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别乡愁，我放下了那个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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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要到了。这是我来美后第34个感恩节。而我在故国曾有过36次春节记忆，换言之，用不了多久，我居美时日将长于埋藏故土的光阴。
犹记历史一个急转身，巨大离心力把我抛离轨道，成了一粒陨石，命运坠落点与其说是陌生土壤，不如说是陌生星球。回想起来，恍如昨日之事。
那时尚不晓得一叶扁舟将漂向何方。或是偶然，或有命定的缘分。如非我有过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并将之付诸文字，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就不会遇到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人——余英时。
当年命运之舟桨声初歇，系缆于普林斯顿。余英时教授就进入了我的人生。
恩师的言传身教
余英时先生堪称我人生航道拐弯时的压舱物和引航员，他对我早期流亡生活和其后的蜕变转型，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到美之初，总以为是漂萍过客，历史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自己将回到故里，不曾想过会落地生根。
其后漫长的滞留，我还以为是客途蹉跎。故此整个90年代我的写作总沉浸在往事之中，几乎没有美国生活痕迹。
余英时先生读了我几篇文字，察出总有乡愁萦绕笔端，便告诉我，文化之根生长于每个人心中，所以“人之所至，根必随之”。他用当年从德国流亡到普林斯顿的作家托马斯·曼“我到哪里，哪里就是德国”这句话勉励我。
余英时。来源：THE TANG PRIZE FOUNDATION
余英时先生提点，终须要解开乡愁这根缆绳，又勉励我不要放下文学创作，“人只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就一定做的好。”余先生和我谈人生都云淡风轻，却句句金玉良言。
当我迁离普林斯顿，从大学访问学者转换角色成为朝九晚五上班族，异乡人的身份开始褪色。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如同一块块拼图，填补了我文化认知的空白。渐渐的，再用“异邦”“他乡”这种带着淡淡哀愁的词汇，自己都觉得太矫情。
回望走过的里程，原来留下了那么多碑界，都记录着思想蜕变。一个人原来可以从小到老都在学习成长，只要直面真实世界，就永远会有感悟和心得。
如果一个人止步于某个碑界，不断回望前尘，沉溺于昨天。他的生命就停滞了，只活在顾影自怜之中。
于是我的写作也开始转型，其间重要的推力也来自余英时先生。他问我何不写点身边的生活？乍听还真有点不解，我也有写到美国啊！其后才悟出，那些文字都是从旁观者视角去看取美国，就像火柴必须在红磷上擦燃，所有叙事脉络亦与故国有关联才得以展开。
此时我幡然顿悟龙应台曾经写的一篇文章，她写到一种现象，来自远方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故土等于世界、世界就是故土、除了故土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我就曾是这样的人，环顾周围，不少去国者还把那个瓶子揣在怀里。即使到了美国几十年，依然敝帚自珍。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围绕那个瓶子而打造政策。
殊不知，美国并非作为某种异形的镇邪法器而存在，她有自己的文明架构和价值取向。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悲剧，在于固执地死守故国的蚀骨记忆，对异邦无甚求知欲，甚至对美国抱着扭曲的想象。
我于是力图挣脱异乡人心态，挥去故土的记忆阴影。身为注定在美国过下半辈子的人，应该怎样去辨识这个国家？
我把阅读和日常经验当作一把尺子，去量度居美三十余年走过的路，就发现美国是一棵不断生长的常青树。这个国家走到今日，其间几许盘折坎坷，奴隶制、南北内战、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种族隔离、民权运动、反越战……直到今日有待弭平的社会撕裂。
我刚迁到大华府，在黄金地段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租公寓住过一年。阅读中才得知，原来阿灵顿六十年代还是美国纳粹党活跃的中心。我迁入时是九十年代末，哪还有半点纳粹党的影子？
美国砥砺前行的坚定步履显而易见。我初到贵境时身历种种故事，很多已被进步浪潮覆过。三十多年美国的蜕变，就像时代页面跳转和刷新。
美国历史年轮的纹路
诚然，国家前行的步履并非直线式，会有徘徊、跌宕、倒退，有时会逆流滔滔，怒浪与礁石对撞，湍流与漩涡共生，让河道弯曲。
我住在阿灵顿的时候，以为美国纳粹党的历史污痕已被抹去。殊想不到，2017年夏洛茨维尔市“团结右翼”集会如同招魂一般，把五花八门的三K党、新纳粹、反犹主义者、基督教国家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召唤出来，纷纷从蛰伏的黑暗墓穴现形，如同雨后拱出腐草的毒菌。
这是一群历史遗孑，执意向后看。他们如同时光穿越，挥舞的旗帜，举着的火把，都是往昔耻辱的象征。他们为“传统价值”而战的征袍下露出的是返祖尾巴。
我在阅读中学习，亦在生活中学习。不知不觉，故土记忆渐渐疏淡，脚下的土地已是我的精神家园。龙应台所说那个瓶子，其实盛满的都是从故土带出来的观念、逻辑、感情和一堆大词。舍弃了这些旧物，我如释重负，甚至是一种灵魂涅槃。
于是，我重建价值，有了另一种国家认同与社会责任。我是很有执念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朋友圈也少不了歧见和争执，近些年美国惊涛骇浪迭起，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光谱不同波段。但无论谁有何种倾向，都须严守宪政与法治，这才是民主国家公民的金科玉律。
面对政治乱象如何判断是非，我的度量标准也深受余英时先生影响。前辈极少和我谈美国现实政治，如他所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余先生论史论事，判别清浊的圭臬是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简单一句话就是——普世价值。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显示，余英时出版了102本中英文书籍，包括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版本。
不少向往自由的人士来到美国，他们也阔谈普世价值。但并不曾意识到，普世价值不是高大上的空谈，不是只针对异己者的照妖镜，而首先是来自生活中的自我修炼与提升。
我深知只要经历了太多劫厄，相比活在另一种形态下的人，对生命就会比较冷漠。只要遭受过太多的欺凌与挫折，对不公不义就会比较麻木。
比如，如何对待弱势的少数群体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懂。但在实践中，很多从特定地域移居美国的人很难做到，他们天然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主次之分，为大多数人着想，远比小猫三几只重要。
是余英时先生言传身教，使我辨识何为普世价值。人是没有主次之分的，人人生而平等，不只是白人之间的平等，也不只是基督徒之间的平等，更非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所写“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余英时先生不曾和我提过川普，并不代表他没有看法。这使我去认真思考，为何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川普，而他在另类国度却备受追捧？在华人当中为何大学者余英时、许倬云都不认同川普，而特定地域的知名知识人却大都粉川？
我得出的结论，那正是以普世价值为尺度所作出的判断。还要补充一句，余英时、许倬云是思想史及中国史学的学究天人，但他们在看待事物时，恰恰是放下了那个盛满某种情结的瓶子。而特定地域的知识人很难做到。
“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前设是美国失落了昔日的伟大，而我对美国的期许是使她更加伟大。
一辈又一辈美国人迈过了无数道历史门槛，文明标尺的刻度被持续推高。美国不会回到过去某个年代重温旧梦。
只不过，近年国脉的惊悚律动警醒人们，文明社会创造的价值其实很脆弱，如同华美的彗星尾巴刷屏太空，倏而被黑洞吞噬。世间多少丑恶事物，原以为被永久唾弃，却会在始料不及的缝隙复活，如同被剪除的毒藤再度疯长。
这更使我明白民主宪政并非天赐，更不是凭某个天选之子降世来“拯救”。它既要努力争取，更须悉心呵护和保卫。
回望三十多年亲历的社会变迁，我终于学会不以去国者的心态去观察和思考人生，我挥别了乡愁，挥别了屈原怀沙苏武牧羊的情结，我没有兴趣回到过去寻寻觅觅。
我相信，只要放下了那个瓶子，就必然产生脱胎换骨的蜕变。这就是我的感恩节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