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声速武器——战略武器军控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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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海鹰资讯 (hiwing_news)
作者:北京海鹰科技情报研究所 张灿
2019年2月,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和裁军研究所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高超声速武器——战略武器军控的挑战与机遇》的报告,呼吁将高超声速武器纳入战略性武器军控机制。该报告是根据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指示完成,从开源渠道评估了当前国际上高超声速武器技术的发展现状,探讨了高超声速武器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现有和未来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两方面的影响,最后从透明度和建立信任、军控条约/文书两个互补的层面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控制方案。与美国兰德公司2017年发布的《高超声速导弹防扩散》报告相比,该报告具有更深的战略视角,从国际形势和军控角度深度分析了高超声速武器的战略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当前高超声速武器化竞争的担忧。
2018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公开发表《保护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指出国际安全环境正在恶化,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再度出现,全球军费开支达到了柏林墙倒塌以来的最高水平,提出我们应该合作谋求共同安全,并特别指出每个国家单独谋求安全从而造成全球不安全这一矛盾但无可避免的事实。
这种矛盾在近年来竞争激烈的高超声速技术领域表现地尤其明显。作为一种潜在的新型战略进攻武器,高超声速武器正逐渐成为大国间的竞争焦点。美俄将其视为现代化高端军事能力建设的重要核心,在经费投入和项目实施上大幅倾斜,隐隐形成军备竞赛的态势,对国际战略平衡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兼高级代表中满泉(Izumi Nakamitsu)在报告序言中指出,高超声速武器系统在当前的多边军控和裁军机制内基本上尚未被审查,但其对40多年来建立的核军控框架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有可能开创一个常规武器装备的新时代。高超声速技术的相对初期状态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突破口,使各国在高超声速武器部署前的这一关键窗口期,有机会以合作的方式积极确定并寻求处理与之有关的风险。该报告根据大会关于联合国裁军宣传方案的第73/79号决议而发布,以期促进进一步就军备控制、裁军和安全等热点问题开展知悉辩论。
研究目的及对象高超声速武器提供了一种新兴军事能力,可能改变核国家的威慑评估,增强危机阈值的模糊性,导致危机或冲突急剧升级,对安全、军控和裁军努力产生负面影响。该报告的研究旨在提高对这些影响的认识,并探讨在多边背景下解决这些影响的可能途径。
报告的研究重点是高超声速助推滑翔系统,并关注机动再入飞行器(MaRV)。关于研究范畴的划分,报告指出其考虑因素是“最终破坏战略稳定性”和“远程”。报告对“远程”的定义采取广义上的认知,即射程超过1000km。考虑当前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射程一般设计在1000km内,因此报告未将其纳入研究对象范畴,尽管技术更加成熟后射程可以相应增加。
研究内容01国外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技术发展现状
与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相关的飞行器技术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但报告指出,目前国际上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研究热潮的源头是美国在21世纪初提出的“常规快速全球打击”(CPGS,目前更名为“常规快速打击”(CPS))。通过梳理各国自21世纪以来开展的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HGV)项目,包括已下马和在研的,报告对涉及国家的研究现状及水平进行了评估,见表1。
美国开展的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项目数量最多,但目前尚未达到采购阶段,除了OpFires和HIFiRE以外,均与CPGS计划相关,预计最早将在2021年形成早期作战能力;俄罗斯至少从1980年代开始就通过YU-70项目探索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技术,其2018年公布的“先锋”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系统据官方表示将于2019年服役;印度、法国、日本各有一个公开项目,目前仍处于技术验证与储备阶段。
表1 国外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相关项目概况
国家 | 项目名称 | 研究概述 | 备注 |
美国 | HTV-2 | 助推器采用米诺陶IV,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弹头采用高升阻比的楔形外形。射程设计指标为17000km,于2010年和2011年开展两次试飞,均失败。 | CPGS计划下的Falcon项目的子项目 |
AHW | 2006-2014年由美陆军主导,HGV采用锥形外形,于2011年首飞成功(射程达3800km),2012年第二次试飞失败;2014年后改由美海军主导,2017年飞行试验成功 | CPGS计划目前的主要项目,海军名称为“中远程常规快速打击”(IRCPS) | |
TBG | 基于HTV-2项目,2014年由空军与DARPA联合启动,计划于2019年开展首飞 | ||
ARRW | 空军主导的基于TBG的快速原型样机项目,采用最新技术 | ||
HCSW | 空军主导的基于相对成熟技术的快速原型样机项目 | ||
OpFires | 由DRAPA与陆军于2018年联合启动,将利用TBG成果 | ||
HIFiRE | 美澳联合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以飞行演示验证和基础研究为主。2017年7月进行过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试验,试验编号为HIFiRE 4 | ||
俄罗斯 | YU-70 | 采用UR-100NUTTH/SS-19 ICBM作为助推器。报告认为,该项目在1990年开展过两次试飞,在2001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过一次试飞 | |
先锋 (Avangard) | 采用UR-100NUTTH/SS-19 ICBM作为助推器。其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弹头据称是YU-71。2018年12月成功开展最终测试,预计2019年服役 | ||
印度 | Shourya | 采用两级固体火箭助推,据称2004年、2008年、2011年、2016年开展过飞行试验 | |
法国 | V-max | 于2019年1月宣布启动,计划2021年底开展首飞 | |
日本 | 高速助推滑翔导弹 | 分阶段方式发展,第1阶段采用圆锥形或双锥形弹头,计划在2026财年投入使用,第2阶段采用升阻比更高的弹头,计划在2033财年投入使用。 |
02战略影响分析
报告着眼于国际战略局势,分别从国际和平与安全、现有和未来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两个方面来分析高超声速武器的战略影响。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根据报告,高超声速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可归纳为军备竞赛、战略误判或意外升级这两方面的风险。
(1)推动军备竞赛
一方面,技术推动促进了高超声速武器的发展,并继而引发大国间的相互刺激与竞争。报告指出,美国在其CPGS框架需求下发展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方案,是俄罗斯重新燃起对助推滑翔相关技术兴趣的一个重要动因,后者由此重启了苏联时期的一项研发计划,即现在的4202项目。而俄罗斯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发领域的快速进展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加大高超声速科研投入的主要催化剂。同时,这些研发计划的保密特质使高超声速武器威胁观念被夸大,促进了军备竞赛的活力。
另一方面,进攻武器与防御系统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加强推动了军备竞赛发展。美国大力发展的全球反导体系是俄罗斯积极发展高超声速导弹这种非对称性武器的重要动因。而俄罗斯“匕首”、“先锋”等高超声速打击武器的成功进展,进一步推进美国加紧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并成为加快高超声速武器拦截器研发和倡导部署天基传感器层的迫切需求。可以认为,只要有一方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攻防对抗体系的失衡将会进一步加剧军备竞赛势头。
(2)导致战略误判或意外升级
报告指出,高超声速助推滑翔武器的使用极可能产生战略影响,尽管不一定出于战略目的。该武器的攻击目标模糊性和核常兼备特性,意味着造成战略误判或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相当大,特别是结合速度快、决策反应时间短这些特性。
一方面,高超声速武器的防御穿透能力造成了实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与弹道导弹相比,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的飞行弹道高度较低,且具备实时路径规划和高突防能力,目前尚无有效的防御手段,可能无法被预警卫星或地面雷达监测到。这种不确定的攻击目标可能是某常规力量及设施,或者是延伸为某个国家,而当该国家同时具备核常能力时,会进一步加剧进攻与反击的复杂性。特别是,考虑到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针对包括陆基核力量在内的加固目标的潜在应用,意味着任何使用其的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即将发生核攻击的信号。这种含糊不清和不断升级的属性将因高超声速武器压缩OODA作战链条而加剧。
另一方面,高超声速武器潜在的核打击能力是可能导致意外升级的另一关键因素。高超声速助推滑翔武器所携带的有效载荷类型的极难鉴别性,使得被攻击国家可能无法有效判断来袭的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甚至即使得知向其发射的是常规弹头,仍将之视为战略武器并做出战略反应。而且,核力量大国也在评估高超声速打击能力对其核反击能力可能构成的威胁,并由此可能修改核条约,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譬如,美国在2018年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非核战略攻击”概念,表示将考虑使用核武器来应对此类攻击。其他国家也可能考虑改变其核战略,采取诸如提升核力量警戒水平之类措施来应对高超声速武器的部署。
对现有及未来军控和裁军努力的影响
报告指出,高超声速武器发展对现有军控秩序和核裁军进程的广泛影响难以评估,但鉴于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搭配核弹头的方案演示验证需求,一个令人担忧的前景是重新恢复核试验,并由此将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前景产生消极的影响。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当前军控环境在普遍恶化这一趋势。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武器军控框架主要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和《中导条约》(INF)两大条约组成,但在双方推动核力量升级现代化、关系日益恶化、在赛博和外太空等新领域竞争日益凸显、以及其他力量的崛起等多重压力下,这一框架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中导条约》由于在履行义务方面存在巨大分歧而处于将终结状态,美俄在2019年2月相继宣布正式启动退约程序;《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但续约前景未明。
高超声速武器对现有的军控和裁军进程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告指出,在现有军控条约或协议下新纳入高超声速武器的方案的实现可能性较低。尽管《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规定“当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出现一种新的战略进攻性武器,可提出异议并重新商谈”,但在第三方国家积极推进高超声速武器研制部署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扩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范畴。从这种角度来看,高超声速武器这类由于技术突破或条约双边性质而被排除在的战略武器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军控机制的效用。
03可能的军控途径
在当前的多极战略环境下,任何预期的军控努力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对于军备控制互利的认知正在削弱,同时普遍弥漫的政治不信任气氛促使军控相关谈判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些国家不能保证未来的执政政府会遵守当前达成的协议。但正如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兼高级代表在报告序言指出的,高超声速武器技术的相对初期状态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突破口,使各国在其实现部署前的这一关键窗口期,有机会以合作的方式积极鉴定并寻求处理与之有关的风险。
现有相关的国际文书和机构
当前国际军备控制的规范框架由军控条约、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条款、联大与安理会相关决议、防扩散机制下相关协定以及当事国单方面措施共同构成。基于此规范框架,报告探讨了与导弹军控相关的国际文书和机构,以及在其基础上处理高超声速武器问题的潜在突破点,见表2。
表2 与HGV相关的国际文书和机构
类型 | 名称 | 简介 | 与HGV相关方面 |
联大与安理会相关决议 |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 即裁军及国际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关于限制及解除军备以及国际安全等议题 | 在2001-2002年、2004年、2007-2008年会议期间分别成立了三个涵盖导弹各方面问题的政府专家小组,但尚未讨论过助推滑翔系统 |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 作为常规武器转让领域的一项透明机制,以期增进国家间互信,包括七类致命武器和小武器 | 未明确将HGV列入导弹类别 | |
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2004)号决议 | 2004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540号决议,要求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材料和技术的国内管理和出口管制 | 所有国家应通过和执行禁止非国家行为者制造、获取、拥有、开发、运输、转让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法律 | |
双边军控条约 | 《中导条约》 | 美国和俄罗斯于1987年签署,禁止双方试验、生产和部署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 |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 美国和俄罗斯于2010年签署,削减与限制双方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以及核弹头数量 | 当美俄任何一方认为出现一种新的战略进攻性武器时,可在此框架下提出并协商 | |
防扩散机制下多边协定 |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 | 于1987年成立,旨在防止可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及其相关的技术扩散,目前有35个参与国。将受控物项分为两大类,I类为最敏感项目,予以特别限制;II类限制相对较松 | 根据MTCR,有效载荷为投送质量,则HGV是作为运载工具的一部分,而不是有效载荷。若将其纳入MTCR,可能会被归入限制较宽松的II类。 |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HCoC) | 于2002年11月在荷兰海牙制定,旨在通过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等手段,防止可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弹道导弹扩散,目前有139个签署国 | HCoC尚未明确讨论过助推滑翔系统,但可能已根据“准则”报告了有关系统的一些飞行试验 | |
《瓦森纳安排》 | 于1996年成立,旨在通过成员国间的信息通报制度,加强对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相关技术转让的监督和控制,增加透明,现有42个参加国 | 可考虑将HGV纳入双用途清单第九类“航空航天和推进”,或者弹药清单中的“高速动能武器系统”类别(ML12) |
可能的军控措施
军备控制措施有多种形式,可以从法律或政治方面进行约束,也可以是多边、双边或单边性质,还可以是针对具体某型武器,或者是更广泛的某大类武器。其制定的目标也是多元化的,包括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来降低风险、削弱发动突然袭击的动因、减弱军备竞赛的动机、减少危机误判和事故风险、降低意外升级可能性等等。总体而言,军备控制措施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取决于目标和涉及国家的可协调性。
(1)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国际制度。报告认为,这是最直接和最有效力的方法,可以采取直接禁止或类似《核不扩散条约》的形式,将技术限制在已经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内。为确保其法律约束力并使各国普遍接受该规范与价值,需要补充监督核查措施,包括持续监测系统、设施申报、检查和定期数据交换等。鉴于目前军控交涉与谈判处于僵局时期,有关各方可直接发起多边谈判进程,或者由联合国主持,通过一个专门的谈判机构进行,具体例子可参照《武器贸易条约》和《禁止核武器条约》。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国家很可能因为对高超声速武器系统的军事目的、涉及风险持有不同看法,而导致达成共识变得极具挑战性。
(2)寻求签署双边或多边的军控条约。鉴于目前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国家相对较少,并可能持续保持这种低数量,另一个方案是有关国家之间缔结一个特别针对高超声速武器的双边或多边军控条约,或者将其纳入一个更广泛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中导条约》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其磋商谈判过程可作为新条约的准则制定参考。
(3)采取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安排。报告指出,采取超越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政治约束协定也是一种选择。这可以是双边或多边的,甚至可以是像1991-1992年的“总统核倡议”那种单方面声明。
(4)制订出口管制措施,限制有关技术的扩散。可以考虑在《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或《瓦森纳安排》框架下,明确将高超声速武器归入其中,实现对相关武器系统及技术的管控。
(5)禁止飞行试验。禁止飞行试验可作为全面禁止高超声速武器的中间步骤,但考虑到一些国家的研究进度离实现部署很接近,禁令生效前可能反而导致试验进度加快。
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建议
作为在政治方面具有拘束力的措施,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旨在减少国与国之间的威胁,建立互相信任,可视为达成上述军控条约的一个起点和桥梁,同时与其相互补充,发挥更大的军控效用。
(1)正式交换有关系统的飞行信息,包括飞行试验。有关国家可参考HCoC的信息交换机制,针对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制订双边或多边的飞行信息交换协定。考虑到高超声速助推滑翔系统弹头和攻击目标的模糊性,建立这种交流渠道有助于减少甚至消除有关军事活动和意图的不信任、恐惧、误解和误判。
(2)有关国家之间就高超声速武器部署有关的风险、理论、战略和政策进行交流和对话。报告认为,目前尚未充分探讨过高超声速助推滑翔武器系统的风险和理论,有关国家十分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开展对话,深入交换意见,为信心建立奠定基础。
(3)解除核力量高度警戒状态,正式化有关核武器和相关设施的信息交流。鉴于高超声速助推滑翔武器系统的快速响应能力,解除核力量的高度戒备状态有助于降低战略误判和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同时,若有关国家针对核武器和相关设施的信息交流变得更加正式,甚至达成相互的非针对声明,将使相互关系更加可靠和可预测,大大减少意外危机。
(4)将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归入《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下的导弹类别。联合国政府专家组将在今年举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运行及进一步发展会议。可考虑届时明确将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归入登记册的导弹类别,进一步增强相关透明度。
结束语随着大国间竞争的对抗性上升,从冷战时期逐渐建立起来的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当前国际上的军事竞争焦点,高超声速武器仍处于军控领域的真空地带,且兼具高度的战略威慑和战术实用价值,对现有的核武器军控和常规武器军控规范均产生削弱作用。未来预期随着高超声速武器的真正部署和作战能力形成,国际社会上针对高超声速武器军备控制的舆论将会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值得提前思考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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