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关乎美国国运，华为面临持久战
来源：财经十一人(ID:caijingEleven)
作者：谢丽容 王丽娜 周源 蔡婷贻
复杂国际环境下，华为要面对的这场诉讼和有关5G的挑战，将旷日持久、暗礁不断。
图/视觉中国
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4点30分，美国三大部部长和FBI局长同时出现在美国司法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正式要求引渡在加拿大处于保外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他们包括美国代理总检察长惠特克（Matthew G. Whitaker）、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及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 ）、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A. Wray)。
这意味着美国在1月30日之前正式申请引渡孟晚舟的概率非常高。此时，距离12月11日孟晚舟第三次听证会上，加拿大法官做出在12项有限条件下让孟晚舟保释的决定已经过去49天。
《华盛顿邮报》消息称，加拿大司法部门已确认收到美国的正式引渡要求。
此时正是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布局5G技术的关键时刻。在此背景之下，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不同背景的分析人士认为，华为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纽约时报》昨天的一篇文章称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在一个由计算机网络控制着（除核武器以外）最强有力武器的时代，任何主导5G技术的国家，都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拥有经济、情报和军事上的优势。
美国政府认为，未来六个月至关重要。这六个月内，各国将陆续开始拍卖新的5G手机网络的无线电频谱，并将决定数十亿美元建设基础性交换系统的合同归属。这也是遏制中国，乃至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在全球5G市场上获得市场的关键六个月。
美国司法部针对华为、其子公司及孟晚舟公布了两份起诉书。第一份起诉书来自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下称“1号起诉书”），这份起诉书主要指控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第二份起诉书来自华盛顿西区检察官办公室（下称“2号起诉书”），起诉华为及华为美国子公司涉嫌盗取商业机密。
两份起诉书共涉及23项罪名。
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前官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指出，（其中指控孟晚舟涉嫌多个罪名）是引渡程序中的策略之一，即广种多收，如果有一个罪名不成立还有其他罪名，以确保引渡成功。
“1号起诉书”将华为公司、星通技术公司（Skycom Tech Co. Ltd.）、华为美国公司（Huawei Device USA Inc.）和孟晚舟均列为被告，指控他们为了在伊朗开展业务误导了一家全球银行和美国当局，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共涉及13项罪名。
其中，华为和星通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以及合谋洗钱。
华为和华为美国公司被控合谋妨碍司法公正；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控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
“1号起诉书”称，欺骗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有关华为在伊朗的业务活动是华为的一项长期计划，导致金融机构们涉嫌违反美国法律，处理与伊朗有关的交易，其中一家银行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美国结算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相关的业务。
“1号起诉书”罗列了其眼中四位被告主体在“欺诈银行”方面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2012年末到2013年，在媒体披露华为与星通的关系之后，华为员工，特别是高管孟晚舟，继续向金融机构隐瞒星通是华为附属公司的事实，谎称华为早在2007年将其对星通的权益出售给了一个无关的第三方，星通仅仅是华为在伊朗的当地商业伙伴，“1号起诉书”断定，星通是华为长期以来的伊朗分支机构。
其二，当华为的主要全球银行合作伙伴之一（在起诉书中被命名为“金融机构1”）2017年中止与华为合作后，华为涉嫌向其余几家银行合作伙伴进行虚假陈述，以维持和扩展这些关系。 据称，华为及其负责人多次谎称是华为决定终止与“金融机构1”的银行业务关系，但实际上是“金融机构1”决定终止银行业务关系。
第三，在2007年，华为创始人（其身份并没有被明确指出，但为美国纽约东区大陪审团所知）向FBI代理人谎称华为没有与伊朗公司直接交易，华为遵守所有美国出口法律。孟晚舟则于2013年8月亲自向华为主要银行合作伙伴之一的一位高管做了一次演讲，谎报华为与星通之间的关系。
“1号起诉书”还称，2017年，当华为意识到受美国政府调查后，华为及其子公司华为美国试图通过将有关华为伊朗业务的证人转移到中国。
美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违反了美国法律并从事了破坏美国安全的金融欺诈活动。他们蓄意进行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直接违反《伊朗贸易制裁规则》的交易，这类行为不会被容忍。”
商务部长罗斯称多年来中国公司们违反了美国出口法律并破坏了制裁，经常利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来帮助他们的违法活动。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对那些违反美国出口控制法律者的打击都将更为严厉。
对于“1号起诉书”的起诉内容，华为公司回应称，对美国政府针对华为提出的指控感到非常失望。孟女士被捕之后，华为试图与司法部就纽约东区的调查进行讨论，但被拒绝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罗斯强调起诉华为和孟晚舟与中美贸易谈判无关，属于执法行为。但纽约时报近期的评论认为：“特朗普政府在谈到同中国企业有关的国家安全担忧时，日益将自己的贸易立场混杂进去。”
华盛顿西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出的“2号起诉书” 则事关一个旧案。这个案件要追溯到2014年，原告方是美国三大运营商之一的T-Mobile。当时T-Mobile起诉华为，称其在美员工企图盗取关于T-Mobile自主研发的智能手机测试机器人的相关机密，并且将相关技术机密应用于自身的手机产品研发之中。
在T-Mobile起诉华为的相关资料中显示，当时这位华为员工在T-Mobile位于西雅图的实验室中参观时违规在禁止拍摄区域进行拍照，并且企图将一个体积不大的机器人零部件塞进电脑包内带出实验室。其行为在被T-Mobile实验室中的监控拍下以后被安全人员发现，随后该名员工也承认了存在盗窃行为。正因为此事T-Mobile也解除了和华为公司的相关合作。
当时华为的表态是员工的确存在不当行为，但是不存在华为企图窃取T-Mobile的技术机密。当时，华为认为，T-Mobile的相关信息与技术在网络上能轻松找到，比如YouTube，并且设计和规格的详细信息已在多项专利中公布。但西雅图的陪审团还是在 2017 年 5 月最终裁定：华为违法与T-Mobile的商业合同，需要赔付对方 480 万美元。480 万美元，距离T-Mobile要求的 5 亿美元赔偿金，有相当大的差距。西雅图的陪审团给出的理由是：华为的行为并非“故意和恶意”。
此次华盛顿西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出的起诉书则涉及10项罪名，其中一些罪名涉及刑事责任。
2号起诉书详细说明了华为盗取T-mobile机器人技术的过程，引用了华为员工和华为美国公司员工之间的多份邮件。
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密谋和企图窃取贸易机密将面临500万美元罚金、或窃取贸易机密价值三倍罚款，以较高金额为主。汇款诈欺和阻挠司法可处以50万美元罚款。
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在发布会上指出，“华为密谋窃取美国企业的专利技术，借此取得不公平的经济优势伤害了全球自由和贸易市场。联邦调查局不会容忍腐败企业违反让美国和其企业能发展的法律。”
但截至2017年5月的那场裁决，综合来看，华为与T-Mobile之间的纠纷是企业之间的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非涉及“国家间谍”的指控。
对于“2号起诉书”的相关内容，华为公司回应称，华盛顿西区法院关于华为商业秘密案件的相关民事诉讼早已和解，和解前西雅图陪审团也对商业秘密相关诉请做出了没有赔偿、华为不存在主观恶意的裁决。
中国外交部、工信部和华为公司先后针对美国的起诉决定给出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中强调三点。一是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公司及其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等提出起诉。
二是强调 “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企图扼杀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
三是重申关于孟晚舟案中方立场：“美加两国滥用他们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无理采取强制措施，是对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不要发出正式引渡请求，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同时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不要为美火中取栗。”
工信部发言人，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回应路透社记者有关此事的分析评价中指出两点：
其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工信部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同时，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能为中国的企业在当地的正常经营，包括与当地公司正常合作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
其二，事件不会影响中国推进5G的决心和速度。中国的5G一直在往前推进，中国企业也一直在和世界各国的企业共同推动5G的发展，使用户能够尽早使用上5G手机，使用上带有5G功能的车联网，使5G更好地应用。
华为公司则表示，否认关于华为公司、其子公司或附属机构犯有起诉书中指控的违反美国法律的各项罪名，也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华为相信美国法院最终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黄风认为，发布会阵容堪称豪华，美国的代理总检察长、商务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及联邦调查局局长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说明美国最高层面的司法执法机关均出面，可见阵势强大，这和以前的引渡案件很不同。
“华为应该转变策略。”黄风说。目前，华为对此事件的应对比较低调，“一旦美国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华为应该站在应对的第一线，组建团队应诉，从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应对此事。”
按照60天的期限，美国应在1月30日之前向加拿大正式递交引渡请求。如无意外，美国正式递交引渡请求在即。美国和孟晚舟将陷入旷日持久的引渡流程。引渡程序主要依据的是美加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和加拿大的《引渡法》。
引渡程序十分繁琐。加拿大司法部长在接到美国的引渡请求后，将进行审查，这仍有两种可能。按照加拿大《引渡法》的规定，加拿大司法部长有权拒绝引渡请求，比如基于种族、宗教、政治性犯罪等原因的引渡请求。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司法部长认为属于可引渡的犯罪，则签发一份“审理授权书”，授权总检察长代表请求方向主管法院提出签发拘押令的申请。
接下来，孟晚舟案将进入引渡听审程序。主持引渡听审的法官可以传唤证人出席庭审。在引渡听审中，如果主管法官认为符合条件，将签发拘押令的形式对引渡请求予以认可。这时，在证据标准上，主管法官将依据“表面证据”等标准考量。
黄风介绍，“表面证据”是英美法系的一个概念，即虽然还未经法庭审判，但要看起来犯罪成立，没有相反的证据能推翻，“它的特点是虽然并不能达到符合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但是对证据的要求和审查也比较严格，这对提出引渡的请求国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
引渡听审之后，主管法官一旦对被引渡人签发拘押令，意味孟晚舟将被收监等待移交。孟晚舟有权就法官签发的拘押令提出上诉。司法部长在收到主管法官同意引渡的报告后，将进一步对引渡请求进行行政审查。这时，被请求引渡人可以在拘押令签发后的30日内向司法部长提出关于引渡的意见。在行政审查后，如果司法部长决定引渡，则签发移交令，在移交执行前的任何时间，司法部长仍有权随时修改移交令。
根据加拿大《引渡法》，对于司法部长做出的引渡决定，被请求引渡人仍可以在收到通知后的30日内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走完加拿大的引渡流程，往往有可能耗时几年。
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华为将在美国面临新的诉讼战。
黄风认为，基于目前的情况，除了在加拿大即将面临的引渡程序，华为还应该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华为应积极应对，针对美国的指控调整应对策略，同时应将主战场转移到美国。华为应该直面这一事件，用更直接、更有力的策略，在事实和法律层面应对和澄清，以取得多方的理解。”黄风说。一些评论认为，针对孟晚舟事件应采取无限期拖延的策略，“这样受损的不只是华为，而是整个中国企业。”
美国《纽约时报》近期发表的一篇题为《新军备竞赛：美国敦促盟友阻止华为参与5G建设》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虽然这是一场涉及技术，而非常规武器的竞赛，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同样大的威胁。在一个由计算机网络控制着最强有力武器（除核武器以外）的时代，任何主导5G技术的国家，都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拥有经济、情报和军事上的优势。
图/视觉中国
这篇文章指出，向5G的过渡很可能是革命性的，而非渐进性，这种过渡已经以雏形系统的形式在达拉斯和亚特兰大等城市开始。消费者首先会注意到的是，网络速度更快了，数据下载的速度将几乎是即时的，即使是在手机网络上。
对消费者有用的东西，对情报机构和网络攻击者也有用。5G系统是交换机和路由器的物理网络。但5G网络也更多地依靠一层层的复杂软件，这些软件有更强的适应性，而且会在用户不知不觉中不断更新——就像iPhone在夜间充电时自动更新那样。这意味着谁控制了网络，谁就控制了信息流动——并且可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更改数据、改变数据传输的路由，或复制数据。
因此，美国已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始了一场秘密的、偶尔带有威胁性的全球行动，以阻止华为以及其他中国企业参与到5G全球工程中来。
美国政府认为，未来六个月至关重要。这六个月内，各国将陆续开始拍卖新的5G手机网络的无线电频谱，并将决定数十亿美元建设基础性交换系统的合同归属。这也是遏制中国，乃至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在全球5G市场上获得市场的关键六个月。
1月15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被问及，不过国家政府提出的安全担忧，并非怀疑华为技术的可靠性，而是看起来担心华为甚至所有中国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后门。
任正非的回应包括三点。其一，过去30年来，华为公司在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服务，保持了良好的安全记录；其二，华为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公司，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上坚决站在客户一边，决不会去危害任何国家，伤害任何人；第三，中国外交部多次做过澄清，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任正非强调，华为公司和我个人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这样的要求。
关于美国政府有关“安全门”的指责，任正非强调，“华为和美国政府没有沟通管道，互相不理解。将来如果出现网络安全方面的事情，华为绝不会做侵害客户利益的事情。”
在商业角度，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华为此时已经是全球5G创新的第一梯队成员，这一场由美国发起的遏制中国成为5G主导国家的行动中，华为已经成为被攻击的突破口。这将影响华为的全球市场拓展和未来总体营收。尤其随着事件的升级发酵，华为海外市场份额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月17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在接受包括《财经》在内的中国媒体采访时预测， 2019年华为的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估计增长不会超过20%。
华为近5年财报数据显示，华为总营收2014年同比上一年增长27%，2015年和2016年达到高峰，分别为37%和32%，2017年为15.7%，2018上半年同比增长15%。
不过，任正非转而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华为的影响不如外界担心的那么大。这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其一，他对华为的5G产品有信心。他以5G基站产品为例称，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华为做到最先进。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
任正非认为，“我们（华为）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它们可以不买，那就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来建设另外的网络。华为在技术上的突破，带来更多生存支点。”
其二，他对华为的全球市场有信心覆盖。他认为，这个世界很大，还有好多地方可做5G，华为暂时还做不了那么多。少数地方的拒绝不能代表华为在大多数地方被拒绝。”
其三，他认为4G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发挥潜力，尚有发挥余地。任正非认为，5G有超越带宽的更多内涵，这些内涵的发生还需要更多需求的到来，需要漫长的过渡时期。不要把5G想象成海浪一样，浪潮来了，财富来了，赶快捞，捞不到就错过了。5G的发展一定是缓慢的。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成熟的4G技术还将发挥更多商业价值。
一位不方便具名的前华为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华为是一家商业公司，所有决策和应对方案的出发点将基于商业，止于商业。但此刻华为面临的国际环境过于复杂，华为要面对的这场诉讼和有关5G的挑战，将旷日持久、暗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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