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评论部失职了，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本文由《美国华人杂谈》与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联合发表。
我们再次提醒读者，新闻与观点是不同的，纽约时报自己对评论版的定义是：”在评论版（Opinion）中，我们为广泛的政治、社会、个人和异想天开的表达和评论当天的问题提供一个论坛”，即便阅读有着多年读者口碑的“品牌”媒体，也要先弄清楚自己阅读的是News（新闻版）还是Opinion （评论版）。
2月2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观点文章（见上图截屏），《强制戴口罩丝毫用处也没有。会吸取教训吗？》。文章借用一位流行病学家汤姆·杰斐逊（Tom Jefferson）的观点 —— 没有证据表明戴口罩能造成什么不同 —— 称CDC的“口罩令”是个败笔，应该为此认错。
斯蒂芬斯与杰斐逊所说的“口罩无用”来自考科蓝合作组织（Cochrane，是一家由超过37000名志愿者组成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分布于超过170个国家。考科蓝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以系统化的方式组织医学研究的资讯，依照循证医学的原则来提供医护专业人员、病人、医疗政策制定者等所需要的资讯，以便于在医疗上的选择。编者注）一月底发表的一个有关口罩是否减少呼吸道疾病传播功效的研究。杰斐逊是这个研究的主要作者，他在接受记者玛丽安·德马西（Maryanne Demasi）采访时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造成了什么不同。什么也不用再说了。”言下之意，戴不戴口罩没区别。
杰斐逊甚至还说，就是戴N95口罩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戴什么口罩都看不出有区别，以前那些证明戴口罩对防止疾病传播有效果的研究都是“非随机的、有缺陷的”。
真的如此吗？
第一、研究并没有得出“没区别”的结论
我首先找到了这篇论文，下面是论文中“作者的结论”部分摘录：
试验中的高偏倚风险、结果测量的差异以及研究期间对干预措施的实施率相对较低阻碍了得出明确的结论。
口罩的效果究竟如何无法确定。由于证据的质量属于低到中等，就意味着我们对效果估计的信心有限，真实效果可能不同于观察到的效果估计。
需要大型、精心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解决许多此类干预措施在多种环境和人群中的有效性，以及实施率对有效性的影响。
怕普通读者不能完全理解，该论文还很贴心地提供了一个“普通语言的总结”（见下图截屏），其“关键信息”这样说：
洗手或戴口罩等物理措施能阻止或减缓呼吸道病毒的传播吗？根据我们的评估研究，我们不确定戴口罩或N95/P2呼吸器是否有助于减缓呼吸道病毒的传播。
就是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戴口罩是否有作用“不确定”，而且还说明了，这是因为数据质量不够好，即被要求戴口罩的那个组里坚持戴、并正确佩戴的人不多，就是论文里说的“实施率”不够。翻译一下就是：虽然表面上看戴或不戴口罩没什么区别，但受数据质量影响，无法从这个观察中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而杰斐逊却在接受采访时无视论文的结论 —— 不能把“没区别”作为结论，而只能说“不确定” —— 直接把“没区别”作为结论了。
“不确定”与“没区别”怎么能是一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下面两个问答的不同：
“戴口罩有没有用？”
如果答案是“不确定”，就等于是“不知道”。
如果答案是戴不戴“没区别”，才等于是“没有用”。
把“不知道”等同于“没区别”，是小学生都不应该犯的语言错误。然而杰斐逊甚至还补了一句“什么也不用再说了（Full stop）”。口气这么权威，怎么不敢直接这样写在论文里呢？
第二，这个研究受到了同行的严厉挑战
杰斐逊他们的Cochrane论文发表后，2月7日，雷纳·麦金太尔（C Raina MacIntyre）等4位作者在TVO Today上共同发表题为《盖棺定论：口罩可降低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Once and for all: Masks reduce the risk of spreading COVID）》的文章，批评这个研究的方法和假设都存在问题。
这篇批评文章指出，这类综合研究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苹果和橙混起来进行研究。如果苹果有效而橙子无效，将所有研究合并后获得一个平均值可能会得出苹果无效的结论。杰斐逊等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将部分时间佩戴口罩或呼吸器的随机对照试验与始终佩戴它们的随机对照试验混为一谈了。
让我来打个比方，假设有A与B两个实验，A是一个100人的实验组，其中50人始终认真地戴N95口罩，另50人不戴。实验结果是，合格佩戴N95口罩对阻止病毒传染很有效果；B是一个对10000人戴口罩情况的研究。这10000人中一半戴口罩一半不戴，但戴的人不持续，经常拿下来，而且戴的时候也是常常露鼻子。实验结果是，戴不戴口罩区别不大。
如果把A和B两个研究看成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合并起来一起考虑，变成是一个10100的实验，可想而知，A的效果会被B的效果取消，结论必然是戴不戴口罩区别不大。这等于是用一个质量很差的实验否定了一个质量很好的实验。严肃的研究是不应该将A与B合并考虑的。
麦金太尔等还指出了这个研究的一些其他专业错误。
事实上，麦金太尔等曾经发表论文，证明如果正确并持续佩戴N95口罩或呼吸器对防止呼吸道病毒传播很有功效。
我认为，专业问题还是留给专业人士。我们并不需要一定将麦金太尔等人得出的结论作为“真理”来接受。无论是杰斐逊还是麦金太尔，以及他们的同事，都可以继续研究，继续发表论文或文章，彼此相互辩驳。我们静观最后结论就可以了。但像杰斐逊那样对记者扭曲论文结论，甚至给出与论文结论截然不同的东西，既令人难解，也完全无法接受。
第三、作者通过对研究结果偷梁换柱，达到攻击科学界主流的效果
杰斐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话不负责任，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斯蒂芬斯也耍了花招：他文章中没有一个结论是从论文中来的，他只是借论文的第一作者杰斐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对读者介绍论文的结论。
这也是好生奇怪的事情，他到底读没读过论文呢？要说没读过，斯蒂芬斯倒是提到了那个研究有12位作者参与，基于78项随机对照试验，其中6项发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共有来自多个国家的610,872名参与者。这明显是来自论文的信息。而且，介绍这篇论文却自己没有读过，最基本的功课没有做，对一个时报的专栏作家，这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难道他没发现作者说的与论文中写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吗？这是时报专栏作家的水平吗？
很难置信斯蒂芬斯真的不明白论文的结论是“不确定”强制戴口罩（且称为“口罩令”吧）有没有用。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结论，才故意不直接引用论文，只是“借”杰斐逊的口来传递错误的信息。
在转述了错误信息之后，斯蒂芬斯笔锋一转，把矛头对准了“口罩令”和科学界主流以及美国国家疾控中心（CDC）：“强制戴口罩是个败笔。那些被愤怒地嘲笑为怪人并偶尔被标签为反对强制戴口罩的‘误导者’的怀疑论者是对的。持支持态度的主流专家和评论家是错误的。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后者应该承认他们的错误，同时为强制戴口罩给很多人带来的巨大的身体的、心理的、教学的和政治代价承担责任。”
在这里，斯蒂芬斯与那些反对科学，以政治动机来反对“口罩令”的美国右翼保守力量终于发生了共鸣。
退一万步说，即使“口罩令”真的错了，也不应该是斯蒂芬斯攻击CDC和科学界主流的理由。在与新冠疫情的艰难斗争中，谁在为国家和人们的福祉而努力，谁又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健康原因反对采取预防措施，早就有目共睹。
而在这篇文章中，显然，斯蒂芬斯首先引用了一个受到同行严厉挑战的富有争议的研究，其次又进一步曲解了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偷梁换柱地把“不确定”变成“无区别”，最终达到了攻击科学界主流对“口罩令”支持的效果。“口罩令”并未如斯蒂芬斯所言，毁了CDC的信誉。而斯蒂芬斯的这篇文章，恰恰是泼向CDC的一盆莫须有的污水。
有趣的是，斯蒂芬斯还像中国读者熟悉的那样，找到了“美国国情”作为借口，说美国怎么说都不适于推广“口罩令”。因为美国人不愿意戴口罩，所以“口罩令”行不通。但是，斯蒂芬斯会因为安全带在不系时不起作用，就建议不要强制司机和乘员系安全带吗？
第四、作者与科学界主流的分歧
斯蒂芬斯在文章中说，不指望CDC官员等对“口罩令”认错。而现在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口罩令”错了。我倒是想说，不指望斯蒂芬斯对自己这样错误百出的文章认错。毕竟这位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对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人。
去年10月，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篇长文，讲述一次格陵兰岛的旅行终于改变了他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那是海洋学家约翰·英格兰德（John Englander）为了说服在保守派中颇具影响的斯蒂芬斯而特别为他安排的一个旅行，包括坐直升飞机观察海岸线变化的证据。
斯蒂芬斯说：“低空飞过覆盖岛屿大部分地区的巨大冰原，我立即注意到大片蔚蓝融水池和数十条急流冲过白色冰沟，有时消失在数千英尺深的垂直冰洞中。科学家报告说，这样的湖泊在过去二十年中变得更加普遍，而且一年比一年出现得更早，也出现在海拔更高的地区。去年，甚至在北极圈以北约500英里处的冰盖最高点也下了雨。这是自1980年代开始保持记录以来的第一次。”
斯蒂芬斯问飞行员，自从他在这条航线上飞行以来，冰川消退了多少。飞行员指着峡湾中央一个遥远的岩石岛说：“那是2007年冰川所在的地方。”
不少人很高兴看见斯蒂芬斯终于接受了科学界的主流认知，我却觉得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要对气候变化有正确的认知，难道一定要靠如此的眼见为实吗？有多少人有机会享受这样一次见证机会？如果我们要靠这样的方式来说服所有人，那么地球肯定是完蛋了。
表面看来，斯蒂芬斯能够实事求是，在眼见为实后承认了气候变暖的严重性。实质上却是他长期缺乏科学态度，拒绝接受最基本的事实，直到被逼到再也无法否认的地步。所以，现在斯蒂芬斯在戴口罩问题上无法与科学界的主流意见达成共识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但是，斯蒂芬斯是一回事，《纽约时报》是另一回事。在“口罩令”文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时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纽约时报》失职了
西方媒体强调允许各种声音。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无论什么声音都必须尊重事实。
时报这类媒体的专栏作家往往包括各种流派、风格和专长，同时会照顾到比较广泛的政治光谱。这也是好事情。给予专栏作家比较大的自由度也是媒体的常规。但是，即便是专栏或任何其他观点文章，作为出版方的时报依然有着事实核查的责任。读者对时报有很高的期待，即便是观点文章，事实核查的标准还是一样的。
显然，时报在发表斯蒂芬斯这篇文章之前，并未对其进行基本的事实核查，而将这篇基调与事实不符的，达不到发表标准的文章呈现给公众，这一次，时报的评论部门失职了，犯了一个难以原谅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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