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反贫困研究】温铁军||​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

探寻中国经验 讲好中国故事

——“人民立场”的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研究

编者按：联合国把贫困列为社会发展问题的三大主题之首。从全球来看，当今世界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贫困依然存在，贫困现象蔓延、贫困面扩大成为人类文明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在中国，反贫困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从中国视角、用中国话语总结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的反贫困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是践行“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作为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反贫困研究与中国减贫历程紧密交织在一起，书写下辉煌的篇章。本报今日推出专版，选登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反贫困研究的成果和故事，以飨读者。

温铁军||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性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减贫事业，在农村人口基数大、贫困面广的不利条件下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推动脱贫攻坚。从减贫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划分，大致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消除绝大多数“绝对贫困”

1952年土改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受益农民达到当时农村总人口的约70％。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

整个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带动了大量城市就业，吸纳了2000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到1952年，工农业产值达到81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8.4％，农民人均净货币收入达到127.9元，比1949年增长了80％。

第二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

1960年，苏联停止援助，中国不得不自主维持不能产生市场效益的军重工业。加之1959年-1961年大面积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逐年降低，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409斤减少到1960年的312斤。

1963年，国内经济逐步恢复，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三五”计划的重点内容。一方面，采取了“顺周期”紧缩和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另一方面，大规模投入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和农业建设。1949年-1982年期间，全国4.2万公里的江河堤防绝大部分获得了整修加固，各地计划受益万亩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达107项，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达208万处，共扩大灌溉面积3240余万亩，使得全国耕地面积从14.68亿亩增加到16.19亿亩。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再度大面积消除贫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1981年-1985年期间，全国实现了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超过4亿吨。

1982年起，连续5年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村重大改革，以农村百业兴旺推动国民经济在1982年复苏，随后在1983年实现高增长。1981年-1985年期间，全国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年均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年均增长1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实际增长率远远超过城镇居民家庭，特别是1981年、1982年和198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超过20％。

针对老少边穷地区，1982年中央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形成了中国扶贫区域开发和易地脱贫的减贫模式。随后，国务院于1986年成立扶贫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省、市、县建立扶贫领导机构，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中国扶贫进入组织化、计划化、规范化的大规模国家开发式扶贫时代，并且建立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变局中育新机

中央于1993年夏季再次决定实施宏观调控，1994年相继推出财政改革、分税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来应对一定程度上的通胀和赤字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乡村整体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收益外流，部分农民失去非农就业收入，分散小农户市场化竞争能力减弱。

对此，1994年，我国提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从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决。重点对分布在中西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区等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实施靶向扶贫。同时继续坚持20世纪80年代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赋予信贷、财税、经济开发方面的优惠政策。其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约531.81亿元，年均增长9.81％。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为实现城乡再平衡，2002年，中央将“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同年明确城乡统筹战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确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明确发展县域经济主要靠城镇化与中小企业；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确立为新的发展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突破二元结构作为城乡一体化主要内容；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战略都需要向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大规模投资，近年来“三农”投入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

为实现贫富差距再平衡，2001年国家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巩固扶贫成果、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重点扶持集中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贫困人口；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2014年，中央进行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2015年，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消除7000余万贫困人口的战略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

21世纪以来的20年，中央用“看得见的手”，对资金、技术等老少边穷地区稀缺要素重新配置，同时也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脱贫攻坚。2001年至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000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