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乌丙安：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修复与维护

任何国家或民族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原本就存在于本国、本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属于该国家、该民族必不可少的物质文化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当下我们在这里却不得不提出民俗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并加以讨论，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就从民俗文化遗产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过程中，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原生态”说起。

“原生态”一词往往被人们误解为是文化遗产最原始的状态，于是在论证中不断地被强调为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状态，是想象出来的原初文化形态。其实不然，“原生态”指的是文化遗产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时自然自在的状态，还没有达到从日常生活中被遗忘、被淘汰、被丢弃或被有意毁坏的状态。当原来的文化生态遭遇了激烈的文化冲撞，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不论它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变迁，总之，它们在稳定沿袭下来的日常生活中濒临消失灭绝的危险了，于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现它们是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遗产，这才产生了抢救和保护它们的种种必要性和一系列必要的举措。最后，才有可能使这些有价值的活态的文化遗产重新回归现代日常生活中，成为民众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元素，供广大民众世代分享。

一、中国民俗文化遗产濒危现状及其成因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俗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几乎无一幸免地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文物建筑被毁灭，民间艺术陷入人亡艺绝的惨境……无论是“文革”十年浩劫期间的各种暴行，还是经济急剧发展给传统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抑或是西方消费娱乐文化的全面涌入和蔓延，都对原有的多样性的文化生态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其后果简单概括起来说就是物质文化遗产被损毁、破坏、没收、挪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禁止、监管、限制、批判。

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变动使历史进程中的特质和历史元素发生重大改变。在中国，历史变动包括改朝换代的政治动荡导致国体政体的急剧变动；出现其他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变动，如不同阶段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造成的变动，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历史变动、都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强力冲击，产生巨大的反传统摧毁力。

二是社会变革使社会转型中的特质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社会变革是由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取代旧的社会控制，造成原有社会组织、社区活动迅速瓦解或急剧转型。传统的民间经济组织、民间文化艺术组织等都被解散，代之以新的社团组织。后来的社会控制强力排斥已经瓦解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和功能，特别是民间自发的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遭到重创，甚至被取缔。

三是文化变迁使原有文化发展中的特质和文化元素发生重大改变。文化变迁过程中多种文化元素急剧进入文化加速度（Cultural Acceleration）状态，其变迁结果难以做到立竿见影，但会出现多种文化的碰撞、替代、适应、融合或抗阻等现象。例如，传统重大民俗节日庆典和民间庙会信俗活动的文化内涵、文化元素符号的多种表现形式都毫无例外地遭遇“新型”强势文化思潮的冲击，被迫取消或采取简化、代替等形式加以处理。

经过了变动、变革、变迁后的变局，必然促成从城市到乡村空前的强势文化累积（Cultural Accumulation）。尽管这种强势文化累积造成乡村的变局有所滞后，也会迫使文化循环（Cultural Cycle）断裂，形成大幅度的文化记忆（Culturalmemory）缺失，或叫作“文化失忆（症）”，造成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与消逝，此刻就会出现由变局到乱局的状态。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用强制性、暴力性的政治手段，对所谓“封、资、修”文化进行全面扫荡，直接毁坏了传统文化（包括民族民间文化在内的文化遗产）及其深厚的根基。接下来，迅猛异常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运动，再一次毫不留情地对城镇乡村进行了摧枯拉朽式地改造，也再一次摧毁着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使它们难以存留、传承，许多鲜活的优秀遗产濒临灭绝的境地，致使先后有两代人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对传统文化记忆的传承（包括传统技艺传承）。

当文化循环周期出现拨乱反正的剧变时机，正像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大发展、大繁荣的契机到来时，新的变局就必然会出现文化回归的势头，强力推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就会成为主导，实施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大规模文化工程就有可能把文化遗产归还给民众，使民众恢复原有的文化主体地位，于是就产生了对遭到破坏而濒危的遗产实行维护和修复的课题。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经验，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等国，在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也都进行了长期细致的维护和修复，使许多古老的优秀遗产在现代化生活中重新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二、民俗文化遗产修复和维护的主要目标

对民俗文化遗产进行文化修复和维护的目标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五项目标：

一是文化素材（CulturalMaterials）传承出现了丢失或遗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寻找原有的元素和可复原的种种素材。例如，许多民族民间的古老剧种、传统剧目曲目、各民族口头传诵传唱的长篇民族史诗等，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因为被迫停止了传习而迅速失传，因此，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老一代传承人中唤醒传统文化记忆进行抢救势在必行。近几年来，这种以找回失去的文化素材为目标的深入调查研究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挖掘、整理、保存、出版、展演、博览、传承和弘扬，已经形成良性发展的有效机制。可以预见，在依法、科学保护的推动下，非物质遗产逐步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将是大有希望的。

二是文化蒙蔽（CulturalBlindness）所施加的各种误导必须尽快纠正。特别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民间信仰习俗的表现形态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都被不加区别地、无辜地判定为“封建迷信”，这些在修复中都必须给予科学论证，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例如，传统的舞龙舞狮对龙狮的吉祥崇拜，对传统傩舞、傩戏、傩祭中的祀典仪式和民间传统节日民俗、庙会民俗中表现出的美好祈愿等民间俗信，都要与所谓的“迷信”活动严格区分开来。错误的、极端的文化观念曾经以“革命”或“现代化”的名义蒙蔽民众的认知，误导他们不加区别地抛弃遗产，如今就要理直气壮地加以纠正，使被毁弃的珍贵遗产重新展现原有的风采。

三是文化萎缩（Deculturation）造成的知识缺失，必须通过导入相关的认知，组织有效的传讲传习予以弥补。在中国，现当代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的认知严重缺失。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多民族民众为主体的民间文化长期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甚至遭到贬斥或者歧视，这是极不公平、极不科学、十分陈腐的文化观念，亟待反思与纠正，从而使萎缩了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粹得到完美的传承和充分的弘扬。与此同时，把所有和非遗保护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繁荣起来，发挥其积极有效的文化功能。

四是文化替代（CulturalAiternative）造成的不协调、不适应或错位，应当作出合理的调整、选择或复原。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文化替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替代是否符合文化规律，是否符合主体民众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心理，是否能得到民众的文化认同？对那些人为的强行替代的不适应的文化元素或文化素材，应当鼓励和支持民众及其文化传承人，以文化主人翁的自觉意识予以合乎情理的修复改正。特别是对那些动用替代手段对文化遗产造成歪曲破坏后果的做法，更应该认真严肃地彻底改正过来。尤其对那些涉及到较大范围内众多民众参与的非遗项目，任何不适当的替代，都没有理由将错就错，都应该把恢复民众认同的文化面貌作为保护遗产的职责。非遗保护者应当懂得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就在于它的文化元素的不可替代性。至于那些企图用伪民俗假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不仅与文化替代无关，而且是对非遗保护的恶意破坏。

五是文化抗阻（CulturalResistance）形成的若干文化冲撞后果，应当坚持以科学态度给予化解。要敢于坚持正义，维护民众合法保护遗产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依法保护中最为关键的维护措施。每当民间文化遗产遭遇强制性压制时，民众在逆来顺受的被压抑状态下所蕴藏着的抗阻心理，是文化接受心理中的正常情态。但是，每当有了解除这种外在压力的机遇时，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应当因势利导，化解当初的压力，支持并肯定民间文化遗产持有者原来的文化抗阻心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并多方支持传承人群体解放思想，无所顾忌地放开手脚维护并修复自己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这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很值得关注。只有这样，非遗保护才能大踏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民俗文化遗产修复与维护的作业实施

以上诸多文化重组（CulturalReformulation）因素都应该被列入维护和修复的目标范围。同时，我们需要对由此所形成的复杂的文化纠结进行厘清和理顺，从而使它们都顺理成章地进入文化修复的范畴并接受严格的综合文化工程的作业处理。

这种维护和修复，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9项保护措施里有关“保护”遗产工作的重要内容。那么，对非遗的维护和修复关键在于谁来主导？谁是主体？由谁来做？依法主导实施这项工程的自然还是政府，社区民众是主体，政府要解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其主力只能是代表性传承人及其群体，辅之以谙熟文化遗产的专业工作者专家队伍，进行科学修复与维护，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非遗重新回归并融入日常生活。而那些不加任何修复与维护，残缺不全的遗产碎片或似是而非的伪民俗、假手艺，都不可能被民众群体所接受或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因此对它的修复与维护不同于物理意义上的处理方式。它只能用人文科学的理论知识和作业方法，遵循人类文化法则加以处理，才能科学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它传习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会遭遇到多种多样的文化冲撞，无论是完整的、残缺不全的或濒危的，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调查、鉴定、维护、修复和保存等手段把遗产保护下来，使其得以活态传承。特别是对于城市文化遗产，在“抢救第一”的方针指导下，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大力修补城市社区民众主体失去太多的文化记忆，通过多媒体大力普及非遗知识；另一方面，要大力修复城市里面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含精湛的表演技艺、手工技艺等），逐步建立优惠准入机制，走进现代日常消费生活。而文化空间类型非遗项目（主要指节日、庙会活动）的文化修复是城市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让全国大大小小的民俗节日和庙会回归民间民办的古老传统，取代目前全国各地官民各办节日庙会，甚至“一节两制”，官方打造劳民伤财节会的做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持久地融入安居乐业、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中。

小  结

努力修复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传播机制，把文化生态整体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结合起来，让各式各样不定期的非遗活态展演或定点博览，陆陆续续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回归民间，融入既传统又现代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真正救活了遗产，给予它们以新的生命。事实证明，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中国的民俗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保持了文化多样性的鲜明特色，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民俗文化传统是当代文化走向大繁荣的根脉，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将对当代文化的繁荣以及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自中原文化研究公众号，发此文，以纪念乌丙安先生。

附：

讣告：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逝世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于当地时间2018年7月11日晨6时45分在德国柏林因病逝世，享年90岁。

乌丙安先生，1929年11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教授，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民俗学者组织（FF）全权会员，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SFNR）会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内外18所大学客座教授。

乌丙安先生1953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为首届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1955年毕业后在辽宁大学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长达45年；1998年荣休后，又在多所大学兼职继续从事民俗学教学与研究长达19年。数十年来，他兼任数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担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委、辽宁卷主编；先后应邀到日、德、韩等多国多次讲学。2002年起，担任我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我国村落普查和木版年画抢救等多项调研工作；自2003年担任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以来，一直参与国家非遗保护工作和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立法起草听证会，主笔编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书》，提出的若干具体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近15年，他积极奔走在非遗保护第一线，为我国非遗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出力献策，在我国成功列入《非遗公约》名录/名册的项目中，约有三分之二的项目论证都有他的心血付出与科学审定，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乌丙安先生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民俗学大家，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他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八卷本）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外民俗学研究、民俗学专业教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理支持做出了引领性的卓越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册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的学术成果曾两次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著作奖”，两次荣获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2年乌丙安先生荣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2007年荣获国家人事部和文化部颁发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18年1月先后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和2017“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两项荣誉称号。

乌丙安先生毕生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关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胸怀天下的责任与担当。他关注文化现实，洞见文化规律，以深沉火热的情怀，坚定忘我的行动，执着无畏的使命感，投身文化实践，唤醒国人对文化传统的关切，呼吁全社会对民间文化实施保护。为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发展中力挽文化之狂澜，留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一生坚守老而弥坚，勇于奉献，孜孜矻矻，砥砺前行，把一腔心血与才情都奉献给了这一宏伟的文化事业，体现出卓越的智慧，丰硕的建树，崇高的人格精神。他用时光诠释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用热血抒写了对民族遗产的深情，堪称民族文化的脊梁。

乌丙安教授关心后辈，提携后学，甘于奉献，桃李满天下。他以自己独有的人格魅力感染和教育了一代代学生，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科的中坚力量、知名学者、优秀教师，得到历届学生的无限景仰和普遍爱戴，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乌丙安先生是忠诚的教育工作者，是杰出的人文学家，是卓越的民俗学家，也是和蔼可亲的师长。他一生热情奔放，弘毅坚忍，敬业乐群，胸怀坦荡，燃烧生命，其道大光。

乌丙安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

乌丙安先生精神永驻，风范长存！

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治丧小组

2018年7月12日

说明：治丧小组接到乌丙安先生子女柏林来电，乌丙安先生遗体近日将在德国柏林安葬，与其夫人同一墓地，届时将在柏林举行以亲属为主的素朴葬礼，故不在沈阳举行追悼告别仪式，望周知并见谅。

来源：民俗学论坛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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