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创造力的“布波族” 如何打垮了美国？
编者按：在美国的左右分裂的时刻，背后的原因离不开社会阶级的改变。“布波族（bobo）” 一词是由原文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创作的新词，是 Bourgeois Bohemian（精英阶级的波西米亚人) 的缩写。这些人是通讯时代崛起的精英，有着极高的多样性，相信如今的美国应该由精英们领导。
英文原文标题为 “HOW THE BOBOS BROKE AMERICA”，作者本人也是“布波族”的一员。
被剥夺者们(dispossessed) 于清晨出发。他们是局外人，是被蔑视的人，也是没有声音的人。但是，一个又一个周末，他们不屈不挠，毫不畏惧，团结一致。在与拥有特权的精英的斗争中，他们并没有什么优势，但他们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他们的游艇。
在2020年的夏季和秋季，一系列的船只游行特朗普船队（Trumptillas）为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水域巡游。参与者聚集在巨大的群组中，热闹非凡。他们在船上挂满了旗帜—美国国旗，和写着讯息的旗帜：不要践踏我们，不要再胡说八道，特朗普以蓝博(Rambo, 美国电影中的人物) 的形象跃然旗上。
女人们穿着红白蓝三色的比基尼站在前甲板上，举起手中的蓝带啤酒，向邻船上的爱国者们致敬。男人们站在控制台上，投射出让人联想到炼钢工人的那种男子气概，尽管这些男人多半是房地产经纪人。
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民粹主义者进行的帆船赛。他们卓有成绩，却仍把自己视为平民，普通的大众，为人忽视者。他们没有上过好的大学，却厌恶主流媒体。“看到这么多人就这样自发地走到一起进行爱国主义的游行，真是令人鼓舞，” 波比·克鲁姆伯格（Bobi Kreumberg），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船队的一员，这样告诉WPTV的记者。
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美国。在法国，人类学家尼可拉斯·歇姆拉（Nicolas Chemla）将这种社会类型称为 "Boubours"，即粗野的资产阶级。如果精英资产阶级波希米亚人(Bourgeois Bohemian)，即布波族将拥有革新价值观和大都市的品味，那么Boubours将不遗余力地用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和故意的缺乏策略来冲击他们。
Boubour领导人横跨西方世界：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
拥有高端游艇的人怎么可能认为自己是受压迫者？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疯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被打乱。它曾经很直截了当：有加入乡村俱乐部并投票给共和党的富人；在工厂工作并投票给民主党的工人阶级；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数量庞大而见闻不广的中产阶级。人们对阶级冲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工人阶级的成员将与进步的知识分子结盟，对抗资本主义精英。
然而，当阶级冲突于2015和2016年到来时，它并不符合那个概念。突然间，整个西方的保守派政党——即从前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拥护者—把自己描绘成为工人阶级而战的战士。而左翼政党被攻击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的俘虏。如今，一个人受教育的水平和政治观念在定义其阶级地位的时候与其收入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美国已经分化为两个独立的阶级层次，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各个阶级不仅在自己的阶梯上与较富裕和较贫穷的群体进行上下斗争，还要站在意识形态的沟渠边与对面的对立党派进行斗争。
去年六月，位于密歇根州的费里斯堡举行了一次特朗普帆船赛。一名来自WOOD的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船民，一个穿着白色T恤、戴着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帽子、坐着一艘不大的渔船的人。"我们总是被贴上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的标签，" 他说。"有很多美国人喜欢特朗普，但我们没有民主党人那样的平台，包括大公司。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
在俯瞰游行队伍的一座桥上，站着一位反特朗普的抗议者，一个身穿黑色T恤、拿着“废除ICE”的牌子的年轻人。"他们使用归纳推理，而不是推论，"他看着支持特朗普的船民，这样告诉记者。"他们只寻找能够证明他们的预设的信息。" 那么谁的社会阶层更高？船上的人，还是那个花言巧语的孩子？
反主流文化精英的崛起
1983年，一位名叫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的文学史家写了一本名为《阶级：一本穿越美国地位体系的指南》的书。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对当时盛行的阶级标志的尖酸而放肆地冷嘲热讽。
在讥讽了所有阶级之后，福塞尔描述了他所称的 "X人群"。这些人就像福瑟尔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好奇心强，具有讽刺意味，机智地反主流文化。根据福塞尔，"X人群 "倾向于在社交场合穿得不合礼数。他们知道最好的葡萄酒商店和熟食店。他们已经超越了主流文化的泥潭，达到了更高、更时髦的认知。关于X人群的那一章节自命不凡得令人难以忍受，但福塞尔发现了一个重点。每隔一段时间，在转型时期，就会有一个革命阶级出现，打乱旧的结构，引入新的价值观，打开经济和文化的鸿沟。
在19世纪，它是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商人阶层。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和工业中产阶级的空洞化，它便是X人群。
十七年后，我写了一本关于同一个阶级的书：《天堂里的布波族》。布波族们不一定源于金钱，并对此颇为骄傲；他们相信他们自幼就表现出的动力和智慧，确保了他们在精选大学和就业市场上的位置。X型人将自己定义为对呆板的精英阶层的反叛者。正如苹果公司的经典广告所说，他们是 "疯狂的人，不合群的人，叛逆的人，制造麻烦的人"。
但到了2000年，信息经济和科技热潮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带来了大量财富。他们必须把钱花掉，同时体现出他们并不关心物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财务正确性守则，以显示他们优越的鉴赏力。把大量的钱花在任何仆人使用过的房间上，在社会上是合乎情理的：在客厅里挂一盏7000美元的水晶吊灯很粗俗，但在厨房里摆一个价值10000美元、59英寸的AGA炉子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表明其主人精通美食。当谈到美学时，光滑必是人造，有质地的才真实。新的精英们仿古加工着家具，在他们的大房间里铺着翻新的工厂地板，并穿着由以前受压迫的秘鲁人制作的绒毛衫。
两年后，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出版了《创意阶层的崛起》，其中称赞了创意阶层——他或多或少在指那些构成布波族的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高管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对经济和社会做出的贡献。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正在创造巨大的财富，他们可以把新的想法变成软件、娱乐、零售概念、等等。他认为，如果你想让你的城市蓬勃发展，你必须通过在街道上布置艺术画廊、餐馆和文化设施来吸引这些人。佛罗里达利用了 "同性恋指数"，它基于这样的假设：拥有大量同性恋者的社区包容并具有多样性，是创意阶层的成员聚集的地方。
佛罗里达是这个阶级的拥护者。我自己也曾对他们感到颇为亲切。"受过教育的阶层不会面临成为一个自独立社会团体的危险命运，”我于2020年写到。“任何拥有合适学位、工作和文化能力的人都可以加入。" 这被证明是我写过的最天真的句子之一。
新精英阶层的巩固
在过去的20年里，布波人迅速增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力量引起了全球的反弹，这种反弹越来越恶毒，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像世界末日。然而，这种反弹并非毫无根据。布波族们，X人群，创意阶层，随便你怎么叫他们已经凝聚成一群孤立且族内通婚的婆罗门精英，主宰着文化、媒体、教育和技术。更糟糕的是，这个阶层的人很难承认我们的权力，更不用说负责任地使用它了。
首先，我们已经在培养我们的竞争性择英才教育中储存了名额。正如伊丽莎白·库里德·哈尔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她2017年的书《小事的总和》中报告的那样，自1996年以来，富裕的父母在教育支出中的份额增加了近300%。作为结果之一，高收入和低收入学生之间的考试分数差距已经增加了40%至50%。因此，富裕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功利主义者的子女完全可以在造就了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的精英大学中占优势。这些大学大约有72%的学生来自最富有的人组成的家庭，而只有3%的学生来自最贫穷的人组成的家庭。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38所学校，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科尔盖特大学和米德尔伯里大学等吸引了更多来自社会顶端的1%的学生，而不是来自社会底层的60%的学生。
其次，这个阶层的人们已经迁移到了仅有的几个创造财富的大都市。在《创意阶层的崛起》发表十五年后，佛罗里达经过反复考量新出版了《新城市危机》。大量的年轻创意人群确实聚集在几个城市，他们也在带来巨大的创新和财富的同时使得房屋价值飙升。正如佛罗里达在该书中指出的那样，从2007年到2017年，"在美国五十个最大的都市区中，年龄在25岁到34岁之间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在市中心的人口增长速度是郊区的三倍。"
但是这种人才的集中，佛罗里达又说，意味着少数在聚光灯下的城市将在经济上开花结果，而其它地方却萎靡不振。世界上50个最大的都市区拥有世界人口的7%，但却创造了全球财富的40%。仅仅六个都市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圣地亚哥和伦敦就吸引了世界上近一半的高科技风险资本。
这也在城市内部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因为高房价将中产阶级和低层人士挤出了城市。"佛罗里达写道："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美国十个大都会地区中有九个的中产阶级都已减少。随着中产阶级被掏空，美国各地的社区正在划分为大面积的弱势集中区和小得多的富人集中区"。他发现，被职业划分的最明显美国大型都市区分别有圣何塞、旧金山、华盛顿、奥斯汀、洛杉矶和纽约。
第三，这个阶层已经主导了全世界的左翼政党，这些政党曾是工人阶级的工具。我们把这些政党在文化问题（世界主义和身份问题）上拉得更左，同时淡化或扭转了民主党在贸易和工会方面的传统立场。随着创意阶层进入左倾政党，工人阶级往往会离开。1990年左右，英国议会中近三分之一的工党成员来自工人阶级背景；从2010年到2015年，这一比例甚至不到十分之一。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50个县以平均26个百分点获胜，而在受教育程度最低的50个县以平均31个百分点落败。
这些党派差异叠加了经济差异。2020年，拜登（Joe Biden）只赢得了500个左右的县，但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这些县总共占美国经济活动的71%。特朗普赢得了2500多个县，这些县总共只产生了该活动的29%。布鲁金斯和《华尔街日报》的一项分析发现，就在13年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地区在繁荣和收入方面的衡量标准几乎是一样的。现在，它们之间存在分歧，而且分歧越来越大。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听起来仿佛生活在不同的现实中，因为他们确实如此。
创意阶层已将文化成就转化为经济特权，反之亦然。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在他的新书《知识的宪法》中描述的认识论制度——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学术和分析人员的庞大网络——便被其控制。最重要的是，它拥有神圣的权力；它决定了什么被认可和推崇，什么被蔑视和否定。当然，网络已经使品味的形成民主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扩音器。但精英品味的设定者仍然倾向于生活在创意阶层飞地的精选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社会上引人注目，那是因为创意阶层看到了你；如果你觉得自己默默无名，那是因为这个阶层没有看到你。
像任何阶级一样，布波族是一个不同个体的集合，他们倾向于分享某些想当然的假设、模式和文化规则。我们这个阶层的成员认为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和找工作是很自然的，而其他阶层的人则不然。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我们阶级的成员比其他阶级显示出更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更自主的自我意识。创造性阶层的成员将他们的职业视为其身份的决定性特征，并高度重视智力。根据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最近出版的《功利的暴政》一书，1980年至2000年，《纽约时报》中“智能”一词的使用量增加了四倍，而到2018年，使用量又增加了近一倍。
在不经意间，我们创意阶层通过一个巧妙的 "开放 "代码来巩固我们的阶级地位。我们倾向于喜欢开放的平面图，随意的穿着，以及折衷而故意朴素的 "地方主义 "品味。这似乎是彻底的平等主义，因为没有正式的品味或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但是，只有最有文化特权的人知道如何在一个社会规则神秘而隐蔽的空间里航行。
沙姆斯·拉赫曼·可汗（Shamus Rhaman Khan）是一位曾在精英预科学校新英格兰的圣保罗学校就读并任教的社会学家。他观察到，随着任人唯贤的创意阶层取代了旧的WASP，学校主要教授的不再是上层社会的抛光或社交礼仪，而是 "自如"，在规则被掩盖的开放环境中如何行事的知识。
一个拥有自如的学生可以走进任何房间，并自信地认为她可以处理她发现的任何情况。她知道如何构建与教师和其他专业上级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既被当作权威人物又被当作知己。一个拥有自如的学生可以如鱼得水地与食堂工作人员打交道，尊重社会等级制度的同时并假装它不存在，这就是一种遥远的友好。一个拥有自如的学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讽刺， 哪些历史语录是陈腔滥调，如何不在人群中过分纠结。正如可汗在他关于圣保罗的书《特权》中写道，这些做法只有通过在精英社会圈子和机构中的长期经验才能被吸收。
礼仪上的开放与文化品味上的开放相匹配。曾几何时，高雅文化如歌剧、芭蕾舞等比流行文化更具社会地位。现在，社会声望归于 "无名氏"，一个拥有如此多的文化资本的人，以至于他可以轻松地在各种流派和风格、高雅和低俗之间穿行。
图源：NYtimes
可汗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源，精英们用它来识别彼此，并在显示适当属性的基础上分配机会。“对于当今的精英文化，他总结说："它比过去更加阴险，因为今天，与多年前不同，争论的标准不是为了对任何人有利。赢家并不拥有对他们有利的机会。他们只是拥有其所需的条件。"
我在克林顿时代后期写了《天堂里的布波族》。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美国模型因冷战的结束而得到了平反。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我们的阶级将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其他精英不同。事实上，我们和之前的那些人有许多相同的恶习。
关于布波族，我错了很多。我没有预料到我们为维护我们的文化主导地位而采取的行动是这么具有侵略性，也没有预料到我们会寻求通过言论和思想准则来强加精英价值观。我低估了创意阶层成功地在自己周围设置障碍的手段，以保护其经济特权，不仅仅是通过学校教育，而是通过保持房屋价值的分区法规，保持医生和律师高收入的专业认证结构，同时阻止护士和律师助理的竞争，等等。我还低估了我们对意识形态多样性的不容忍。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大学、主流媒体和其他精英文化机构中的工人阶级和保守派的声音已经缩减到一丁点。
当你告诉这个国家的一大部分人他们的声音不值得一听时，他们不会对此有任何好的回应，而事实也证明了如此。
反叛被激发
如果我们以前的阶级结构就像一个层层叠叠的蛋糕——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那么创意阶级就像一个保龄球，被人从高处扔到蛋糕上。碎片四处飞溅。在《阶级大转移》中，蒂博·穆泽吉（Thibault Muzergues）认为创意阶级已经扰乱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受过教育的地铁精英的崛起导致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反叛。特朗普的选民将媒体——创意阶层生产的缩影——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瑞典政治学家波·罗斯坦恩（Bo Rothstein）指出："工业工人阶级与可以称之为知识文化左派之间超过150年的联盟已经结束。今天的工人阶级不仅强烈反对创意阶级，而且反对它所控制的认识论制度。在反抗中，民粹主义的特朗普选民有时会创造自己的现实，编造荒谬的阴谋论和关于精英中的恋童癖团伙的流言。”
布波族的统治地位也在其自己的后代中激发了反叛。创意阶层的成员努力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好大学。但他们也抬高了大学费用和城市住房价格，以至于他们的孩子在沉重的经济负担下挣扎。这种反抗推动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等人。青年人的反抗部分由经济驱动，部分却由道德上的蔑视驱动。年轻人看着他们上面的几代人，看到那些谈论平等却推动不平等的人。年轻一代的成员认为克林顿到奥巴马时代时创意阶层的敏感期，是新自由主义破产的高峰。
伯尼·桑德斯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图源：politico.com
第三种反叛是由那些经济状况良好但在文化上感到受辱的人领导的布波族人的反叛。这些人里有马克和帕特里夏·麦克洛斯基（Mark and Patricia McCloskey），这对富有的圣路易斯夫妇去年曾向路过的非裔抗议者挥舞枪支。这些人是有选举多伦多市长的人，这个粗鲁、说话直率的罗布·福特（Rob Ford）曾他试图在城市中心建立一个非常反布波的购物中心和一个郊区的迪斯尼乐园。这些人都是对政治正确性准则的反叛者。
随着这些反叛的出现，来自创意阶层的专家们确定了某些叙述，以解释为什么整个社会突然出现了这么多冲突。我们的第一个说法是开放/封闭的说法。我们认为，社会正在分裂，一方面是那些喜欢开放贸易、开放移民和开放习俗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想关闭这些东西的人。第二是多样性的说法。西方国家正在从白人主导的社会过渡到多元化、多种族的社会。有些人欢迎这些变化，而有些人则希望回到过去。
这两种说法都有很多道理。因为种族主义仍然在分裂并玷污美国，但他们忽略了创意阶层在增加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一个一直在谈论开放性的阶层，创意阶层格外孤僻。在《21世纪的社会阶层》中，社会学家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发现，受教育的精英往往是社会上最狭隘的群体，以与其不同职业群的人接触的多少来衡量。在为《大西洋月刊》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发现，政治上最不宽容的美国人“往往更白，受教育程度更高，年龄更大，更城市化，而且自己更有党性。“里普利发现，全国政治上最不宽容的县是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派萨福克县，其中包括波士顿。
如果创意阶层的人只是努力工作，比其他人赚更多的钱，这可能不会引起如此尖锐的政治冲突。导致心理危机的是创意阶层所发出的 "比聪明"、"比开明 "和 "比宽容 "的气息。感到自己被忽视的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变得显眼；感到被羞辱的人会为自己的蒙羞报仇。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奇妙的医保计划。他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让别人听到了白人工人阶级的声音。
新的阶级等级制度
对布波人的反应将政治变成了一场争夺地位和尊重的斗争：争夺谁的认知占主导地位，争夺哪些群体受到青睐，哪些群体受到诋毁。政治态度已经取代了消费模式，成为人们传递阶级情感的主要方式。
新的地位竞争地图值得多加思考，因为它有助于解释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让我们先看看蓝色的等级制度。
在倾向于民主党的阶级阶梯上，坐着蓝色寡头：科技和媒体主管、大学校长、基金会负责人、银行首席执行官、非常成功的医生和律师。蓝色寡头领导着信息时代的关键机构，其成员居住在最大的城市。他们努力工作；正如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在《功利主义陷阱》中报告的那样，从1979年到2006年，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的高收入工人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而工作时间长的最低收入者的比例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一。
Daniel Markovits， 图源：NYtimes
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坚实的进步人士；例如，2017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科技公司的高管们赞成提高税收、重新分配的福利政策、全民医保、绿色环保计划。然而，他们倾向于反对任何会使他们的地位不那么安全的东西，比如工会化，因为这可能影响他们自己的业务的监管。
凭借其惊人的财政和召集能力，蓝色寡头采取行动，吞并任何威胁其利益的团体，共同使用它们的符号，招募关键领导人，掏空他们的信息。"清醒的资本主义 "可能看起来像企业向左倾斜，但它也是企业对左派的淡化。蓝色寡头的成员坐在产生不平等的系统之上——总的来说，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致力于维持这些系统。
比蓝色寡头更低一级的是创意阶层本身，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导阶层，包括终身教职员工、主流媒体的既定成员、城市和郊区的律师、非营利组织和文化机构的高级雇员以及公司经理，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上面的蓝色寡头，尽管前者对后者有微小的怨恨。
布波族人相信人类尊严和古典自由主义，比如自由言论、公开探究、对不同观点的宽容、个人自治和多元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已经恶化了。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沉浸在一种局外人、伪反叛者的精神中，从未接受我们是一个领导阶层的事实，从未承担起与此相适应的机构责任，从未与非本阶层的人认识合作，因此从未赢得合法性和信任，而如果任何团体要有效地进行领导，它需要这种信任。根据文化高级研究所的数据，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成功的人更愿意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
比他们低一个经济阶层的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美国城市新近美化的地区，如纽约的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或华盛顿特区的肖。基于对他们搞砸了世界的先辈的厌恶心，他们正在领导一场道德情感的革命。例如，从1965年到2000年，大约10%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赞成增加移民。据党派和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扎克·戈德堡（Zach Goldberg），到了2018年，由于多元文化左翼崛起的一代人的影响，这一比例超过了50%。
然而，觉醒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哲学，而且是一种精英地位的标志，一种个人进步的策略。你必须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才能放心地使用交叉性、异性恋正统主义、顺性别者、问题化、易爆和拉丁裔等词汇。通过比他们无能的潮人老板更熟练地驾驭一个流动的进步文化疆域，通过揭露他们之上的人的特权和道德失败，年轻并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在精英机构中寻求权力。智慧成为一种恐吓潮人管理者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的方式。
在蓝色阶梯的最低层是关怀阶层，这是美国最大的阶层（按某些标准，几乎占所有工人的一半），而且在大多数方面与上面的三个阶层相距甚远。它由服务部门的低薪成员组成：美甲师、家庭保健人员、餐厅服务员、销售员、酒店雇员。这个阶层的成员在各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从1980年到2010年，收入最高的4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40%的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扩大了——男性从5年到12年，女性从4年到13年。在家庭里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中长大的孩子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够富裕到加入前5%。
这种难关需要一套与更高档次的阶级不同的特质和价值观。研究人员报告说，个人控制感较弱的人很快就会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他们的社区意识与创意阶层对个人主义的重视发生冲突。其他研究发现，当被置于具有诱惑力的环境中时，创意阶层比整个阶层的成员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调查显示，这个阶层的成员与文化战争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政治内容的可能性比其他群体低得多，而且更有可能说他们 "避免争论"。许多人是中间派或完全脱离政治，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堕胎和LGBTQ问题上位于布波族的右边，在工会权力和工人权利等问题上位于布波族的左边。
红色等级制度的顶端是美国共和党的百分之一的人。大多数富人区是蓝色的，但很多最富有的人是红色的。2012年对最富有的4%的人的研究发现，当年44%的人投票给民主党，而41%的人投票给共和党。有些是企业高管或企业家，但许多是顶级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渴望低税和其他自由主义理想。这是美国共和党捐助阶层的核心，他们认为自己的钱是辛苦挣来的，美国梦是真实的，那些在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人不应该为之道歉。
这个阶层的成员在许多方面与里根时期的保守派精英相似。然而，他们也被创意阶层的文化主导地位所重塑。当我采访美国共和党捐赠者阶层的成员时，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常感到不能在不被蔑视的情况下分享他们的真实意见。在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中，他们中很少有人支持特朗普，但到2020年，我认识的大多数红色百分之一的人都热情地支持特朗普，因为至少他被那些蔑视他们的人所蔑视。事实证明，拥有一个大的投资账户并不能保护他们不自怜自艾。
再往下走，就是散布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和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等小城市和城镇的拥有财产的大户人家，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共和党的豪门。（我是根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怀曼（Patrick Wyman）对其家乡华盛顿州雅基马的当地精英的描述改编的）。这个豪门阶层的财富不是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资产所有权，比如：家具公司、牧场、以及一堆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这些财富由家族持有，世代相传。这个精英阶层的成员扎根于他们的财产所在地，并在他们的地区形成领导阶层，担任社区基金会或当地商会的主席。
在他们下面是无产阶级贵族，即民粹主义帆船的人：承包商、水管工、电工、中层管理人员和小企业主。这个阶层的人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但不是通过以大学为基础的择优录取的渠道，他们为此感到被疏远。
在其他情况下，美国政府的豪门会是无产阶级贵族的天敌，但现在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拥护社会学上低级别的象征性阶级标志--皮卡车、枪支、乡村音乐、基督教民族主义。两者都担心他们的孩子可能无法在创意阶级控制的功利主义中竞争。两人都不喜欢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不屑于他们的价值观的学校，但又都明白，如果他们的孩子要被新的精英阶层接受，就必须采用创意阶层的价值观。正如蒂博·穆泽吉所写，"boubours和省级资产阶级因此有了一个共同的议程：解除创意阶层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
在民粹主义帆船赛的人之下的一个层次是农村工人阶级。这个阶层的成员在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中从事高度监管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重复性的，可能涉及一些身体上的危险。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沃斯诺（Robert Wuthnow）所指出的，这个阶层的许多人的身份根植于对其小镇的忠诚。他们得到了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他们彼此都在成长。像蓝色阶层中较贫穷的成员一样，他们重视相互依赖，不那么个人主义。
许多红色阶级的工人阶级成员感到被完全遗忘。琼·威廉姆斯（Joan C. Williams）在她的《白人工人阶级》一书中分享了一位妇女的叙述，她说她每年用4万美元抚养三个孩子，但 "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因为我们不符合条件"。他们的城镇并不多样化。正如沃斯诺所指出的，在这些城镇中，你最常听到的两个说法是 "人人都互相认识 "和 "我们都差不多"。如果说受过教育的城市人不遗余力地享受多样性，展示他们优越的文化品位，那么在这个阶层，一枝独秀是被鄙视的。圣诞树商店的真诚比学术性的、艺术性的自命不凡更受重视。
总的来说，农村工人阶级的成员钦佩那些赚取财富的富人。他们真正憎恨的是 “华盛顿”——一个包含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概念。"那些在华盛顿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其中一个人告诉沃斯诺。“他们把我们当成二等公民，好像我们是愚蠢的乡下人。”
阶层间的斗争如何结束
随着布波人对经济、文化，甚至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取得了某种扼制，社会在意料之中已经开始排列起来反对他们，陈旧的三部分阶级(上、中、下)结构分裂成混乱的微型团体，不择手段争夺地位和地位。举例来说，布波族有丰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权力；红色的百分之一的人有经济权力，但文化权力很小；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有大量的文化权力和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但仍然没有多少经济权力；而关怀阶层和农村工人阶层，不闻不问，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的政治变得更加锋利，更加以身份为基础，更加反动，部分原因是政治是布波族人无法主宰的一个舞台，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够多。
拜登走进了这场充满矛盾的阶级冲突。奇怪的是，他却站在冲突之外。
拜登是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来第一位没有常春藤大学学位的总统。他的认知不是在功名利禄中形成的，而是在他年轻时的工人阶级社区形成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他对推动高层人士的文化战争问题兴趣不大，并在2020年的竞选中刻意回避这些问题。当拜登被知识分子的装腔作势所包围时，他就会感到不舒服；他最喜欢和那些不做这种事的工会成员在一起。
拜登的工人阶级版本的进步主义是前布波族时代的遗物。他的所有计划，包括Covid-19救济法、他的基础设施法案、他的家庭支持提案，都代表了向那些没有从大学毕业、被创意经济抛弃的人输送资源的努力。正如拜登在4月对国会联席会议的一次演讲中吹嘘的那样，“美国就业计划中创造的近90%的基础设施工作不需要大学学位；75%的工作不需要副学士学位。"这些是他的人民。
如果有一个经济解决方案可以解决美国已经打开的阶层间鸿沟，拜登的立法方案肯定是它。它将缩小收入差距，而这种差距在今天的阶层的敌意中占了很大比重。
然而，经济上的再分配只能让你走到这一步。真正的问题是分类机制本身。它决定了谁会被纳入社会上层，谁会被排除在外；谁能坐上电梯，获得卓越的地位和世俗的成功，谁会面临一堵墙。
现代的功利主义是一个产生怨恨的机器。但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作为一种分类装置，它也是疯狂的。在青春期执行学术任务的能力是很好的，但围绕它来组织你的社会是荒谬的。这种能力不如在团队中工作的能力重要；不如为共同利益而牺牲；不如诚实、善良、值得信赖；不如有创造力和自我激励。一个明智的社会会通过赋予它们地位来奖励这些特质。一个明智的社会不会赞美企业顾问的技能而轻视家庭护士的技能。
诞生约60年后，功利主义在道德上似乎越来越虚无。你年轻时参加考试的能力是否使你成为比别人更好的人？建立在这种能力上的社会是否会变得更加公正和富有爱心？
这种情况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粹主义右派可以承受智力上的破产。右派政党不需要有政策议程。他们只需要煽动和收获对创意阶层的怨恨。
纠正这一制度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制度改革，扩大人们被分类的标准。例如，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途径，这样那些没有学术倾向的人就有了进入社会领导层的途径；像国家服务这样的项目，使拥有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有更多的直接接触；结束隔离富人的住宅区划规则政策。更广泛地说，改变这种分类机制需要改变我们的整个道德生态，就好比拥有斯坦福大学的学位不再被视为象征着更高层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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