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老街，穿越时光，可联通古今。一座古镇，斗转星移，传承的是祖辈对今人的历史馈赠。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对乡村物质文化遗迹的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的坚持。在山西平遥古城，他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河南省新县田铺大塆，他殷切叮嘱，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在洱海之畔的白族传统村落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他深情寄语，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时时放心不下，多番谆谆教导，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既饱含大国领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深厚情感，又是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战略考量。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古村古镇，以及与其共生共存的古建筑和农业遗迹，记录着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建筑艺术，凝结着千百年来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和农耕智慧，是乡土历史文化的信息库、中华传统文化的物化档案。保护传承好乡土上的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成为国人的文化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杜绝“大拆大建”“拆真古迹、建假古董”，更要让古村古镇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生命力，在“活态”发展中生生不息。“活”着的古村镇一定是既古老又年轻的。既要保留传统乡村的风貌，传承乡间特有的民间技艺、文化习俗，也要将这些“保留”融入当下农村的真实生活中，也许是村头的一面文化墙，也许是农房上的一副楹联，这些古老的建筑和习俗要与农民群众细水长流的生活结合起来，沉淀为“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就要像农村”的文化底气与自信。“活”着的古村镇也是既传统又现代的。曾经，不少地方轻“古”重“今”，拆掉青砖瓦，建起瓷砖房；又有一度，不少地方老物件“一动也不能动”，古村成了游子心中“不愿回去的故乡”。无论是古村古镇还是古梯田等农业遗迹，其存在的首要价值，是满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需求。在人居环境改造中合理地配上现代“装备”，在乡村景点之间设置免费摆渡车、为人们提供驻足休息的座椅茶几、为行动不便的游客准备共享轮椅……让农民住得方便、市民玩得舒心，充满烟火气的古村镇，才能将其间的优秀文化更好地赓续传承。“活”着的古村镇还可以既古意盎然又“科技范儿”十足。敦煌艺术和殷墟甲骨文都已经通过数字技术，和人们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相遇。如今的很多古村落，线下古木葱茏，百年建筑焕发生机；线上对内有数字管理，对外有数字地图，人们可以在“云”上穿越千里，感受农耕文明的历久弥新。古村镇古建筑等有形的乡土文化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史主体的传承发展。古老的农耕文明，泽被当下，启迪未来，我们要在保护中传承，在“活态”中发展。在古村镇的新“活”法中，让文化赓续生生不息、乡愁古韵延绵不断，共同守住和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中国人喜爱吃鱼、赏鱼、咏鱼，在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渔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什么是渔文化？为什么要加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如何加强渔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本期对话邀请陈洁、王颖、宁波、李琴四位专家进行探讨。总策划|何兰生

猪粮安天下，生猪产业牵动民心。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加之受非洲猪瘟、国际粮价上涨、全球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和稳产保供备受关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生猪产业如何在多重外部冲击交叠影响下抓牢稳产保供？目前生猪养殖经营模式有哪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何更好发挥带动农民致富作用？本期对话邀请石有龙、张利庠、王祖力三位业内专家，围绕中国生猪产业化发展相关话题展开分析与研讨。总策划|何兰生监制|江

今年的5月21日是第三届“国际茶日”。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茶文化是数千年中华农耕文明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茶产业已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加速融入双循环的重要风口。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致信祝贺首个“国际茶日”时指出，作为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当前我国茶产业发展情况如何？中国茶应怎样在世界舞台上进一步打响品牌？本期对话邀请鲁成银、魏有、王岳飞、李乐骏四位专家，在国际茶日到来之际共话中国茶。总策划|何兰生监制|江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俄乌局势对全球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继续发酵，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端牢“中国饭碗”，也要站在国际视角，及时了解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和重要农产品贸易态势。为此，本期对话邀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驻华代表屈四喜、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驻华代表马泰奥、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资深研究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陈志钢三位嘉宾，就世界粮食安全形势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展开交流分析。总策划|何兰生监制|江

主办：农民日报评论部nmrbpinglun@163.com(评论）nmrbsnlt@163.com（理论）nmrbweiping@163.com(微评）

主办：农民日报评论部nmrbpinglun@163.com(评论）nmrbsnlt@163.com（理论）nmrbweiping@163.com(微评）

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从现实看，乡村人才的短缺，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程。生产经营人才的缺乏，影响着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科技人才的短缺，影响着农业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乡村治理人才的短缺，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提出了乡村人才振兴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政策措施。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根据专章规定了乡村人才振兴的法律制度，将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对于稳定推进乡村的人才振兴提供了制度基础。综合法律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规定，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培育本土人才和吸引人才下乡相结合。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提供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创业指导等服务，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解决乡村人才短缺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人才，二是采取措施引导城市人才下乡。为了提升本土人才素质和能力，法律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从现实看，由于工作条件、待遇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制约，城市成为人才“抽水机”，乡土人才被源源不断地吸附到城市流动，乡村几乎成为人才的真空地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鼓励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的激励机制，搭建社会工作和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第三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为返乡入乡人员和各类人才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的福利待遇。”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建设人才公寓、发放住房补助等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精神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可以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等方式，统筹解决下乡人才的居住条件。其次，瞄准乡村人才结构短板，全面培育农村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教育关联到乡村后备劳动者的素质，乡村教育的相对落后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长远需求，而制约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提升乡村教师水平和吸引优秀教师到乡村从教。为此，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统筹，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支持开展网络远程教育，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采取公费师范教育等方式吸引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乡村任教，对长期在乡村任教的教师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优待，保障和改善乡村教师待遇，提高乡村教师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和乡村教育现代化水平。”乡村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是改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法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针对乡村医疗卫生人员的职业发展、待遇，以及建立医疗人才服务乡村的工作机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乡村的农业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法律服务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和文化人才的短缺，影响到乡村的产业发展、乡村纠纷解决机制、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和乡村文化繁荣。为此，法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针对性地做了原则性规定。再次，提升农业从业者素质。狭义的人才通常是指具有高学历、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广义的人才还应当包括乡村工匠、乡村能人、乡村经纪人、乡村土专家以及普通的农业从业者。农业从业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农业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型。《意见》要求，深入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重点面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加强训后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支持创办领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现有网络教育资源，加强农民在线教育培训。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培训基地建设，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法律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同时，法律第二十七条还提出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大农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鼓励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

探寻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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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文件，强调不得弃耕抛荒，并做出了各种惩罚性规定。这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各地积极加强粮食安全保障，所采取的对策之一。用意是好的，但是做法上，值得斟酌。这个问题，涉及到生态目标与生产目标的权衡问题，涉及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权衡问题，也涉及到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问题。我国的人地关系非常紧张，人均耕地面积仅约为1.4亩，而世界平均为2.7亩。我国现有耕地中，有一些并不适于做耕地，属于边缘性土地，在欧美国家，最多是作为放牧用地或者林草用地来使用的。这类边缘性土地，有些在近年中，退出了耕种。退出的方式有三种：退耕，休耕，弃耕。三种方式的共同之处，都是停止耕种土地，通常是停止种植粮食。其中，前两种，是政府主导的，有补贴；而后一种，是农民自发的，不仅没有补贴，还可能有惩罚。退耕，是指土地完全退出农业耕种，而改种林或者草。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2003年全面实行。到2008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4.03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39亿亩，其他为荒山荒地造林等，范围涉及25个省份的3200万农户。退耕还林的生态效果相当明显，尤其是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区。与此同时，并没有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耕地面积减少了，全国粮食生产数量不减反增，2002年为4.57亿吨，2008年为5.34亿吨。原因是：减少的耕地，都是质量很差的，单产很低；而同期其他地区粮食面积和单产水平都增加了，完全弥补了耕地减少的不利影响。休耕，是停止耕作一两年，恢复地力，再重新投入耕作。在欧美国家，很早就有这样的政策，在我国，是从2016年开始的。2016年到2019年的一号文件，都有安排，是与轮作制度同时推出的，合称为“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轮作与休耕，都有助于恢复地力。2016年到2019年，轮作休耕试点面积从616万亩扩大到3000万亩，其中休耕面积从116万亩扩大到500万亩，实施地区从9个省份扩大到了17个。休耕政策，同退耕政策类似，也没有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粮食生产2016年为6.12亿吨，2019年为6.64亿吨。弃耕，就是放弃耕作，与抛荒、撂荒的意思相同，也与退耕和休耕的本质意义相同，只不过是农民自发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主动弃耕，原因很简单，种地无利可图。农民不种地，那干什么？外出打工去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平原地区，因为，平原地区农业生产的效益无论如何变动，总还是有利可图的。平原地区机械化率提高很快，粮食生产基本上实现了耕种收机械化，克服了劳动力不足问题。尤其是明确了土地“三权分置”之后，承包户如果自己不想耕种，不会白白弃耕土地，而是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获得地租收益。经营方支付了租金，也没有让土地弃耕的道理。农民弃耕的土地，都是在自然条件很差、土地贫瘠、生产率很低的地方——通常是在地块细碎的山区。在地块细碎的山区坡地上，难以实行机械化，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种地即使不赔本，每亩也赚不了多少钱，还不如几天的外出打工收入。遇到灾年，还要赔本。对于弃耕，不应简单化处理，发一纸禁令了之。这样的禁令，既无必要，也难以执行。这是因为，农民可以用粗放耕作应对，例如随便播种一些玉米、蔬菜或者牧草等，就不能算是弃耕了，尽管没有后边的田间管理，与弃耕也没有多大区别。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禁令，并不科学。如前所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国家专门制定了退耕和休耕计划，拿出补贴，来鼓励农民停止耕种。但是，限于种种原因，这些退耕和休耕计划，无法覆盖到所有应该覆盖的地方。这时候，农民不要补贴，主动进行弃耕（休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国分忧，把国家无法计划到位的一些生态脆弱地点，自动休耕保护了。做出禁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粮食生产。不过，如前所述，国家在实行退耕和休耕的过程中，都没有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而所退耕休耕的耕地，都是在生态非常脆弱的地方，这些地方生态保护的价值，要远远大于粮食生产。实际上，这些生态脆弱地点的边缘性耕地，当初就不应该被开垦。因此，在这些地方进行退耕休耕弃耕的同时，加大其他地方的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也是一种粮食生产区域结构的合理调整。更进一步说，粮食安全，本质上是饭碗问题，饭碗里要装的，不仅仅是粮食，也包括其他食物，例如瓜果等。农民弃耕撂荒的地方，很多可以种植果树，包括水果和坚果。这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既满足人民对果类食物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利于保护生态，还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地方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引导帮助农民实现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禁止。附带说一句，有的地方，对于弃耕抛荒两年以上的，要收回农户的承包权，这是不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两处涉及到这个问题，但都是针对土地流转之后土地经营权人的（收回其经营权），而不是针对农户的承包权。至于有的地方文件说，要“依法向其追索因撂荒造成耕地永久性损害的赔偿”，也是不科学的表述，因为，无论如何，撂荒只会恢复地力，而不是损害耕地，更不会造成耕地永久性损害。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三农思语53】柯炳生：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三农思语54】柯炳生：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三农思语55】柯炳生：乡村振兴最缺什么人才？【三农思语56】柯炳生：农产品贸易数字变化说明了什么？【三农思语57】柯炳生：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路径有哪些？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近日，媒体报道，内蒙古一个乡的原党委书记和乡长，因在扶贫中引进项目亏损，犯滥用职权罪分别获刑。对此，多位专家认为，该案具有典型性，到底是犯错还是犯罪，该案把这个边界混淆了。网上跟帖很多，反响很强烈。法律专家争论的，是如何认定决策过程有问题，如何认定项目的经济损失，最终归结为应该如何定性（犯错还是犯罪）。而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无论是确定为犯错还是犯罪，都涉及到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他们为项目做的事，是否都属于政府应该做的事。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都要走产业发展之路径。而政府是不能缺位的。如果各级政府都无所作为，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无从体现。各级政府的作为，就是各级政府党政干部的作为和担当。而有责任感、有作为和有担当，就有犯错误的风险。内蒙古的案件，可能是个案。但是，地方基层干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应该做哪些事，工作边界在哪里，却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作为，又能避免风险呢？答案，就在于如何在实践中，分清边界，发挥好两个作用——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守住边界，不越界：要管并且只管政府该管的事，要管并且只管那些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而那些该由市场做的事，政府不要插手。否则，会做不好事，干部也会出事。这个边界，并不很复杂，就是政府要做好各种指导支持服务工作，但不能直接指挥农民，不能直接插手经营活动。第一，要科学决策，而不是拍脑袋决策。政府要做好规划，要按照自然条件最佳，来确定产业方向。如果延续传统产业，风险会小，但收益通常也小。而要开发新的产业，那些看起来收益高的产业，往往市场风险也很大。而只有选择了最对的产业，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政府延续老习惯，拍脑袋决策，让农民种这种那，结果出现了卖难问题，农民怨声载道。后来，地方政府科学决策的意识不断提高，开始重视专家咨询、市场调查、技术支撑等方面的工作，也大大增强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决策，把产业规划做对了，产业发展才有牢固的成功基础。很多年前，延安干部学院举办农业院士专家培训班期间，洛川县领导带领了一大批人来座谈，讨论该县苹果产业发展规划。县领导特别顾虑风险问题，反复就此向专家们提问咨询。记得，果树方面的专家说，洛川县的日照、温差、土壤等方面的自然条件，特别适合发展苹果，苹果品质非常好，是世界上最适合种植苹果的地方之一。县领导追问有关市场风险的问题。我回答，卖难的问题，应该不会有。因为，如果苹果市场出现过剩，洛川苹果凭借顶端质量，不会受影响，最多稍微降低点价格而已。而质量低的大路货，就不同了，降价也会没有人要。实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来没有听说过洛川苹果出现过卖难问题。第二，要当好红娘，而不是包办婚姻。很多农业产业项目，农民自己无法把产品变现，而需要通过一个加工企业，来收购和加工农民的产品。农民的收入，取决于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因此，引进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就很重要。这属于招商引资的事，需要政府出面。但是，政府，只能是个中介。企业和农民（农民组织，如合作社）之间如何进行利益分配，需要通过双方自愿协商，并通过经济合同约定。政府本身不能牵扯进去，不能强迫哪一方，更不能乱许诺。内蒙古两个乡干部所涉的案件，据报道说，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合作的企业不按照合同价格进行保底收购农民种植的食葵。这是收购加工企业违反经济合同，却成为两个乡干部的罪状，令人奇怪，很可能是他们介入太深，越界，管了不该管的。广州市从化区有一个村子，山清水秀，村里空房率很高，非常适合发展民宿。从化区领导的做法，就很高明。他们想，全国民宿做得最好的，是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于是，区领导带队到莫干山考察，动员了一个企业，到从化区来合作搞民宿。在设计、投资、经营等方面，都由这个企业与村里进行协商决定，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区政府不做任何干预。结果，非常成功。这个村子，叫米埗小镇。第三，要搭舞台，而不是自己唱戏。一些产业扶贫项目，基层政府干预比较多，可能是因为国家有专项经费支持。基层干部出于责任感，要管这笔钱，主观上是要把国家的钱花好，但客观上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结果反而因为这笔钱的原因，陷进了具体项目的经营管理中，招致了风险。只搭舞台，不唱戏，是指政府可以把这笔钱用于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生产项目的固定资本投入，通过收取租金或分成的办法，来获得收益，用于扶贫，而不是直接参与具体项目的管理经营。贵州省玉屏县引入广东温氏集团，采用“公司+养殖场”模式，整合扶贫资金，建立养猪场和养鸡场，公司提供生产全过程服务，回收产品，养殖场收入稳定可靠，产业扶贫资金回报率很高。贫困户通过在养殖场做工和养殖场收益两个方面，获得收入。做政府该做的事，做好，不越界，才能够既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也不会陷入犯错的泥淖。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三农思语53】柯炳生：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三农思语54】柯炳生：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三农思语55】柯炳生：乡村振兴最缺什么人才？【三农思语56】柯炳生：农产品贸易数字变化说明了什么？【三农思语57】柯炳生：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路径有哪些？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在乡村产业中，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旅游业。不过，乡村旅游业方兴未艾的基本大势，并未改变，疫情之后，将会加力接续下去。三十多年前，在德国读书时，第一次听说了乡村旅游度假。每到周末，城里人会带着孩子，去乡间农民的家里住上两天，假期时，住得时间更长。当时心想，这辈子，在中国，恐怕是看不到这种景象了。那时，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中国的巨变。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了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在过去的15年中，余村践行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整个安吉县，已经成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样板。我国的乡村旅游，源自早年的农家乐。农家乐，其实就是到农村去，找个整洁一点的地方，吃一顿农家饭菜。据说，开始时，是城里的人，到郊区县乡去办事，要品尝土味特产，当地接待方就安排买些原料，到村民家中去做了吃。由于花费不多，还能够让客人很满意，慢慢就形成了固定的地点。后来，农民看到了商机，就开始招徕各方面的客人，有的还与旅游公司合作，做成了旅游项目。这样的农家乐，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就遇到了瓶颈。主要是内容单一，并且同质化竞争激烈，发展受限。真正的乡村旅游业，兴起于近些年，发展很快，呈现出形式多样、特色各异、方兴未艾的态势。这种发展态势，是应运而生，是两大力量拉动和推动的结果。一个基本动力，是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城里人有了乡村旅游度假需求。在城市物质生活满足感大大提高之后，到郊区和农村去，接触大自然，特别是带着孩子，去体验乡间生活，已然成风。尤其是近十年间，私人小汽车拥有量增加了6倍多，原来城市家庭有车的是很少数，现在已经基本普及了。这使得城市家庭的出行出游，变得十分便利。另一个关键动力，是乡村本身全面改善，旅游价值大大提升。乡村更美丽、更宜居、更易达。景观条件（自然景观、农耕景观、建筑景观）的改善，让农村更美，更有观赏和休闲价值；生活条件（卫生、居住、饮食）的改善，让在农村的居住生活更舒适惬意；交通条件（城乡之间和乡村内部的道路）的改善，让城里人自驾出游更便捷容易。乡村旅游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生态宜居的质量升华体现，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社会认可标志。我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绿水青山，对于农民本身来说，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为农民提供怡人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生产环境，是金山银山。另一重含义，绿水青山，对农民来说，还有重要的市场价值，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是可以为农民带来真金白银收入的，所以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最早在浙江得到广泛实践，使得浙江省全域的美丽乡村建设，成全国样板，也使得浙江省全域的乡村旅游业发展，领全国之先。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地方，乡村旅游做得比较好，做得各有特色。那些做得成功的地方，他们自己和媒体，都做了不少总结和介绍；有的拍成了视频，有的出版了书籍。我考察过的乡村旅游地点中，有一些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起点高、有特色、前景好，例如浙江安吉县的鲁家村、四川广元市的月坝村、广州从化区的米埗小镇等。这些起点高、很有特色、发展前景很好的乡村旅游地点，都有一些共性。归纳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较好地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谁设计，谁投资，谁运营。谁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旅游区域的规划和区域内各种景观的设计问题。搞农家乐，农民可以单门独户干，而搞乡村旅游，则需要一个村庄的区域，至少是一个项目区域。区域内不同功能板块的规划，不同景观（自然、农耕、文化等）的设计，都非常重要。其中尤其是建筑景观的设计，起关键作用。目前绝大部分农村旅游项目的突出短板，就是建筑景观问题——建筑风格与自然景观的严重不协调，包括样式、颜色、高度、体量等。原因很简单，要做好规划和设计，需要有高水平的专业团队，农村内部无法自己解决，需要外聘。如果村庄负责人不重视，或者凭着个人的喜好，自行其是，则非常容易失误。而建筑景观问题，一旦形成，解决起来很麻烦。不协调的难看的建筑景观，使很多乡村旅游的价值大打折扣，并且短期内难以提升。谁投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分享机制问题。乡村旅游项目的投资，往往是多渠道的。通常是农民和村里出资源，而外部企业投入资金。根据具体情况，建立起合适的利益分享机制，才能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谁运营，实际上直接关系到经济效益。同样的旅游资源，不同的运营管理，经济效益会很不一样，可有成败之别。旅游业运营的专业要求也很高，但又涉及到当地农民的参与和管理问题，有一些特殊性。比较好的方式，是聘用专业团队牵头，当地农民代表参与。专业经营团队能够最大限度地开拓市场，而当地农民代表主要是协助做好内部的管理工作。最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主要是三件事：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引智引资，以及必要的建设用地指标支持。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三农思语53】柯炳生：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三农思语54】柯炳生：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三农思语55】柯炳生：乡村振兴最缺什么人才？【三农思语56】柯炳生：农产品贸易数字变化说明了什么？【三农思语57】柯炳生：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路径有哪些？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今年的一号文件，再次突出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指出“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性矛盾是：如何用不到世界10%（20.2亿亩）的耕地，解决好世界18%人口的吃饭问题。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个庞大人口对吃饭问题的要求，也在不断快速提高。即使我们把吃饭问题的标准，确定为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为了确保我国当前和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增产什么？增产途径何在？回答需要增产什么，要看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变化趋势。从国家统计部门的住户调查数据看，2013年-2018年间，我国居民人均粮食（原粮）消费数量，从149公斤，逐年减少到127公斤，减少了22公斤。其中，人均谷物消费数量，从139公斤，减少到116公斤，减少了23公斤。同期，肉蛋奶水产品人均消费数量逐年增加，从63公斤增加到72公斤。其中，人均肉类消费从33公斤增加到39公斤。与我国饮食习惯相近的日本，尽管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我国的4倍，但食物消费变化趋势，仍然与我国类似，只是变化速度更缓慢。2009年-2018年，日本人均谷物消费从92公斤下降到88公斤，其中大米消费从59公斤下降到54公斤；人均肉蛋奶水产品消费数量从160公斤上升到171公斤，其中，人均肉类消费从29公斤增加到34公斤。据此，可以做出判断，在现阶段，以及未来一个可预期的阶段中，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是：直接消费部分（谷物口粮），呈减少趋势，而间接消费部分（饲料粮），呈上升趋势。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稻谷和小麦的生产，只要保持稳定，就足以满足口粮消费的需要；而真正需要努力不断增加的，是饲料粮食的生产。事实上，从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发展数据中，也可清楚地看出同样的发展趋势。1978年-2018年期间，稻谷生产从13693万吨，增加到21213万吨，增幅为55%；小麦生产从5384万吨，增加到13144万吨，增幅为144%；玉米生产从5595万吨，增加到25717万吨，增幅为360%。而近十年的增长幅度，分别是：稻谷10%，小麦16%，玉米49%。也就是说，无论是四十年还是近十年，稻谷生产的增幅都是最小，小麦的增幅大于稻谷，而玉米的增幅最大，是小麦和稻谷的数倍。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近些年生产的发展，也不是完全与需求变化相一致的。根据国家有关粮食研究部门的信息，近两三年来，我国的玉米供求每年仍有上千万吨的缺口，而稻谷和小麦是有剩余的，并且稻谷和小麦的使用去向中，均有1500万吨以上用于饲料。在口粮消费中，今后可能更加多样化。不过，稻谷（大米）和小麦仍将是主体。人均稻谷消费，应该是下降态势，以前很少吃面的南方人，已经开始吃面食，尤其是商场中和小吃店中五花八门的面食产品，大大便利了面食消费。对于小麦需求的发展态势，各方面的判断不尽一致。我个人的判断，可能是稳中有增，尤其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原来吃自产稻米的农民进城之后，会开始吃面食。饮食国际化的发展，也会增加面食的消费。在大米消费中，对优质大米的需求日益提高，对普通杂交稻的需求会日益减少。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大米会吃的更少，但同时要求吃的更好，吃价格高些的好大米。稻谷生产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这种趋势。1978年-2008年间，早稻生产减少了约40%；2008年-2018年，又减少了8%。而近10年来稻谷生产的增加中，83%是由黑龙江、湖北和安徽贡献的，这三个省的稻谷基本上都是质量更好的单季稻。回答如何增产问题，只能从可利用的资源入手。资源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土地和科技。人才和投入等资源，是通过作用于土地和科技，来表现出其重大作用。在土地方面，首先是要保护好耕地。现在已经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关键要落实到位。在此基础上，就是切实提高现有土地的生产效率。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目的是方便使用大中型农机机械化作业，这是现代农业的必须；设施完善，主要是水电路等，这可以确保抗灾稳产。土壤肥力，可以通过长期的肥田耕作措施，不断改善提升。中央和地方支农资金，应重点投向这个方面。现在财政补贴支出的大头，是用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当年花的钱，只对当年有用。而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的投入，却是长效性质的，一次性投入，有长久的效果。在科技方面，无须多言。现在每个农民都知道科技的重要性。关键是加强科研，尤其是在种子技术和作业机械化技术方面。在大田作物方面，相对较好。现在的突出短板，是在小品种作物和园艺作物方面。国家需要在继续重视几种大田作物的同时，也加大在其他作物上的科研投入力度，此外，还有一点，也极端重要，这就是各个地区，都要根据本地自然条件特点，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作物生产的布局。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好我们极为稀缺宝贵的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只要切实落实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能够实现这一点。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三农思语53】柯炳生：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三农思语54】柯炳生：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三农思语55】柯炳生：乡村振兴最缺什么人才？【三农思语56】柯炳生：农产品贸易数字变化说明了什么？【三农思语57】柯炳生：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路径有哪些？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有媒体报道，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做企业要像农民耕地一样，不要追求强和大，而要追求活得好、活得久。如果媒体没有断章取义的话，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农民耕地，如果不做大做强，肯定是活不好的，即便活得久，也是活在温饱线以下。小，收入就低。以农业人口最多的河南省为例。全省1845万农业经营户，12167万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占有耕地6.6亩。对于大部分农户来说，通常每年种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每亩净收入在500-1000元之间。2019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3962元，也就是说，河南省一个普通农户全年种地的收入，仅相当于农民工一两个月的工资。如果农民就靠耕地过活，能活得好么？小，科技成果就不好用。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在河北省搞研究，发现深耕可以显著提高小麦亩产。但是，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地块，是无法采用大型拖拉机深耕作业的。后来，还是通过合作社等方式，把作业地块扩大了，才采用了新技术。小，就难以优质发展。市场需要优质专用小麦，但一家一户的农民，光自己种植优质专用小麦，并不能卖出高价。因为没有哪个企业，可以对单个农民微小数量的优质小麦，进行单收、单运、单储、单加工。小，就做不出品牌。种植大田作物的不用说了，即便是种植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水果、茶叶等，也没有哪个小农，能够做出品牌。搞农业，尽管做大不一定等于做强，但是，不做大，肯定做不强。有不少学者以及社会人士，对小农有着深厚的情怀，值得致以敬意。不过，在对待小农问题上，其实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层面，需要区分开了，分别对待：对于仍然深陷于小农状态的农民，我们应该寄予深切关爱，并施以帮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小农状态本身，或者小农的生产方式，也寄予厚爱，竭力维护。恰恰相反，如果是真正关爱小农状态下的农民，那就要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想出办法，让他们脱离小农状态。应该看到，广大小农现在的小，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各种因素制约下的迫不得已。最终的出路，只有两条：愿意进城的，让他们进城；不愿意进城而愿意继续务农的，让他们把规模做大，把产业做强。把农业做大，做出规模，也有两条路：从长远看，是不断扩大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向着家庭农场的方向发展。欧美国家的家庭农场，可以借鉴。我国东北等少数地区，已经初见端倪，有了一些规模达到几百亩乃至更大的农场。此外，还有少量合作社性质的农场，经营规模还要大一些。在短期内，大部分地方仍然无法达到那样的规模。这时，可以采取另外一种规模化路径，即区域的专业化。通过区域的专业化，来克服单一农户规模小的不足，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的难以机械化的园艺生产方面。近年来，在市场机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引导下，我国区域专业化的发展态势明显，已经出现了不少典型。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县一品。例如，陕西洛川县有50多万亩苹果，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0%；眉县猕猴桃栽种面积超过30万亩，超过全县耕地面积的80%。在这两个县，尽管每一个农户的果树面积也不算大，但由于实现了区域规模化，因此，单个的农民，就能够享受到很多规模效益。例如，在技术服务、市场服务、品牌效应等等方面。洛川苹果、眉县猕猴桃，不仅享誉全国，也开始走向境外了。当形成区域规模化之后，自然会把农业院校的研究人员吸引过去。在洛川县和眉县，都有农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的实验站，专门研究苹果和猕猴桃。农业科研人员不可能错过这样的集中产区，原因很简单，任何一项科技创新，在这里，都会得到高度重视，都会得到放大性的科技推广成效。还有一个案例，也能说明些问题。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县的农产品推介大会。该县领导苦恼地说，全县共有7个地理标志产品，都是水果类的，但却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我追问后获知，全县种植水果的园林总面积，还不到20万亩。在活动过程中，主办方让大家品尝了这些水果，然后，主持人对我进行了即席采访。我想了想，说：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觉得这些水果吃起来都不错；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学者，我想说，这些水果，可能有一两种，质量在全国属于上佳，甚至最佳之一，而其他的，质量在全国只能是普通的，中等的，有的可能还不到中等水平。只有质量最好的产品，才能在全国的市场上有影响；而你们质量最好的产品，规模又太小，就难以有全国的影响。对于一个县来说，决定产品质量的，最终是两个因素：一是自然条件，二是科技水平。这个县的自然条件，不可能对7种产品来说，都是全国最适宜区；而7种产品，要想都获得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也是不可能的——规模太小了，高端科研人员的兴趣不会大。我举了洛川苹果和眉县猕猴桃的正面案例。几个月后，我获悉，我的以上观点，引起了当地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该县主要领导也高度认可。他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判断出7个地标产品中的一个，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决定把那种产品作为重点，强化支持，做大做强。闻此，我很是高兴，也很敬佩当地领导的开放思维和决断能力。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三农思语53】柯炳生：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三农思语54】柯炳生：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三农思语55】柯炳生：乡村振兴最缺什么人才？【三农思语56】柯炳生：农产品贸易数字变化说明了什么？【三农思语57】柯炳生：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路径有哪些？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19年最重大的农业事件，可能是猪肉价格暴涨。猪肉价格暴涨，是因为生猪生产大减。生猪出栏减少了14943万头，下降21.6%（猪肉产量下降了21.3%）。不过，全国最大的五个上市公司养猪企业（温氏、牧原、正邦、新希望、正邦）的生猪出栏，却只是减少了6.9%。这五个企业生猪出栏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快速升高，2017年为4.7%，2018年为6.3%，2019年为7.4%。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生猪产业组织创新的积极效果。也就是说，这些大企业在抵御非洲猪瘟、环境整治和猪生产周期等不利影响方面，能力较强，显著超过小农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大企业通过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和生产效益。以全国最大的养猪企业广东温氏集团为例。其采取的是“公司+农户/养殖场”的模式，公司向农户/养殖场提供的指导服务，涵盖了整个生猪生产的全过程，包括猪场建设方案标准、粪污处理、仔猪提供、饲料提供、药物保健、饲养技术、肥猪回收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式委托养殖方式，公司根据合同向农户/养殖场支付养殖费用。农户/养殖场每养一头猪，通常可以获得稳定的养殖费用。公司在应用技术研发方面，实力很强，获得了几十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和上百项发明专利。据说，有个养殖场场主，大学学的是畜牧专业，自认为懂行，就不听从公司一线技术人员的指导，而按自己的方法养猪，结果效果并不好。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不是公司一线技术人员的水平更高，而是他们使用的技术方案，是由专门的科研团队，以公司的海量生产实践大数据为基础而研发出来的，更有科学性。2013-2018年期间，公司合作的养殖农户/养殖场数量，从1.74万个增加到2.07万个，而同期出栏生猪头数，由1013万头，增加到2230万头，平均每个养殖户/养殖场年出栏规模从583头，增加到1077头。温氏模式的特点，是提供了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农民/养殖场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消费者获得稳定优质安全的猪肉供给；更有利于粪污处理；对于公司来说，资金投入负担较小，养殖管理效率较高。这样一种“公司+农户/养殖场”的模式，是较为适合我国特点的，突出的优点有：第一，技术先进，可以实现生猪饲养过程的现代化；第二，有利环保，通常每个养殖场在1000头左右，便于生猪粪污的处理和肥料化利用；第三，便于管理，投资与管理风险低，可以快速扩张；第四，质量可靠，安全保障高，有利于加工流通环节创立出产品品牌。在种植业方面，由企业牵头的合作社，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创新模式。我在湖南考察过的两个稻谷生产合作社，就是很好的案例。这两个合作社，一个是由大米加工企业牵头的，另一个是由农资（化肥与农药）销售企业牵头的。而所组建成的两个合作社，却高度相似，都是为农民提供稻谷生产销售全过程的服务，包括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无人机植保、机械化收割、烘干、大米加工、品牌大米销售等。通过批量化采购农资、机械化作业等，可以显著减少生产成本，农民每亩可增收数百元。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社集中了土地，大大扩大了经营规模，从而可以统一种植优质稻谷品种，统一加工出优质大米，建立起合作社的优质大米品牌。稻谷单产减少了一些，但是大米销售价格却可以大大提高。普通的大米，每斤只能卖2元钱，而合作社生产出来的优质大米，却可以卖到每斤5元、10元乃至20元，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农民增收，合作社增收，消费者对优质大米的需要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大田种植合作社的运作，在市场机制之外，通常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一是国家的农机具购置补贴——成立合作社之后，一定要采用更多的作业机械，以代替人工；二是国家对土地整理（标准化农田建设）的补贴。这是机械化作业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还需要村组织的有力支持。要把村里的土地连片集中起来，也并不容易。村民们总会有些不同的想法，有的愿意加入合作社，有的不愿意，尤其是在开始阶段。村组织出面做协商协调工作，很有必要，也很有效。这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把那些暂时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的地块，置换调整出来，让合作社的地块能够连片成规模，以及统一协调利用好土地整理等。未来，村组织在这个方面的职能，会日益重要和突出。合作社的牵头企业，通常不太适应与很多的单一农户打交道。近年来，还有一种农业组织创新模式，尽管还不普遍，但也很有意义。这就是CSA（Community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一位外国教授说，在经济学家眼中，一部统计年鉴，就像一本小说——侦探小说。我看着一堆统计年报，也有这种感觉。这是2019年我国农产品贸易统计资料。那一排排一列列数据，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农产品贸易的总体数据。2019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又有较大增长，增幅为6.1%，高于我国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3.4%）。其中，进口增加了10.1%，达到了1510亿美元，又创历史新高；出口减少了0.8%，为791亿美元；逆差增加了25%，为719亿美元，也是历史新高。2004年前，我国农产品贸易一直是顺差；2004年首次出现逆差，此后，逆差额不断扩大。目前，按照逆差的数额，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不过，农产品逆差额占我国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左右，似乎也不算怎么高。我国农产品贸易在全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出口为3%，进口为7%。农产品逆差额相当于全国贸易顺差额的17%左右。这意味着，农产品进口逆差，并不造成外汇压力和贸易平衡压力。我国出口额最大的两种农产品是：水产品207亿美元（占26%）；蔬菜155亿美元（占20%）。事实上，这两种产品，也是我国大宗农产品中仅有的贸易顺差产品。水产品的特点是大进大出：进口原料，出口加工品，顺差额只有20亿美元。蔬菜的进口很少，只有10亿美元，因此，顺差额最大，为145亿美元。出口额占第三位的是水果，为75亿美元（占9%）。但是，由于水果的进口额更大，为104亿美元，因此，水果实际上是贸易逆差项。我国的水果贸易，很值得思考。近十年来，出口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下降，2019年为492万吨，而十年前为525万吨；同期，进口一直大幅度增加，从2009年的231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729万吨。其中，2018年是转折点：我国从传统的水果净出口国，变成了水果净进口国。联想到国内的水果生产，一直在大幅度增加，近十年中增加了75%。国内生产大幅度增加，进口也大幅度增加，这说明了，国内对水果需求的增加幅度很大，超过了国内生产的增加。进口的水果，或者是填补国内生产空白，或者是比国产水果质量更高，或者是价格更低。给国内水果生产者的信息是：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但是，要求质量更好。我国进口额最大的两种产品是：畜产品362亿美元（占24%）；大豆353亿美元（占23%）。畜产品进口占据首位，是2019年农产品贸易的又一个重要变化。因为，自2003年以来，大豆在我国农产品进口中，一直遥遥领先。有十年的时间，大豆进口在农产品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一直超过30%，最高时达到37%以上。1996年以前，我国一直是大豆的净出口国，每年出口几十万吨。1996年，进口大幅度增加，超过了100万吨，成为净进口国。此后进口急剧增长，2000年超过了1000万吨，2010年超过5000万吨，2017年达到9553万吨，近两年均在8800万吨以上。大豆出口微不足道，现在只有10多万吨。畜产品进口方面，2000年，我国畜产品进口额首次超过出口额，此后，一直快速增长。2019年，畜产品进口超过了大豆，占据了进口农产品的首位。2019年畜产品进口总值的增长幅度为27%。其中，猪肉进口数量增加了67%，达到了199万吨；牛肉、禽肉和羊肉的进口数量，分别增加了60%，58%和23%。主要背景众所周知：国内猪肉生产大跌，减少了1149万吨。其实，如果再多回溯一下，可以发现，肉类进口大幅度增加，不仅仅是2019年的事，而是近年来的发展大趋势。近10年来，猪肉进口一直在快速增长，从14万吨，增加到199万吨；牛肉进口也从1万吨多点，增加到166万吨。其中，有质量或者消费者偏好进口产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进口产品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2019年我国白条猪进口的平均到岸价格为每吨2261美元，即每斤不到8元人民币。进口猪肉价格低，是因为生产成本低，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养殖业本身的生产效率高，主要是现代化的设施等，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同时饲料的转化率也高；二是饲料的成本低。饲料的主体是玉米和大豆，美国现在的价格大致分别为每吨150美元和320美元，远远低于我国的玉米和大豆价格。从另一个角度看，近10年来，我国畜产品进口持续大幅度增长，从66亿美元增加到362亿美元，同期，大豆进口也大幅度增加，从4255万吨，增加到8851万吨，说明的是同一件事：我国对畜产品的需求持续较大幅度增加。因为，进口大豆的主要用途，是把榨油之后的豆粕，用作蛋白饲料。玉米进口增加的不多，主要是因为关税配额的限制，配额外的关税为65%，遏制了进口。未来，是进口更多畜产品，还是进口更多饲料原料，取决于诸多政策因素。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去向地，主要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其中，日韩、港澳台、东南亚合计占60%左右。往年，美国通常在10%以上，2019年降低为8%。未来，我国农产品出口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的格局和态势，会继续保持下去，并且随着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会更加凸显。在进口来源地方面，2016年之前，美国长期占据首位，占比超过20%。2017年，巴西基本追平了美国，占比均为19%。此后两年，巴西大幅度超过美国，2019年占比为20%，而美国则降低到了9%。巴西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最主要的，当然是大豆，2019年占比高达65%。实际上，自2013年开始，巴西就超过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大豆进口来源地。我国其他多项大宗农产品的进口中，巴西也遥居首位，占比很高，包括：禽肉83%，牛肉26%，食糖41%，棉花26%等。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国家，未来在我国农产品进口中，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总体看，我国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既符合国际比较优势的原则，又较好地满足了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满足了广大人民的消费需要。出口方面，以水产、蔬菜和水果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方面，则以大豆和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为主。大豆的自给率最低，只有17%；其次是棉花，自给率为76%。大豆和棉花，单产水平很低，均在每亩120公斤左右，需要耗费大量的耕地。进口大豆和棉花，就相当于进口耕地，如果用国内土地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进口数量，把整个东北和华北的耕地都用上，还不够。禽肉和猪肉自给率分别为99%和96%，属于基本自给水平；牛肉自给率较低，只有80%。这也符合我国资源短缺特点，因为肉牛的料肉比最低，生产牛肉，比生产猪肉和禽肉，需要投入更多的饲料和土地。在人们最关注的谷物方面，尽管进口了1792万吨，包括大麦593万吨、玉米479万吨、小麦349万吨、大米255万吨等，但自给率仍然高达98%，符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三农思语53】柯炳生：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三农思语54】柯炳生：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三农思语55】柯炳生：乡村振兴最缺什么人才？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在乡村振兴问题的讨论中，人才，是热点之一。我经常在不同场合，被邀请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极端重要，也比较复杂。其复杂性在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涉及到经济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所有方面，因而，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种类，是极为广泛的。在以前的“三农思语”文章中，我曾经提出，有十类人才，是最重要的。在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重点，是最重要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因此，当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栏目邀请我，讲乡村振兴中的人才问题，我便围绕产业兴旺，把人才分为三类：带领农民干，帮助农民干，自己独立干。自己独立干，是指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是规模化的家庭农场主。他们具备“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特征。在界定上，不很严格，根据农业部门统计，全国现在约有1500万人。在欧美国家，家庭农场主是农业生产经营的绝对主体。在我国，也会逐步向这个方向发展。主要不利因素中，一是农民受教育水平低，我国有2

高度重视新冠疫情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这一次源自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因为，其源头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尽管到底是哪一种动物，还有待最终的科学鉴定，但确定无疑是食源性动物。所以，新冠肺炎，属于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所说的“食源性疾病”。十七年前的“非典”，那以后的若干次禽流感，也都是来自食源性动物，来自活体野生动物和活体家禽市场。俗话说，痛定思痛。“非典”的痛，已经过去了，在公共卫生方面，有所思痛，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好像还没有。否则，这次的新冠肺炎，应该就不会发生。因为，病毒，来自同样的渠道——活体野生动物市场。因此，现在，当我们还处于新冠肺炎的深痛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从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度出现？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答案。但是，我认为，最关键的，最根本的，是堵住源头。堵住源头，就是防患于未然，是治本之策。如果不堵住源头，那么，如何快速诊断，加强隔离，防止感染，有效治疗，都属于治标之策。堵住源头，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是如何健全食品安全的法规和管理制度。由于导致“非典”和新冠肺炎的动物，都是来自活体动物市场，因此，首先，就要看看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最重要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中，涉及动物的规定只有一条，即禁止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而没有涉及到活体动物。活体动物如果带毒，怎么办？食品安全法中没有涉及。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人工捕获的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野生动物，须经捕获地或者接收地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方可出售和运输。”法律规定非常明确。只是，在现实中，难以执行。即便所有的野生动物捕猎和出售者，都老老实实地遵守法规，主动找当地的检疫部门，也没有用。因为，当地检疫部门通常检疫的，是猪鸡牛羊这类饲养的动物，并且是成批量的，凭借丰富的经验，肉眼就可以看出。而这些畜禽群体屠宰的过程中，还有检验检疫环节。但是，野生动物就完全不同了，其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再有经验的检疫人员，也无法凭借经验就看出问题。况且，哪怕有仪器设备可用，也不知道哪种动物该检验哪些病。更重要的是，“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根本就是未知病毒，专门的科研机构都是在出现了问题之后，费了很多力气，才弄清楚是什么病毒，然后，才研发出检测产品。也就是说，对于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的未知危险病毒，当地检疫机构根本不可能检测出来。更为复杂的是，个体野生动物的销售渠道，不同于规模饲养的畜禽，基本上是直接进入餐馆或者通过活体市场销售出去的，经常是绕过了检疫机构。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消除野生动物传播病毒的危险呢？最简单而彻底的办法，就是全面禁止捕捉、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从国民营养的角度看，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野生动物在我国肉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只是，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传统习惯，尤其是在一些地区，吃一些地方特色的野味，有着很深厚的文化根基，如果要彻底取缔所有的野生动物食用，可能比较困难，不容易做到。尤其是有的野生动物，已经开始有人工养殖了。因此，在思考如何完善野生动物管理制度时，要同时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要更有约束力，能够大大提升风险防控水平；第二，要更容易操作，使得法规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只有找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措施，才能够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事实上的放任自流现象。为此，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探索构建起一个有效的野生动物消费风险防控体系。第一，实行可食用野生动物的正面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了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有两大类：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现行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包括了97种一级保护动物和160种二级保护动物。这份名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是正面清单，而对于可食用野生动物来说，则是一份负面清单。即，只要不在这份名录上的野生动物，都可以捕捉食用，其种类数量，非常庞大。实行可食用野生动物的正面清单，是把可以食用的野生动物，人感染疫病风险很小的动物，列入可食用名录。没有列入名录的动物，一律不得捕捉、出售和食用。列入名录的动物，要严格进行科学审定，一般是较为常见的，尤其是已经有部分人工饲养的动物。这样，可以只纳入很少量的野生动物，而把绝大部分野生动物，排除在外。第二，严格限制和监管野生动物的销售与消费渠道。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取缔所有的活体动物销售市场。这也包括活禽市场在内，以防控禽流感的风险。对于列入正面清单的野生动物，要实行定点屠宰（可结合家禽屠宰点）制度、销售许可证制度和餐饮加工许可证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建立起野生动物消费的可追溯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消费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也要反思一下，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有哪些陋习，需要摒弃。其中，有的很明显违背现代文明，如吃鱼翅；对于数千万养宠物狗的人来说，吃狗肉，也是无法接受的，更不要说参加什么狗肉节。在全面小康的现代社会，吃野生动物，不是正常的饮食需要。那些喜欢吃野味的人，也许是出于口味原因，但更多的，可能是出于猎奇，出于虚荣，出于虚妄愚昧的养生保健说法，等等。因此，即便不考虑疫病的危害，仅仅从保护生态的多样性，提升社会的饮食文明出发，也应该加强对大众的宣传和引导，摒弃那些有违现代文明的饮食陋习，严格控制食用野生动物。由于有人贪吃野生动物，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包括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代价、健康代价，以及巨大的社会经济代价。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无动于衷，而必须采取果断而有力的措施。对野生动物的远离，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三农思语53】柯炳生：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人均月收入3721元。这个数据，看起来可信。我在一些中西部县城，看餐馆洗碗工的招聘广告，月工资通常都在3000元左右。而在2008年，农民工月工资才1205元。十年，提高了两倍多。从绝对值看，平均每年月工资提高200元以上，年收入增加2000多元。农民工工资大涨，对于农民家庭收入增长，是大好事，至关重要。根据统计数据，我国农民净收入中，来自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不断提高：2006年为38%，2018年为41%。而来自种养业的净收入比例大幅度下降，从43%，降低到24%！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包括两个因素：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和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其中，外出打工人数近十年来的增加不到30%，而人均工资水平的增加超过两倍。工资水平的增加，是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值，从最高时2007年的3.33，缩小到2018年的2.69。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功不可没。不过，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上涨，也直接拉高农村劳动力价格；农业用工的成本，不断上涨。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新疆的人工摘棉花成本。早些年，摘一公斤棉花，人工费是五角钱。后来，逐渐上升到1元，1.5元，2元，乃至2.5元。粗略估算，棉花采摘环节的人工成本，最高时占到棉花销售价格的40%。人工采摘棉花成本剧增，一方面，导致了新疆棉花采摘的快速机械化，另一方面，也大大改变了我国棉花种植的区域结构。2019年，新疆棉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85%。而东部地区棉花生产急剧萎缩。曾经的种棉大省河南省，棉花种植面积从90年代初期的1800万亩，减少到现在的50万亩。东部地区棉花生产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是规模太小，难以机械化，劳动成本太高。原来种棉花的地，现在大都种了小麦和玉米，普遍机械化作业。劳动力价格上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挑战，也是机遇——其加快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2008-2018年期间，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46%，提升到67%以上。畜禽养殖方面，也同样如此。养殖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不断改进设施技术，提升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养殖模式，即家家户户院落里养猪养鸡自给自食的方式，除了在西部偏远山区还零星存在之外，已经普遍消失了。对于山区和丘陵地区来说，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日益突出。在劳动力成本高企，难以机械化的情况下，农民种植粮食等大田作物的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三种情况：撂荒；极端粗放管理；改种高增加值作物（如林果茶菜等）。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山地和丘陵地区，粮食面积减少，改种其他作物，势不可免。对此要有思想准备和正确认识，不必大惊小怪。改种果茶药菜等，也很必要，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食物的需要。另外，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可能更为有利。有些地方，还可以促进乡村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也对农村的土地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时间越久，影响越大，是大利。先说土地承包制度。早些年，围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争论不休。但是，近年来，已经很少听到争论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工工资大涨。以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种地。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没有涵盖到农民。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托底性的社会保障。现在，如前所述，农民收入中，务工收入比例已经远远大于种养业收入；同时，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并且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结果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日益弱化。农业机械化后，就更是如此。以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如果失业了，可以回到土地上，自己耕种，满足基本的温饱。而现在，机械化之后，小规模农户已经不可能自己耕种。并且每亩土地的所得，如果种植大田作物的话，不过几百元。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承包土地不到10亩，种植粮食的收入不过几千元，仅仅相当于一个农民工两三个月的工资。在市场化条件下，温饱问题，就是收入问题。尤其是对于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让他们再回农村，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他们已经不想种地，不会种地，也不能种地。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之后，土地的价值，也就仅仅是地租了，并且地租与工资比较，日益无关宏旨。土地的流转，会越来越容易；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也就不再有争议。对农村的另一种土地——宅基地，农民工工资上涨后，也会很好地缓解其矛盾。时间越久，效果会越显。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越高，就越不愿意返回农村。2005-2016年间，我国农村的常住人口，从7.45亿减少到5.90亿，减少了20%多。而根据城乡建设统计公报，同期，农民住宅面积增加了近50%。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对于农民来说，是建房资金的浪费；而对于国家来说，是建房土地的浪费。随着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城市化的意愿日益强化。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开始在老家所在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和中心镇，购买商品房。他们在农村的老房子，日益成为鸡肋。未来，农民工工资会继续增加，到城镇特别是县城购买房屋的农民工，也会更多，日益普遍。当大部分外出农民工都愿意并且有能力到城镇里买房，而不是回老家盖房子的时候，农村宅基地的困境，就会获得较好解决。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三农思语52】柯炳生：这一轮猪肉涨价怎么看？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在业内人士眼中，这一轮猪肉涨价，并不意外。但是幅度如此之大，却可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根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记录，2019年1月份的白条猪批发价格还在低谷，为13.77/公斤，而到了10月底，居然飙升到50.25元/公斤，增加了2.6倍！尽管随后又回降到了40元/公斤左右，也还是增加了近2倍。猪肉涨价的原因很简单：猪肉少了。猪肉为什么减少？综合各方面的分析，是三大因素叠加：一是生猪生产自身的周期性波动--2018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太低，让一些农民不愿养猪；二是2018年8月以来，非洲猪瘟出现并快速蔓延，让一些农民不敢养猪；三是一些地方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拆除了一些猪场，让一些农民不能养猪。三重因素叠加，所造成的猪肉减产幅度，前所未有。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7月，我国生猪存栏和母猪存栏数量，同比均下降了32%。这意味着，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期间的生猪出栏数量，同比将下降32%左右，折算成猪肉生产的减少量，为1700多万吨。这个减少幅度，是以2018年为基期计算的。如果我们再多回看几年数据，就会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的生猪生产一直呈下降趋势。2018年末同2012年末相比，我国的生猪存栏数量减少了5200多万头，减少幅度为11.1%。因此，2019年的减产，是雪上加霜，或者说是雪上加冰。我在农村调研时，听到不少地方干部把猪肉价格上涨与中美贸易战关联起来。这是误解。2012年以来，我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猪肉数量，大体上在10-20万吨之间。这个数量级，同我国国内猪肉减产的数量相比，微不足道。即便考虑全部的猪肉进口，影响也很有限。我国的猪肉进口，2016年数量最大，为162万吨。2017年、2018年分别为122万吨和119万吨。2019年我国猪肉进口数量大幅度增长，前10个月合计，也不过为150万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近年来，世界每年猪肉的出口总量为500多万吨。显然，靠进口，远远无法弥补国内猪肉减产缺口。把进口数量考虑在内，猪肉供给量仍然减少1500万吨左右。这意味着，有人要少吃猪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水平决定了购买水平。因此，猪肉减产的绝大部分压力，最后的承受者，只能是低收入阶层。靠政府给低收入者发补贴，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再怎么补贴，也无法弥补收入差异。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能是加快恢复国内生猪生产。生产数量上来了，猪肉价格自然会降下去，低收入阶层才能买得起更多的猪肉。受猪肉价格上涨影响，牛羊肉和鸡肉的价格也上涨了，但幅度要小得多。根据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记录，牛羊鸡肉的价格，同比上涨幅度最大时，均为20%上下。牛羊肉与猪肉相比，属于高价产品，价格通常比猪肉高一两倍以上。即便在猪肉涨价后，牛羊肉的价格也仍然高于猪肉，因此，对猪肉的替代性很小。绝大部分人口不会因为猪肉涨价了，就转而去买价格更高的牛羊肉。鸡肉的替代性要大得多，主要是因为饲料报酬率高，价格比猪肉低，并且生产周期很短，从孵化小鸡到肉鸡饲养，只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此，猪肉价格大涨以来，鸡肉的消费数量明显增加。鸡肉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是很高，是因为肉鸡企业的竞争比较激烈。价格上涨的部分，基本上全是利润；20%的价格上涨，可能意味着利润翻倍还多。这极大地刺激了肉鸡生产的增长，从而抑制了价格的进一步升高。这一轮的猪肉价格暴涨，史无前例。今后一段时间，只要把非洲猪瘟控制好了，暴涨上去的价格，终究还是要回落下来。只是，此后的养猪业，将不再是原来的模样。鸡肉对猪肉的替代，将会持续下去。这是件好事。同猪肉比起来，鸡肉的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少，质量更好（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并且饲料效率高，生产成本更低，消费价格更低。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在肉类消费中，猪肉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高于90%，下降到这次涨价前的62%。这次涨价之后，有可能降低到60%以下，并且还会继续降低。我国禽肉消费占肉类生产的比重，从80年代初的不到10%，上升到现在的22%，将来还会持续上升。美国的肉类消费中，比重最高的是禽肉，包括鸡肉和火鸡肉，占45%，而猪肉仅占25%。日本的肉类消费中，禽肉所占比例更高，达50%左右，而猪肉只占35%左右。由于环保要求而关停的养猪场，不会再度开放。新建的养猪场，环保要求一定会很严格。因此，我国养猪业的结构，必将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规模结构变化。太大或太小，都不成。小规模农户难以环保达标，就不用说了；而万头猪场或更大的猪场，猪粪的处理会日益困难。无论用什么样的粪污处理技术，猪粪的最终出路，也只能是回到田里去。从技术、环保和疫病控制的角度看，大企业的养猪总量会更多；但是，这些企业中，每个养殖场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500-2000头的存栏数量，可能是比较适宜的养殖规模。二是区域结构变化。会有更多的猪场，建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因为，要把猪粪处理成有机肥，成本比较高，普通的大田是使用不起的。而丘陵山区的各种特殊种植业，包括茶园果园等，是高增值的产业，每亩的产值通常在万元以上；这些特殊种植业需要有机肥，愿意用有机肥，也用得起，是有机肥的最好去处。文字//柯炳生编辑//十八刀来源//农民日报往期回顾：【三农思语51】柯炳生：三农问题如何事关你我？

编者的话：蓦然回首，暌别如此之久。从2017年8月到2018年9月，《农民日报》观点版开设的《三农思语》栏目，特邀三农专家、

据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现场会透露，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3.8万家，是2007年2.64万家的81倍。实有入社成员数11861万户，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8.5%，比2012年底增加了20个百分点。2017年底，依法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的合作社数量是2012年的2.5倍。2017年，全国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5890亿元，可分配盈余1100亿元，为每个成员平均分配1644元。合作社为成员提供统供统销、统防统治、统耕统种统收等经营服务总值达到1.17万亿元，53%的合作社实现产加销一体化。上述数据表明，农民合作社正在农民增收、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各地的典型调查结果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社会上对于农民合作社的各种非议一直不绝于耳，尤其在理论界，“假合作社”“空壳社”“套取补贴”等判断一直存在。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种现象，人们的认识居然截然相反。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当前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呢？其实，当人们评价合作社的时候，头脑里面必然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罗虚代尔先锋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的合作社，由28位成员组成，起初每人入股一英镑购买面包、黄油等消费品建立合作社商店，每个成员按照市场价格到合作社商店购买消费品。由于投资额和劳动量是相同的，就产生了按照交易量（额）返还盈余的分配方式，这是罗虚代尔先锋社的创造。罗虚代尔先锋社还制定了八项原则，如入社自愿、一人一票、按业务交易量分配盈余等，被1895年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为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原则从而推广到全世界。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采纳了罗虚代尔原则。换句话说，当人们评价一个具体的合作社的时候，总是拿它和“模板”——罗虚代尔先锋社进行比较。这种分析事物的方法是正确的吗？我们已经知道，罗虚代尔先锋社是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同质性，即每个人的投资额是相同的，投入的劳动量也是相同的。而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都是异质的，一般为专业大户带动，所需资金也大多为少数人投资。这样的合作社如果严格按照交易量（额）进行分配盈余，显然是不公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盈余返还方式：“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的权益。其实，无论按照交易量（额）返还还是按照投资额返还，都是按贡献分配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判断哪个要素对合作社盈余的具体贡献。理论上讲，或者从罗虚代尔实践看，合作社盈余是成员的交易量（额）带来的，但那是投资额相同前提下得出的结论，而现实中合作社的投资额差距很大，有可能一个合作社的投资主要来源于少数几个成员。那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大框架下，按交易量（额）和投资额返还盈余比例的确定就要看二者（当然是背后人的因素）之间的博弈了。如果投资者的投资变成了特定的固定资产，需要更多成员的资源与之匹配，投资者就会选择让利给成员，按交易量（额）返还比例就会提高。比如投资变成了拖拉机等农业机械，需要成员入股的土地与之匹配，投资者就会通过提高对土地入股成员盈余返还比例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合作社。反之，如果是普通成员更需要合作社的固定资产，则按交易量（额）返还盈余的比例就会相应降低，而按投资额返还的比例就会增加。如水果、蔬菜产区合作社成员更需要销售产品，甚至只要能够把产品销售出去并且价格合理就可以了，而合作社中少数核心成员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般成员并不要求按照交易量（额）返还盈余。可见，现实中出现的合作社类型很复杂，盈余返还类型也很多，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可以把现有法律的规定硬套在所有合作社上。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都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分配盈余，那么，这些合作社还是真正的合作社吗？或者说，它们还是合作社吗？我的看法是，它们当然是合作社，只是没有那么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模板，没有那么符合法律条文。但它们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分配方式，从而调动了投资成员和非投资成员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合作社的发展更顺畅，速度更快，质量更高，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何乐不为呢？为什么一定要用某一个框架去硬套它们呢？这难道不是本本主义吗？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方向一定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作社的，尤其是国家级和省级示范社，对盈余返还方式的要求极为严格。现实中，的确有一些“能人”领办合作社是为了套取政府的财政补贴，而且部分合作社还真的“套取”到了；也的确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扩大合作社注册的数量。对于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大规范的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以确保政策补贴能够真正补到该补的对象身上。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一些“模板”外合作社的存在，以及他们在带动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上的作用，这一点需要分清。（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内容来源：农民日报本期编辑：木刀特别声明：欢迎个人转载，其他公众号转载请注明来自“重农评”微信公众号，谢谢合作！

让美好富裕的乡村成为优秀年轻人展示自我、提升能力、实现理想的大舞台，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与工人、教师没有差别的职业，提升年轻人投身农村事业的自豪感与使命感。这样的农村才能留得住人！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下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近日，本报记者就一号文件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韩俊。

“村霸”问题与农村的基层治理、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等问题多有关联，一霸不除，众人遭殃、诸事不畅、乡村难兴。要充分认识“村霸”的危害性，多措并举有效解决，做到既铲除“村霸”于当下，又防范“村霸”于未来。

第二，要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在考核方法上，注重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不能陷入量化指标的迷信，也不能仅凭被考核对象的一面之词。

奋斗，是数千年农耕文明滋养的血脉基因，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的生活的本能；奋斗，更是这个时代最动听的旋律，是改革发展最基础的底色，是振兴乡村最重要的法宝。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过于频繁的扶贫检查调研，并不是内蒙古自治区独有，其他地方也有类似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中部某县一个乡镇一年就有500多批次领导干部前去调研。这意味着乡里一年365天，平均每天至少都有一拨领导前去调研。

第二是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设立在于防止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并弥补对方的经济损失。然而据报道，力村是全国首例不收土地出让金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项目，一旦出现违约，无法保证村民权益。

建设美丽乡村，需要多种力量的结合，包括各级政府、企业、农民组织等。其中，政府的力量，是关键的，是引领性的。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的责任重大。

根据植物营养学家的研究，这个化肥投入强度，远超过作物需求，是过度投入的。同期，全国农药的施用量从109万吨，增加到178万吨，增加了63%。化肥农药的过度投入，会污染土壤和水资源，也会污染农产品。

生物技术方面，焦点是转基因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他突出强调，“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

新时代的到来，是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独立地看某一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回顾的目光放远一点，例如10年，做一番前后比较，我们就会蓦然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了那么多那么大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生产托管，是社会化服务直接服务农业和农户最具有时代意义的方式，是实现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经营模式。

小农户是指因人多地少等禀赋而产生的以家庭为单位、集生产与消费一体的农业微观主体，今天我们讨论的小农户，即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产生的2亿多承包农户，其主体既有自给型小农户，也包括商品型小农户。

补贴强度不同，是因为各个成员国的补贴总量，是根据改革前的基期补贴数额确定的。2013年制定的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时，把目前的差距程度减少三分之一，把补贴额度最低国家的水平提高到每公顷200欧元。

把目光转回到五年前，面对历史的接力棒，中国三农既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高起点上实现新辉煌的机遇；也面临着能否化解成长中的烦恼、转型期阵痛的忧虑；更萌动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亟须发展新动能的焦灼。

其他名目繁多的各类补贴，通常是由各个不同部门设立，针对的是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问题。项目多，交叉多，管理分散，不成合力。需要进行系统地梳理，归并整合，突出重点，保留和加强最重要的、效果最好的那些项目。

四要坚持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路径。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发展食药同源产业，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推动理念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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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一个美国人写了本书，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谁来养活中国？还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做了个预测：中国将进口9000万吨玉米。事实证明，这两个经济学家的预测，的确远远不如天气预报准确。

以上这些农产品需求的特殊性，孤立地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与生产供给方面的特殊性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有大问题了：两者常常对不上。对不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价格波动。

若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外来人口，则不论是求贤村，还是求财村，任何一个城市社区，都可能会出现今天收费、明天封村的各式奇葩行动。这些行动的内容可有千万种，但给人的感觉是：城市不再欢迎外来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