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三国大学科技创新体系的借鉴与启示

本文转载自高知汇

作者：刘群彦，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转移部主任，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盛巧蓉，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综合办公室主任，上海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鸿伟，东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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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科技创新是高校科研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和社会服务职能拓展的重要途径。高校科技创新表现在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以知识创新为内核的技术创新是培养人才，生产和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手段，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7年10月30日，我们随同教育部“高校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会议及调研团”前往北欧三国（瑞典、丹麦、芬兰）进行考察和调研，发现北欧三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特点，本文在查阅先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整理了北欧三国科技创新的体系，总结了一定可供参考和借鉴之处。

北欧三国瑞典、丹麦、芬兰均是工业化发达国家和生活质量高的福利国家，其共同特点是人口较少，国土面积小，实行高福利政策，贫富差距较小，创新生态建设较为完整。在科技创新方面，三国被公认为科技创新较为先进的国家。比如著名的诺贝尔奖颁奖地设在瑞典，癌症治疗、心脏起搏器、安全带等较为“大众化”和“实用性”的创新发明都出自北欧三国。北欧三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业绩，其科技创新体系功不可没，而其科技创新体系是随着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发展起来的，带有典型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及社会传统的烙印。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科技创新已成为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欧三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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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三国大学科技创新体系的特征

北欧三国对创新具有独特的理解，例如瑞典目前采用OECD对创新的定义，即“创新是将新的或显著改进的产品（货物或服务）或工艺、新的市场开发方法或新的组织方法应用于商业实践、工作场所的组织或外部关系的过程”。这一广义的创新概念，不仅仅指科技创新，其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大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正如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管理人员Lars Hultman教授所言：“瑞典公众98%赞同科技创新对生活提示的重要作用、1%科研投入增加带来0.6%知识产权增加”。

从整体来看，三个国家的大学科技创新体系可分为几个层次：其一，大学科技创新有明晰的政策依据，而这些政策由议会、政府内阁相关部门制定和颁布，例如“教授特权制”是瑞典政府颁布的典型政策之一；其二，形成了多主体互动的研究开发实施机构，包括公立研究机构如大学、企业和私人研发机构等；其三，重视专业化的技术扩散机构，主要包括大学和产业界合作建立的能力中心、卓越中心、科学技术园区、技术转化基金、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等，还包括地区商会、技术扩散项目、工业研究所的中小企业项目、欧盟框架计划等；其四，研发资助系统相对完善，主要是各种公共资助机构（各种协会、基金会、省级和地方府研究资助机构）、半公立和私有的金融公司（包括各种风险投资公司）等；其五，法规与信息层能够形成动态的传输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相互流动的信息包含传统的研发活动、技术转移、扩散、中介服务以及产业化等活动内容。北欧三国的大学科技创新体系具有如下特征：

►  多元化和高强度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北欧三国大学的研发投入来源是多元化和高强度的，大学投入的来源既有国家的资助、企业的合作资金，也有各类基金的投入。在科技与创新的投人方面，北欧三国以较大的研发投入强度而著名，其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保持在３％以上,其中瑞典的研发经费投入2016年达到3.3%。针对欧盟提出的2020年研发投入强度达３％的目标，瑞典政府制订了“瑞典改革计划2011”，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瑞典政府和企业研发投入占GDP的４％。高强度的大学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方面是其科技创新活动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因素和优势形成原因之一。

与其他区域的国家相比，北欧三国的大学科技创新投入是多元化的。以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为例，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是信息通信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生命科学关键使能技术主题基金，其系统性作用为激进的自治公共资助机构，是结构变化的敏捷助推剂——挑战系统的路径依赖。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以“服务社会、尊重既得利益”为宗旨，要求研究人员适应社会和行业需求，积极交流成果，寻求环境，获得初始知识产权保护，要求被资助机构在资金需求中整合互动，分配资金以有效利用，收集影响报告；被资助的大学为有效利用提供激励，要重视互动的推广价值，创新办公室的领导力；被资助的企业要提高能力以实现研究，增强吸收成果的能力，从大学接受实习生。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支持模式包括：其一，针对来自不同院系的实验室、战略和产业研究、研究生培养的框架性拨款；其二，支持回国的博士后（英格瓦卡尔松奖）、学界和行业之间战略性流动、国际课程、基础设施研究员、工业博士和研究所博士项目的拨款等。

在大学科技创新的产出衡量方面，北欧三国在学术论文的数量与引用率、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数量等数据上并不落后，但在统计方法上并不采用我国通常所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但是北欧三国同样也认识到，大学科技创新的产出、成果扩散和转移并不尽如人意，同样以瑞典为例，瑞典学界认为的大学科技创新产出不够，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TP）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过去创业、成立新公司的数量不多，产生的就业机会不多，此即瑞典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政府部门困惑的“瑞典悖论”（Swedish paradox），即长时间、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未能带来如创新理论预期的经济与就业增长数据。简而言之，科技投人与产出并不相称，表面看来与我国的情况类似。

►  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大科学设施

在人类开始进入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Price. D.J. Desolla）“大科学”（Big Science）时代，科学研究以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贯穿于整个人类生活之中。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人类在智能科学、再生能源科学、太空科学、人体健康科学等领域开始呈现突破性发展趋势。科学家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科学实验进一步采用大型化、系统性、精密化和信息化的先进设备；科研团队出现集研究开发、装备维护、设备共享、虚拟共用的“大科研”特点；以科研文献、专利成果等为表现形式的科学成果批量产生；科研管理系统化、集约化。在这种语境下，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和互动空前繁荣，单纯的“好奇心驱动”模式向“身份名誉驱动”、“公共利益驱动”、“资源争夺驱动”、“个人利益驱动”复合模式发展。

北欧三国在大科学时代的重要表现是形成了以以公共科学设施和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大科学体系，欧洲核散裂中子源（ESS）和MAXIV电子加速器实验室在这方便表现的尤为明显。欧洲核散裂中子源（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于2012年在瑞典隆德（LUND）落成。欧洲核散裂中子源属欧盟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重点项目，建设阶段总投资14.78亿欧元，运转维护费用每年1.1亿欧元。参加项目的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西班牙、瑞典等。项目旨在集成欧盟成员国多国之力，建造一座世界一流的核散裂中子源，保持欧洲在该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已于2012年完成。按照项目计划，2019年将首次产生中子源，并在以后40年内，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建成后的欧洲核散裂中子源，将是世界上首个用于研究目的、功率最大的长脉冲低能中子源，对分析和研究凝聚态物质（包括软凝聚态和硬凝聚态物质）、电磁学、生物学及核物理学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MAXIV是全世界首个第四代同步加速器，是在现有的MAX I、II、III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的，装置将提供宽能区范围内的最佳性能的同步辐射，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类研究和应用需求。在加速器中，电子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环形真空管中环流。强有力的“弯曲磁铁”能控制电子环流，并“聚集”磁力推动电子联合起来抗拒相互斥力。然后，电子穿过能将它们向一边晃动的特殊磁铁，产生X射线脉冲，即同步加速辐射。第四代技术最重要的创新在于采用了更狭窄的电子环流真空管。MAX IV的真空管直径只有22毫米，只相当于现有加速器的一半。这将有助于它获得更强的磁力。科学家表示，第四代光源有望将电子挤压成更紧密的光束，以便产生能将更多光子挤压到一个更紧密更明亮的光束中的X射线脉冲。这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在几分钟里进行第三代设备需要几天才能进行的实验。最终，MAX IV产生的光束将有助于材料学家研究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或帮助结构生物学家观察更小的蛋白质晶体的结构。

欧洲核散裂中子源（ESS）和MAX IV电子加速器实验室的共同特点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大型设施的共享性、科研人员的集聚性和管理系统的集约化。在其建设过程既有包括北欧三国在内的政府资金投入，又有各种社会资金的投入，而这些大型科学工程又是欧洲甚至全球科学界共享的设施，将在科学研究方面对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些公共设施中集聚了包括大学教师、博士（后）等来自全球各个区域的研究开发人员。

►  以学科交叉为特点的协同创新资源整合

大科学语境下的21世纪的科学研究，既有宏观发展的面向也有微观发展的面向。宏观和微观两极迅速发展,一方面带动了传统的科学体系不断交叉渗透，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学科集成现象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目标和方式呈现出超常规的特点，尤其是科学研究与产业企业的密切结合，要求科研管理既要具有管理超大规模科研课题的能力，又要有对产业技术对接的积极应对。在当前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对知识需求的不断变化和要求越来越高，大学学科的专业分类越来越宠杂、越来越细分，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明显，从而形成学科与学科之间、技术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知识点和连接点的空白，以及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盲区，这些盲区和空白刺激着富有活力和创造精神的科研人员去探索未知、填补空白。

北欧三国大学大多重视学科交叉的协同创新性研究。以南丹麦大学为例，该大学组建了“协同创新中心”，将“跨学科+协同创新”作为学校科学研究的宗旨之一，其特点强调非产业区域、技术领域、企业族群，而是创新的内在联系网络，制定了政策制定者+大学科研人员+企业+产业链上下游的促进各方创新沟通方略，既注重研发经济性（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不断提高，用兼顾研究开发商业经济性（实际产业转化盈利能力），其研发经济性是指从单独依靠大学科研人员，把社会各方都吸引进入这个研发领域共同研发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学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职能从促进单项科研转化转变为激发创新合作伙伴。

►  强调“政府、大学和产业互动”的三螺旋生态

北欧三国一般将创新体系视为在研发、工业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参与者相互作用，交换和使用新技术、新知识，通过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方法以获得可持续发展。以瑞典为例，在构建创新体系的过程中，瑞典将“三重螺旋模型”理论作为政府设计创新体系的主要依据。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为，高校、产业界、政府（或公共部门）三方应当相互协调，紧密合作以推动知识的生产、转化、应用、产业化以及升级。实践中，瑞典国家创新体系系统整合了瑞典国家创新署、大学和企业三大主体的创新资源和研发实力。其中，瑞典国家创新署作为该项制度安排的主要实施者，在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瑞典国家创新署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孵化器等商业化项目连接在一起，使这些研究成果获得进一步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资金；另一方面，瑞典国家创新署还从企业公众需求入手，主动发起项目，交由研发工作者开展以市场需求为驱动的研究工作。此外，瑞典国家创新署还积极推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如牵头实施了V计划，有效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具体到大学的科技创新，乌普萨拉大学将“新知识、新应用、新技能”作为科学与技术领域特点，形成了瑞典国内该领域中最大兼顾科学与技术范围广，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跨学科研究。在组织文化上，采用分散决策即用合议的方式管理知识型组织，从而形成了信任、共担责任、互相帮助、鼓励赞赏、机会平等和信息透明的科研决策体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跨学科研究的科研环境，尤其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能量、生命科学、功能材料、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学科领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方面，研究人员参与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REN）、中微子天文台、同步辐射光源（Max IV）、中子散射（ESS, ILL）、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所（EMBL）、 ICSDP、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等国际大科学设施建设，参与了Node、SNIC（计算方法）、NBIS（生物信息学）、SITES（生态科学）、MyFab（洁净空间实验室）、瑞典国立生命科学实验室（SciLifeLab）等国内科学设施的共享和建设。

►  以“开放实验室”为特点的开放式创新体系

北欧三国大学普遍意识到其面临人口老龄化、未来的医疗保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等方面社会大转变的挑战。他们笃信，集体智商如何超越个人智商，因此他们的开放实验室是要“创造条件，使斯德哥尔摩成为改善生活质量的全球社会创新中心”。

以大学、企业、政府为核心的三螺旋结构市开放式创新的理论依据。开放实验室强调终端用户从源头参与的共同创造，正如Karl Popper说，“我们不是某些学科的学生，而是问题的学生，问题可能会超越任何学科或专业的边界” 。开放实验室从创造者变化的心态入手，站在定义、设想、原型、测试等新想法的实现方面来定义，通过讲习班、研讨会、设计思维的专业教育为新思想提供服务。开放实验室往往采用会员制来确定会员的权利义务，为会员提供联合办公空间、开放式办公空间、拥有45名以上成员的多元化团体、提供机会的网络、创客空间等。

►  多样化的技术转移和多元化创业培育体系

瑞典大学将技术转移和创业活动纳入到创新体系之中。以乌普萨拉大学为例，该校其“创新创造出更好的世界”作为科技创新的基本任务，组建了校内创新中心和乌普萨拉大学控股公司。其创新中心有27创新支持专业人员，包括IP顾问、商业顾问、合作经理 等专业人员，围绕大学各分支机构和部门工作。其重要创新领域为癌症、糖尿病中枢神经系统障碍、诊断和生物标志物、精准医疗、材料科学、先进制造业、物联网、能源、老年化、社会福利、终身学习。多年以来与全球其他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注重在中国市场开发和探索基于IP的技术，并与北京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创新中心平均每年开展250次新想法评估，整合92个项目和企业，2016年企业获得4.73亿瑞典克朗营业额，获得了15次公共投资回报，其30-40%的想法来自于乌普拉萨大学。乌普萨拉大学控股公司1995年到2016年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投资1.45亿瑞典克朗给86个大学衍生企业，获得了6500万瑞典克朗净收入，“投资回报率”≥10% ，培育了50个活跃的集团公司，其100%的想法来自乌普萨拉大学。

以林雪平大学为例，其致力于知识型社会发展，推进和加强与周边社会的合作。其有影响的案例被称为“未来企业”。该校提出“一个提高该地区中型企业（20至100名员工）竞争力的增长计划”，即三年内培育50家希望增强和提高竞争力的中小型企业，营业额增加量40%；林雪平大学强调瑞典政府和商界之间的合作。林雪平大学成立了中小企业应用管理中心，该中心确定发展障碍，提供有经验的顾问和经过测试验证的领导和业务发展计划。由于林雪平大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该大学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2016年成成立了23家新的衍生公司，Mjärdevi科学园则培育了250家公司，集聚了6000名员工；北雪平科学园培育了140家公司，集聚了1200名员工。

除了大学的科技创业活动，在瑞典政府支持下社会商业形成了若干个创业孵化园区，以STING创业园为例，其愿景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商业孵化园之一，吸引最有前途、最有才华的企业家，并支持他们发展成功的新型瑞典技术发展公司，目标是每年推出20-25家新的国际增长公司。STING创业园由Electrum基金会100%所有，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市、皇家理工学院(KTH)、ABB和爱立信公司的特别支持，瑞典皇家理工学院通过合作，将STING作为他们的首选孵化园。STING创业园企业合作伙伴和服务提供商提供私人支持，其在5个地点启动了一个共同创业中心：西斯塔科学城、THINGS、 SUP46、H2及万国公寓。STING创业园小组包括来自220多家初创公司的丰富经验与40年投资早期公司的经验相结合。STING创业园每周召开4场晚间研讨会，孵化期一般在6-18个月，12-15家初创公司/年；可获得32000欧元；Sting 加速期一般为4个月，每年有16家初创公司生成；STING创业园通过创业天使推动资本、投资者关系、招聘支持、PR与媒体关系、网络、创业中心等提供服务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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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三国大学的科技创新借鉴和启示

北欧三国尽管国土资源小、人力资源薄弱、实行高福利政策，但其大学科技创新取得了较为成功的业绩。据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全球关系副校长Stefan Östlund介绍，在欧盟国家之中，瑞典、丹麦以“创新领导国家”高居欧盟国家创新能力排行榜第一、第二名，即便是处于欧洲最北部的芬兰，也同样高居排行榜第四名（第三名为德国）。上述对北欧三国大学科技创新体系的分析，值得中国大学借鉴。

► 逐步形成多元化和高强度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全球后现代思潮的泛起和汹涌，对于改革开放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随着后现代性社会的持续发展，在中国由政府主导并推进的一系列科技创新措施中，“好奇心驱动”向“市场驱动”科学研究模式快速转变。高校科研活动基础是科研项目的获得或研究，从而形成完善科研成果的生产机制，而通常科研项目的类别包括纵向项目、横向项目和科研人员的自选项目。在此过程中，资金投入是处于最前端的一环，理性化的资金投入机制预设是科研成果生产有效性的基础。

科研项目是指科研单位为开展科学研究所从事的一系列独特的、复杂的并相互关联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或目的，必须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内，依据规范完成。项目参数包括项目范围、质量、成本、时间、资源等。一般来说，科研项目包括国家各级政府成立基金支撑的纵向科研项目（课题）、来自于企事业单位的横向科研合作开发项目（课题）和单位自筹经费所开展的科研项目（课题）。从高校角度看，科研项目可分为校外科研项目（项目研究经费来自校外）和校内科研项目（项目研究经费来自校内）两大类。校外科研项目又可分为纵向科研项目和横向科研项目两种。

《2006一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是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尽管国家政策提出要“大幅增加科技投入，调整和优化投入结构，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是今后一段时期科技投入的重要政策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国家科技投入的总量强度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尚未形成。因此，在今后的大学科技创新过程中，加大科研项目的投入力度，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逐步建设并完善大科学设施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进步过程中，与科研活动生产相关的大型科学设施的建设，是促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策源地，既是科研活动正常秩序得以保障的条件，同时也是高校科研成果目的合理和价值合理选择的过程。与北欧三国相比，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大型科学设施建设明显不足。以中国大学的科学设施为例，其分散在不同的课题组，具有设施基础薄弱，难以共享等特点，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希望形成与企业共享的机制，但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不尽人意。

尽管如此，国家近年来所开展的大科学建设活动已经启动。例如“中国天眼”、北京“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上海光源等均可视为中国大科学设施工程。2016年投入使用“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为中国探索宇宙空间提供了基础；北京怀柔科学城开工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 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物质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综合实力；上海超强超短激光用户装置、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平台、上海光源二期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建设，也将使上海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国家已经启动或即将筹建的大科学设施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如何形成社会共享的机制，以便从成立上提高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实力，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的。

►  大力促进协同创新

在传统的现代性社会里，科学是“外在”于大学体系的，而在后现代性科学研究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科学开始“内在”于大学体系，并“与社会成为边界彼此渗透的竞技场，相互融合并服从于同样的协同演化趋势”，知识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主体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过去多年的高校科学研究，高校内部以“科研团队”为单元的科研组织体系，逐渐呈现出“外溢特征”，并在高校内部生成了以科研团队为核心，以院系服务为延伸，以部门统筹为特点的内部组织系统。

科研组织是从事知识生产活动与培养科研人才的群体或社会组织，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联合，一种独特而又富有成效的科学共同体，具有强大的科学社会功能。科研组织主要从事的是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的发明和创新，高校内部所存在的科研团队或重点实验室或课题组等都是科研组织的一种形式。但是，基于科研团队的知识的高度创新性和科研项目的风险性、目标的高度明确性和管理控制的复杂性、成员间的高度协作性和团队绩效评价的困难性、团队成员间的高度信任性和知识信息的不对称性等难题，高校内部的组织有序化成为重要问题。因此，如何促进科研团队的交叉性和协同创新性，北欧三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 逐步改善技术转移和创业环境

由于几十年来的市场经济转型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尽管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但产业技术的进步却在总体上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高能耗、低效率等负面效应。究其原因，国家法律政策环境、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社会环境，以及高校内部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均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国家法律政策环境为例，在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驱动环境中，以法律手段促进科技创新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具体到科技进步的中国法制建设，自2012年以来在各种法律和政策渐次更新过程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于2015年10月修订实施。随着各级各地政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进步领域中最为广泛的讨论话题之一。但是，在技术转移和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方面，促进技术转移与科技进步法律政策尚未完全融合，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尚存在不利于促进转化之处，国有资产监管法律与成果转化法律政策存在矛盾，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不利于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因此，国家、地方从各方面进行努力，形成高校、产业、政府互动的“三螺旋科技创新体系”，有待形成共识并努力推进科技创新，将是中国政府、大学、产业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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