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八年国防战略
奥巴马八年国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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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军事文摘》2017年第2期
重心东移进程加快 岛链布势渐趋完善
军事理论推陈出新 高低兼顾全谱作战
安全网络不断扩大 同盟体系面临考验
奥巴马任期内美军海外用兵指导思想
奥巴马任期内美军装备建设发展回顾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被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任期将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结束。自2008年11月4日正式当选为美国第44任总统,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应对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美国整体军事战略部署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伊拉克撤军、击毙本拉登、伊核协议、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等。所有这些军事战略部署,既是美国国防战略未来的基石,也是下一任总统执政的起点,深刻挖掘和理解奥巴马的军事遗产将有利于对美军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有效研判。
重心东移进程加快 岛链布势渐趋完善
作者:陈 玄 林治远
奥巴马执政期间,为实现“重振美国、领导全球”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适应亚太地区战略地位迅猛提升的发展态势,加快了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称,他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将在塑造该地区(亚太)及其未来中发挥更大、更长远的作用”。2012年6月,在第11届东亚安全论坛上,时任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发表题为《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的演讲,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实施已满5年,其军事部署的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1年开始,主要是增加人员和装备数量,从地理上优化部署,增强美军的部队态势。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地理上更分散、作战上更灵活、政治上更可持续”。为此,美国将更多人员源源不断地派到该地区。到2020年,60%的海军和海外空军资产将部署在亚太地区;为驻日和驻韩美军配置更多现代化装备;将高度集中于冲绳的部分陆战队员分散部署于澳大利亚、夏威夷和关岛,将关岛打造成一个战略枢纽。
第二阶段从2015年开始,注重改进质量,在提升美国自身军事能力的同时,推进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关系。为此,美国增派了最先进的装备,包括F-22和F-35隐形战机、P-8“波塞冬”海上巡逻机;持续部署战略轰炸机,以及最新的水面战舰,包括所有最新的隐形驱逐舰DDG-1000;实质性发展对再平衡极为关键的新能力,比如增强水面战舰的杀伤力,将更多投资用于“弗吉尼亚”级潜艇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开发了创新性的战略和作战概念,并用于更加复杂和广泛的训练演习中。
第三阶段,从2016年开始,将巩固前两个阶段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升质量,改善部队态势,同时聚力打造美国主导的安全网络。为此,美国欲将“战斧”巡航导弹的打击能力增加3倍,提高更多“弗吉尼亚”级潜艇的杀伤力;未来5年将投资400亿美元提高水下和反潜能力,包括发展能在浅水有效行动的水下无人潜航器;投资120亿美元发展新型B-21“袭击者”远程打击轰炸机;投资560亿美元采购400余架隐形第五代F-35“闪电”Ⅱ联合攻击机;投资160亿美元升级KC-46A“柏加索斯”空中加油机;仅未来1年就投资340亿美元发展网络空间、电子战和太空能力;还将进行“跨跃性”的投资,发展“出人意料”的新能力。
两洋兼顾,稳北强南。提出“印亚太”概念,将太平洋与印度洋连为一体。奥巴马称,亚太地区包括南亚和印度洋。希拉里·克林顿将亚太地区定义为“从印度次大陆延伸到美洲西海岸,该地区横跨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越来越被航运和战略连结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军在加固日、韩基地的同时,将军事部署逐步从东北亚向东南亚延伸。美军认为,该地区南部越来越重要,与东北亚相比,以更灵活的方式加强在南部的军事存在,对美更有利。
重心后移,层层封堵。由于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美国担心在日、韩的基地离中国太近,容易成为中国导弹攻击的目标,遂实行“重心后移”,不断完善三线岛链布局。一线以提升应急作战能力为核心,继续整合驻韩基地体系,加强驻日基地防护设施建设,提高抗毁能力;与此同时,为将来中国冲出第一岛链预作战略准备,强化第二、第三岛链军事部署。二线以提升兵力投送能力为核心,全面强化关岛海、空军基地建设,对基地现有设施进行翻新扩建,不断提高飞机库等重点设施的防护能力。三线以提升地区支援能力为核心,在珍珠港兴建大型潜艇维修船坞和通信枢纽。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常设军事基地设施为568个,成为其海外军事基地设施最多的地区。
轮换部署,行动灵活。美军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部署,这种部署规模更小、更加灵敏、便于远征作战、能够自我维持、自我控制。主要是将各种军事单位轮换部署到该地区不同地点。维持美军存在的措施包括:大量范围广泛的海军进入协定;大量训练演习;与外国军队其他不同途径的交流。这种模式寻求避免因建立新的永久性基地而大量花钱,并建立不像冷战、欧式条约机制那么僵硬的安全机制。
“推回”不力,恶化环境。亚太“再平衡”在军力部署调整上最为明显,确实提升了西太美军的快速反应和全维攻防能力,其基地布局日益优化,支援能力不断增强,对中国战略利益构成了一定现实影响。但结果,并没有阻止中国军事力量“走出去”,不但没有起到“平衡”作用,反倒加剧了不平衡局势,激化了岛屿争端,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升温,造成了极不稳定的区域安全态势。
改头换面,更重实效。特朗普“意外”当选下届美国总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何去何从,世人关注。国防预算逐年缩减、中东反恐、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以及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等问题,都会影响特朗普“参与”亚太的方式。从历史来看,无论美国领导人如何变化,美国霸权主义本质决定其永远不会放弃亚洲,不会改变其控制亚太的欲望。从发展趋势看,美国将在亚太地区采取更加务实有效的做法,注重通过盟友发挥更多作用,力求在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继续施压,遏制中国全面发展。
军事理论推陈出新 高低兼顾全谱作战
作者:李 响
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以来,国际战略格局日益变化,安全环境日趋复杂,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在此背景下,奥巴马以“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大力推进军事战略调整,收缩中东战线,聚焦应对大国地缘挑战,聚力发展高端作战理论,确保长期全面战略优势。美国军事理论创新和发展,不仅能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家需求设计战争,还能牵引国防和军队整体建设发展。奥巴马执政8年来,以“巧实力”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础,不断调整完善战争和战略理论,深入发展作战理论,升级拓展作战概念,积极推进建军理论,为打赢下一场战争进行理论准备。
大力发展“混合战争”理论,着重提升非正规战能力
在美军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泥潭的背景下,“混合战争”理论迅速发展,得到美军高层的青睐。美军认为,从战争实践来看,未来战争中的敌人将会综合使用常规与非常规战法,寻找美军的薄弱环节,令擅长打堂堂之阵的美军防不胜防。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认为,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因,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的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前陆军参谋长凯西上将认为,混合战争主要具有交战双方不对等和作战手段多元化的特点。前国防部长盖茨明确指出,“正规战和非正规战的区别已经不是泾渭分明的了,二者混合在一起。仅仅着眼于以常规方式打败敌人,不能达成我们的战略目标。未来战争变得更加复杂,各种作战行动混合在一起,国家行为体也可能用非正规和非对称的手段,而非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鉴于此,美军将“混合战争”定义为,在同一战场空间,所有参战部队同时遂行多种作战样式的一种战争形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战力量高度一体化,包括“物质和心理、战斗与非战斗力量”;二是作战样式高度融合化,包括传统战争、非正规战、反恐怖袭击和反暴乱等多种样式。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混合战争”理论正式作为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认为美国传统的战争指导思想已经不适合应对混合威胁,必须综合运用正规与非正规、传统与非传统、对称与非对称的战术、技术和力量,力求在战争的所有层面上取得理想效果,打赢当前的战争。
美军的“混合战争”理论是在充分吸收近几场局部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美军正规作战行动往往非常顺利,而对手“简单而野蛮”的袭击却难以对付。因此,在提出和发展“混合战争”理论的同时,美军越来越重视提升非正规战能力,将非正规战置于与常规战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军2007年颁布的《非正规战联合行动概念》将“非正规战”定义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为在相关民众中争取合法性和影响力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主要通过使用间接和不对称的方法,削弱对手的势力、影响力和意志力。美军提出非正规战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应对多元化复杂挑战时,指挥官能正确地使用常规和非常规军事能力,通过实施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战役行动,打击国家或非国家敌手,以颠覆、压制、削弱对方,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进而,美国陆军于2009年颁布了《反暴乱行动战术》条令,用于指导旅以下部队组织实施反暴乱行动,使非正规战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提出“一体化军事战略”理论,同时打赢常规战争和地区冲突
奥巴马执政以来,先后发布了两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一份“防务战略指南”,调整安全威胁判断,明确战争和冲突样式,提出战略理论指导,特别是2015年版《国家军事战略》,首次提出“一体化军事战略”思想,对未来美军建设、发展与运用具有顶层指导意义。
总的看,有几点变化:
一是更加突出大国挑战威胁,将其排在地区对手和恐怖主义威胁前面,并将中俄等国定性为企图挑战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核心环节”的“修正主义国家”;
二是以预防和慑止冲突为首要防务战略目标,以核威慑和常规威慑防止地区性冲突的发生,并在冲突发生时,确保美军能够击败对手,同时瓦解、铲除和击败恐怖主义组织,并阻止其卷土重来;
三是强调“混合冲突”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不仅广泛运用于恐怖主义组织和无赖国家中,甚至可能出现在大国冲突中,并对此提出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建立更广泛的联盟,以可持续的方式充分调动联盟力量,维护美霸权基础;
四是以“一体化军事战略”为指导,将全球盟友关系作为重要支撑,将慑止和打赢一并考虑,将中高端威胁、中低端威胁一体统筹,以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类冲突。同时,为落实“一体化军事战略”,美国将“全球一体化作战”由过去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提升为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举措。“全球一体化作战”的实质是通过实现作战资源和能力跨领域、跨地域、跨机构乃至跨国的合理配置与有效融合,提升联合部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投送决定性力量的能力。
推动“空海一体战”,应对“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
近年来,美国几乎每份战略报告都会阐述对我国军事实力发展的不信任和担心,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安全挑战。《防务战略指南》明确指出,要应对中国以网络战、导弹战等非对称作战手段形成阻止美军投送兵力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形成。对此,美军提出“空海一体战”构想,并随即展开理论研究、试验演训和装备研发等配套工作,于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式明确,要采用“空海一体战”理论,应对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胁。
一是在战略指导上,侧重应对高端军事威胁。最初,“空海一体战”是美海空军为应对“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而开发的作战概念,既要针对中国等高端军事挑战,又要应对伊朗等中低端威胁。随后,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结合自身在“两场战争”中积累的非正规战经验,开发重点用以指导地面部队实施濒海和陆上进入行动的“进入作战联合概念”;海军及陆战队则开发侧重应对伊朗等中低端威胁的“濒海作战概念”,将“空海一体战”定位于应对高端威胁的作战理论。
二是在作战对象上,主要以我国为作战对手。尽管美军公开场合强调“空海一体战”并不是针对特定对象和具体区域的军事战略或作战计划,但在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滑,我国军事能力不断提升,尤其是所谓“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将威胁到美“全球公域”力量投送和保持行动自由能力。
三是在作战指导上,以“跨域协同”思想为中心,全面整合陆、海、空、天、网五个作战领域,按任务灵活编组部队,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将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和指挥控制系统有效联为一体,以“信息致盲、瘫敌体系”为目标,综合运用动能与非动能、对称与非对称手段,更加注重落实避实就虚、聚强击弱的作战思想,对我国重点关键薄弱环节实施有限打击。
四是在作战力量上,打破军、兵种界限,加强军种资源计划与规划方面的协作,加大军种在组织、装备、概念、条令和训练等所有方面合作的密度和深度;深度整合盟伴国力量,发挥各盟国的优势能力,增大威慑效应和实战效能。
五是在战场建设上,依托“三线岛链”进行力量配置。通过优化以日、韩基地群为主的第一岛链,缓解战时兵力投送和防护保障压力;强化第二、三岛链远程力量投送优势,赢得更多回旋空间。
随着概念开发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美军不只局限于空中和海上能力的一体化,还将充实“地面部队为促进联合部队获得对竞争区域的进入而将采取的作战运用方式”,同时发展一体化防空反导、反水面舰艇作战及纵深精确打击等能力,并使用网络、太空、特种力量及小股常规部队等支援海空力量作战。因此,美军于2015年1月将“空海一体战”概念更名升级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将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空间四大领域界定为不受单个国家控制,为所有国家依赖的领域或区域。同时,更加突出强调了获得和保持行动自由的全局价值,以及获得和保持受限的空海天网优势及安全的能力。
秉持“均衡”建军理论,深入推进质量建军、效能建军
2009年初,盖茨提出“均衡”防务战略思想,将非正规战能力建设提高到与正规战同等重要的地位,力求在现实冲突与未来危机之间保持均衡,并以此牵引军队建设。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着重阐述了“均衡”理念,提出了“均衡”建军六大目标:保卫国家并为民事机构提供支援;成功进行反暴乱、维稳和反恐行动;提升盟友伙伴国的安全能力;在反进入中威慑和击败入侵敌手;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在电磁网络空间中有效运作。
在此基础上,2014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对联合部队和国防部进行“再平衡”。按照“在一场大规模、多阶段冲突中击败地区对手,同时在另一地区阻止其他侵略者实现目标”来进行兵力规划,深入推进质量建军、效能建军,并加快国防改革进程。这是对之前“均衡”建军理论的再调整,更突出强调以“反进入/区域拒止”条件下的新“均衡”理念,以增强联合部队的战备水平和作战效能。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作战能力的“再平衡”,强调以应对“反进入/区域拒止”高端威胁为核心,重点发展联合部队应对复杂多元威胁的全谱作战能力;二是军力部署的“再平衡”,强调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20年前将60%海军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三是兵力结构的“再平衡”,调整各军种、现役与预备役之间的数量对比与任务划分,强调重点发展海、空军力量和特种部队,确保美军的全球力量投送、塑造安全环境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时削减陆军、海军陆战队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的整体规模,打造一支“规模较小、战备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军队;四是国防机构的“再平衡”,强调推行国防部机构改革和采办体制改革,旨在削减国防部雇员数量,控制政府运作成本,实施以“更优购买力”计划为核心的采办体制改革,强化国防部工作效益。
安全网络不断扩大 同盟体系面临考验
作者:王 磊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8年中,美国政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指导下,积极推动美日、美韩、美菲等等传统双边军事同盟进一步发展,并开拓“美日+1”“美韩+1”等三边甚至多边同盟模式,企图实现制衡中国,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目的。
美日同盟不断强化,走向“正常化”的日本终将“脱美”。2009年,奥巴马把其亚洲行的第一站安排在日本,展现了对美日同盟的重视,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美日同盟关系是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础”。奥巴马加强和深化美日同盟关系的主要政策手段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二是深化美日联合作战能力;三是加强网络安全合作。美日同盟既是美国维护亚太霸权的战略基石,又是控制日本军国主义发展,防止日本崛起成为亚太地区政治军事强国的紧箍咒。美日同盟的存在,实质是日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阻碍。日本既需要借助美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又每每不能绕开美国大步走上正常化的道路,日本政府所有的正常化努力,成败都在美国的拿捏之下。另外,随着特朗普上台,未来日本将面临着更为沉重的维持驻日美军的经济负担。因此,脱离美日同盟,摆脱对美战略依附地位,是日本终将选择的道路。
持续合作应对朝鲜,美韩同盟面临调整。奥巴马任内经历了李明博、朴槿惠两届政府。2009年,希拉里访问韩国时提出要同韩国建立更加全面的战略同盟,同年六月两国签署题为《美韩同盟的未来展望》的联合声明。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1月访韩。2010年发生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极大地震动了韩国民众,半岛局势紧张,民众担忧来自朝鲜的威胁,国内加强美韩同盟提升安全保障的呼声高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明确表示美国对韩国的核保护伞作用,将履行对韩国的承诺。这一年的事件为奥巴马政府深化美韩同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奥巴马有效落实了巩固和强化美韩军事同盟的战略目标,并依此发挥了干扰中韩战略合作的目的。从2010年起,美韩高调推进安全领域合作。两国联合军演频率提高,并且不断明确军事分工。随着美军全部撤往汉江南岸,韩军负责一线防御、美军负责纵深反击将成为未来美韩陆军分工的主要模式。美韩防御重点将由防守军事分界线转向陆海均衡。2016年,朴槿惠政府批准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随着特朗普即将执政,朴槿惠行将下台,美韩同盟也将面临调整。
利用菲律宾搅局南海,美菲同盟出现裂痕。美菲同盟对于美国来讲作用和地位不同于美日、美韩同盟,然而,菲律宾的存在,让奥巴马政府多了一个牵制中国的筹码。过去的这几年中,中菲之间也确实摩擦碰撞不断,菲律宾这个盟友切实起到了很大的战略作用,使中国南海一直是热点地区,成功塑造了不利于中国的舆论环境,牵扯了中国政府的精力。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中菲两国关系不到遭受挫折。从“黄岩岛事件”到“南海仲裁案”,中菲两国关系几乎达到冰点。然而,随着新总统杜特尔特的上台,菲律宾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巨大转折。杜特尔特总统上台后不久即应中方之邀访华,积极修缮中菲关系,并表示菲律宾不需要美国,对美菲同盟提出质疑。我们尚不能判断新总统未来将如何处理美菲同盟关系,不过根据杜特尔特积极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示好之举可以隐约看出,杜特尔特反对的或许并不是与美国的合作,而是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毕竟轻易甩开美国这一强大的靠山,对于目前的菲律宾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美泰同盟受到重视,制衡中国“不够给力”。美国每年一度在东南亚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金色眼镜蛇”就在泰国举行。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大背景下,该演习不断扩充规模,从反恐到人道主义救援、再到维和任务演习等,巧立名目,为美国提升其在东南亚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能力提供了机会。总的来讲,美泰同盟深受奥巴马政府重视,同时又因为诸多因素干扰,在为“再平衡”战略服务作用并不明显。
美澳同盟也在发展,澳大利亚“安全靠美”倾向明显。美国自然希望澳大利亚承担更多的地区义务,而澳大利亚更多的是需要来自美国的安全保障。美澳同盟在奥巴马任内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充实和强化了美军的前沿存在。2011年,美军派遣了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这是美国首次在澳大利亚驻军。这是奥巴马任内美澳同盟关系最为明显且意义重大的一次提升。
军事同盟多边化、网络化,美盟关系将有新发展。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呈现一种由双边转向多边化发展的过程,从原来的辐轴体系转向网络化。美国不断推动“美日+1”“美韩+1”等三边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美日韩”“美日印”“美日澳”,甚至还有联合军演背景下的“美日澳新”等多边合作。奥巴马政府推动多边合作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推动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如“环太平洋”“金色眼镜蛇”等;二是推动多边合作机制。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日韩三边长效对话机制,借助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平台,助推三国防长的定期会晤。美国还积极推动了美日印三边对话机制。在传统盟友的基础上,美国借助多边合作机制,拉拢越南、新加坡、印度等 “伙伴国”,实现了“美国+盟友+伙伴”的新型合作机制,并不断对其进行深化。随着特朗普上台,美盟关系面临考验,但美国希望盟国发挥更大作用,则是确定无疑的。
奥巴马任期内美军海外用兵指导思想
作者:付征南
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军开始逐步摆脱“两场战争”泥潭,不断强化亚太地区军力部署,并以2012年《防务战略指南》为牵引,对其“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争指导目标和兵力发展规划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提出了“打赢一场、慑止一场”战争的基本目标。美国防部也据此,以2013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讲话为标志,对其海外用兵的指导方针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提出了“慎用”“精用”“巧用”的用兵基本原则,标志着美军海外用兵指导思想已出现一系列新变化。
“慎用”
“9·11”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期间,美军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执行“反恐”任务,以武力手段强迫伊拉克和阿富汗“改朝换代”,力图将其打造成拓展地区和平的“民主”样板,但这却打破了这些国家国内民族、宗教、教派和部族间的平衡,使其相继沦为“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滋生的温床,结果使美国不得不面对“越反越恐”的尴尬局面,不仅导致美军伤亡人数和军费开支节节攀升,也造成战局失控,进而为“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织的兴风作浪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战争进程旷日持久、驻军规模日益扩大,导致了美内外政策的“军事化”色彩日趋严重,最终结果与其推广民主的愿望适得其反,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例如,2012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对“班加西事件”发表过这样的讲话:“这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在一个我们帮助免遭摧毁的城市?”基于自身越战经历和“两场战争”滥用军力的惨痛教训,哈格尔认为美军未来军力运用的指导原则必须向此前的“鲍威尔主义”回归,必须以“是否有助于保护美国家安全”“是否符合美经济、政治、道德和安全责任等战略利益”“是否值得美军人员牺牲”为基本前提,强调“军事力量仍是国家安全的选项之一,但却应成为最后选项,应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始终扮演支援者,而不是主导者的角色”,其核心目的是要提高对外用兵门槛,淡化内外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这一方针在此后历任国防部长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例如,叙利亚内战期间,奥巴马政府放弃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转而以强大的海、空军力以及盟国和反对派的地面力量为依托,并辅之以规模较小的特种部队来应对“伊斯兰国”威胁,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两场战争”滥用军力的前车之鉴,确保局势稳定可控。
“精用”
针对两场战争的前车之鉴,《防务战略指南》提出了“创造性、低成本、小脚印”的“微创介入”模式,其主要意图就是依托强大的海、空军力和技术优势,重点运用特种部队、网络战、无人、水下、太空等“创新性、低成本、小脚印”的规模较小、隐蔽性强的精锐作战力量执行瘫网断链、武装突袭、定点清除和跨境打击等特定任务,针对敌军核心领导层、财源渠道和核武设施等战争体系或作战体系的关键薄弱环节实施精确打击,或对其施加强大而精准的心理威慑,以扰乱对手决策周期,使敌方难以准确研判美军行动的目标、时间和方式,无法对其做出有效防范和灵活反应,进而控制用兵的规模、强度、投入和节奏,提升战略威慑效果,实现“小战”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确保地区局势稳定可控。在这一用兵原则指导下,美军特种部队相继击毙阿布·萨耶夫、哈吉·穆塔兹等多名“伊斯兰国”核心要员,并摧毁了敌占区内的多座油井和炼油厂及400多辆油罐车。正如卡特在宣布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叙利亚的记者会上所言,“美军特种部队拥有一系列独特的作战能力,是我们的‘力量倍增器’……具备情报、机动、出其不意和远程突袭的行动优势,这将昭告所有的人:你不知道谁会在晚上破窗而入,而这也是我们想让对手拥有的感受。”
“巧用”
根据“两场战争”过度依赖军事力量、过分强调“单边主义”的惨痛教训,哈格尔等美军高官充分认识到当前大多数安全挑战都含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单凭军事力量无法得以有效解决,必须在充分认识军事力量局限性的前提下,以软硬兼施、拉打结合的“巧实力”理念为牵引,发挥军事、经济、外交和价值观的“合力”优势,通过综合运用多样化的威慑手段,特别是发挥军事力量稳定器的独特效用,通过经济制裁、军事施压、政治孤立的“组合拳”,来全面提升军事力量运用的效果和效率,以“量身定做的威慑”慑止不同安全威胁,巩固美地区和国际领导地位,因为“胜利最终取决于所有力量工具的合力运用,以及各种力量工具之间的平衡与融合。”例如,叙利亚内战期间,美军通过加强与伊拉克政府、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力量之间的多边外交协调,利用其地面力量的数量优势和文化优势,全面提升了美军军事力量运用的效果和效率,有效破解了“伊斯兰国”威胁。正如卡特所言:“所有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都要为这一战略提供一臂之力……这一战略方针将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内战、消除伊拉克教派纷争创造条件,是未来唯一可以防止‘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死灰复燃的长久之计。”
奥巴马任期内美军装备建设发展回顾
作者:吕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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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军事文摘》2017年第2期
过去8年,受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反恐战争和威胁变化等因素影响,美军武器装备建设在项目设置、采办机制和技术预研上,进行了重要调整。在奥巴马的2个任期内,军费开支一度保持“9·11”事件以来逐年攀升的势头,于2010财年达到创纪录的6910亿美元。但随即因美军逐步退出两场战争而连续削减,探底至2015财年的5604亿美元。直到2016财年的5803亿美元和2017财年待批准的5827亿美元,军费预算才又小幅上涨,但未来5年也不会有明显增长。总体上看,美国国防支出所占联邦支出比重在未来10年仍将缓慢下降,甚至跌破二战以来最低水平。军费削减给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研究开发造成了实质性影响,美军各军兵种不得不进行压缩取舍,以维持武器装备的最低战略需求。
项目设置
美国军费减少的长期根本原因是经济衰退、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总体上看,军费削减将会抑制美国的军事行为可能,且美国在未来冲突中将会尽量避免卷入大规模地面冲突,更多依靠空中和海上力量。奥巴马任期内的武器装备项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军费削减背景下,陆军规模结构和空、海军装备建设所受影响最为直接。总体上看,虽然2008年美国陆军的军费预算曾远高于空军和海军,但大都归结于海外突发行动费用,未来几年的陆军预算将低于空军和海军。在奥巴马任内,陆军装备的主要采办项目集中于装甲车、多用途战术车和直升机,军费削减对陆军的最大冲击来自旅战斗队数量的大幅裁减而非装备。相比之下,空军和海军虽然员额压缩幅度比陆军小,但由于是技术密集型兵种,因此许多先进武器项目面临资金不足压力,不得不压缩采购数量或推迟列装。以美国海军为例,舰艇总数在奥巴马任期内始终维持在280多艘的历史低位,未来5年也很难达到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设定的306艘和2017财年国防部设定的308艘。其中,“福特”级航母、“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弗吉尼亚”级核潜艇、SSBN(X)型潜艇、LX(R)两栖舰的造价未来将更加昂贵,造舰成本将成为海军的巨大难题。以空军为例,2014财年共有5032架飞机,同样属历史最低水平。当前空军装备的主要缺口出现在轰炸机、加油机的更新换代和情报监视侦察飞机的数量。未来的主要缺口将出现在F-15和F-16大量退役后,F-22和F-35短时间内无法弥补的数量短板。
二是在军费削减背景下,武器装备项目不再寻求全面升级换代,而是普遍遵循“够用”原则。美军传统上一直把武器和技术优先于人力,坚持以质量换数量的原则。然而在军费缩减的压力下,各军兵种不再追求性能代际上的跨越式发展,而是转而聚焦现有装备的升级延寿,如海军陆战队由于CH-53K直升机的生产被推迟,只能继续延长CH-53E服役年限。美国陆军也持续将服役超过50年的CH-47“支努干”直升机翻新升级至最新的CH-47F。 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军的装备和技术将很难实现整体质的飞跃,但美军的战争潜力和动员能力不会受到根本损害。
三是在军费削减背景下,作战理念的变化导致武器装备项目的适用性和重要性发生变化。21世纪之初,美国一度享有稳固的全球领导力和军事主导地位,但“9·11”事件使小布什政府把全球战略重点从大国分歧转为反恐怖主义,并直接影响到以后十余年的美国军事战略定位。随着奥巴马任内美军逐步退出“两场战争”,美国把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威胁定义为“2+2+1”,即俄罗斯、中国两个大国,伊朗、朝鲜两个敌对国,以及“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暴恐势力。其中,除国家间战争和恐怖活动外,国家行为和非国家暴力交叉掺杂的“混合”冲突模式成为新的现实威胁且难以应对。在这一背景下,美军最初为应对高端不对称战争而研发的武器装备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太适合当前最紧迫的任务需求和作战目标。以意图取代“佩里”级护卫舰的滨海战斗舰为例,美国的最初想定是靠航母战斗群掩护滨海战斗舰近海作战。然而目前来看,由于对手反击能力的提升,美国的航母编队在更多情况下要远离近海以保证安全。滨海战斗舰在失去空中掩护的条件下,暴露出吨位小、造价高、生存力差、自卫能力弱等诸多不足,也很难单独应对中低端威胁,因此建造数量不断被削减,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最初的判断出现了误差。
采办机制
美国国防采办机制的效率和浪费问题一直为人诟病。在这一问题上,奥巴马总统任内的4位防长,以及3位分管国防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防长,都无一例外地表态支持进行国防采办改革。试图通过优化采办结构和程序,维护美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统治地位。过去8年美军采办机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签署《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旨在用更高的国防采办效率筑牢国家安全的工业基础。2008年,美国政府审计署在一份审查报告中指出,国防部95个最大的采办项目平均进度拖期两年,总超支额约3000亿美元,造成开支浪费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监督、更改指标、竞争不充分等。为此,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签署了《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旨在增加政府监督,杜绝采办浪费,限制成本溢出,避免项目延期。首先,法案规定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竞争性合同,节约政府资金。如果一个项目的成本多年连续增长,就应对该项目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如果不能证明项目价值,就应当立刻中止。其次,法案鼓励加强竞争,要求设立成本评估与项目评估经理职位,以确保提供公平数据,防止武器采办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力争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好武器。再次,法案试图大力整治国防部中的采办官僚主义,要求在武器系统采办的开始阶段开展更多的系统工程和测试工作,并警惕同一防务公司的不同部门既向政府提供武器系统项目的咨询又参与开发该项目。
二是利用《国防授权法案》,加强各军兵种的采办权力。当前,美军大多数采办项目的里程碑决策权由国防部副部长兼采办执行官肯德尔直接掌管。在2016和201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均积极表态希望改革国防采办的上层决策机制。首先,国防部向各军种部下放职权,授权各军种部采办执行官作出所有非联合项目里程碑决策。各军种部必须为超出成本限制的项目支付3%的处罚金,这笔处罚金将由国防部长办公室管理用于特殊的研发项目。其次,参议院提议取消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将其职责拆分为两部分: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和负责管理与保障的副部长。原来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办公室,将改为负责采办与保障的副部长办公室,同时新任命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再次,设立一个新的首席技术官负责先进技术与创新,并让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人员聚焦发展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虽然以上方案目前遭到国防部官员反对,认为国会过度干涉国防部管理,但代表了未来的改革趋势。
三是通过《年度国防采办系统评估报告》,反思查找问题不足。自现任分管国防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防长肯德尔就职以来,已发布4份《年度国防采办系统评估报告》。旨在通过跟踪分析2009年国防采办改革以来军费投入的增量变化,检验改革措施是否带来预期效果,并为下一财年的军费预算提供参考。由于改革措施的效果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显现,所以此份报告能够在更加充分的时间维度上对比改革前后的军费开支状况。据最新的2016年报告显示,国防采办的整体良性转向确实已经发生。这种向好的态势不仅发生在具体的项目合同层面,而且还发生在国防产业和政府效能层面,并辐射到劳动就业、企业成长、文化传承等社会范畴。
报告指出,自2009年5月国会通过《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以来,遵照“重大国防采办计划”框架所提出的“更优购买力”原则,大部分采办项目的成本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整体采办效率实现较为显著的提高。2001~2009年,研发成本增加1.5倍以上的共有7个项目,如“全球鹰”无人机(约250%)、联合防雷反伏击车(约180%)、UH-60M“黑鹰”直升机(约160%),成本增加0.5~1倍的共有9个项目。而在2009年之后,除1个项目研发成本增加略超50%外,其余项目的研发成本增加全部控制在10%以内,且全部项目的采购成本都基本吻合预算。
报告显示,决定武器装备全寿命期成本的核心环节是里程碑B决策点,绝大多数前期十分顺利的项目都是从里程碑B环节开始遭遇“拖、降、涨”问题。以2004~2009年为例,仅有29%的项目符合通过里程碑B决策点时的研发费用支出预期,仅有44%的项目符合通过里程碑B决策点时的采购费用超出预期。而在2009~2014年期间,这两项数字分别上升为57%和79%。另外得到显著改善的是平均项目运转周期,2009年之前为60个月,2009年之后降为38.4个月。报告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实施国防采办改革后的成本平均增速(年均10%)约为改革前(年均30%)的三分之一。
报告还列出若干发现,如采办合同第一层子承包商的利润率普遍高于主承包商的利润率,参与采办合同竞标的小型公司数量逐年显著增多,合同竞争激烈程度显著提高,实施一定限度的预算紧缩可能会促使项目基线水准和合同费效比提高,采取“螺旋式”研发战略会产生大量的离散无序项目,并且有极大可能会导致成本的失控攀升。因此,报告最后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适当采取弹性合同刺激机制,根据核算公式,对成本控制和周期控制表现优良的承包商追加额外的奖励合同;二是一味锱铢必较也未必好,要根据经济形式允许一定的合同单价浮动,与单一僵硬的监管手段相比这样可能更有助于承包商积极履行合同;三是合同管理并非简单的抓大放小或一刀切,如果对于初始成本和时间节点的要求过于严苛可能会使复杂程度高的技术转化夭折,要警惕草率化处理;四是要合理运用自身影响力,与企业既合作又博弈,合理拉高企业用来与国防采办合同对接的基础研发水平和技术成熟度。
技术预研
追求技术领先始终是美军的核心原则,而“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出现标志着奥巴马任期内美军技术预研的新一轮高潮。2014年8月5日,美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首次公开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概念,随即引发国际各界和美国国内的持续关注与讨论。长远来看,“第三次抵消战略”不仅是美国军方对其战略困境的技术再反省,对前沿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再拓展,更有可能是引发美军未来深层改革的先声。从技术途径和实现手段上看,“第三次抵消战略”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第三次抵消战略”体现出权衡式发展思路。技术牵引是美国历次“抵消战略”的原动力。不同于之前两次“抵消战略”,“第三次抵消战略”越来越体现出传统技术手段和颠覆性技术手段相平衡的发展思路,这背后反映的则是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愈加艰难。总体上看,美国的国防技术进步正在逐渐呈现“高投入、低产出”的边际递减效应,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恐怕是前瞻性技术和现实应用的脱节。例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在众议院听证会上直言以高超声速武器和战术助推-滑翔导弹为手段的“快速全球打击”项目尚不具备成为武器系统的条件。关于定向能武器,美国海军目前仅在“庞塞”号两栖运输舰上进行了小功率和短射程实验,而在“朱姆沃尔特”驱逐舰的最新研究报告中,仅仅论证了未来电力武器的能源供应问题。可以看出,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不仅基于未来的作战能力,而且更加基于眼前现实的战略威胁,是美军对于兼顾高端战争和低端战争威胁的综合性考量。因此在“第三次抵消战略”中,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作为五角大楼的“大脑”,代表了面向未来的一条线索,而“净评估办公室”通过兵棋推演和战略评估,代表了基于现实的一条线索。“战略能力办公室”则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选取国防部已经投入巨资的系统进行改造或赋予新的用途,实现基于现实手段的抵消效果。
二是“第三次抵消战略”体现出损耗式对冲预设。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沃克明确把俄罗斯和中国视作“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假想敌。某种程度上,美国已经客观承认中俄两国的先进武器有能力给自己造成直接威胁。沃克曾在讲话中提到,美国首要的现实威胁来自精确武器的大规模齐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冲突中,俄罗斯对于美国GPS、无线通信和卫星成像的有效干扰让美国防部感到震惊。因此,美国已经意识到通过技术甩开敌人,使其对自己不造成任何损失已不太可能。抵消的重点转而变成如何在遭受打击后迅速恢复,在敌我双方同样丧失某种战场能力后立即填补能力真空。在这种背景下,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局长普拉巴卡尔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即复杂系统工程。与此同时,沃克在2015年12月8日正式公布“第三次技术抵消”的五项关键技术领域(自主学习机器、人机协同、有人/无人编组、人类作战行动辅助系统、网络赋能自主武器),其中最后一项正是复杂系统工程的体现。复杂系统工程也可称作“系统之系统”,是在开放性体系建构下多作战平台和信息传输的组合,是在动态不确定和部分系统损失情况下的实时响应。它具备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信息系统之间不仅是无缝对接,而且是全端口任意对接;二是信息网络去中心化不再是中心的扁平化转移,而是在不同网络态质间的跃迁化转移。以上两个特点完全是为了应对遭受网络打击后而设计,网络的开放性和去枢纽化使得网络被阻断后可以绕过断点迅速续接,实现系统的耦合与增益效果。换言之,“第三次抵消战略”已经在思考如果敌我双方的态势感知能力在首回合对抗中互冲归零,如何在第二回合中重建并赢得压倒性的制信息权。沃克宣称:“我们就是要让对手处于多重困境。“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真正本质,是探索横跨各个领域的攻击对手的不同方法,使之无法适应或仅仅能对某一个方法作出调整,在它们能够作出适应性反应之前就已经失败”。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复杂系统工程的战略运用。
三是“第三次抵消战略”体现出梯次性分布态势。沃克本人提到,“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全部目的,是找到新技术装备、新作战观念和新部队编组。目前看来,美国海军的发展最符合“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整体设计,起到了军种示范引领作用,这与美国由海向陆的战略定位也是相承接的。从技术装备看,美国海军的舰艇平台始终保持较强增长更新势头。从作战观念看,“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都是以海上能力为重要支撑。从部队编组看,美海军第三舰队已开始把责任区向亚太地区前置,2015年8月的《国家舰队计划》更是准备将海岸警卫队从近海褐水带推向远洋蓝水。2016年1月8日,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签发得《维持海上优势设计》,明确指出了水下传感器、舰艇平台、太空和赛博空间的组网计划。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及相关智库的战略分析中,均把水下能力看作是想定对手的薄弱环节。由于美国海军水面力量在全球范围內基本没有相匹配的对称性敌人,因此前海军作战部长将其定义为以“散布式隐身”为特征的弹性聚合组织方式,目的是实施长纵深网状钳制。而根据2015年10月的国会听证会,水下力量的变革性将突出体现在潜艇和无人潜航器的编组搭配,即把潜艇作为“母舰”,通过部署和回收无人水下平台攻击、监视目标。目前,美国海军水下的成熟技术还有海底休眠水雷、携带轻型鱼雷的攻击性无人潜航器、长效海底中继站、永备型濒海大陆架主动声纳、非声学探测主动声纳。可以看出,“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利用水下疆域与空、天、海、陆四个疆域的能力合作,借用其它疆域的能力增强水下装备的能力协同,利用水下优势造成其它疆域对称态势的再次不对称。
本期目录:
专 题
奥巴马八年国防战略
04 / 重心东移进程加快 岛链布势渐趋完善
06 / 军事理论推陈出新 高低兼顾全谱作战
10 / 安全网络不断扩大 同盟体系面临考验
12 / 奥巴马任期内美军海外用兵指导思想
14 / 奥巴马任期内美军装备建设发展回顾
专 题
世界现役大火箭盘点
19 /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设计理念全解读
23 / 美俄现役大型运载火箭一览
26 / 欧日现役大型运载火箭一探
军 情
30 / “理性的战争狂人”—马蒂斯
35 / 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看法及影响
38 / 看美军如何暗中指挥摩苏尔巷战
装 备
41 / 国外空间对抗装备与技术发展
46 / 未来战争利器 — 电磁轨道炮
50 / 温压弹:人间噩梦制造者
53 / 图解前苏联F级常规潜艇
纵 横
56 / 成立六年,俄军战区体制运转得怎么样
60 / 美军“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作战
概念评析(上)
史 海
64 / 珍珠港事件:一场“完美谋划”的赌局
战 役
67 / 勒卡托1914:一日坚守
人 物
71 / 不屈的斗士:菲尔德·卡斯特罗
75 / 传奇医务兵浴血“钢锯岭”
资 讯
78 / 航空航天制造商为美国空军开发工业
机器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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