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新之变：中国创新的体制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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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江评论
作者：王国强，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科技体制是一国科技活动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关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把科技体制作为创新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任务与问题，对促进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结构调整。
中国当前的科技体制是在“集中型科技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南京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北平研究院基础上合并成立。
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并成立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两个科技团体组织。
1956年3月和6月，国务院分别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
1958年9月，“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
1958年11月，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998年更名为科技部）。这些机构的合并标志着新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的集中型科技体制“1+5+1”的模式逐步形成。
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委为政府科研主管，负责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等重大措施的研究制定；中国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等5路大军为研究与开发机构，其中中国科学院系统是中心，其他系统则是研究基地，但在某一方面也可成为中心；中国科协和各级地方科协为联系党和政府与科技工作者的桥梁。
这种集中型科技体制遭“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虽经后来的恢复，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集中型科技体制是在科技资源较少、国力有限和国际封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其主要特点是：科技管理机构权限高度集中，科研机构游离于企业之外，科技管理制度过于僵硬，没有独立的科技立法，体制运行中平均主义过重等。随着我国的改革和开放，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技机构设置的交叉重复、科研院所的“大锅饭”等现象日益凸显，已深深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这种体制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在短时间内有计划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创新活动，突出的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和“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4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经历方向探索、启动推进和全面深化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新型的科技体制。
1978年到1984年为确立方向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科技界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是一种改革方向和思路上的探索。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体现了中国科技战略思想的重大转折。
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起到了振奋精神和解放思想的作用。
二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建设问题。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专”的标准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实际本领。三是在科研部门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邓小平强调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是通过计划来领导，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全国科学大会还批准了新中国第三个科技规划，即《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确立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科技发展方向。随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战略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1980年，我国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４个经济特区。1984年，我国开放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以及技术创新的示范地。
国家战略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中国的科技工作也随之发生历史性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开始向经济建设调整，一些面向经济的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咨询机构开始出现。
1980年，在北京市科协支持下，全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
1982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确定了“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一些科技人员走出高校、科研院所的围墙，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初现。
1983年，上海市科协建立了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1984年，国家科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发研究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的改革试点意见》，把有偿合同制向全国推广。在“面向”和“依靠”的改革背景下，民营科技企业和有偿科技咨询机构的兴起使中国科技体制开始发生新变化，但也突显了这种科技体制的弊端。
1985年到2005年为启动推进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突出特点是，以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引导科技工作转向经济主战场，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一是改革拨款制度，削减事业费，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使科研工作主动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二是开放技术市场，在政策和法律上承认技术成果是商品，通过经济利益加强研究机构与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自1986年至1991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攀登计划等相继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科技计划体系逐渐形成。
以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调整为在“面向”“依靠”的基础上加上“攀高峰”。这一方针被概括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即稳住科技人员队伍和基础研究工作，放开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建设的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推动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接着，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江泽民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8年5月，中央批准教育部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985工程）；6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开展国家知识创新工程；12月，国务院决定原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向企业转制。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以“创新、产业化”为指针对科研院所进行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200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关于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进行结构优化、人员分流和机制转变。截至2004年底，20个部门完成所属科研机构的改革方案，有56家科研机构转变为企业。
2006年至今为全面深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
胡锦涛在大会上明确表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标志着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正式开启。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到2020年创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从“世界科技大国”到“世界科技强国”的转变。针对这种转变，社会各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排斥者有之，怀疑者有之，茫然者有之。
2007年10月，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酝酿组织浦江创新论坛，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2008年5月，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如期举行，社会反响热烈，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014年，中国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启，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的方案》，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条块分割，解决科技资源重复分散、碎片化等问题，建立以目标和绩效为导向的科技计划体系。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案》，提出提高企业家和产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组中的比例，进一步发挥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科技三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向全党全国发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求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再次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2018年3月，中国新一轮机构改革启动，通过新型研发机构整合各方资源，打开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通道，实现由“行业管理”向“功能管理”的转变。目前，中国科技体制呈现出新的特点，民营科技企业成为一支重要的中国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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