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人工智能战中的生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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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军事

作者：李洪军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直接关系到政治集团、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是谁也输不起的斗争，不可不察也。因而，所有国家领导者、战争指挥官们一直在寻找战争工具的非对称优势，代表战争工具的武器装备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旦某种技术、方法、理论能够提升武器装备的性能，就会第一时间被运用于军事领域或被军事领域所开发。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就是最经典的例子。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应用，呈现出引领新战争形态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脱胎于人类智能，是人类智能的拓展和延伸，其“智力”大小与生物智能的奥秘相关联。人工智能战中蕴含有许多生物因素特点。

人工智能战是生物智能高低之争

智能化战争是信息化战争的延续和创新，是基于对战场信息的智能观察、智能处理、智能决断和智能行动的过程，可以不依靠人作出决策和行动的能力。人工智能加入到战争后，作战节奏将越来越快，战争决策也越来越“急”，人脑再也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无法处理巨量、繁杂、多类的各类战场信息，不得不依靠人工智能来处理海量信息，从中得到有用的、可信的、有价值的战场信息。面对来自各个层级、各个空间、各个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战争动态信息，要求指挥官们在瞬间进行决策，定下作战决心，没有人工智能的参与，基于人脑的决策更容易忽略一些关键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人工智能战争中，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负，从决策到行动之间的时间越短，越能在第一时间掌控战争的主动，而人工智能却能以近乎“光速”的速度执行决策，远远超出人类神经传导速度。人工智能战是信息化战争的高级阶段，是信息化战争的“智力”升级版。

从信息时代开始，军事科技的代差和鸿沟直接决定了战争的样式和面貌。不对称的军事技术、装备优势不但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甚至决定了技术优势方对劣势方的屠杀。人工智能的加入让人远离了战争，看似没有血肉横飞，但对人的意志打击更为彻底和绝望。可以想像一下，两个“棋不逢对手”的战争将是一边倒的局面，落后方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破解人工智能的优势是比对方拥有更高的“智能”，这一智能是综合智能、系统智能和体系智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等综合实力的国家或地区，能够具备人工智能军事对抗的综合能力。最后，我们就不得不发现人工智能军事对抗的实质变成国家、民族的智力斗争。一切在战争中的优势都源于这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智慧，人工智能军事对抗最终演变为人类智能对抗，战争的胜负表面上是由技术先进程度决定的，实际上是战争双方的群体智力决定的。

人工智能战是生物智力机制之争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从此人类历史上又一项开创性的技术出现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上有许多轰动世界的事件，如1997年深蓝的胜利；2006年，Hinton提出了深度学习的基本理论；2011年，IBM 的Watson在“危险边缘”问答节目中打败了两位人类冠军；2016年，Google DeepMind的AlphaGo战胜了世界顶级围棋高手李世石。随后的AlphaGo Zero，从空白状态学起，在无任何人类输入的条件下，迅速自学围棋，并以100:0的战绩击败老版AlphaGo。每一个标志事件都预示着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次跨越。今天，人工智能已经能够为战争领域中的非线性、适应性、涌现性和不确定性战争活动提供分析工具，让军事装备能够像人那样感知、推理、决策，从而具有自主能力，提高了对复杂战场环境的适应性，同时还能推动了指挥决策的高效益。

这一轮人工智能的成果运用主要得益于深度学术技术的出现。深度学术技术的研发灵感来自于人类脑科学中神经网络工作原理。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不仅仅要靠数学的进步，计算机科学的进步，还要对人类自己的神经、脑神经、传输神经、感知神经的理解。深度学习技术借鉴了人类的学习过程和方式，但又不囿于人类的学习方式，参考了人脑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硅基”的逻辑推理能力，开始承担过去人脑的许多工作，呈现出部分取代人脑发展之势。

在人们翘首企盼人工智能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时刻，人工智能发展又走向了困境。虽然，今天的人工智能在数据存储、语言翻译、图像识别、数据分析和完全信息条件博弈方面已经接近或超过人类智力水平和能力极限，为信息获取、作战指挥、装备操控插上了智力的翅膀，但其生物智力水平仍然是低下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解释“是什么”，但仍然无法解答“为什么”。人工智能只是有了“数算”能力，仍然不具备“心算”能力。回顾人工智能发展史，不难发现人工智能的每一步进步都是从生物的结构功能中获得启迪，无论MP模型、BP模型、神经网络模型，还是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粒子群优化算法、人工鱼群算法等都是从人类大脑的原理启发，以自然界生物体的智能行为特征为参考。可以预判，在人类没有了解人类智能的真正奥秘之前，人工智能暂时无法突破到真正意义的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终极战将是人类智能奥秘的探索战。

人工智能战是生物仿生应用之争

人工智能是一种通用能量，就像电力一样，可以与各个行业、各项技术、各种场景交融，带来整个人类生活“智力”水平的提升，推动形成智能化社会。如同电力的产生需要磁场、线圈和转速一样，人工智能的能量析出需要数据、算法和算力。人工智能产生智力的过程与人类智力形成过程是类似的。人类自身通过五官来感知信息、获取数据，所有数据均由人脑来处理，算法就相当于人脑处理信息的技巧，而算力就是处理信息能力的大小。人工智能的能力大小与人类智商高低有异曲同工之处。

人工智能战中，以智能传感器和5G、6G、天基网络系统的无缝、无断、低延连接，使得各类信息的获取效率远远高于信息时代，表现在对各类无用信息的自动剔除和有用信息的智能选择，这类似于人类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人工智能可对基于数据和各类已获得信息对作战结果、过程进行模拟，为作战指挥提供辅助决策。为了适应战争的非线性、突变性的特点，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过程吸纳了人类的思维过程和结果，以人类的可能策略为依据，以人类的处置反应为标准，不断地演化、迭代，不仅使人工智能的决策更加符合作战指挥者自身的特点，而且在处理信息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机器智慧”有可能成为战场奇兵。

人工智能让人不在亲临战场一线厮杀，无人化、自动化、智能化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但人工智能的许多战法却复制于生物界的“战争”样式。如运用相对廉价的自主无人装备开展“狼群”“蜂群”式饱和攻击；运用智能化的超高速武器、动能武器、激光武器、小型无人机等新概念武器对另一方“神经系统”的打击；直接干预对手智能作战指挥系统，让人工智能的智力系统失去“智力”；也可以运用类似于“病毒”感染的方式，开战前让其潜伏在对方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武器装备系统、后勤保障系统等内部，让其成为“无症状感染者”，待战争发起后远程遥控病毒复活，让对手转为“确诊患者”，削弱其机体的作战能力。

人工智能战是生物控制目的之争

人工智能时代的军事对抗并没有改变战争的属性，战争的起源仍然是“诉求”。任何个人的、组织的、集团的、民族的、国家的诉求都可能引发战争。战争仍然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战争的目的仍然是屈服敌方意志，最高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智能化武器装备改变的只是战争手段，无法改变战争的本质。人工智能只是为战争工具增添了智能，没有改变依靠机械能、化学能、原子能等征服人类的手段和方式，与铁器、热兵器、机械化装备不同的是，从信息化战争开始，战争屈服手段已经开始直接指向人的战争意志和决心。智能化武器把这一指向又向前推了一步。从繁杂的数据中，洞察出人类思维背后的可能结论，如同下棋一样，穷举对手所有的步骤，制定出最优策略。

信息化基础下的智能化战争将是虚拟战争，“脑控”武器把人工智能的智能与人类的智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机器的精确测量、快速计算和迅速反应能力与人类的谋略、第六感觉和心志等能力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人机智能融合体，战争成为无人机械战争，看似战争的场面变得“仁慈”了，实际上，面对战场中无人机械的逐渐消亡和损伤，对作战指挥者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无人机械战分出胜负后，人的意志就会崩溃。由此，智能化战争是战争意志屈服的另一种手段和方式，但它仍然首先在物质层面消耗，再威慑和震慑心理层面，以外围的消耗和损伤达到对战争意志的屈服，是从外至内的屈服，非心甘情愿的！

战争是物质的比拼，也是精神的较量，更是意志的坚持。中国古代兵法历来强调“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人工智能战仍然是依靠外界因素→心理预期表现→意志屈服来实现的，这种获胜方式有一定的粗犷性。如果可以知晓人的意志的机制，能够探听人类心理活动过程。这样，战争意志的屈服便可以从内至外，是心甘情愿的！如干扰什么样神经通路让人产生懈怠和服从。一旦人类在战争意志的机制原理、作用过程、产生源由上取得突破，获得外在环境或内在结构改变与心理意志之间的确定关系时，就可以使屈服的中介从暴力转向非暴力，从“硬屈服”转向“软屈服”，这一方式无疑更为精确、可控和有效。这样，可以根据心理表现机制→内外界因素→心理明确表现→屈服意志，或许这将是军事科技发展的方向，更是人工智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生物微观奥秘的揭示，人工智能军事对抗中也借鉴运用了生物的表征或生物学的规律，或许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的军事运用蕴藏在生物学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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