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Ole Scheeren与中国的30年
建筑师Ole Scheeren（奥雷·舍人）在今年三月底时隔三年后重回中国，在他的北京事务所办公室与大家久别重逢。办公室位于建外Soho东区，距离他在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期间曾负责的央视大楼直线距离约1km。窗外的景象在Scheeren初到北京时还只是规划图纸。毫不夸张地说，这位德国建筑师见证并参与了北京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整个过程。似乎从首次踏足中国开始，他就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始终置身于一个又一个高速发展的旋涡当中，用自己的作品标记不同的时代，探索都市生活及建筑的更多可能。
上图：建筑师Ole Scheeren时隔三年再次回到他在北京的办公室。
下图：在Ole Scheeren建筑事务所中的一面墙上贴着近年来完工的以及建设中的新项目，包括正在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的大型个展“Ole Scheeren：Spaces of Life（奥雷·舍人：赋建筑予生命）”展览海报。
在1992年，一位21岁的德国年轻人乘坐飞机到中国香港，此时距离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回归还有五年，深圳是他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站，只有几处正在建设的工地，完全看不出城市的样子，紧接着他坐船抵达广州，在中国大陆停留了三个月。这段经历颠覆了他的认知。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自己会参与这个国家最雄心勃勃的建筑项目，并永久地改变了其首都的天际线。Scheeren在中国负责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央视大楼。
彼时30年前的中国对于德国人、甚至对于当下中国的年轻人而言都是另一种现实。在货币与物资流通、信息传递并不发达的当时，对于完全不会说汉语的他而言，怎样到达旅途的下一站既是考验，也是冒险。几乎各种交通工具他都乘坐过，船、公交车、飞机，甚至还曾经在火车站排队两、三天，抱着所有的行李睡在地上，希望轮到自己的时候还有余票。
Scheeren到过的许多地方在他之前从未出现过外国人的面孔，他需要面对当地人的好奇，交流只能靠肢体语言，甚至直觉。但无论如何，他一直在路上。后来这位年轻人带着被解构过的自己回到欧洲，成为建筑师，并加入OMA。
转眼来到新世纪。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央视大楼项目立项，OMA收到来自北京的竞赛邀请，Scheeren也因为这个项目再次踏足中国。这一年不仅仅是这位德国建筑师与中国乃至亚洲缘分的起点，更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开端，建设刚开始，一切尚未成型。“现代”具体意味着什么大家不知道，但它一定更快，更高，更好。改革开放20年积蓄的力量在空气中涌动，未来不是未知与迷茫，而是信仰和希望。
央视大楼成为Scheeren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亦是他选择留在北京的重要契机。摄影：Shuo Wang
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变化。为了迎接奥运会，外语突然变得重要，在大街上遇到外国人不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而是锻炼英语的机会，连出租车司机都不例外。对于Scheeren来说，那个时刻很动人——快速变化的社会，大规模建设的城市，积极乐观的人们。这个国家，曾经在他青年时期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正在大踏步地迈向属于它的未来。
在个人与时代的交相辉映中，还有什么比建筑师和大规模建设更加契合的故事？所以当竞赛邀约到来，Scheeren毫不犹豫，主动请缨：“我永远也无法说自己了解中国，但是我至少了解一部分，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持续地关注中国。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他获得了这个机会，负责竞赛和整个项目。
次年年底，OMA中标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大楼项目。
无论谁来负责央视大楼，他的职业生涯甚至是整个人生都会因为这个当时世界第二大建筑单体而改变，更何况是当时年仅31岁的Scheeren。与他同样年轻的是业主团队。“如果是在西方国家，项目的负责人一定已经六、七十岁，而央视大楼的甲方很多都在40岁上下，大家共同讨论如何创造一个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媒体机构。”毫无疑问，央视大楼是经济发展势如破竹的中国的野心之作。这个国家需要怎样的建筑标记一个新时代？这是甲方与设计师共同面对的挑战。
从Ole Scheeren事务所窗户可以直接远眺CCTV大楼，他见证着这一片CBD土地从空地到高楼林立。
“央视大楼不仅作为一个建筑成为现实，而且还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改变了一些人对建筑物的看法。它已经成为北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角色。”
—— Ole Scheeren
当时北京CBD的规划图纸上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像是根根钢针扎入大地。为了打破高层建筑层级之间的不平等，央视大楼被设计成为立体的环形，无始亦无终。“在传统的电视台，大家并不知道其他同事在做什么，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有利于交流的环境。”
“一座很复杂的建筑需要一个同样复杂的流程和系统确保它的执行。”在组建团队之初，Scheeren曾在全球面试，希望找到有类似项目经验的成员。最终他才意识到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因为央视大楼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项目。在些许的恐惧和焦虑之外，Scheeren更多地感受到自由，如何确保项目实施成为另一项设计题目，而他对此抱有同样的热情。项目的初始团队是35人，很快变成60人，最终成为400人的建筑和结构团队，大家来自世界各地，北美洲、欧洲、亚洲，每个人克服各自的时差共同协作。
“我希望从这个项目的第一天开始，华东院就是我们的伙伴，而我自己要留在中国直到项目基本完成，这才是真正合作。”这一条被Scheeren要求写在合同里，连业主都惊讶于他对此的坚持。在此之前，甚至是当下，西方建筑团队完成前期的方案设计，移交给中国本土设计院进行深化和施工是中西合作的经典模式，但这不是他想要的。除了空间设计本身，中西之间深度合作能够产生怎样的结果也是Scheeren试图探索的领域，他希望将双方的知识和才智结合起来，让事情推进得更加顺利。
况且对于央视大楼这么大、这么复杂的项目，双方团队如果不紧密配合根本无法实施，合作的力量和潜力在这个项目里得到证明。“我认为央视大楼不仅是建筑的成就，也是文化交流上的成功。双方团队各有所长，相互学习。”华东院一行11人的团队曾经在OMA荷兰办公室驻地工作超过一年，大家按照核心筒、立面等细分工种和OMA团队融合在一起，而不是中国设计团队独自在一间屋子里工作。而Scheeren在北京一待就是十年。十年之间，他对于中国乃至亚洲项目如何开展的经验成为后来独立执业的坚实基础。
2010年，Scheeren在建外Soho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毗邻中央电视台。工作室面积并不大，却依旧秉持着国际化，且十年来几乎见证着北京国贸CBD的发展与崛起。
“可以想象在项目过程中会有多少紧张的时刻，也许我的人生也总是处于这样高强度的状态中。央视大楼绝对是我人生的特别篇章。在这里我见证了北京方方面面的快速发展。我刚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建外Soho，马路上有后面是木板的三轮车，更别提时尚产业，时尚杂志并不存在。突然之间，无数杂志出现，新鲜事物井喷一般，年轻人开始享受生活，偶尔去酒吧喝一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不仅见证了这样的阶段，还能参与其中。世界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地方有如此的活力，发展如此迅速。”
央视大楼主楼于2012年竣工。此时Scheeren已经独立执业。2010年，他选择在北京成立自己的事务所，地址就在建外Soho，紧邻他的作品。
Scheeren设计的嘉德艺术中心。摄影：Suhong Dong
“我认为意义关乎人类最根本的价值，当然其中有很多理解的层次和表达。想要获得真正的意义并不简单，它不是为了营销而讲的故事。”
—— Ole Scheeren
很快Scheeren遇到复杂程度与央视大楼不相上下，但又截然不同的挑战。嘉德艺术中心——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一号，与故宫和中国美术馆为邻。如果说地处CBD的央视大楼全然关乎对未来的想象和创造，那么嘉德艺术中心则是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56,000m2的综合体要与胡同细密的肌理尺度相协调，“意义”对于一座需要回应历史的当代建筑而言至关重要。
在很多竞赛方案当中，无论中外建筑师都会选择讲故事，建筑的形式似乎必须与某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含义的符号发生关联，才算是拥有在地性，才算是为“中国”而设计。然而这是讲给甲方的故事，建筑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像是一块玉石，或者一片云彩。“我认为意义关乎人类最根本的价值，当然其中有很多理解的层次和表达。想要获得真正的意义并不简单，它不是为了营销而讲的故事。”
嘉德艺术中心位于王府井大街一号，坐落在皇城脚下，甚至可以远眺景山，而所处的十字路口更是与中国美术馆对望。于是在设计中需要用一种低调的手法介入环境。
摄影：Iwan Baan
在嘉德艺术中心，Scheeren选择将《富春山居图》像素化，成为一个个圆形的窗洞，既丰富了立面的形式语言，又回应了历史，并且对于机构的功能稍作提示。建筑上半部分悬浮的环形体量与现代城市尺度相融合，下半部分则化整为零，与旁边历史街区的尺度相融合，所谓新生于旧。
央视大楼和嘉德艺术中心不仅加深Scheeren对于中国乃至亚洲的理解，丰富其运作大型复杂项目的经验和能力，同时引发他更多维度的思考。文化地标并非城市的主体，真正容纳都市日常生活的更多是商业住宅区、写字楼等“常规”建筑。对于正处于快速城市建设阶段的亚洲和中国来说，光有央视大楼这样无法复制的建筑是不够的。Scheeren创办自己的事务所之后设计了一系列住宅楼、超高层等在城市中更加常见的建筑类型，通过建筑师的创造力赋予它们更多的可能。如今Ole Scheeren事务所实践的类型和范围越发广泛，新加坡的The Interlace公寓和Duo双塔、曼谷的King Power Mahanakhon大厦，胡志明市Empire City大厦、温哥华的Fifteen Fifteen住宅楼等等。形式的创新背后是对于都市生活的想象和对于空间品质的关照。
中兴通讯新总部大楼“深圳潮”设计方案©️Ole Scheeren事务所
Ole Scheeren事务所在2020年凭借方案“深圳潮”获得中兴通讯新总部大楼项目委托，Scheeren重返自己在1992年踏上的中国大陆第一块土地。对他而言，深圳和北京也许是全中国差别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肩负厚重的历史，而深圳则轻装上阵不停自我更新，从小渔村到经济特区，从中国制造到全球创意工厂，深圳的活力以及城市管理部门的开放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建筑师提供大展身手的机会。深圳潮地处深圳湾超级总部大楼总体规划的入口，如何在一座座摩天大楼中脱颖而出再次成为Scheeren思考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一座横向发展的综合体。建筑主体被提升，悬浮在空中，一层地面作为公共空间归还给城市，让高层云集的深圳湾在入口处显示出开放而欢迎的姿态。
正在建造中的位于海南三亚的“三亚新地平线”酒店项目效果图©️Ole Scheeren事务所
从上世纪开始，职业建筑师就跟随着全球建设热潮的流动而迁徙。大规模建设发生在哪里，建筑师群体就出现在哪里，Scheeren更是如此，敏锐的判断力让他的事务所在中国、越南、泰国等多地竖起地标。蓬勃发展和快速变化让Scheeren兴奋，但他同时意识到速生往往会带来许多挑战，在一座城市大量建设的初期介入其中，为它带来更好的空间品质，既是一项聪明的市场策略，也能够对当地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带来更广泛的影响。
在建筑行业当中，独立的小型事务所和商业设计公司往往存在一条隐形的分界线，一边是创造，另一边是大规模的建造。但是正如Scheeren提到他在中国学到的“In-between”，从某种程度来讲，他本人跨过了这条线，在创造和建造之间找到了平衡。
建筑师Ole Scheeren已经通过一系列具有创新理念的高层建筑、住宅社区与文化机构项目，在全球建筑领域获得了认可。他在北京、中国香港、柏林和伦敦均设有办公室，实践范畴也十分广泛，从城市地标建筑，到艺术装置，都有他一贯设计叙事语言。
Scheeren认为，建筑是与生命相互交织的有机体，提出了“Form Follows Fiction（形式追随叙事）”这一观点。在围绕人们的需求与体验为中心设计空间的同时，他重新定义了那些曾经互相分割的功能，弥合生活与工作、公共与私人、文化与商业的边界。
本期，我们也特别邀请学者、设计师、艺术家与策展人等讲述他们对Ole Scheeren作品的理解与思考。
01
An Architecture of Ideas
创想的构建
Deyan Sudjic
Deyan Sudjic是英国著名作家和建筑评论家，曾任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2002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策划，以及米兰《Domus》杂志的主编。最近的著作一本是关于斯大林时代著名建筑师Boris Iofan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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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Ole Scheeren创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此时，大型商业事务所（主要建造商务写字楼和购物中心）与中小型事务所（主要设计大学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且更常被建筑评论家谈论）之间那条隐形却又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在逐渐消失。在文化方面怀着远大抱负的建筑师们已经意识到，要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不被淘汰，就需要超越“造型美观”这个标准。商业事务所也已意识到，随着新一代客户的日渐成熟，他们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然而，以建造闻名的建筑师和以创新闻名的建筑师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分隔。
这两方面都很擅长的Scheeren，或许可以被视为当代建筑新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例如，大部分的建筑都会受到项目规划和资金问题的影响，而这些限制有时在开始并不明晰，作为一名建筑师，他会想方设法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满足客户提出的具体要求。此外，他也会利用自己对这些限制因素的理解，改变原本的预期结果，从社群的角度去满足更广泛的需求和期望。
在事务所成立的12年间，Scheeren完成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项目，从摩天大楼到酒店，每一个都对特定的建筑类型进行了重新定义，并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曼谷的King Power Mahanakhon大厦，以像素堆叠的形式创造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地标。在已经拥有一系列造型奇特的“机器人大厦”、“大象大厦”、“埃及金字塔大厦”的曼谷，想要在天际线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Mahanakhon大厦表面的螺旋裂缝给这座泰国最高建筑赋予了一种鳞次栉比的视觉效果，同时，它还打破了高层建筑的传统形式，提供了更丰富的空间结构和更多样化的用途。建成后的效果远超出客户的预期，为建筑未来经济效益上提供了保障。建筑是Scheeren对场地条件理性分析的结果，而像素缺口也在暗示着一个极具诗意的概念——以自然侵蚀科技。
Scheeren希望通过Mahanakhon的独特造型和大楼表面的那些露台，让高层建筑与地面产生视觉上的关联。当Scheeren第一次看到曼哈顿世贸中心双子塔时就萌生了设计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层建筑的想法。当时，许多高楼大厦都被建成了千篇一律的方块盒子，如何在高层建筑中体现出人的存在，就成为了一个难题。如今，高层建筑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建筑类型之一，许多建筑师都需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而Scheeren在曼谷提供的这一方案，无疑对世界各地新一代的高层建筑产生了影响。
和Mahanakhon大厦一样，新加坡的DUO双塔也是对原本的区划条件进行了创造性的调整后才得以建成的。该项目由新加坡政府及其邻国马来西亚联合开发，两座大厦中的一座为酒店和办公室，另一座为住宅。如果按照原本的区划规则，整个场地需要被分成两半，两座大厦也会彼此孤立。然而，Scheeren在规则允许的建筑结构中加入了环形的城市空间设计，将邻近的两栋建筑整合到了一个新的、连贯的环境及城市规划中。Scheeren对两座大楼进行了体量上的细致调整，使动态而统一的关系成为了可能，郁郁葱郁的公共花园环绕着整个场地，更是进一步加强化了这个结果。
同样在新加坡，The Interlace的落成对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住宅类型的发展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住宅建筑通常因为核心筒的位置来延展制定平面图，而在建造预算有限的背景下，The Interlace摆脱了垂直生活群落原本的限制，通过交错堆叠横向规划的公寓楼，打造一系列私人、半私人及公共开放的空间和花园，实现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态。
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多功能综合体：包含拍卖行、艺术画廊和活动场所，还有一部分是酒店。坐落在王府井街一号，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故宫，它在整体设计上也体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外，在海南的三亚，Scheeren设计的海滩度假村正在建设中：两个堆叠在一起的酒店，围绕着植被茂密的露台花园和泳池，再次提供了一个将自然融入建筑环境的范例。
此外，遗憾的是Scheeren在柏林市中心和伦敦Stratford地区未能完成的两个项目，原本可以为我们提供同样令人信服的范例，一个对应着居家工作时代的办公楼，一个对应着文化不确定时代的博物馆建筑群。
如今，Büro Ole Scheeren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建筑事务所，在温哥华、深圳、胡志明市、法兰克福和菲律宾等地均有在建项目。尽管在过去的两年间，疫情造成了旅行方面的诸多限制，但Scheeren的事务所依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跨时区视频会议保证了项目的进行，证明了事务所应对限制的能力。
Scheeren一直对建筑领域的思想家非常着迷，但他从来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批判理论或纸上建筑。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建筑师，在来到伦敦学习之前，Scheeren就已经开始参与设计父亲的项目了，当时他只有十几岁。
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学习时，他了解到了英国建筑师Cedric Price的思想。作为理论家，Price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却几乎没有建成过任何项目。通过提出各种极具挑衅性的问题，Price将建筑从空间和时间的支配中解脱出来，而这种思维显然也对他自己的作品产生了影响。Price认为，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分布式的思维带，而不是把自己捆绑在一个单一的场所。Scheeren也对建筑电讯派（Archigram）的疯狂理念很感兴趣，尤其是其中的“移动城市”，因此他阅读了大量情境主义（Situationist）的相关文本。但在他看来，想法只有在被实现时才会产生最大的影响，而电讯派完成的建筑甚至比Price还要少。
Scheeren很可能是最后一代需要学习用墨水在速写纸上绘图的建筑系学生，但他也意识到，这种绘图技巧其实对理解模拟现实很有帮助。此外，他也是伴随着第一代电子游戏长大的人，而游戏中那些低分辨率的世界，后来便以“像素”的形式出现在了他的作品中，比如曼谷的Mahanakhon大厦和柏林的施普林格总部大楼。
上世纪80年代，Scheeren还是德国西南部城市Karlsruhe的一名青少年，当时的他已经开始为当地的一些公司制作建筑模型，以帮助他进一步理解二维绘图和三维之间的关系。这些经历为他打好了基础，让他得以在后来的建筑作品中构想出那些复杂的空间几何结构。
制作模型也让他赚到了足够的钱购买第一辆车，他开着这辆车去看了许多经典建筑，从Le Corbusier到Mies van der Rohe再到Hans Scharoun。显然，与Mies贵族式的克制相比，Scharoun的空间复杂性更让他感兴趣。与此同时，他还对艺术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对他的建筑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曾在一个拥有1000座位的礼堂中连续三场通宵放映艺术电影，从Jim Jarmusch到黑泽明。Scheeren发现，在电影院和在家看电影完全是不同的体验，因为群体性的事件总能带给他更强烈的情感体验。于是，他开始在建筑中寻找类似的特质，但却很难找到。
这并不是说他会把建筑视为一种娱乐，或者认为它应该给人带去好莱坞式的体验，尽管戏剧性和叙事性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建筑策略。他的目标也不是在建筑中一帧一帧地再现电影场景。但对他来说，电影的确是一个起点，帮助他找到了一种超越实用功能主义、追求更丰富体验的建筑策略。他会把构想作为建筑设计的引子，想象居住在这些建筑里的人会如何生活，以及用户与建筑之间会如何互动，甚至可以在其中参照剧情设计。他投入大量精力设计并建造了一系列梦幻般的临时露天影院，一处漂浮在泰国海滨，一处在威尼斯的潟湖上，因为他相信建筑空间可以让社交体验变得更加生动。
可持续性在Scheeren的每个项目中都很重要，比如，把法兰克福一栋上世纪70年代办公大楼改造成Riverpark Tower的新公寓，从而削减因建筑施工产生的隐含碳排放。同样新加坡的The Interlace，与未建前的场地相比，这里的屋顶花园和景观庭院能够提供更多的植被覆盖，并且这些植物不是来自窗台或花盆，而来自是一座座相互连通的公共花园，里面种满了鲜花和果树，生活在这里的蝴蝶和鸟类达到了50种以上。悬臂设计和突出的阳台为住宅的窗户和庭院遮挡住了热带的强烈阳光。精心选址的泳池也可以通过蒸发冷却来缓解高温。Scheeren的可持续策略是将其作为美好建筑体验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官方的标准。
1995年，Scheeren来到了荷兰与建筑师Rem Koolhaas合作。Koolhaas的作品总是能将创想糅合在建筑实体之中，这种创造上的张力让他很感兴趣。来到鹿特丹时，Koolhaas才刚刚起步，他的事务所OMA也尚未形成较大的规模。当时，Miuccia Prada找到了OMA为店铺设计寻求建议，这次合作让事务所迎来了转折，其中，Scheeren负责的是Prada纽约和比弗利山庄旗舰店的设计。2002年，Scheeren以OMA合伙人的身份来到中国，参与中央电视台新总部的竞标。接下来的十年，他在北京度过，而这正值北京新建工程的爆发期，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鸟巢”和Norman Foster设计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也都在同一时期完工。此时，Scheeren已经是一个400人团队的建筑负责人，与其他飞到中国参与项目，然后再飞回去的西方建筑师不同，Scheeren选择定居在了中国。
许多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建筑师在离开OMA后都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但与他们不同的是，Scheeren是以合伙人的身份离开的。Koolhaas给了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建筑兴趣去探索，带着和Koolhaas一起设计的几个项目，自己负责建造。尽管有些建筑师在离开原本的合伙人后，会通过新的建筑语言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并以这种最显见的方式来表明自己与历史的割席，但Scheeren认为，他不能背弃自己在OMA期间形成的那些理念，他也不想这样做。尽管直到今天CCTV大楼总是会与Koolhaas联系在一起，但Scheeren才是设计团队的负责人。2004年，当项目开始动工时，Scheeren搬到了北京，并花了几年时间监督日常施工，最终让这个全世界施工难度最高的建筑之一成为了现实。在北京，戴着安全帽、穿着反光背心和靴子的Scheeren在现场见证了两座主塔楼悬臂钢结构的最终对接，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环路。他也是第一个跨越连接处的人。
CCTV大楼的建立奠定了Scheeren在专业领域的信誉。这是一个可容纳1万人的综合体，需要最先进复杂的建造技术，而当时中国方面的承包商仍处在学习掌握这些技术的过程中。从30多年前在中国乡村地区的背包旅行，再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曼谷参加的“Cities on the Move”展览，直至CCTV大楼的落成，他与亚洲的情感连结日益加深。
在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后，Scheeren一直在努力表明，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既有能力提出创想，也有能力将之实现。中国给了他立足和开展全球业务的机会，并让他体验到了一种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包容看似矛盾的立场，让建造和思考同时进行。
Scheeren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建筑构思策略。它并不是基于某种单一的建筑特征，而是强调建筑的可能性，以一种意想不到，甚至超现实的方式，为其赋予强烈的特性和存在感。于他而言，建筑的关键不在于昂贵或徒有其表的形式，而是在于本身的意义，以及能提供何种体验。
“客户”一词有时会被视为一种抽象概念，是建筑师需要操纵的对象，是追求创造性时需要克服的障碍，甚至是建筑师自身挫败感的投射和归因。然而，对于Scheeren这种风格激进的建筑师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是幼稚且适得其反的。他认为，客户不能被视为敌人。Scheeren会用客户能够理解的概念来解释自己的构想，而这也正是解锁这些复杂建筑的关键。
在温哥华，Fifteen Fifteen住宅楼将横向体块引入了42层的垂直结构中，在这200多套公寓中，有一部分是悬挑在外的。他有意识地借鉴了Pierre Koenig在好莱坞山打造的Case Study方形玻璃住宅——摄影大师Julius Shulman曾在作品中记录了它的魅力——不但改变了建筑的轮廓，还增加了中层公寓的价值。他还提出了一份商业计划，希望说服开发商将其中一个悬臂空间向所有居民开放，而不是作为私人空间出售。
Scheeren常常会在最初的方案中加入足够多的震撼性元素来吸引客户的注意，但他也会通过研究和细致的分析为这些方案提供必要的可行性保障。
对于建筑，满足客户提出的各种要求，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Scheeren有一整套拿手的技巧和创意，他会利用这些来挖掘项目的全部潜能，他要做的是超越客户明确提出的那些要求。例如，在越南的一个项目中，客户对他提出的要求是设计一座在高度上足以成为国家性地标的建筑。但Scheeren要做的远不止这些。他把一个类似于水稻梯田的结构放在了胡志明市Empire City Tower的第80层，带有一种情境主义的暗示，让稻田超现实般地漂浮在西贡河畔的高空。就像1968年巴黎的激进分子们到处涂鸦的那句标语：人行道下原本是沙滩。但在Scheeren的版本中，这个隐喻是在唤起人们对越南自然景观的回忆，而这片“稻田”则会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公共空间。作为亚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胡志明市将与这座地标建筑一道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
“Scheeren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建筑构思策略。它并不是基于某种单一的建筑特征，而是强调建筑的可能性，以一种意想不到，甚至超现实的方式，为其赋予强烈的特性和存在感。于他而言，建筑的关键不在于昂贵或徒有其表的形式，而是在于本身的意义，以及能提供何种体验。”
—— Deyan Sudjic
位于曼谷的King Power Mahanakhon大厦，有着一种像素化的外形。
正在建设中的，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Empire City大厦效果图，在建筑中插入了一个稻田般的空中花园。
02
Against the Currents of Convention
逆势而为
陈伯康
陈伯康是美国评论家，2021年成为鹿特丹Het Nieuwe Instituut的馆长及艺术总监，此前曾是香港M+博物馆设计与建筑团队的总策展人，以及Design Miami的策展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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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0年前后的北京——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到处都是无限的机遇，日新月异的变化时常令人感到惊讶。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正在逐渐走向消亡，曾经感受到的机遇，似乎也在被一种与日俱增的危机感所取代。
然而，面对这些Ole Scheeren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不安。在为OMA事务所完成CCTV总部这座不可思议的悬臂式建筑奇迹后，Scheeren也注意到了地缘政治格局在这十多年间的逐步蔓延，而疫情的肆虐更是导致了诸多的限制，但他仍在持续关注着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未来发展。
毫无疑问，Scheeren最大的几个项目（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在亚洲地区：北京的嘉德艺术中心；新加坡的The Interlace和DUO建筑群；曼谷的King Power Mahanakhon大厦。
在每个项目中，Scheeren都会运用他的创造才能去重新思考建筑的形式——作为类型学、规划、规则和经济学中的一种功能——把一些看似不可能的构想变为了现实。他是一个带有反传统甚至是反直觉倾向的建筑师，对他来说，打破常规几乎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而他的创作过程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系列与传统和期望背道而驰的反向操作 ”。
这不仅是他作品中的关键特征，也体现了他的处世之道。刚到中国时，Scheeren就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做那种在一个国家的建筑热潮中空降此地，只为用专业知识换取丰厚佣金的外国建筑师。他的心中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扭转传统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不仅要看中国能从西方学到什么，也要看西方能从中国学到什么。
正是依照着这一逻辑，Scheeren才于2015年和2018年分别在柏林和伦敦开设了工作室，作为全球业务扩张的一部分。事实证明，他在亚洲磨练出来的方法和理论，也可以应用到欧洲和北美，用他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创造出“生活的新品质”。目前的一些项目，比如温哥华的Fifteen Fifteen摩天大楼和法兰克福的Riverpark Tower，都带有他在亚洲学习时留下的印记，并被成功应用到了西方环境中。当然，他承认，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倡导这种双向交流已经成为了一个“比先前更具挑战性的概念”。但对于Scheeren来说，这只会促使着他“加倍下注”，因为他——还有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记得，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无论存在多少缺陷，至少还有不断前进的可能。
“他是一个反传统甚至是反直觉倾向的建筑师，对他来说，打破常规几乎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而他的创作过程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系列与传统和期望背道而驰的反向操作 ’。”
—— 陈伯康
03
Solidifying Time
凝聚时间
曹斐
艺术家曹斐，2021年荣获德意志交易所摄影基金会奖(Deutsche Börse Photography Foundation Prize)，以影像和多媒体作品而闻名，这些作品记录了当代中国的转型以及与西方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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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 Scheeren和我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十多年前，当时他正在北京主持修建CCTV总部大楼。不久之后的2012年，他在担任《Wallpaper*》国际版客座编辑时邀请我设计了一张特别版封面，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
2014年，我在拍摄电影《La Town》时，需要一个博物馆的模型来拍摄最后一组镜头。于是我向Scheeren寻求帮助，而他提供给我的模型则成为了故事中最重要的场景之一——Night Museum（一个只在黄昏后开放的空间，包含着La镇的历史和记忆）。我想这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建筑师，愿意让他的作品出现在我的世界；也许他相信这次合作会把他的设计带入到另一个维度中。
另一个在现实中存在并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品是Scheeren设计的北京嘉德艺术中心。这和他在北京CBD设计的央视大楼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后者始建于千禧年之初，当时的人们更渴望大胆激进的建筑风格。相比之下，他在设计嘉德艺术中心时所采取的方式就要低调克制一些，在我看来，这座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城市中心一个宁静而又微妙的存在。这个艺术机构坐落在故宫东侧，中国人会把这样的位置称为“皇城根下”，而这里的新建筑也必须与周围的古老建筑和胡同相协调。因此，这座建筑虽然是以直线为主的当代风格，但材料的选择，尤其是用于建筑上部的玻璃砖，却是与古老城墙的肌理相协调的。它的颜色也与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青砖形成了呼应，这些都是为了表现出一种庄严感，并在视觉上与北京的历史联系起来。
建筑下方的灰色石立面有数千个圆形开口，从这里穿过的光线照亮了建筑的所有特征。这座城市的新旧记忆，似乎也在这些光点中低声耳语。在我看来，这些元素都在共同传递着一种庄严的氛围，并在当代生活与北京的历史之间建立了具体的关联。
此外，中国美术馆与嘉德艺术中心的隔街相望，象征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前者常被称为北京现代文化艺术的发源地，而嘉德艺术中心作为新的艺术空间和文化地标，则代表着城市未来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创造力和可能性。
建筑师的工作是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与之相反，艺术家不需要为他者服务。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媒介，一个观察人的窗口，一个进行社会实验的载体。我会对一个城市的演变做出反思和反应——从现实出发，再加上一点幻想。它不一定要是虚构的，但必须有戏剧性的元素。
“建筑师的工作是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与之相反，艺术家不需要为他者服务。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媒介，一个观察人的窗口，一个进行社会实验的载体。”
—— 曹斐
Ole Scheeren在2012年成为《Wallpaper*》国际版的客座编辑，并创作特别版封面。
04
Form-giver, Space-maker
形式赋予者，空间缔造者
Joseph Giovannini
Joseph Giovannini是建筑师、作家和评论家，毕业于哈佛大学，经营着自己的事务所，并为《纽约时报》等出版物撰稿，著有《Architecture Unbound: A Century of the Disruptive Avant-Garde》(2021)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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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务所成立的12年间，Ole Scheeren在全球范围内深度参与了100多个项目，从中国和东南亚到欧洲和北美。这位德国建筑师曾在十个不同的国家居住过，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全球主义。
短短12年间，Scheeren凭借着作品的数量、质量和原创性，在建筑行业内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目前还有一系列大型项目正在建造中。尤其是在中国，他的名字就是自己的品牌，但他也在向西方迅速进军，并于近期在北美地区成功打下了头阵。
当下，建筑诸如平面与剖面的构建，常常会陷入与社会、理论和环境相关的议题中，Scheeren往往通过强调用户的体验和感受来应对这些问题。而他的作品也依然可以从中脱颖而出，因为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既是一位形式赋予者，也能成功打造出具有创造性的空间。他不会把形式和空间本身当作物去看待，而是把它们作为提升环境、丰富生活的工具，为居住者带去更美好的体验和情感。他经常会对不同的建筑类型进行拆解，用新的几何结构突破形式，从而营造出鲜活生动的居住环境。
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对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两种建筑类型提出了新的构思。两个备受关注的项目——加拿大的Fifteen Fifteen和中国的“深圳潮”Shenzhen Wave——他都在建筑形式上进行了细致分区，然后又系统性地结合了所处区域的环境。他的设计过程强调的是分析和结构，而非直觉或自发。这种创造性、系统性的分析，可以避免重复的特质和单一“风格”的束缚。
首先，正在建设中的温哥华Fifteen Fifteen对应的是高层公寓这种建筑类型。场地的大小和密度决定了这类建筑基本都会采用高层塔楼的形式，但在规划时，Scheeren把大楼划分成了一个由十部分组成的网格，并且网格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分隔开处理。有些部分像活塞一样从结构网格中突起，在大楼的底部和顶部创造出不同的轮廓与空间。Scheeren把竖向延伸这种通常不太产生经济效益的结构打造成了互呈90度的长方形悬挑“盒子”，朝向周围的水景或城市公园。
在大楼的顶部、底部和中部，他都设置了这种特殊空间，而不是像一般的高层公寓那样直上直下。这种在空间和形式上的突破，使双层高的玻璃封闭空间得以在高空中舒展开来，并提供视野开阔的露台。空间内部的设计同样令人惊叹，暖色调的天然木材和石材仿佛悬浮在空中，从地面的街道望去，整座大楼就像一个迷人的3D拼图。尽管外部轮廓引人注目，但从工程角度来看，这座大楼的基础结构依然合乎常规，建造起来并不十分困难。
第二个项目——中国深圳的中兴通讯新总部“深圳潮” （Shenzhen Wave）——对应的是办公大楼这种建筑类型。这是一座以水平结构为主的建筑，但在设计思路上，Scheeren采用了与Fifteen Fifteen类似的手法。通过在x和y坐标上系统性地滑动各层的楼面板，他在四面都创造出了露台和通高的空间，并在同一水平面上形成公共空间和开放的城市景观。
在这座占地面积超过了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建筑中，他也利用不同寻常的几何造型开辟出了意想不到的空间和用途。在大楼一端的底部和另一端的屋顶，他用数字技术生成了复合曲线造型的壳，与建筑平直的楼面板形成鲜明的对比。建筑底部的倒置圆顶向上隆起，穿过开放式的空间，沿着对角线路径漂移到屋顶上方对应的圆顶外壳处，并在大楼的各层形成一个动态轨迹。这种矢量的姿态，就像空间中的一种力，打破了平面空间惯常的分层和区域划分。室内的景观广场贯穿了整个空间，连接不同的楼层和人群，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更加丰富、更加人性化和自然化的内部空间。
“他不会把形式和空间本身当作物去看待，而是把它们作为提升环境、丰富生活的工具，为居住者带去更美好的体验和情感。他经常会对不同的建筑类型进行拆解，用新的几何结构突破形式，从而营造出鲜活生动的居住环境。”
—— Joseph Giovannini
正在建设中的，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Fifteen Fifteen住宅楼，一种垂直居所新形态在城市上空水平延展。
05
Fictions Becoming Reality
构想成为现实
Hans Ulrich Obrist
Hans Ulrich Obrist是策展人、编辑和作家，来自瑞士，多年来一直担任着伦敦蛇形画廊的艺术总监，策划的著名展览包括“Manifesta 1”以及2003年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Utopia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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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相连的，无论是人、地点还是事物。Ole Scheeren的每个项目都在积极塑造这些关联，就像我们在“Cities on the Move”展览中所做的那样。他的建筑作品延续了展览中的诸多探索，如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共生关系，而“形式追随叙事”的观点也集中概括了展览当时的主线。
我与Scheeren相识于1997年，当时我和侯瀚如在维也纳共同策划了第一场“Cities on the Move”展览，我们想探索亚洲文化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就像分离派（Secession）本身也深受19世纪后期亚洲艺术的启发一样。从那以后，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不断探索着。
“Cities on the Move”从维也纳一直展出到了波尔多的CAPC当代艺术美术馆， 然后又到了纽约的MoMA PS1，丹麦的路易斯安那博物馆和伦敦的海沃德画廊。在海沃德画廊，我们邀请Rem Koolhaas和Scheeren对展陈进行了全新的设计，用到了之前展览的部分内容，在画廊空间中共同打造伦敦这座城市。
“Cities on the Move”展览前后共有120多名建筑师参与，并且一直在蔓延增长，就像当时亚洲那些飞速发展的大城市一样。当展览来到曼谷时（是展览在亚洲唯一的一站）我们知道必须有人对现场进行重新构思，并将其转变成一场与城市的积极对话。此前在海沃德画廊的那次合作中，Scheeren就谈到了“形式遵循叙事”，而这也成为了他在曼谷版“Cities on the Move”中的基本原则——打造一场发生在遥远未来的展览。这次经历让他有机会深入探索了自己对亚洲的迷恋，某种意义上，也为他几年后搬到中国、主持修建与Koolhaas一起设计的CCTV总部大楼埋下了伏笔。
“Cities on the Move – Bangkok”成为了这座城市内部的一场运动，迅速占领了当地的购物中心、学校等，并把上世纪60、70年代的先锋派与世纪末亚洲新兴的巨型建筑联系在了一起。当时，Scheeren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构思展览的时空连续性，并说服了当地众多的社区参与。“Cities on the Move”变成了一场“群岛”式的展览，而非单一的孤岛。他没有提供正式的导览目录，而是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物品，从录像带到明信片、贴纸，甚至还有一件制服。
不难发现，Scheeren后来的一些项目，比如曼谷的King Power Mahanakhon大厦，都与早期的这些探索存在着一定的关联。Mahanakhon大厦看起来几乎像是一座数字建筑，作为连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桥梁，而在新加坡的综合体项目DUO中，两座大楼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建筑本身，充分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内核。
“这次经历让他有机会深入探索了自己对亚洲的迷恋，某种意义上，也为他几年后搬到中国、主持修建与Koolhaas一起设计的CCTV总部大楼埋下了伏笔。”
—— Hans Ulrich Obrist
06
Adventure Architecture
建筑与奇遇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是泰国著名电影导演及编剧，凭借《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一片获得201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首部英文长片《Memoria》于2021年上映，故事场景发生在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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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Ole Scheeren主张的“形式追随叙事”就是让建筑围绕着不同的故事展开，而这些故事——行为模式、社群、人际关系和互动——则共同组成了建筑的架构。这一点与我自己作为导演的创作过程十分相似。
我自己也是建筑专业出身，尽管我从来没有造过任何建筑，但我还是会以建筑的思维去看待电影和电影制作。我会通过时间线来构思一部电影，一帧一帧地“建造”它。因此在我电影职业生涯初期非常迷恋实验电影的时候，不会去遵循传统的叙事，而是把一系列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放在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结构中，这与建筑异曲同工。
2011年，Scheeren和我在“Archipelago Cinema”这个项目上有了第一次合作。我知道他是一位在新加坡和北京设计过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未来主义城市建筑的建筑师。所以当我们开始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当地的渔民社区和其中那些历经百年的传统时才让我惊讶。在研究渔民们会如何以古老的方法和天然材料建造木筏，如何制作捕龙虾的陷阱，以及如何利用旧蚊帐来捕鱼后，在对工艺、再利用、形态和材料有了深入研究后，Scheeren才开始搭建他的漂浮建筑。
从抽象角度来看，这个项目的概念非常神奇：在一处不可思议的海湾里，打造一座漂浮的电影院，穿过水面，在巨大的岩壁上投放电影。观众席也不是一排排的座位，而是由聚在一起的木筏组成的“小岛”。但从实际操作上讲，这个项目又是令人生畏的：不仅仅是因为整个结构的规模，还有自然和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比如风造成的波动以及潮汐带来的水位变化。由于场地的特殊性，进入影院的过程也像做梦一样——观众们首先要乘船到一个地点，穿过一片红树林，然后再搭上另一条船——光是这个过程就像一部冒险电影！
你会感知到海浪的声音，周围的岩石，头顶的星星，而这些独特的体验都是为了让观众打开双眼，敞开心扉，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会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多重感官体验，让人沉浸其中，感受心灵的变化，飘忽不定，而又超凡脱俗。随着观众们的聚集，这将成为一种共通的感受，而水位的变化也会为电影的播放增加不同的效果。你会觉得自己不仅是个观察者，还是一名乘客，正在轻轻漂向地平线。由于影院本身是临时的，观众也许此生只能去一次，所以结束后，这段经历就成了一段梦幻般的回忆。
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所以2013年我们决定为沙迦艺术基金会（Sharjah Art Foundation）也创造一个临时影院，被称为Mirage City Cinema。和Archipelago Cinema一样，我们想营造出一种迷失方向的感觉——沙迦狭窄的小巷和肃穆的建筑共同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迷宫，将观众带进了一座城中之城。因为在凉爽的夜晚，当地人经常会和朋友们一起到屋顶，受此启发，我们把观众席设计成了屋顶的样子。在夜色中，电影会被投射到建筑物的立面上。那里变成了一个充满幻想、广阔无垠，甚至可以让你忘记自我的地方。
“Ole Scheeren主张的‘形式追随叙事’就是让建筑围绕着不同的故事展开，而这些故事——行为模式、社群、人际关系和互动——则共同组成了建筑的架构。”
——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上图：在泰国的“Archipelago Cinema”项目，Scheeren在泰国海湾间设计的漂浮电影院。摄影：Piyatat Hemmatat
下图：在沙迦艺术基金会设计的临时电影院。
07
Game-changer
规则变革者
Peter Cook
Peter Cook是建筑电讯派（Archigram）的领军人物，这个英国建筑团体代表着上世纪70年代趣味横生的未来主义。Cook也是一位讲师、作家和皇家院士，并创立了事务所Cook Haffner Architecture Platform。
The Interlace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宣言。它为人们营造了一座空间与植被相互交织的城市，这改变了游戏规则。你会记得它的样子，若干年后还会对人说，那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做，把建筑横向堆叠在空中，上面还建有花园。
Ole Scheeren在新加坡设计的The Interlace公寓，建筑层层堆叠，在顶部形成无数个空中花园。摄影：The Interlace by OMA/Ole Scheeren, by Jason Lim
08
Democratic Space
民主空间
Ute Meta Bauer
Ute Meta Bauer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主任，此前曾担任斯图加特Künstlerhaus艺术总监，曾在维也纳美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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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Ute Meta Bauer刚刚从德国汉堡来到新加坡，准备担任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和媒体学院的教授，以及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主任。当她刚开始在新加坡寻找新住处的时候，她对大型共管公寓（Condominium）是非常抵触的。然而，The Interlace的某些特质却吸引了她。
The Interlace占地8公顷，由31座6层楼房错落堆叠而成，而由此形成的六边形塔楼结构则可容纳1040套公寓以及一系列交织其中的广场、花园、泳池、游乐场和水景。在这里，Bauer为自己租下了一套两居室公寓——接下来的三年她一直住在这里——并为她的国际艺术家常驻项目另外租用了两套，在她看来，The Interlace可以为艺术家们提供一个有趣的对比，让他们体验到新加坡当下的生活。
W＊：你原本非常抵触共管公寓这个概念，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
一开始抵触是因为我觉得住在新加坡那种典型的老式建筑里会更好，但找了一圈后我才发现，公寓楼在这边其实很常见。
W＊：你对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从当代艺术中心所在的吉尔曼军营艺术区（Gillman Barracks）就可以看到The Interlace，所以我第一天上班就看到了它。我也是The Interlace第一批搬进来的住户之一。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期，因为一开始除了现场的工人和做景观美化的园丁外，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住户。当中心的常驻艺术家搬进来后，我们会在楼下烧烤，虽然没有任何照明设备，大家几乎都是蹲在一处，但我们真地很享受那段时光。后来我了解到，这个项目是由Ole Scheeren设计的，我很想看看等大部分居民住进来后后，这个巨大的综合体会如何发挥它的功能。
W＊：The Interlace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什么？
它非常独特。从外观上看，这些建筑就像一座堡垒。这里应该也是新加坡公寓数量最多的楼盘之一。更有趣的是，建筑师设法确保了公寓的位置和朝向，因此每套公寓都能看到花园、城市或大海的景色。我住在16楼，从公寓可以看到海港和我们的艺术中心。
W＊：住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真正有趣的是居民的构成——本地人士、外籍人士、小家庭、大家庭，而且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收入阶层，但由于楼层规划的多样性，这些人可能会住在同一栋楼里。比如，一楼可能是一套联排别墅式的公寓，中间是单间公寓，顶层则是一套豪华公寓，而在地下停车场，昂贵的豪车旁边可能会停着一辆自行车。
W＊：有觉得拥挤的时候吗？
从来没有。建筑师找到了一种实现空间自由的方法。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住在一个有一千套公寓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很多开放的空间和设施，比如为数众多的泳池、烧烤区、荷塘、网球场、卡拉OK室和遛狗公园。居民们可以到图书室里办公，到咖啡厅吃点小食。它向我们表明，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中，你依然可以拥有自己的隐私，而不是时刻觉得拥挤。
W＊：我们还能从The Interlace学到什么？
在这里，即使住在一个小小的单间公寓里，你也可以使用所有的公共设施，和顶层豪华公寓的住户没有区别。这是一点非常民主。作为一个曾在建筑领域工作过的人，我认为生活在同一社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同等质量的生活空间。
“真正有趣的是居民的构成——本地人士、外籍人士、小家庭、大家庭，而且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收入阶层，但由于楼层规划的多样性，这些人可能会住在同一栋楼里。”
—— Ute Meta Bauer
09
Spaces of Life
生活的空间
Peter Weibel
Peter Weibel出生于苏联时期的敖德萨，曾在维也纳学习医学和数学，之后从事过多种形式的实验艺术，1999年开始在卡尔斯鲁厄的ZKM艺术与媒体中心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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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全球变革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数字化、全球化和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变着社会共存。在世界范围内，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将传统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转变为灵活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和时间、隐私和工作的范围正在被彻底改写。个人和社会的身份定位也在被重新衡量，我们需要为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寻找未来的新方向。
面对这些挑战，法国哲学家Bruno Latour提出了重新认识“地球整体”的主张，而ZKM中心举办的这场展览“Ole Scheeren: Spaces of Life”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便是：我们想要如何生活？
Scheeren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建筑师之一，尤其以他在亚洲打造的一系列摩天大楼和创新住宅而闻名。他的作品代表着复杂的、高科技的设计，尽管有时体量巨大，但始终以人的需求为基准。Scheeren追求的是用建筑“为人们的生活创造舞台”。
在当前的“人类世”（Anthropocene），许多出版物都在讲述地球如何变成了一个“不宜居的星球”（例如，David Wallace-Wells在2019年出版的《The Uninhabitable Earth: Life After Warming》一书)。对于建筑师来说，如何让地球变得再次宜居，已经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他们需要提出新的愿景和建造方式——对于建筑的新理解必须符合新现实，并超越传统的类型定义，因为在以往的定义中，建筑仅仅是一座建筑，而不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与结果。
Scheeren就是这样一位建筑师。他的建筑是一个具有实验性的系统，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建筑惯例，比如垂直性和密集性，因为他知道，简单沿用以前的方式只会加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还具有挑衅性——在垂直结构中设置水平空间，采用分散而非集中的布局——并为“功能共生”（Holo Biontic）建筑提供了范例。这样的设计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从整体上展示单个元素所不具备的特征，例如，公寓是建筑的一部分，建筑是城市的一部分，而城市又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所有元素会相互渗透和影响，促进民主和空间的融合，进而在设计中实现社会平等。
Scheeren的建筑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可持续性：他对环保新材料的研究总会带有社会和人文方面的关注。伦理和美学之间的分界消失了。在美学方面，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与社会和生态互动后得到的结果。在他的建筑中，美来自建筑自身的生命力，一切都可以栩栩如生。他的城市设计也远远超出了Buckminster Fuller在《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1969)中描述的愿景，因为Scheeren摒弃了太空船这个科技隐喻。
Scheeren不是一位漫游太空的建筑师，他根植于地球，希望让地球变得更加宜居。他不会像Le Corbusier那样把建筑设计成“居住的机器”，而是打造社会空间，群落环境，生活和聚集的场所，回归到社群和社会本身。他反对古典现代主义中的还原论（比如Mies van der Rohe的“少即是多”)，他的建筑设计都是反建筑的。他在为人们构建生活的载体，其中的美是一种知识带来的诗意。Scheeren真正实践了功能共生的思想，就像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说的，“世间万物相互关联”。在他创造的“建筑有机体”中，从人类到植物，所有元素都在积极互动，都是同胞，都是共居者。他构想的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活，而他的建筑作品就是一份有力的地球宣言。
“对于建筑师来说，如何让地球变得再次宜居，已经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他们需要提出新的愿景和建造方式——对于建筑的新理解必须符合新现实，并超越传统的类型定义，因为在以往的定义中，建筑仅仅是一座建筑，而不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与结果。”
—— Peter Weibel
向左滑动查看：艺术与媒体中心 (ZKM) 正在举办Ole Scheeren的首次大型综合个展——《奥雷·舍人：赋空间予生命》。展览将一直持续到今年6月4日。摄影：Julian Faulhaber
肖像及工作室摄影：张学元
撰文：李里
编辑：杜涵茜
部分图片由Ole Scheeren事务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