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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战争视角下的美国极限施压与“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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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军事文摘

本文刊于《军事文摘》杂志

作者:李元斌 何昊宸


201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危机将“混合战争”这个学术界的概念带入了公众视野,在危机处置过程中,俄罗斯运用该战略成功达成了自身战略目标,取得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在地球的另一边,混合战争早在多年前就在美国学术界风靡一时,只不过鉴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不同,美国对混合战争的认识与俄罗斯有许多差异,在践行混合战争理论的过程中,美国人有着自身的逻辑与路径,体现出美式混合战争的不同发展。

美式混合战争理论:“混合威胁”之下的应对良策

混合战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它是美军对21世纪深刻变化中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的重新判断、对自身战争实践和他国作战经验的总结反思的结果。21世纪,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战略竞争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全球和地区问题持续增加,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混合交织;战争模式出现明显变化,作战对象的多元,战法战术的多样,武器装备的搭配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认知……这些形形色色的多样性,使得战略与战术、战争与非战争、传统与非传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仅仅以某一个标准作区分、以单一的手段作回应已经不能有效应对这种高度的复杂性。

混合战争视角下的美国极限施压与“颜色革命”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引发了美国军界的广泛探讨。从2005年《美国国防战略》提出“未来,最有实力的对手可能会将破坏性能力与传统、非常规和灾难性作战样式结合使用”开始,美军不断就如何应对“混合威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2007年12月霍夫曼在其著作《21世纪的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中率先提出了混合战争概念,标志着美式混合战争理论的成型。

美式混合战争理论有自己的逻辑。在其理论框架之下,混合战争可以被认为是参战部队在同一战场空间内同时遂行多样式作战行动的一种战争模式。其作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手并争取民心,用霍夫曼的观点来看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从事犯罪活动以求生存;二是引起被攻击国家的骚乱或分裂;三是通过加强武装力量的能力谋求打持久战;四是搞垮拥有常规军事力量的政府。”

作为一种为应对威胁而产生的理论,目前的美式混合战争理论没有对如何实施作战行动指明具体的方法路径,而是更多地以应对“混合威胁”为目的聚焦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其提出,要转变过去一味追求高精尖武器技术的思路,建设一支更加务实的平衡和多功能的联合部队。另外,官兵要着重提高识别多重对手和适应复杂环境的技能,更重要的是,美军要更加重视和突出特种作战、信息战等非常规力量的运用。

虽然美式混合战争理论尚未付诸战场实践,但是从理论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出其区别于传统的对信息、经济、政治等非军事手段的重视。如果将这种重视视为美式混合战争理论的精髓的话,那么这种精髓早在混合战争理论雏形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美国在非军事手段方面的实践远远早于混合战争理论的产生时间,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从美国对外活动之中一窥美式混合战争之逻辑。

颜色革命:混合战争的“启蒙”


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开始,“颜色革命”已经先后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轮番上演,并且基本遵循着相似的模式:以总统或议会选举为契机,失利的反对派或反对派联盟先是炮制借口、挖掘黑料,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制造出政治上的危机,之后借用媒体大肆渲染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各种问题,煽动广大民众对国家发展现状的不满,引爆社会矛盾,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目标是要求当局重新选举或下台。迫于国内外巨大舆论压力,政府最终作出妥协,反对派名正言顺地更迭政权。

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前,混合战争理论就在美国风靡一时了


回顾上述颜色革命的实施过程,可以发现历次颜色革命中某些共性成分与混合战争的理论特征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高度的重合。一是实施手段上利用信息操控实现意识控制的高度重合。在“颜色革命”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大量援助一些所谓的“独立媒体”,利用各种方式丑化执政当局,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造成民众思想混乱和无所适从。这样的手段与美式混合战争重视信息、经济、政治等非军事手段的特点高度一致。二是实施目标上实现政权更迭的高度重合。一方面,发生了所谓“颜色革命”的国家往往出现骚乱甚至分裂,并且这种骚乱和分裂状态甚至在新政府组建之后依然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取得国家政权就意味着原政府的垮台。这样的结果与霍夫曼提出的“引起被攻击国家的骚乱或分裂”“搞垮拥有常规军事力量的政府”的目的不谋而合。

事实上,颜色革命采用的“非暴力战争”理论本身就与美式混合战争理论存在着某种似乎天然的异曲同工之妙。“非暴力战争”(有时被称作“非暴力抗争”)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如何通过非军事手段颠覆他国政权,它已经超出了所谓的“抗争”的范畴,变异为以推翻国家政权、变更社会制度为目的“战争”,与“革命”颇有几份相似。对比美式混合战争理论与“非暴力战争”理论,不难看出二者在战争的手段、目标上具有的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通过非暴力(非常规)手段,搞垮国家政权(搞垮拥有常规军事力量的政府)。只不过,“非暴力战争”突出信息控制和意识的操控,混合战争则强调多种非军事、非常规手段的综合运用。

如果说过去的“颜色革命”与美式混合战争之间只是具有手段和目的上的契合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实似乎清晰地揭示出了二者之间的互构关系。

2018年8月4日,总统马杜罗在一场演讲中遭遇无人机炸弹袭击,7人受伤。2019年1月23日,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几分钟之后,美国、加拿大等国就“及时”表达了支持。1月28日,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PdVSA)进行制裁,试图掐断马杜罗政府的经济命脉。同日,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揣着写有“往哥伦比亚调兵5000人”的小本本出席记者会,引发外界疑虑。同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爆料,瓜伊多正与军方和官员进行谈判以废黜现任总统马杜罗。2月3日,特朗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节目中表示对委内瑞拉动武“是一个选项”。2月6日,美国对委内瑞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试图由哥伦比亚进入委内瑞拉边境时受阻。3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陷入大面积停电,地区供水和通信网络受到极大影响,部分地区出现骚乱……

颜色革命综合运用各种非军事手段,与混合战争的特征高度吻合


虽然没有明确的定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颜色革命”的视角来理解这场持续数月的动荡:总统大选中反对派失利,反对派抵制选举结果并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反对派不断制造危机,试图引爆社会矛盾,借用民众的力量夺取政权。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动荡同时也体现出了更多的美式混合战争的特征。在围绕总统“宝座”的明争暗斗中,无人机暗杀、人道主义援助、大规模停电无所不用其极,忠诚与叛变、腐败或清廉、战争与和平真真假假虚实难辨,既有外交孤立又有经济制裁,既有心里施压又有舆论唱衰,既有军事威慑又有政治打压,最终目标是通过综合手段的运用搞垮马杜罗政权。发生在南美洲这个小国的事实表明,“颜色革命”已经由原来单纯注重信息控制的1.0初级版升级为带有明显混合战争特征的2.0加强版。

极限施压:带有混合战争特征的“国策”


特朗普上任之后,“极限施压”策略成为了美国的霸权操作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美国优先观、国家安全观并列的极限施压观,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观点之一。

所谓“极限施压”,即“通过最大限度的军事威逼、经济制裁和外交围堵手段,迫使对手满足自身的诉求”。实际上,“极限施压”策略并非特朗普政府首创,其经典运用可以追溯到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极限对抗和博弈。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问题反应强烈,并以军事手段采取回应,苏联针锋相对,在军事量运用上层层加码,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抬杠,一步步将危机推向核战边缘。危机的高潮是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的10月27日,这一天双方都到达了博弈的极限,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核大战一触即发。幸运的是,怒气冲冲的美国在政治、民意和后果的三重考量之下最终采取了理性决策,将危机控制在了极限施压与极限博弈层面上,核大战最终没有爆发。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的极限施压策略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即试图通过军事力量的层层施压达成预期目标。如果说这样的“极限施压”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当其遇到混合战争之后,这种斗争策略似乎焕发了新的生机,升格为了斗争的艺术。

特朗普政府对极限施压得心应手


2018年5月8日,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此后的美国似乎开始在对伊问题上“放飞自我”,今天派遣航母战斗群,明天部署战略轰炸机和爱国者系统;今天取消对进口伊石油制裁豁免,明天又发动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今天威胁欧洲与其合作,明天警告中东远离伊朗;今天收紧核领域项目豁免政策,明天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今天自信满满地表示“伊朗经济正在走向彻底崩溃,他们会很快走回谈判桌,不再坚持拥有核武器”,明天又提出愿意和伊朗进行“不预设条件”的会谈。一时间霍尔木兹海峡热闹不断,一会儿这国油轮遇袭,一会而那国油轮遭扣押;一会儿这国无人机被击落,一会儿那国发射火箭弹;一会儿信誓旦旦地说“伊朗一旦侵犯美自身利益和美盟友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一会儿号称在最后一刻叫停了空袭。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似乎表明,极限施压的策略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单一维度为主体的施压(以军事为主要施压手段)向着当前的多维度均衡地施压转变。这种为达到自身目的而扩大了筹码的内容和范围的作法带有明显的综合特征,与美式混合战争思路如出一辙。同时,“极限施压”与美式混合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沿用了相同的逻辑: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如世界或区域的强国、大国这一类无法摧毁的国家,采用有限规模的斗争往往是最有利的。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美国“极限施压”策略还被特朗普灌注了明显各个人特色:看似毫无章法,实则逻辑清晰、行动严密,带着浓重的商业味道,具有明显的特征“趋利性”与“结果导向”。

理解了“极限施压”与混合战争的逻辑,便不难理解当发生在世界上的一些事实。对朝鲜,则在军事上强化美韩军演、扬言先发制人;在外交上强化美日、美韩同盟,拉拢东亚各国形成围堵;在经济上断绝一切朝鲜与外部经济联系,同时要求中国对制裁予以配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凡是对美国有利的都可以做,凡是能施压的手段都是可能的选项。“极限施压”与混合战争在特朗普政府手上碰撞出了火花。

美式混合战争理论诞生至今,美国虽然没有在该理论指导下发动一场对外军事行动,但是其对外活动中却明显带有着混合战争的某些痕迹,显示出该理论对美国的巨大影响力。然而,虽然在该理论指导下美国在对外行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当前美国忽视道义、透支自身软实力的做法终究是饮鸩止渴。毕竟,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理论,更需要“混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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