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硅谷”，雄安新区要向硅谷学什么？ | 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硅谷”的概率极低
打造中国“硅谷”，雄安新区要向硅谷学什么？
来源：财经杂志，作者：滕泰 张海冰
被称为“千年大计、国之大事”的雄安新区，除了承载着首都副中心，以及在土地、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引领作用外，还明确提出要成为中国“硅谷”。硅谷之所以成功，核心在于软产业、软价值，以及培育软产业和软价值的软环境。如何才能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中国的硅谷呢？
硅谷成功的关键
硅谷作为旧金山南端从帕洛阿尔托到首府圣何塞一段长约25英里的谷地，百年以来都是一片片的果园。20世纪5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接受教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的建议，决定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开启了硅谷的传奇历史。
显然，硅谷并没有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缺乏廉价劳动力，交通运输并不发达。从硬财富创造的角度来看这里并不具备任何优势。但是如果从科研经济和软价值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它具备一系列发展科研等软产业的优势条件，构成了创新企业成长所需要的独特“软环境”。
例如，硅谷吸引着全球的创业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可能来自中国、印度，也可能母语是西班牙语、日语，但是在这片谷地上，英语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言，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沟通的成本。
从文化观念来看，鼓励创新、容忍失败、鼓励“单飞”创业等观念在硅谷长盛不衰，自从著名的“八个叛徒”从仙童半导体公司出走，开创了英特尔公司开始，有想法的员工离开原来的公司跳槽、创业就成为这片土地的通行规则，甚至出现了加州政府因为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四家公司互相不挖角而起诉它们的“奇闻”，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要推动和促进各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防止人力资源僵化、板结，阻碍了创新。
从法律方面，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教授、加州国际法研究中心主管Anupam Chander就认为，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归因于美国版权法和侵权法的关键实质性改革，这项改革极大地降低了硅谷孵化新的全球贸易商所面临的风险。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旨在减少互联网平台对于第三方责任的担忧以及降低隐私保护程度的法律改革，为后来以Web 2.0著称的新兴公司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友好的法律生态系统。
相比之下，在欧洲和日本，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隐私侵权法，反倒阻碍了互联网初创公司的发展。例如，谷歌和雅虎正是出于对日本版权法可能会宣布搜索引擎违法的担忧，它们才将服务器安置在日本境外；出于对法律环境的考虑，日本计算机科学教授会建议他的学生在日本之外发布他们的电脑软件；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则曾暗示，根据英国版权法，谷歌的搜索引擎可能是违法的。显然，这样对创新不够友好的法律环境是不会诞生硅谷的。
税收方面，在美国，初创公司除了给员工缴纳医疗保险外，一般就只有所得税，没有营业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税等赋税条目，也就是说创业公司不赚钱不缴税，这样可以相对有效地缓解创业者的资金压力。
金融方面就更不必说了，全世界风险投资的圣地——门罗公园就位于硅谷附近，这里集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推动了硅谷创新企业的发展，而创新企业的高速成长也为风险投资带来了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这种良性互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创业园区所不能比拟的。
硅谷软环境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大学和圣何塞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9所专科学院和33所技工学校、100多所私立专业学校。
其中斯坦福大学发挥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斯坦福大学并不仅仅做了硅谷的土地提供者，更重要的是，它为硅谷源源不断输送着科学家、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创意天才，据说有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的创意、教职工或者学生。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约翰·亨尼西说过，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在硅谷的发展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没有“越位”发挥作用，而是让各种生产要素、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使得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迅速迭代，过时的技术、产品和产业则自然退出，保证了硅谷始终充满活力。
例如，硅谷最初的“黄金产业”的确是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硬财富制造业，但是当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加入竞争，美国本土半导体企业显出“衰落”迹象时，政府并没有来挽救和干预，而是让这个过程自然发生，随着技术的进步，硅谷实现了整体“由硬到软”的转变，更能发挥创造性思维价值的软产业，如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等不断兴起，让硅谷始终站在世界软产业创新的潮头。
因此，笔者在近期出版的《软价值——量子时代的财富创造新范式》一书中提出，硅谷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独特的软环境。所谓软环境，就是指培育软产业、创造软价值所需要的非物质环境，主要由语言文化、法律治安环境、道德观念、税收、金融、教育、医疗等要素构成。
雄安的软环境要素
在中国以往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工业园区的建设功不可没：征一块地，搞好“三通一平”，地方政府再给出税收减免的优惠承诺，就可以开始招商了。对于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硬财富制造业而言，所需要的环境是港口、道路、厂房、生产线，加上周围便利的原材料供应和廉价的成熟劳动力，这样的工业园区成功模式有其合理性。
但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软产业却有不同的价值创造规律：软价值创造主要不消耗地球资源，不是原材料加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核心来自于创造型人才在知识、文化、信息、金融等领域的创造性有效投入因子，也就是说其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满足的是人类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
因此吸引创造型人才是软环境的第一要义，这就要求在这个环境中，既要有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更要有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创新友好的法律环境、国际化的风险资本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创造型人才在这里能够得到实现其创意的配套资源，可以顺利将创造性思维转化成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在这个环境中，创造型人才和他们的成果还可以充分流动，各种创新思想都可以无障碍地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并在全球资本市场兑现其软价值……
如果我们拘泥于“三通一平+产业规划”的传统方式，也许能建造出建筑物和道路的水泥森林，未必能培养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雨林。有人说，“缺少了清华大学的雄安新区，就像是没有斯坦福的硅谷。”话虽绝对，但是也指出了雄安新区不仅在基础设施上是一张白纸，软环境基本上也是处于零起点。
当然，零起点也有零起点的优势，可以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创新园区软环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全维度、全方位地营造适宜软价值创造的软环境。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告别“赶超型创新战略”，适应政府作为软环境创造者的新角色。
当一个经济体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处于追赶阶段时，由于有明确的追赶目标，政府的产业规划、科技规划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利于集中资源完成赶超。而现阶段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
对于领跑者来说，赶超的目标消失了，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没有人能够为他做出规划，指明方向，只能在各种可能性中不断试错、探索，在雄安新区这样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为目标的创新制高点，“在政府规划指导下的赶超型创新战略”不再适用，不能走政府制定产业规划的老路，更不能走官僚文化干预企业行为的歪路，政府只能做创新软环境的创造者，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土壤、阳光、水分，把创新的舞台充分留给企业家和创业者。
其次，营造充沛的智力软环境。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固然是雄安新区的重要功能定位，但是如果仅仅将眼光定在能从北京迁出的资源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雄安新区的发展。硅谷的人才、创意、资金来自全世界各地，雄安新区也不妨以吸引全世界的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在土地、资金等政策资源上向教育、科研机构大力倾斜，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教育、科研机构，营造充沛的智力软环境。
第三，营造创业、创新友好的法律软环境。
在公司的创设、税收、社保等方面，可参照硅谷的成熟政策，降低门槛，减轻负担。同时，参照各地自贸区的一些做法，减少各方面过于严格的限制，例如减少对知识、信息、文化作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限制，鼓励创新。
第四，在文化软环境方面，营造中小企业适宜生长的“创业雨林”。
为了支持雄安新区发展，现在有不少央企都已经表态将在雄安加大投资力度，或者已经建立了办事机构。但是从历史和规律来看，创新往往出自那些新创企业、中小企业。如果雄安成为一个央企总部林立的CBD，那将与硅谷的文化产生巨大差异。应当从工商、土地、户口、社保、人事等方面为中小创业创新企业提供便利，鼓励人才流动，鼓励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大企业内部创业，营造“创业雨林”式的文化软环境。
第五，营造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的风险资本软环境。
一大批国际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在硅谷的成长和演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既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规律，又了解科技、医药、文创等某一行业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对于创新项目和创业企业来说不仅仅是资金的提供者，很多时候更是扮演了“天使投资+创业辅导”的双重角色，能够帮助创业者解决创业初期的很多问题；另外，在一些已经度过创业阶段的成长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仍然在公司治理、战略方向、融资策略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传统的银行等间接融资模式很难做到。
老化的金融供给未必能服务新经济，尤其是以软价值、软资产等为基础的创业企业，几乎没有硬资产可以抵押，很难从传统银行获得资本支持，这是目前国内创新创业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外汇、税收、资本市场等方面制定政策，鼓励国内外高质量的创业投资机构在雄安落户投资，避免银行等老化的金融供给“抢先占位，过度发展”，为创新提供良好的资本软环境。
第六，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有吸引力的生活软环境。
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提出了“租售并举”等住房政策，意图用创新的办法解决住房问题，同时，还要为人才提供相应的教育、医疗、文娱等生活条件，才能保证全球的创新创业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成。
总而言之，只有在一个智力资源充沛、便利交流、国际化风险资本云集、法律完备且对创新友好的软环境中，企业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创造者思维，创造出更多的软价值和新财富。
雄安新区是通往未来中国的创新之门，而未来财富形式将是来源于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软产业和软价值。就像工业时代的价值创造主体需要的不再是田地、耕牛和种子，软价值时代的财富创造也有新的范式，需要全新的软环境，这正是雄安新区最需要向硅谷学习的。
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硅谷”的概率极低
本文转载自智谷趋势（ID：zgtrend）
01
在目前关于雄安新区的设想中，有各种说法，比如“副都”、“北方深圳”…..还有一说法颇具想象力而引发讨论，那就是要把雄安新区建成“中国硅谷”。
较早提出雄安要建成“中国硅谷”的说法，来自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张燕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将成为中国的‘硅谷’，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
复制“硅谷”，雄安新区有没有戏？张燕生很乐观：
“北京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科研人才，但是太拥挤，缺少转化空间。有了雄安新区之后，就把北京的功能激活了，也把整个京津冀一盘棋激活了，这个起步区的100平方公里可以把北京科技、文化、人才和国际化的优势聚集起来，在京津冀形成创新中心、高端制造中心、现代服务中心。这样一来，新区能不能成为中国的‘硅谷’？完全是有可能的。”
雄安新区要建成“中国硅谷”的说法，很快闯入大众视野，不仅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树‘千年大计’，建中国‘硅谷’”作为小标题，外媒也在追问“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将来会成为中国版硅谷”吗？
截图来源：Watsup Asia
02
雄安新区能否成为“中国硅谷”？硅谷与128公路的两种发展模式及其竞争，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美国曾经有两个科技创新中心，一个是位于西海岸的硅谷，另一个是位于东海岸波士顿旁被称为“128公路”的高科技园区。
硅谷世人皆知，而128公路，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在20世纪70年代前锋芒一直盖过硅谷。
两个地方，走出了两种路径，其模式竞争和命运沉浮，被世人视作经典案例。
128公路可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二战期间，军需用品研制的需求爆发，128公路附近的麻省理工大学成为研究重镇，于是，在128公路沿线，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二战之后是冷战，美国对军备研发和高科技的投入有增无减，受益于国家的财政支持和先天的技术优势，128公路可谓如日中天，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数据公司、王安公司等名企是那里响当当的招牌。
论计算机产业规模、企业知名度、政府支持力度，在上世纪的近一半时间里，硅谷都无法与128公路媲美。
不过，从80年代开始，硅谷开始加速逆袭“128公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硅谷企业，大部分都诞生在1975年之后。伴随着硅谷的强势逆袭，是东海岸128公路无声无息的衰落。
03
为什么美国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会从东海岸转移至西海岸？为何128公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却败于硅谷？
诸多研究者对这个经典案例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两种模式存在的四大差异。
1.推动力量不同。
128公路带有更多行政主导的色彩，硅谷基本上以企业市场行为为主。
行政力量的推进，可以说是128公路规划的先天基因。冷战前期，为了加强军事研发，政府重金支持普林斯顿大学展开研究，和128公路沿线上的新企业签订军事和航空合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星球大战计划，政府几乎是主导了整个128公路企业的布局和发展路径。
128公路上的企业也因此养成了对政府订单的依赖。但是，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尤其是冷战终结，美国军事投入大幅削减，128公路很多企业一下子陷入窘境。
而硅谷的成长更多是企业主导的结果。硅谷由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发展而来，政府始终介入不深，虽然硅谷的需求一度依赖过政府，但市场始终扮演决定性的角色。60年代政府采购占硅谷半导体销量的近一半，但1972年降为12%，这是企业自我调整结果。
硅谷由企业主导，面向市场，这是导致硅谷和128公路发展路径不同的最重要原因。
2.产业形态不同。
硅谷更多的是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网络，128公路主要由独立封闭的大企业构成。
128公路地区几乎没有小企业的身影，来自政府的单子被大企业垄断，小企业生存空间遭到挤占，同时，每个大企业都是一个封闭的生产体系，彼此之间甚少往来，缺少技术的借鉴和观念的激荡，128公路的产业集聚演变为壁垒森严的城堡。而城堡最在乎的恰恰是规范而非创新。
硅谷虽然有苹果、英特尔、惠普等大巨头，但大部分是小企业。上世纪80年代，硅谷约有3000家电子企业，员工少于50名的公司占85%；到1999年，硅谷人员不超过50人的企业占80%，有4800家之多。
硅谷始终是以小企业为主体。这些小而美的企业，数量众多，分工精细，互通有无，它们才是硅谷创新的细胞，具有无比强大的调适能力。这是从半导体时代到PC时代再到眼下的人工智能时代，硅谷一直充当创新先锋的关键。
3.企业结构不同。
硅谷多是扁平化管理，鼓励创新；128公路多是层级严谨的结构，决策自上而下，抑制创新。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为“Mind and Hand”（手脑并用）。把这个校训用在到128公路沿线的大企业，则成了“用领导的脑和员工的手”。
128公路的企业大多兴起于战争时代，自上而下实行内部决策和管理，好处是效率高，但官僚式的组织结构无法激发创新，这一点饱受诟病。128公路的衰落，某种程度上也是互联网时代对“科层制企业管理”的否定。
而硅谷的企业大多采取的是一种分权式、扁平化的运作结构，公司汇报层级少，底层员工自主性大。在这方面，惠普公司曾进行有益的探索，比如把个部门变成独立的商业单位，取消传统公司所实行的身份和登记标志，所有职员享有同等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
从惠普到谷歌，硅谷企业的扁平化管理一脉相承，在管理效率上，它们甩了128公路的企业好几条街。
4.文化氛围不同。
硅谷崇尚创新，宽容失败，创业氛围浓厚；128公路倾向守成。
有一位上世纪60年代曾在128公路地区工作，后来到硅谷打拼的创业家对两地创业氛围的差异有很深感慨：
“在128公路地区，如果我说开设一家公司，人们便会看着我问；‘你肯定想冒这个险吗？你事业有成，为什么非要舍弃一家大公司副总裁的高位呢？’在硅谷，当我决定创立一家企业时，我顿时就成了一位民间英雄，不仅我的同事，还有保险经纪人，甚至我的送水工，每个人都为此兴奋异常。”
冒险和创业的风气既成，加之资本的扶持，各种天才在硅谷便可一展才华；而128公路纵使与华尔街同处东海岸，但保守倾向使这片土地一次次错失了乔布斯和扎克伯格。
来源：《硅谷与128公路——美国高科技园区发展模式借鉴与启示》（罗良忠、史占中）
04
总结一下硅谷和128公路的差异：
回顾硅谷和128公路的博弈，可以为雄安能否成为“中国硅谷”提供一套衡量体系。
首先，推动力量。雄安的设立完全是行政力量主导，其定位主要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不是什么企业都可以进入，不是什么人员都可以迁入，谁能参与这个游戏，基本由官方来决定，而不是市场自发调节。
其次，产业体系。很明显，央企、事业单位等大机构是迁入雄安的主力。目前，有超过31家大型央企表态支持新区建设，这些“中”字头的巨无霸，使雄安的产业体系跟中小企业为主的硅谷差别很大。
再次，企业结构。这跟迁入的企业有关，如果以央企、国有科研机构、事业单位为主，科层式的层级结构将无可避免，扁平化的管理体制恐怕比较难。
最后，文化氛围。取决于雄安能给中小企业多大空间，能否形成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这是相当大的挑战。
硅谷企业的管理文化和创新氛围是经过几十年生长出来的，128公路失败的科层制管理体系也是“路径依赖”的结果。雄安新区刚开始注入什么基因，将直接制约其后的发展路径。
从上面4个维度分析，雄安新区想建成“中国硅谷”，很难。它更现实的定位，还是成为首都的两翼之一，成为功能的转移承接地，为首都超级城市圈服务。
05
其实，官方并没有明确雄安“中国硅谷”的定位。雄定最重要的角色，是4月1日新华社宣布设立雄安新区的通稿中的一句：“要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不会转移到雄安，那么什么是“首都核心功能”？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描述，体现为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请注意，四个中心中有科技创新中心，也就是说，北京会留把大部分的科技资源留下来，不会转移到雄安。
所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国平才认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更多还得靠北京中关村技术和知识的溢出，不会影响中关村作为中国原始创新发源地的地位。
现在提出要建中国硅谷的城市其实不少，除了北京的中关村，还有上海张江、深圳南山、成都高新区、武汉光谷、杭州滨江……在这些竞争者面前，雄安在创业创新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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