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巴里·布赞：无超级大国的世界秩序：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国政学人 第429期

编者按

现实主义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争论往往是围绕美国是否会继续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或中国是否会（与美国并列甚至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展开争论，但巴里·布赞反驳了现实主义的观点，提出超级大国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将走向终结，未来的世界将更为区域化，也会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即朝着“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的方向发展。

作品简介

【作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荣誉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高级研究员。巴里·布赞是国际关系领域和国际安全研究界世界级权威、哥本哈根学派创始者和英国学派领军人物，曾任英国国际研究协会主席（1988-1990）、（北美）国际研究协会副主席（1993-1994年）。1999年以来担任重建国际关系英国学派项目的主要协调人；2004-2008年任《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主编。

【编译】房宇馨（国政学人编译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徐垚晟

【审核】刘潇昱

【排版】贺奕

【来源】Buzan, B. (2011). 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 Decent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5(1), 3–25. https://doi.org/10.1177/0047117810396999.

期刊简介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顶尖期刊之一，由SAGE出版社与大卫·戴维斯纪念研究所（David Davies Memorial Institute）联合出版编辑，其2018年的影响因子为1.385。

无超级大国的世界秩序：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

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 Decentred Globalism

Barry Buzan

内容提要

与大国（great power）概念相区分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概念已被纳入国际关系的论述中。但“超级大国”概念在二战结束后才被广泛使用，追溯其在现代史上的应用也并不早于19世纪。本文认为，超级大国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因其出现有赖于19世纪西方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平等。随着这种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减弱，世界政治最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是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red globalism），即没有超级大国而只有大国。本文首先大篇幅用物质性和社会性因素的框架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不可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以及为什么中国和欧盟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而在后三节中，文章使用同一框架更简要地探讨了为什么仅存大国的世界趋向于形成更为区域化的形式；为什么这样的国际秩序可能产生一个极为现实的、去中心化的、共存的国际社会；以及一个更区域化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区域霸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在结论中，文章为处于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秩序下的各国提供了五种政策建议。

文章导读

前言

2004年作者曾提出，未来几十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继续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一超多强局面。该观点目前仍是有关“极”辩论的核心。这场辩论主要探讨美国是否能够维持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或者崛起的挑战国（主要是中国）是否会使世界秩序重回两极状态。这场辩论在西方语境下的利益考量是旨在，通过保持和利用权力优势，或者通过利用制度来适应崛起大国以使其领导作用重新合法化，来寻求维持美国霸权/领导地位的路径。2004年以来，作者的第二个设想是未来将不存超级大国而只有大国，而且这将为世界愈添不确定性。有关世界多极化的主流辩论通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各国必须在制衡美国或追随美国中做出选择。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以美国权力和权威的削弱为由对其加以限制，并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为了防止世界秩序陷入1930年代式的帝国竞争，美国继续保持领导地位既不必要，也不可取。

因此，作者的论点脱离了当前关于“极”辩论的主线，也从两个方面脱离了华尔兹创造的新现实主义框架。首先，作者以超越新现实主义的方式区分了超级大国和大国的概念。作者认为，超级大国是指其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影响遍及整个国际体系的政体，而大国是指其影响范围仅限于某地区的政体。第二，作者反对新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必然会陷入竞争以求主宰世界体系的假定。相反，作者关注的是在一个区域化的世界秩序中，建立一个具有合作可能性的共存的国际社会的基础。

01

未来为何不再有超级大国？

目前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是并无争议的，因此有必要论证的是美国很快将失去超级大国地位，而且没有其他行为体会成为超级大国。由于只有中国和欧盟被公认为是潜在的超级大国，因此二者是争论的焦点所在。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都被认为是真正的或潜在的大国，但少被认为是可能的超级大国。作者将通过物质性和社会性、内部和外部多方面考量，来论证我们为什么会面对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未来。

通常认为，现代及全球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概念范畴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认为任何国家都应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权力支配地位的看法是19世纪西方特有的、权力非均衡分布的产物，而正是这种非均衡分布状态使此类失衡在短期内成为可能。一般来说，认为任一国家都应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权力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西方在19世纪造成的权力分配失衡的产物，西方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使此类全球失衡在短期内成为可能。其后，这种状态又在二战中得以强化，战争导致了欧洲帝国的分崩离析，世界陷于一片废墟之中，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局势不稳和濒于边缘的境地之中，并将两个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提升为全球性大国。世界也在迅速衰落，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严重的权力分配失衡正在逐渐消失，不仅是因为二战的破坏性影响早已得到修复，还因为19世纪给予西方巨大权力优势的革命成果现在正稳步地扩展到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并且，相较于在西方崛起前维持了几千年的旧的全球力量平衡，新形成的力量均衡是在一个紧密约束和相互依存的全球国际体系和社会中运行的。我们面对的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后殖民地的、全球规模的国际社会的出现。

（一）美国

在物质实力方面，美国自身的经济规模、军事能力和政治文化地位使其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匹配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但与崛起中的大国相比，美国相对处于中期物质衰退之中，美国需要适应一个更多极化的世界。然而，物质实力的相对衰退可能并非是美国丢掉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关键还需考虑社会因素。在美国国内，社会因素发挥作用体现在国内支持美国维持超级大国角色的意愿正在减弱；而在国际上，无论美国是否愿意延续其全球领导力，其追随者都会愈来愈少。从内部来看，美国多数政治评论家认为美国跌下独霸神坛极有可能是因其公民支持意愿的下降而不是因为任何外部挑战国的崛起。从外部来看，华尔兹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即“拥有压倒性权力的国家会极为倾向于滥用权力。即使其并未滥用权力，但他国也未必认可。”几位美国现实主义者也表达了这种担忧，他们认为，美国对良善领导的自我认知与其他国家对美国施行威胁性外交政策（特别是在贸易和中东问题上）的普遍认知之间已经出现脱节。因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社会支持的变化都可能使美国迅速从超级大国跌落为大国。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政治参与代价高昂、不得人心而且往往以失败告终。在国内，支持美国在二战后外向发展的自由国际主义阵营已无可挽回地让位于激烈的政党极化。以使美国深陷泥潭的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的“全球反恐战争”（GWoT）未能为新的十字军东征提供基础，削弱了美国所代表的自由（freedoms）和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如果内部因素关系到美国是否愿意发挥其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领导力，那么外部因素则关系到美国领导力的合法性是否会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希望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前提下延续全球领导力，但同时也希望利用例外主义意识和自身是领导地位使其免于遵守那些希望他国遵守的规则，此即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谓的“美国免责论”。由于这一矛盾，美国的地位在三个方面显著下降：政策的可接受度、以美国模式为仿效对象的吸引力以及任何形式的霸权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合法性。

1.美国政策的可接受性

从古巴、越南、智利到有限的核战争，再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占领伊拉克，以及消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使用酷刑，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在其盟友间引发争议。在冷战期间（直至90年代），西方盟友在利益的驱动下选择追随美国的领导客观上抵消了对其政策的不满。但随着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这种意识迅速减弱，特别是在小布什政府在对政策上表现出单边主义转向后。美国在修辞上用“自愿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取代了“朋友和盟友”（friends and allies）及“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体现出一种直接和具体的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逻辑。因此，美国的政策目前基本上按自身的意志施行，不受任何共同利益和认同的中介效应的影响。以下将简要分析美国的三个关键政策领域，即中东/GWoT、中国和气候变化。

质疑美国超级大国合法性的主要观点认为，美国在中东的许多干预措施效果都适得其反，不仅助长了恐怖主义问题，而且使很多中东热点问题（如巴以冲突）愈演愈烈。或许只有在防核扩散的问题上，美国的中东政策才得到了支持，但即便如此，其意图禁止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发展核武器却对以色列庞大的核武库视而不见的虚伪行径仍饱受诟病。美国不得人心的中东政策以及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竞争，都无法为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奠定基础。

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为竞争对手的担忧愈加严重。然而，中国崛起的性质将影响其他国家是否认同美国将之视为威胁的看法。如果崛起的中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侵略倾向，那么其他国家很可能会认同美国的看法。但中国吸取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崛起时期犯下的错误的教训，决意避免重蹈覆辙。如果中国可以实现和平崛起，那么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的看法便不会得到广泛认同。

美国政府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奉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布什政府也对控制国内外严重的污染和排放问题持抵制态度。奥巴马政府想要通过推广绿色能源以解决环境和经济问题的热情也因政党极化消磨殆尽。在许多人看来，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美国非但没有提供解决办法，还使问题愈加严重。

2.以美国模式为仿效对象的吸引力

美国认为自己可以充当模范并掌控未来的这一主张正失去说服力。这种主张长期建立在美国捍卫象征着民主和人权的政治自由价值观以及象征着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济自由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但目前美国想依靠政治或经济上的自由价值观使其领导地位合法化几无余地。

在政治方面，GWoT使美国政府仍面临着“反恐政府而非民主政府”的舆论压力；美国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引渡”政策、对事实酷刑的接受以及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强烈抵制，都削弱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可信度。

而在经济方面，美国在贸易已基本不具领先优势，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美国主导世界陷入了经济衰退，在对自身发展造成损伤的同时也无力带领世界实现经济复苏。美国既无经济资源，其意识形态权威也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消磨殆尽，欧洲社会市场模式和北京共识等其他全球政治和经济治理理念正在获得关注。

因此，美国声称能够掌控未来的主张遭受到了自身失败和自由主义模式缺陷的双重打击。由于存在其他的成功模式（如欧盟模式和中国模式），美国模式成为一个成功国家的榜样的号召力正在日趋减少。

3.国际社会中霸权的不合法性

几位英国学派学者在霸权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社会性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当代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基于主权平等原则以及一定程度的民族和国家平等原则，当仍充斥着西方统治世界的帝国时代遗留的霸权与地位不平等现象。随着向单极霸权的转变，美国成为西方世界通过霸权继续主导国际社会的主要代表和实践者。正如伊恩·克拉克（Clark）所言，权力集中于某个行为体会破坏权力均衡的理念，而权力均衡理念正是国际社会合法性的传统来源和存在条件。

反霸权主义是后殖民国际社会的一种突现特征。随着长达两个世纪的权力差距逐渐缩小，印度和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将增加对美国等西方霸权残余的抵抗。甚至在中东等没有新兴大国的地区，反霸权势力也愈发蓬勃。

（二）中国

和美国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可能的超级大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问题而非物质问题。

国内方面，中国似乎对是否准备好扮演超级大国角色存在分歧。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人们应为中国的成就感到自豪，也渴望重新获得首屈一指的大国地位，以此摆脱“百年国耻”的屈辱记忆。但如果更为强硬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中国占主导地位，中国开始对世界施加影响，就会违背和平崛起战略，增加邻国和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的风险，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中国目前的行为还恪守着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方针，即“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避免陷入和美国的公开竞争。尽管中国反对霸权，主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应扮演更平等的角色，但作者认为中国对于未来的战略规划是不明确的，而且对外多持防御性态度，主要关注的是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中国在外交交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某些方面中国仍然在国际社会扮演着“外交学徒”的角色。如果这种趋势占主导地位，那么中国似乎还没有准备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从外部来看，中国没有选择与大国结盟。缺乏强大的盟友意味着中国几乎没有建立超级大国地位所需的政治资本。中国没有也没有输出自身价值和模式的想法，事实上中国更倾向于用“中国特色”来体现自身发展的独特性。

（三）欧盟

从社会角度看，欧盟在国际层面上比美国和中国更有优势。欧盟历来的外交政策（如在中东和环境问题方面）较受好评，国际社会希望欧盟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欧盟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在政治、军事或国际地位上的竞争冲突较小，其发展也并未导致美国将其视为威胁。欧盟是其他地区实现区域一体化可参照的典范，并且相较于中美，欧盟可基本避免外界对其霸权意图的怀疑。从土耳其、格鲁吉亚再到摩洛哥，欧盟对周边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但欧盟致命的缺陷在于其内部的社会与政治。与政治精英们所持观点不同，公民们对于欧盟进行更广泛的国际接触的支持率较低。政治精英们未能利用新设的欧盟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来提升欧盟的国际行为能力，这成为欧盟不愿在全球舞台始终保持一贯地位的最新表现。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欧盟正处于内部对成为超级大国缺乏兴趣的状态中，现实主义者显然会把这一不足归因于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因此缺乏成为超级大国的政治连贯性。这一观点看似有理却不足以解释全部的原因。完全有可能设想像欧盟这样一个特殊的后现代实体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成为一种新的超级大国，但欧盟并未采取行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02

为什么要建立更区域化的国际秩序？

在区域化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上，国际体系正在朝着权力分配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从短期来看，伴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复苏及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美国在二战后的非常态主导地位已被逐步削弱。从长远来看，随着现代化在国际体系中的广泛普及，19世纪时西方世界形成的巨大权力优势正在稳步让位，不仅产生了新的大国和地区大国，而且使任何国家越来越难以实现超级大国所必需的相对能力。

区域化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始于强烈的反霸权主义，主要表现为人们普遍呼吁建立一个更为多极的国际体系。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部分退出的可能性很大。“华盛顿共识”已走向失败，表现出的是在治理金融自由化的全球经济方面的政治无能。与其说是美国权力的严重不足，不如说是全球管理能力的超负荷运转。事实证明，霸权稳定论是有缺陷的，但也缺乏建立必要的全球集体管理方面的基础共识。苏联解体后，尽管几乎各方均承认某种形态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出路，但同时各方对于民主或西式人权也没有达成共识。尽管人们对民族平等有强烈共识，但对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以及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因此，从多方面来看，按照政治、经济和文化舒适度界定的地区在制度层面实现区域化条件已经成熟。

学界有关良性区域化国际秩序本质的猜测通常围绕美国、欧盟和东亚三个核心地区展开。区域化可以被视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它既可成为全球化失败时的一种退路，也可以是在全球化世界中获得更大影响力的一种战略。欧盟和北美自贸易区只是最典型的案例。除此之外，其他围绕经济和政治合作建立的区域组织还有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独联体、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上合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等。当然，并非所有这些组织都同样成功，但它们确实表明了发展势头强劲的区域化趋势遍及全球。在当前经济危机的余波和美国领导的衰落中，这一趋势可能会变得更强。

我们有理由相信，区域化的国际秩序将运转良好。对这种秩序的普遍担忧源于20世纪的历史经验：在当时，帝国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或统治世界而相互竞争。但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争夺全球霸权的危险似乎不再十分突出：第一，西方世界相对衰落，其他地区也以守势为主，力图维持自身的政治文化特色，寻找本国的现代化道路。显然，没有哪一方渴望全球领袖的地位。第二，任何潜在的全球霸主都会受到普遍而强烈的反霸权主义的限制，很难获得必要的物质优势和社会地位。第三，没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或种族主义差异足以导致20世纪的那种冲突。第四，所有大国都恐惧战争和经济崩溃，都致力于维护世界贸易。

03

结论

不同于认为美国霸权将持续存在和认为美国需在“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为适应性的领导作用这两方意见，作者提出了介于其中的“第三条道路”。在“第三条道路”中，没有超级大国，只有大国和地区大国，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是公认的政治经济形式，地区秩序比全球秩序更为重要，并且在全球层面上将出现以共存为主要动力的多元主义国际社会。“第三条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第一次将相对均衡的全球权力分配与高度一体化、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和社会结合了起来。这可被称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以与体现现代世界秩序的“中心-外围”特征的中心化全球主义形成对比。

在结论中，作者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

1. 美国不必担心大国对其独霸地位发起的挑战，第一是因为目前尚没有大具备这一实力，其次因为超级大国注定要消亡。

2. 共产主义苏联的解体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表明，各方都应对意识形态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对于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经济模式要更为宽容。

3. 所有大国都需要更多地关注自身所在地区，以及如何建立稳定、更具共识和合法的区域秩序。传统的安全问题不再是大国关系中的关键。

4. 所有大国要共同建立建立一个不同模式能够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在盟友与竞争对手间互动共存。

5. 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它们不再拥有未来。应让各国试验如何最好地将其各种文化和历史特色与西方遗产相适应。

译者评述

根据巴里·布赞的观点，超级大国的形成与维持不仅需要肯尼思·华尔兹所强调的物质实力（Material Capacity），也需要赫德利·布尔强调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nding），物质实力与社会地位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超级大国的重要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作者提出超级大国的存在并不是历史的常态，走向衰亡是超级大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最终命运。因此，在21世纪，伴随着美国国内对于外交政策的观众成本不断上升、国际上追随美国的忠实盟友越来越少以致自身日益孤立等原因，美国维持超级大国的相对权力优势将会逐渐减少，美国模式的号召力和霸权的合法性也在日趋消减。同时，基于对中国和欧盟物质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综合分析，巴里·布赞认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更为普及的当下，没有哪一行为体具备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条件与能力，21世纪的国际秩序将面对一个更加稳定、互助、共存和更为区域化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巴里·布赞, & 刘伟华. (2010). 权力、文化、反霸权与国际社会:走向更为地区化的世界秩序?. 世界经济与政治(11), 18-35+156-157.

[2] Barry, B. . (0).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 1.

[3] Buzan, & Barry. (2008). A leader without follower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after bus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5(5), 554-570.

[4] Waltz N, & Kenneth. (2005).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 Co. .

 

本文由国政学人独家编译推荐，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转载请联系授权。

添加“国小政”微信，获取最新资讯

好好学习，天天“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