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发展的经济学本质

转自：国宏高端智库

作者：王伟海，国防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一段时间以来，军地各方对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热情很高，但对军民融合内涵与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仍不尽一致，对军民融合的“军”和“民”还存有不同理解，导致工作实践中出现随意解读融合内涵、自说自话，工作界面切割不清晰，互相扯皮等问题，急需正本清源。

准确把握军民融合发展的内涵

军民融合中的“军”是指国防和军队建设，既包括军队，也涵盖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动员、国防教育、边海空防等内容。“民”是指经济建设，可以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范畴，重点是指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紧密相关的领域。比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紧密相关的国家科技和工业体系，与军队人才培养使用紧密相关的国家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与军队保障紧密相关的国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与国防动员紧密相关的国家公共安全和危机管理体系，与新质战斗力生成相关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

军民融合发展，就是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形成军民两大体系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通共融、相互支撑的良性发展格局，实现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的双向转化，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战争潜力，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核心要义是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使两者相互促进、互通共融、相互支撑；本质要求是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效能最大化；根本目的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军民融合是一个由初级向高级、由初步向深度不断拓展深化的过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在军民初步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军民两大体系相互隔离、自我发展、封闭运行的状态，促进军民两大体系之间有机融合、资源共享、能力共用、优势互补，逐步形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科技基础、工业基础、人才基础和基础设施基础，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军民融合兼具理念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双重内涵。就理念范畴而言，军民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思维，即将这种开放共享、双向转化、统筹配置、体系优化的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领域全过程，把军民融合作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种战略指导确立起来。就实践范畴而言，军民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即将军地一体筹划设计、一体建设管理、一体使用的工作要求落实到具体的、特定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域。

军民融合发展的本质是资源跨领域配置

理解军民融合发展的本质及内在机理，还是要回到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分析上来。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就存在两种最基本的需要：一是财富增长的需要，即发展的需要；二是保护财富的需要，即安全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两种需要，就必须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而一定时期内一国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进行权衡和统筹。

从满足安全与发展所需看，国家资源配置大致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资源的初次分配，即国家资源在经济和国防两大领域的初次分配，其任务是合理地将资源在民用经济和国防经济之间进行分配，这个环节的配置决定了国防领域可支配资源的总量。第二个环节是资源再分配环节，即在国防领域获得的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国防和军队系统内部如何配置和利用好这些资源，使之最大限度形成国防实力和军事能力。这一环节的资源配置是在国防系统和军队组织内部来完成的，决定了国防系统内部的各部门所能够支配的资源数量。第三个环节是资源跨领域配置环节，即国防和军队系统与经济系统所拥有的资源在两大系统之间的配置，也就是一些军民通用的人才、技术、信息、资产等生产要素以及产品与服务在两大系统之间的跨域配置，这个环节就是军民融合的发生过程。

显然，没有第一个环节国家层面的资源合理分配，国防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第二个环节国防和军队系统内部的资源高效配置，国防资源就不能有效转化为国防能力，国家安全目标就难以实现；第三个环节资源的跨领域配置可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国防建设成本。如果能够实现军民融合，初次分配环节国防资源配置不足，就有可能通过跨领域配置环节的优化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初次配置环节国防资源配置过度，也可通过跨领域配置环节的“渗透效应”再配置到经济领域当中。因此，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而言，军民融合实质上是将经济生产体系与国防保护体系联系起来的有效机制和管道，从而造成两大体系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能力共用的双向互动、兼容发展的动态演化格局。

在军民二元分离结构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大系统封闭隔离，要素不能流动和互动，长此以往会形成一种“攫取型”国防体系，加剧资源配置失衡。在军民分离的情形下，国家必然要用两大系统的资源分别进行各自领域的建设，其结果肯定是成本高、效果差，基于国家整体实力支撑的军事体系对抗能力弱，战时动员效能差，国家综合国力将严重受损。同时，军民分离还会加剧国防资源投入的“虹吸效应”。一个社会有限的创新资源、人才资源、资本要素向国防领域的过度配置，必然会削减这些资源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一旦过量的资源配置到国防领域，就会抽干经济领域的有限资源，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效率就会下降，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遭受侵蚀，进而会陷入“国防系统膨胀—实体经济衰落—经济增速减缓”的恶性循环。当年苏联的国防建设体系正是如此。

而在军民融合条件下，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要素可以在两大系统间流动互通，一旦某个时段国防资源配置过度，通过后续阶段跨领域配置所产生的“融合渗透效应”，可以将部分资源再配置于国民经济系统之中，进而缓解资源配置失衡。就日常建设而言，“军民融合型”国防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全社会优质资源和创新要素为其所用，而“攫取型”国防体系对资源的利用仅限于自成体系的“围墙”内。就应对战争的效能而言，“军民融合型”国防体系由于资源转换机制顺畅，可以迅捷地将大量社会资源动员起来并投入到战争中。相比之下，“攫取型”国防体系则没有这样的资源动员能力，只能调动国防领域所掌握的资源来应对战争。因此，“军民融合型”国防体系的制度效能远超过“攫取型”国防体系。

为更直观地描述军民融合，我们把经济系统和国防系统比作“两个蓄水池”。高水平面的是经济系统，池中“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相组合，最终创造出社会财富。低水平面的是国防系统，池中“资产、人才、技术、信息”等各种要素相组合形成国防能力，进而对经济系统创造的社会财富提供安全保护。要使社会再生产循环往复延续下去，必须不断向两个蓄水池中注入水流。显然，当两个蓄水池相互隔离、水流不互通时，增加国防系统的蓄水量必须以减少经济系统蓄水量为代价，与此同时，水流一旦进入国防系统就不再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这种情况下，对国防建设的投入与对经济建设的投入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当两个蓄水池之间有诸多管道互联共通、能够保持水流互通循环时，即使不注水，高水平面的水也可自动流向低水平面，国防体系与经济体系中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呈现双向流动、扩散融合的态势。

显然，军民融合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破除体制壁垒，解除要素管制，创设市场机制，使军民两个蓄水池中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各种要素能够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的过程。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一方面，能够产生资源节约效应，即两大体系中一些通用性的设施、技术、人才、信息、能力的共建共用共享，兼顾国防需求和民用需求，能够使一笔投入产生双重效应，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军民深度融合能够产生持续的创新驱动效应，而创新正是经济发展和军事变革的持久动力。两大体系中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双向扩散，实现要素的新组合，发生化学反应，继而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形成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共生共长的良性格局，这是支撑生产力和战斗力变革的最终力量。

以改革创新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场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军民二元分离源于一系列原因，比如，军事专用技术、设施、产品和能力的特殊性，军用市场规模小、质量要求高，军事保密的特殊要求，军事采购的特殊法律、规章和文化，军用规格与技术标准，等等。 因此，任何国家推进军民融合发展，都是对既有的军民分离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标准、规划等不断进行革故鼎新的过程。

当前，要以扩大开放、打破封闭为突破口，以开放、共享、统筹、转化为着力点，以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为抓手，持续推动重大改革，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构建系统完备的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让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的主体有更多获得感，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深度融合的内在动力。要推动关键性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推动频谱资源和空域管理改革、军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军民标准通用化、卫星资源共享共用等改革，加快破除“民参军”、“军转民”的体制性壁垒。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这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头戏”，也是下一步要着力推进的重大改革攻坚任务。要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新变化，适应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重塑的新实际，适应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夯实发展根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的适应性，建设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最终建成世界一流的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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