴起。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化虽然反映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大趋势，但全球化的阶段性进程总是崎岖坎坷的，“可逆性是全球化的应有属性”。[9] 为什么全球化存在可逆性？从本质上看，原因在于迄今为止的全球化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因此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种种不平衡问题，造成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冲突。有关矛盾若迟迟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一定水平，就将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对全球化进程形成阻力和冲击。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反映的就是这种性质的矛盾。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20年前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曾指出，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存在着五个关于全球化的神话，它们遮蔽和扭曲了对于全球化的全面认识。这五个神话是：“全球化等于自由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全球化将在各个领域均衡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活动平台’；全球化将扼杀民主主义；全球化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好事（或坏事）”。[10] 这五个所谓“神话”，当时主要出自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对全球化尚持积极态度的美国。耐人寻味的是，“经济全球化曾经被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是潘多拉的盒子”。[11]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全球化的某些“神话”在西方国家淡出的同时，却在某些新兴国家风行起来，如认为全球化不可逆转，全球化必然使每一个国家都受益，等等。当前新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支持和维护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为此不遗余力地强调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但如果因此对全球化理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在如何应对全球化显现的问题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把在西方国家业已破灭的某些关于全球化的“神话”轻率地接过来传播，对于认识和引导全球化发展有误导作用。
全球化进程之所以具有可逆性，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发展史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由于这些偏颇，全球化并不一定对每个国家都有利。事实上，历史上出现的全球化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对某些国家更为有利，而对另一些国家相对不利甚至有害。国内外有关谁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争论，本身就说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带来的利益或风险是不平衡的。19世纪以来，全球化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一轮全球化发生在殖民主义时代，是一种以坚船利炮开路的掠夺型全球化。[12] 当时的全球化完全由西方列强主宰，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是发达经济体，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亚非拉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基本都是在宗主国和列强的胁迫下被动地参与到全球化中，主要充当工业化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能从全球化中获益，相比列强来说也非常有限。发展中经济体当时参与全球化承受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总体说来远超从全球化获得的好处。
二战后至20世纪70、80年代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下的富人型全球化。二战后亚非拉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浪潮虽然使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但殖民时代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是否参与全球化多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处于依附地位或边缘位置。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则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因素被隔绝于西方市场之外。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化基本是美欧以及后来的日本之间的富国俱乐部游戏。直至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一直主导二战后的国际贸易。1950年，发达国家占世界出口的64%，1970年是75%，1996年是70%。[13] 除石油输出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总体趋于下降。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受东亚“小虎”崛起的影响，不包括石油出口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才开始扩大它们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正因如此，当时处在全球化边缘或者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批评多于褒扬。
冷战后期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参与，全球化开始又一次转型，包容性、开放性、公正性逐步增强。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富国游戏色彩进一步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元素增多。应当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态度的调整与全球化的这次转型是个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这次转型的初期，中国是抱着迟疑态度小心谨慎地参与到全球化中去的，正如习近平所说，“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14] 当时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与当今西方的逆全球化思潮不无类似之处。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还有许多人担心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化”。与当年相比，如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调换了位置。但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既给全球化增添了新的动力，也使全球化孕育和积累出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
近代以来全球化发展史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全球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而不同形态的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很不平衡。离开特定时期全球化的具体形态，抽象地谈论和判断全球化是否对每个国家都有利，是脱离实际的伪命题，对于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全球化健康发展没有帮助，反而易产生误导。其次，由于全球化利益分配存在不平衡，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向来存在明显差异，同一类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也存在显著差异。批评、质疑甚至是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历来就存在，只不过在过去大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而现在则转移到了发达国家。每一个时期的逆全球化思潮都是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待这种思潮的理性态度应该是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而不是随意地给其贴上“民粹”标签加以批判。最后，不同时期产生的特定形态的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如果一定形态的全球化产生的矛盾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发更大冲突，导致全球化进程放缓、停滞甚至发生系统崩溃。相反，如果能够找到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使全球化实现转型，则全球化不仅可以持续，而且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以上几点可以说是历史经验揭示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发展规律。
全球化发展规律表明，当前这轮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多，前行动力正日趋衰减。要为其增添发展能量，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转型发展势在必行。这种形势从逆全球化风潮对全球化进程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中反映得很清晰。
一方面，全球范围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风潮，使全球化前行阻力与日俱增。没有深刻的调整变革，当前全球化进程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表明全球化进程已显著放缓。这种放缓幅度甚至超过了1913—1929年这段时期。不仅如此，英国脱欧，特朗普政府实施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等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表明本轮全球化已经出现局部性系统坍塌。这种状况虽然可能给中国等新兴大国加强国际竞争提供某些潜在机遇，但其对全球经贸环境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更大。如果任由保护主义趋势发展下去，全球化发展前景将会由于以下风险而变得更加黯淡。
一是全球化减速甚至停滞风险进一步加大。目前发达国家是逆全球化风潮最强劲的地区。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贸易和市场的比重都超过一半，在国际金融领域仍居主导地位，又是世界科技创新的主要来源，在驾驭国际合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软实力优势，其对于全球化的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化中的影响力近年来尽管大幅提升，但要完全替代发达国家的作用是不现实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倡议，可以抵消较大一部分逆全球化风潮的消极影响，为推动全球化发展发挥重要积极作用。但如果将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划等号，认为全球化未来发展可以在没有发达经济体参与的情况下仅凭“一带一路”支撑，则脱离实际，会使中国承担扛不起、背不动的包袱。
二是全球化向扭曲、碎片化方向畸形发展的风险进一步加大。逆全球化风潮若不能被逐步化解，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在全球范围演化为各种形式的壁垒，形成各种排他性区域集团，重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利益集团恶性竞争的一幕。在此情况下，即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免于全面崩溃，全球化也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扭曲，愈发畸形，矛盾和问题会进一步增多。
三是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引发大国冲突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来说，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不会孤立存在，而将与国际地缘政治中业已显现的各种矛盾交织，相互影响。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大国冲突的风险会大幅上升。大国的国际利益都由复杂的因素构成，个别单一因素一般不太可能将大国推向对抗和冲突。只有当大国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同时出现系统性、结构性矛盾时，大国冲突易发、高发时期才会到来。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在安全利益上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较长时期内难以消解。如果彼此在发展利益方面的矛盾不减反增，双方要破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魔咒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国冲突必然敲响全球化的丧钟。
另一方面，当前逆全球化风潮给全球化带来的阻力，也可以被转化成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动力，因为“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也是以另一种方式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15] 普惠性是全球化应有的属性，但普惠性在全球化迄今为止的全部发展历史中始终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从而影响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与可逆性。普惠性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呈正相关，与可逆性负相关。普惠性多了，可持续性增强，可逆性减少，反之亦然。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困难，并非由于正能量全面消退引起，而是阻力增大所致。产生正能量的因素虽未发生根本变化，但由于阻力因素越来越大，原有动力变得越来越乏力。阻力加大趋势如不扭转，全球化终将因动力不足而停滞甚至倒退。所以，降低阻力、呵护原动力、增添新动力，三管齐下，才可使全球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全面提高。调整这三种力学作用，需要通过观念和体制转变，改进全球化原有的形态，打造新型全球化。
首先需要更新观念。全球化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重大影响，是事关全人类命运的事业。对全球化的发展，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利观和价值观去认识。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16] 通过维护和促进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应该成为塑造新型全球化的指导思想。全球化是全人类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涉及各种力量的博弈、各类复杂利益的协调，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指导，很难保障其转型朝着健康方向顺利推进。
其次，要通过机制和规范调整增强全球化的普惠性，减少和化解逆全球化的阻力。一是要在南北利益关系上继续减少那些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尤其要给予那些处于全球化边缘的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关注和倾斜。对于促进人类公平正义来说，这是全球化长期存在的短板。在这方面，发达经济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应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更多责任。二是要更好平衡东西利益关系，重点是化解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发展利益上出现的矛盾。这需要双方着眼大局，换位思考。相对而言，目前在发展势头上占优的新兴经济体可腾挪空间更多一些。新兴经济体虽仍带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但在国际竞争的许多方面取得一定优势，在化解全球化矛盾的过程中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新兴经济体需要转变观念，不应因对方属于发达国家而将西方社会对新兴经济体提出的诉求一概斥为“无病呻吟”，忽视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三是通过协调各国内外政策，更好地控制全球化中资本与其他经济要素的不平衡作用在各国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拉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市场调节固有的短板，也是助长逆全球化风潮的关键因素之一。全球市场空间越大，这一问题就将越突出。调节这个问题的许多政策虽是各国内政，但其外溢效应会由于全球化而加大，加强国际协调对全球化转型十分重要。
再次，要通过新举措给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突出的意义。“一带一路”调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统筹海陆两种文明，倡导共享、普惠、均衡发展理念，为沿线各国人民相互创造价值提供便利和条件，为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注入重要新动力。当然，全球化转型发展需要更多“一带一路”这样的新动力。只要共同努力，各国还可以通过在国际、地区和双边建设更多开放性的合作渠道，如探索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东北亚的中日韩自贸区，促进中美、中欧达成投资及其他领域的协议等，为全球化提供更多正能量。
最后，要通过整顿全球化运行环境，提高全球化运行质量，保护和更好利用全球化的动力资源。一方面，要净化全球化运行环境，维护全球化正常秩序。规范运作是全球化正常运转的重要前提。当前全球化存在很多失范、无序的混乱现象，对全球化发展带来很大干扰。例如，一些前景很好的合作项目，在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生态环境、遵循卫生和环保标准、支持地方民生、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政策法律等方面，由于制定的规约得不到切实遵守而遭受挫折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呈上升趋势。这些问题涉及国民素质、文化传统、管理水平等复杂因素，有关各国应重视运用综合措施加强对失序因素的管控，减少这类问题对全球化正常秩序的干扰。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的质量，更好地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加大各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信心和能力。在这方面，当前尤其要注重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水平，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的局面。[17]
推动全球化实现以上方面的转型，不能只靠少数国家或某一类国家，需要各类国家共同携手，世界主要经济体尤其负有更大的责任。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中国应把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为推动和引导全球化转型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使新型全球化更具普惠性和包容性，更加文明、有序、高效，更富于活力和可持续性。
编辑：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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