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中西医共同体

黑中医，以利引进西医，是百年来的总趋势，至今未已。

其方法，是将中西医对立起来，然后各自标签化。中医跟中国一样，是传统、落后、迷信、无效的。西医则现代、先进、科学、有效。

中西医论战，就在这个框架里，你攻我防，混战了百余年。

说混战，是客气的，因为根本无知、可笑。

一、 医学是个世界一体的交流融合过程

每个民族都有其医学，都能医好人，也都会医死人，或医不了人。

可是除非这个民族永远与世隔绝，医术必然就会交流，如食物或病菌那样。因此世界上没有纯种的医学。医学是个世界一体的交流融合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中医里面本来就存在大量由印度、中亚、波斯、阿拉伯传来的药和医术。像中草药，你去看看五代词人李珣的《海药本草》，就会知道至少有一百多种常用中药是舶来品。

陆地上传来的也多得很。史书所记，如康居的“浮苡草”﹔悦般的“止血药”﹔龟兹的“石流黄﹑雌黄﹑胡粉和沙盐绿”﹔呼似密的“琥珀”﹔波斯的“水银﹑郁金﹑苏合香﹑青木香﹑柯犁勒﹑安息香”﹔天竺的“白真檀﹑石密”﹔西域女国的“朱砂和麝香”等都是。印度医学的四元素学说则在隋代《诸病源候论》﹑唐代《千金要方》中都有记载。

同理，你若看看阿拉伯文的《医典》、波斯文写成的系统介绍中医药学成就的《唐苏克拉玛》，也会愕然。

因为中医西传一样庞大久远。汉代武威药简﹑唐代高昌针灸经、吐鲁番出土唐抄本《张文仲疗风方》《神农本草经》《焉婆五脏论》和《诸医方髓》等均可证明中原医学久在西域流传。唐代更在新疆东部三州和安息州(都护府)设置经学博士及医学博士﹐掌管教授生徒和医治疾病。

这种传播当然又迅速扩及波斯等地，一路向西。

如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的《医典》，是世界医学史上重要的医学经典，长期被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欧洲和北非诸国奉为医学指南。中世纪的欧洲更将该书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700余年。而其中就颇多中医的内容。

《医典》是阿拉伯文，后来被译成波斯文、土耳其文、乌尔都文，12世纪还被译成拉丁文。有人说，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医典》印刷次数仅次于《圣经》。

书分五部，一阐述了医学的定义与范围、健康失调与摄生，特别介绍了四行体液学说、解剖学、宇宙论和普通生理学等；二是关于草药的药性、药理和药物治疗学的内容；三，介绍了特殊病理学，讲头痛、中风、偏瘫、癫痫等；四，介绍了外伤、神经损伤、骨折、脱臼、溃疡、发热的治疗；五是处方，有多种草药组成的复方。

第二部中明确指出有17味草药从中国进口，有细辛、姜黄、桂枝、肉桂、大黄、荔枝、樟脑、麝香、芦荟、檀香、玳瑁、莪术和郁金等。

其脉学体系和古罗马盖仑的复合脉不同，接近中医的脉学。第一部“脉论”中共记载了19种脉象，包括长脉、短脉、和脉、宽脉、细脉、高脉、伏脉、糙脉、大脉、小脉、数脉、迟脉、续脉、结脉、滑脉、涩脉、实脉、虚脉和平脉。李约瑟认为其必与中医脉学有渊源。进而认为这些脉学的内容对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有间接的重要影响。

《医典》中论疾病多言寒热虚实，而且对人体津液、疾病标本的论述亦与中医学相似。 

换言之，至迟在十一世纪，中国医学之理论、医术、用药情况，阿拉伯世界不但已不陌生，且已予以吸收融合。对其后欧洲医学之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由波斯（今伊朗）蒙古可汗时期的宰相拉什德于公元1247年到1318年主持并组织学者编译的《唐苏克拉玛》更可观。

它有四部分，翻译和编辑了中国医学关于解剖、胚胎、妇科、脉学以及药物学的内容（现今只有第一部分有关中医脉学和解剖学的内容，保留下来，构成《唐苏克拉玛》之残本。佚失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经络分布与穴位、血液循行及烧灼疗法的内容；第三部分是介绍中药的品种、属性、功效、主治、配伍及炮制的专论；第四部分则是关于疾病方面的论述）。

这书，史界通称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代表了十三世纪中国医学在阿拉伯地区的声望和影响。而后来所谓西方医学，亦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这些，不但证明了我所说“医学是个世界一体的交流融合过程”是历史上的史实，也对缺乏历史知识的现代中西医偏执狂兜头打了一棒。

二、中医典籍大量传播于海外

由于中医老早就普传于世界，所以许多医书甚至中国都亡佚了，只能从海外找回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就是有鉴于此，近年编撰了50余万字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研究文集》，完成了近20万页的中医善本古籍电子版制作。同时编撰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书目》(涉及171种中医古籍，10万字)，又与德国学者联合编纂了《德国藏中医抄本目录》(涉及602种中医抄本，105万字)。

中医典籍大量流传于海外，意义和作用，不言可喻。

三、中医经络理论及诊脉技术之西传

中医体系庞大，传出去的东西很多，其中最具特色的经络理论，至迟也在十一世纪就被阿拉伯世界广泛知晓了。日本则更早在8世纪初，就已经仿照唐制，规定《脉经》是医学生必修的教科书了。

《唐苏克拉玛》的作者拉什德，曾利用中医“气”的概念，以穆斯林医学典型的烧灼疗法为例，阐发自己对侧支循环修复的创见。又曾派遣一名年轻的医学生到中国学习，并带回了一些中医药学相关书籍。拉什德也因此获得了许多中国科学文化知识，如中文的读写、象形文字的结构以及中国的星相学等。 

《唐苏克拉玛》有关中医脉学的部分共分为12篇。既有阿拉伯拼音，又有波斯文的翻译和注解。其中阿拉伯拼音的部分是中文原字的译音，以七言诗的体例写成，内容是关于中医脉象的理论。这种体例显然与王叔和的《脉经》不同。而波斯文的部分是对汉语拼音的解释和评注，其中有许多引自《素问》《难经》以及“黄帝”的阐述，内容丰富，医理详明。又出现了关于“阴阳”“五行”“三焦”“命门”等概念的解释。可见主要内容为我国宋元时期流行的《脉诀》的注译本，而非我国晋代王叔和的《脉经》。《脉诀》在学术上的突出特点是把中医脉象划分为“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而《唐苏克拉玛》也以此为特点。

书后所附脏腑图，李约瑟认为与宋代杨介的《存真环中图》类似。杨介的书是他根据泗洲处死者的尸体解剖整理而成，反映出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成就。元代孙焕于公元1273年重刊《玄门脉诀内照图》也转载了《存真环中图》的内容。李约瑟认为，孙焕的《玄门脉诀内照图》很可能是《唐苏克拉玛》脏腑图的主要来源。李氏还说明了中国古代解剖学与同时期阿拉伯医学以及欧洲解剖知识之间的脉络联系。

现在还有许多人相信人体解剖中西医的主要分歧所在：西医是由人体解剖建立起来的知识，中医不重视解剖，纯由臆想，而经络就是臆想所得。⏤⏤真不晓得这些胡说八道是怎么来的。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经络理论和诊脉技术太神奇，使得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医生根本不需要解剖学知识（像大谈经络的卜弥格，就认为中国人没有解剖学。当然，反对这种偏见的，也大有人在。1869年至1872年，德贞在《教务杂志》撰“中国医疗艺术”，介绍了中国十大名医和各时期的中医经典。为驳斥西方世界对中医没有解剖知识和外科不如西医的偏见，1893年到1895年，德贞又翻译《医林改错》和《医宗金鉴》的外科章节，以此证明传统中医有精彩的外科技术和解剖学家）。

西方也有切脉术，那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诊断方法，由罗马时代的盖伦医生发明。

可是利玛窦说：“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

欧洲人从这些传教士的报告中得出结论是：中国医生具有“高度的脉博测量技术，非精通其术者无法想象”。狄德罗《百科全书》中亦有“脉博”一章，指出：“所有旅行者的记载都显示，这个国度的医生具有神奇的脉博测量技术。” 杜赫德《中华帝国通志》更以为中医就是脉学和使用据中国人看来具有特殊疗效的中草药。

后来卜弥格选译《黄帝内经》中的脉学理论、王叔和的《脉经》，试图探究脉诊是不是盖伦发明的。因为“中国人的确用了一种万能的手段，通过脉诊能治每一种病，首先了解病情，然后对它进行诊治。据我所知，除了他们谁都做不到这点”。

技术上，东西脉学的差别在于西方只切左手脉的一个位置，中国不仅要切左右双手，而且在手上有三个位置点，脉象还有深浅和重轻差异。卜弥格对中国医生切脉时的敏锐触感和精确论断，佩服不已，认为中国高超的脉学技术，几近不可思议。比如脉博与时间的关系，盖伦研究了很久都不懂如何测定脉博的时间，而中国人却找到了用时间计算的好方法。因此，卜弥格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看脉的不同的质量，它们的不同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怎样通过发现脉与脉之间的联系，并利用这种奇怪的方法去预测病情的发展？产生不同脉象的原因是什么？”他以此将脉学理论和诊脉方法译介到欧洲。

后来王叔和《脉经》又由法国人哈尔文（R.P.Harvieu）译成，于1671年在法国出版，名为《中医秘密》（Lessecrets de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 consistant en la parfaite connaissance du pouls）。1686年门采尔又将之发表在纽伦堡科学年鉴，取名为《中医的钥匙》。《中华帝国通志》第三卷则收有传教士赫苍壁（Julien-Placide Herrieu）提供的高阳生《脉诀》，当时误认为是王叔和的译本。《中医钥匙》初版之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再版。英国医生约翰·费洛耶（JohnFloyer）受此影响，潜心研究脉搏学，于1707年出版《医生的诊脉表》（ThePhysician's pulse watch），比较了希腊脉学和中国脉学。第三卷为“推荐中国的脉诊艺术，仿效他们观察脉博的医疗实践”。《医生的诊脉表》也被译成意大利文在威尼斯出版。

（《中医指南》封面）

（《中医指南》中的诊脉图①、穴图②和脉图③，这些图显然不是中国人画的，而是卜弥格或克莱耶尔请人绘制。）

四、 针灸疗法被西医全面接收

诊脉技术对西方人来说太神奇，不容易掌握，但针灸就还可以。

因此，与经络理论全面结合的针灸疗法，便是目前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的中医疗法。

法国针灸协会，已在法国发展了四十年。美国呢？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估计，每年有1500万人选择针灸治疗。美国国家针灸与东方医药认证委员会（NCCAOM）已经为20,000 个针灸师颁发了从业资格证。美国针灸研究院（AAMA）的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3,000名医生在美国从事针灸治疗服务。1998年发表于《内科学文献》上的文章指出：针灸已经成为辅助治疗的第一选择。2002年3月5日《内科学年鉴》（美国医师协会官方期刊，也是美国第三大医学期刊）也发文指出：在医学界所有的辅助治疗中，针灸的疗效是最确切的。

1997年David Eisenberg博士在《内科学年鉴》发表的文章，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针灸：1. 辅助治疗可以促进健康以及预防疾病；2. 传统西医疗法有着越来越多的局限性；3. 传统西医疗法的效果不够确切，而且副作用和风险不容忽视；4. 传统西医疗法很少能根治疾病；5. 传统西医疗法不能有效缓解患者情感以及精神上的痛苦。

面对这种发展，当然会有不少仍活在十九世纪西医体系和观念中的人质疑中医，认为科学研究最终会证明传说中的中医或针灸神效纯属骗人。但科学研究一致认为，中医疗效非常确切。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已经赞助了几百项关于针灸的研究项目。美国国家针灸与东方医药认证委员会（NCCAOM）也已经对针灸、中药以及刮痧疗法建立了认证体系。

这种发展，对坚信“中医不亡，是无天理”的人，实乃噩耗。对坚持“中医之独特性，外国人不可能理解”的人，也不啻丧钟。

五、往西向东，由西医开拓中医

回到本文最初的说法。医学界之画地为牢、坚其壁垒，其实是地盘意识和利益冲突所致。真讲医学，哪有那么多“界”？

中国自后羿开始，就求药于西王母；其后秦汉亦采药于海外仙山。故中医本身即是一个包容的系统，禁术出于越、咒祝本于巫，其他苗医、藏医、道医、维吾尔医，以及域外医药，咸收其中。如今西医进来，相与攻错，亦是美事，对治病养生大有裨益。

同理，西医吸收、研究中国医药其实早有传统，如今还在继续发展中，更值得注意。

一可以打开视野，破目前双方阵营孤陋固执之弊。

二可以增强文化自信，明白中医药对世界的贡献。

三、可以寻找到中西参会合作的点，以利继续治病养生之效。例如西方能接受经络理论，但学诊脉就不行，要诊病，只能发展仪器。用仪器，有利有弊，则如何与诊脉相结合以更好地治病，就是将来应研究的。而不是消灭、漠视、放弃诊脉。不会诊脉，但能用针灸治病，亦甚好，因为同样可以验证经络理论。近年西方的针灸科学临床实验，事实上也对经络有了更多的认知，有超出传统中医之处，可以借鉴、吸收。

中华文化，只有走到世界其他地方，价值和意义才更明显，这便是一个例证。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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