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刘祥学：地域形象与中国古代边疆的经略

一、古代疆域观中的“内外”与“远近”观念

边疆地域形象与早期疆域观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疆域观最初是以“华夏中心观”与“夷夏观”为基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考究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不难发现，虽然统治者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将“海内”视为自己当然的统治疆域。其实，统治者在对待疆域方面，既有“内外之别”，也有“远近之分”。

所谓的“内外之别”，就是将华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严格区分来开。常以九州范围作为区分内外的标准。最初的内外之分，含有强烈的防范周边少数民族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内诸夏，以外夷狄”的基本准则。

受此影响，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华夏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称为“异域”、“绝域”、“殊域”、“殊方”等，以作为区分内外的地理标识。如《周书》设有《异域传》一目，观其所指之异域，既有高丽、百济等邻国，也有今我国境内的“獠”、“蛮”、“氐”、“胡”、突厥、吐谷浑、高昌、鄯善等部族。明人严从简撰有《殊域周咨录》，考诸所列之殊域，既有日本、朝鲜、安南、苏门答剌等国，也有分布在今中国境内的云南百夷、西北夷、吐蕃、吐鲁蕃、于阗、靼鞑、兀良哈、女直等族。“徼”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民族地区的泛称之一，常有“徼外”、“荒徼”、“边徼”等称。

“远近之分”主要区分的是从统治中心到边疆的空间距离。据史料记载，早在商周之际即有一种将全国王畿以外的土地进行分等的九服制度。对于九服的划分，古人或认为是以远近作为收赋的依据，或认为是用于区分华夏与“夷狄”。其后在《禹贡》中，也记载了一种“五服”制度，以王都为中心，以里的距离作为划分标准，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虽然九服制也好，五服制也好，都只是时人的一种设想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其观念却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内外之别”与“远近之分”观念是边疆地域形象塑造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农耕文明视域下的边疆“地域形象”

长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农耕文明区的统治者基于农耕文化的优越感，审视边疆，并由此塑造了具有较多负面信息的边疆“地域形象”。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荒僻、旷远。历史上，人们习惯于从内地看边疆，对边疆的直观印象就是荒僻、旷远。如唐人称岭南地区，“人稀地广……又更荒僻”；西域在内地人士心中，更是遥远，史料记载中有关“绝域”、“绝远”、“旷野”、“沙碛”之类的用词，俯拾即是。甚至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在内地人士看来，也已十分僻远。东汉时尚书陈忠称“西域绝远……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唐时，经过边塞诗人的描绘，西部边疆旷远的形象深入人心。阳关、玉门关是古代人们心目中的西部边界。北部以长城为界，中原人士常以“塞外”、“塞北”、“漠北”等相称，亦尽显荒远之意。

二是地贫民穷。历史上，统治者不仅对从事游牧生产的边疆地区，持有歧视心理，对农耕生产较为落后的南部边疆地区，也同样怀有轻视态度。史料对边疆地区的记载，多用“沙碛”、“苦寒”、“不毛”等词，以及“无居室”、“抄掠取食”、“猎食”等字眼，无不给人以边疆土地贫瘠，居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强烈暗示。蒙古草原与西北地区，向被视为“苦寒之地”。南方边疆地区，更是穷困。宋人周去非记载左右江地区的僚人“以射生食物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清代一些史料描述台湾原住民地区，“猎兽而食，饮血茹毛”。

三是边疆少数民族习俗鄙陋，野蛮愚昧。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存在习俗差异，本也正常，但统治者出于文化的优越感，记载边地风土人情时，常用“腥膻”、“污秽”、“性悍”、“犷悍”、“轻悍”、“喜斗”、“好杀”等带有明显贬义，甚至严重歪曲含义的词汇进行描述。从史料记载看，北部游牧地区，是典型的“贵壮贱老”区域。匈奴“贵壮健，贱老弱”。东北的黑水靺鞨，“贵壮贱老”。南方边疆民族地区，民众野蛮。《周书》卷四九《僚传》则称僚人“喜则群聚，怒则相杀，虽父子兄弟，亦手刃之”。凡此种种，既是统治者强烈文化优越感的自我流露，更是为了彰显少数民族“禽兽”的本性。

四是自然环境极度恶劣，不宜人居。依文献描述，大体上是北部边疆多严寒、风沙，南方边疆气候炎热，地多瘴气与毒蛇猛兽。如史载“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一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粪为验”。与北部边疆相较，南方边疆环境更显恶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称:“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内地士人常用“炎海”、“炎方”、“炎荒”、“瘴乡”、“瘴海”、“瘴江”、“瘴雨”、“炎瘴”等词，描述岭南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数代流传渲染，瘴毒在内地人士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记忆。

三、区域形象对古代边疆经略的影响

边疆的“地域形象”，既有客观事实的描述，也有较多的主观想象，甚至故意歪曲的内容。由于农耕文化视域下的传统边疆观，不仅将“夷狄”排斥在“中国”之外而且固执地视“夷狄”分布的边疆区域为“化外之地”，对“夷狄”居住的边疆地区进行集体有意识的贬低，经过长期反复的渲染，边疆地区生活穷苦、环境恶劣、人民野蛮的“形象”深入人心，从而对边疆经略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首先，经略边疆需要大量人才，但内地士子与官僚多不愿意前往，无疑会影响边疆的经略。以华南边疆广西以例。宋代，“广西去朝廷远，士夫难以一一到部”，官僚统治机构中多有缺额，故“广西奏辟，不限资格，唯材是求”。南宋乾道年间，范成大获任广西经略使一职，临行前，其“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宋人梅挚称“岭以南，繇昔曰瘴。士人畏往，甚于流放”。元代时，一些中央官吏更是畏惧岭南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巡查有名无实。甚至广东也存在这类现象，“用人者以广东为瘅海之乡，劣视其地”，内地士子多不愿到此任职。

其次，边疆的地域形象还深刻地影响到边疆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是王朝边界变迁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统治者眼里，边疆地区乃穷山恶水，属“无用之地”。汉武帝经略西域，开展大规模屯田，其后“民力屈，财用竭”，面临严重危机，不得已而罢轮台屯田。汉宣帝时魏相等，再罢车师屯田，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对此，汉书的修撰者评论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西汉时放弃海南岛，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汉武帝设儋耳、珠崖郡后，当地居民不断反抗。至汉元帝时国力疲弱，大臣贾捐之提出海南“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醬犹鱼鳖，何足贪也!”最后西汉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贾捐之弃守疆土的言行，在历史上非但未受指责，反而被后世一些人奉为明智之举，甚至成为弃守疆土者的合理依据。如宋代，在与西夏的对峙中，弃守灵武城，大臣刘挚称“议者以为殊方绝塞，无用之地。昔汉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举造阳之地九百里而弃之，元帝以捐之一言遂罢朱崖，不复讨击，皆足以垂裕后世”。

历史上王朝疆界变化较大的地区，主要是西域、长城沿边地带以及南部边疆地区。

唐初重视经略西域，中唐后，国家财力困顿，大臣狄仁杰称“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主张放弃。明初曾以哈密作为经略西域的战略支点，设哈密卫。嘉靖时，国力衰弱，西域地方势力兴起。兵部尚书胡世宁认为不应因哈密故，“耗我金币，疲我士马，窘我财力”。明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弃守哈密。清代，回部地方势力数次反叛中央，清为维护国家统一，多次派兵平叛。但朝中有人称“准噶尔弹丸之地，远在极北之区，得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驱使”反对用兵。同治年间，阿古柏攻陷新疆。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新疆乃千里旷地，公然主张放弃，幸赖左宗棠的力主收复之议，为清最高统治者所采纳，新疆才得以保全版图。

长城沿边地区历史上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前线，属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自秦经略河套，设置郡县始，汉以来皆十分重视对这一区域的经略。汉武帝时置朔方诸郡，大臣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北宋时，与西夏对峙，宋将夺取了葭芦、吴堡两个战略要地，宋、夏双方为此长年争战，耗费巨大，国力疲弱。大臣王岩叟谓“自有葭芦、吴堡两砦，守之无所得，弃之不足惜。大臣文彦博则奏:“困竭中国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地” ，坚决主张放弃。

南疆与越南为界，明清以来，中越边界亦发生过一些变化。边地多瘴无用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清朝与越南的划界。清光绪年间，清政府与占领越南的法国殖民者续订界务商务条约，但在勘定云南与越南交接的边界时，有两段边界与条约不符，清朝负责此事的人称“猛梭、猛赖一段，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岑毓英所见相同。至我所必争者，南丹山以北，马白关以南， 其中山川险峻，田畴沃美，如能划归中国，既可固我疆圉，亦可兼收地利……将猛梭、猛赖一段准归越界，其南丹山以北西至狗头寨东至清水河一带地方，均归中国管辖”。一些本属中国的土地，因被视为有瘴之故，而被放弃了。

四、余论

中国疆域辽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各地风俗各异，经济文化发展十分不平衡。由于历史与自然条件的原因，边疆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于内地，是客观事实，亦不必讳言。经略边疆，首先是要发展边疆，才能守边固土。历朝有远见的统治者为经略边疆，付出过巨大努力，但多收效于一时。尽管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缘于心理偏见形成的边疆地域形象的影响，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人们以边疆为穷途劣地，视边疆为畏途，边疆的发展缓慢。时下建设边疆，不仅要大力发展边疆的经济文化事业，更要培植正确、健康的边蹕观，纠正原有的地域偏见，修正人们心目中的“边疆形象”。显然，这需要各方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若引用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

   刘祥学，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明史、西南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中国历史地理。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走和和谐：广西民族和谐发展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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