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汉字史，乃是一部屈辱史。汉字背负了使中国积弱不振的罪名，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针对汉字进行改革，是民初即已开始的文化运动，但与其他国家的文字改革性质不同。文字改革有两种。一是在文字制度内部改，例如秦始皇的「书同文」;或印尼改用印度字母，后来又改用阿拉伯字母;改变都仍在同一种文字系统内进行。
另一种却是文字制度的变革，例如北韩把汉字废了，改用谚文;越南改用拉丁化字，把表意文字转变为拼音文字。
我们的文字改革，则先是起于体制内的改变，而逐渐要废除汉字，变成了改变体制。以简化为阶段过渡，最终想要达到拼音化之目标。
一百年前，1920年，钱玄同即在《新青年》七卷三号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23年又在《国语月刊》发表了具体方案，倡行简体字。这种简体字之功能，即在于让汉字逐渐减省，逐渐抽象化，与拼音接轨。
此一思维，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仿效西方。最早提倡拉丁化的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6)就说：用官话字母或切音符号都不好，「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他所说的世界通行之字母，就是拉丁字母。
但当时着眼点仍在注音，并非用以代替汉字。可是这个方向迅速与新文字运动合流了。1931年瞿秋白等人在海参威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瞿秋白〈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基础上，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与规则〉方案：「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但基于现实需要，「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大众生活中去」。
随后就在苏联远东华侨工人间推行北方话拉丁新文字，渐渐发展到上海。推动主力是苏联。
当时非但是以简减汉字之手段，以达全面改变文字体制，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也与语音合流，发展汉语拉丁化。激烈的，甚至主张干脆也废掉汉语，全面采用拼音，或迳用「世界语」。然而，此种思想不折不扣是在欧洲中心论底下形成的，所谓拉丁化或「采世界通行之字母」，根本就是对欧洲拼音文字的模拟。因为，从来没有人提倡用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印度字母。
以世界文字的分布来说，大抵有五大块，一是拉丁字母，二是汉字，三是印度字母，四是阿拉伯，五是斯拉夫，余为其他。因此，拉丁字母并非世界通用之字母，甚为明显，但过去谁也不重视这一点，因为眼中只有欧美，而其他文字之地区更都是被视为落后地域，故欧洲之拉丁文字遂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先进的、科学的。
就人口数来说，汉字及汉字系之使用人数不亚于拉丁字母。就字母系文字来说，阿拉伯字母的分布地区亦仅次于拉丁字母区。可是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心目中，其地位都远不能与拉丁字母相比。
欧洲中心主义者不仅视野偏狭，更缺乏社会文化观。例如欧洲，沿着俄罗斯、乌克兰，到今天塞尔维亚、黑山的西边，分界线以西信奉天主教，用拉丁字母;分界线以东，信东正教，就用斯拉夫文字。为什么同在欧洲，那些用斯拉夫字母的人不都采用拉丁字母就好了呢?岂非文字之使用，内含有文化因素吗?
同理，北非中东，凡信伊斯兰教者都采阿拉伯字母。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我国新疆维吾尔地区亦然。印尼先采印度字母，后改阿拉伯字母，亦可印证其伊斯兰化的历程──相反的是土耳其，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先的阿拉伯字母，即显示了它想融入拉丁文化圈──印度字母，通用于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缅、泰、柬埔寨、西藏等地，亦同样可说明文字的使用并非工具而已。
文字改革者认为：「汉字能够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文字的本质属性：工具性」，工具既可借用或创造，当然也可以改革。如果汉字这种工具不方便、不好用，自然就需更换。所以全力去攻击汉字如何「不科学」、如何不便于学习、不便于应用。
殊不知由文化角度看，文字从来都不只是工具。由文化角度看，谁都认为别种文字不便学习不便应用。由文化角度看，就算再不方便，难学难认难记，该文化体仍会坚持采用属于它的文字。这个道理，就像同在欧洲，信东正教的地区绝不会采用拉丁字母一样。
我国周边各国，本来都用汉字，后来文化自信渐增，就要自造文字，也是同一个道理。
所造文字，不少比汉字还要繁复。例如西夏文，一般单字笔划都在十划以上，且无明确之偏旁体系。壮族的壮文、越南的字喃，由于合体字多，笔划结构也颇繁复。在湖南西南的江永县还有一种「女书」，是瑶族女子发展起来的一种汉系文字，既利用汉字减损变形，又有圈点等符号。
这些文字，我们非其文化圈的人，觉得它难，可是它在它的社会中广泛使用、流传，特别是在民间歌谣、故事的抄本中，人家可没嫌难。我们觉得它没啥必要存在，干脆采用汉字，省事又能广为流通。但这种说法，能获得写女书的女人家认同吗?
凡此，均可知脱离了文化观点的文字工具论，乃是不符文字使用状况的意识形态编织。
同样的编织，就是他们有虚假的历史观。其现象之一，是建立假的文字进化史观，二是把这种史观抽离具体而真实的历史情境，单独且概念化地说。
假的文字进化史观，是说文字当由象形进化到拼音，或其他各种讲法，总之就是拼音最进步，汉字较原始或较落后，必须改进。
例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把文字史分为三期：一为原始文字(刻符、岩画、文字画、图画文字)，二为古典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圣书、中国文字、马雅文字等)，三为字母文字。
他根本没谈印度、阿拉伯。直接说最高级的字母文字创于地中海腓尼基人，其后传入希腊，「开创了人类文字历史的新时期」。因此他又得出一个规律：「从意音文字向音节文字发展的规律」，据他看是人类都相同的。
请问这是研究还是宣传?古印度亦为人类四大文明之一，为何论字母文字就忽略了，径自说腓尼基人之发明「不胫而走，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文字」?又为何古印度就可以脱离此种规律，一下子从原始跳入最高级的字母阶段?
再者，他抹煞了一个事实，即古埃及与苏美尔文化都是被消灭才导致其文字未继续发展下去的。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占据了他们的故地，便被周先生解释为文字由古典时期进化为字母时期，这不是抽离乃至遗忘了历史，而孤立、概念化地编织文化进化史吗?同理，他艳称拉丁字母推行之广，强调汉字文化圈日就萎缩，而根本没说那是欧洲殖民运动的结果。
目前拉丁字母的使用区，是欧洲一半、美洲与大洋洲全部、非洲大部、西亚土耳其、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越南。这些地方，除欧洲本身外，都是因被殖民统治才会采用拉丁字母的。
正如蒙古，早期采回纥字母书写，后采藏文字母创八思巴蒙文，都非斯拉夫字母系统。及至苏联时期，受其控制，才改用斯拉夫字母。这是政治势力介入使然，非文字本身就有这么一个进化的规律。抽离或掩饰了这些历史事实而讲的文字进化史，只能是虚假的意识型态编织。此外，为了简化汉字以达到拼音，而且是用拉丁字母拼音，改革汉字的先生们还杜撰了另一条规律：文字符号由繁趋简，以「证明」简化是大势所趋，是进步的。
这种说法，违背了汉字文字学的基本常识：字，由初文孳乳而寖多者也。其初简、其后繁是不待说的。一字多义时为了辨义，也会不断增加符号，如云加雨成雲，加艹成芸;文本义就是花纹，但字义分化后加糸成纹。一个字，本身当然也有古简后繁者，如无与無，囗与國。但大趋势就是繁，字愈来愈多，字还结合成词，词也愈来愈多。
何况，文字使用能力是文化的表现，越有文化的人，就越喜欢使用、能使用、常使用较罕用、较难写、字形较繁的字或词汇，而且其词汇量也愈大。违背了这个文字社会学的事实，而空说简化规律，只能让人感叹成见之误人而已。
欧洲中心主义在语文方面之影响，不仅表现为语言文字改革而已，仿效欧洲建立的语法学，也是其中一端。
中国古代并无所谓语法学，清末马建忠《马氏文通》以后，才模仿英文建立起语法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此事不只在语法学本身甚为重要，对文字学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古代以文字学为主，附论声韵;现代学术，则只有语言学。除了中文系仍开设文字学课程之外，试问有哪个大学或社科院会成立文字学所?马氏「文通」，讲的却是语法，因为它模仿的是西欧文字。在西欧拼音文字体系中，文字只是语言的模拟或纪录，因此文字仍是语言，只不过是「书面语」罢了。这跟中国文字迥然异趣。
整体语言学的欧化，除建立语法学之外，汉字亦已消摄于此一语言中心的思维中。现在的学科建置，就明定为古代汉语、近现代汉语等等。从整体上看，注重分析和描述语言符号之结构，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普遍倾向，形成结构主义的思潮。对此思潮或现代语言学，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概括为五大特点：(1)承认口头语言的优先地位;(2)采用非规范性的描述方法;(3)承认共时研究的优先地位;(4)承认语言与言语的区分;(5)接受结构主义的观点，把语言看成一个关系的系统，而系统成员(声音、词语等)没有独立之关系与意义。
第一点，指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即只重视语言，视文字为纪录语言的工具：「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基于这个理由，现代语言学并不研究文字。就算研究，也仅限于表音文字体系。
索绪尔从能指的角度，讨论了文字系统的一些重要特征：
(1) 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例如字母t和它所表示的声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2) 字母的价值纯粹是消极的和表示差别的，例如同一个人可以把t写成好些变体，但在他的笔下，这个符号不能跟l、d等等相混。
(3) 文字的价值只靠它们在某一个由一定数目的字母构成的系统中互相对立而起作用。因为书写符号是任意的，它的形式并不重要，或者毋宁说，只在系统所规定的限度内才是重要的。
(4)文字符号是怎样产生的，这完全无关轻重，因为它们与系统没有关系。人们把字母写成白的或黑的，凹的或凸的，用钢笔还是用凿子，对它们的意义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文字，依他看，没任何特殊之处。
其他几点，均与这一点相关，尤以第五点为要，因为这是过去的语言研究中所缺少的。
所谓「关系」是指索绪尔的横组合与纵聚合这两个概念。虽然传统语言学里也有相应的范畴，如词性分类和语法结构，但现代语言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坚持语言成分没有独立于相互关系的意义。亦即：语言中的每一个分子，它的身分必须由其他相关的成分来界定。犹如我们只有先搞清楚这一颜色与其他颜色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把握它们的意义。所以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与某一非语言的实体相对应，而在于它和同一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如何。
这种结构语言学的特殊识见，就是其所以名为结构语言学的原因。语言学之功能，便是分析语言之结构、说明每一成分在该结构中之关系。
但是，语言系统是语言学研究的产物，非母语使用者本人的意识所能及。在具体使用语言时，讲话者的主观意识并不把语言当做一个符号系统。如一个讲汉语的人在实际会话中用「桌子」这个词语时，该词并不是以语言系统中的某一成分出现在话语中，说话者只知道自己和他所认识的其他人曾经在类似的真实生活情境中使用过这一词语。
语言符号的意义与外在事物和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中国文字中更为明显。例如汉字中「象」这个字，一般指称耳朵大、鼻子长、有一对长大门牙伸出口外的动物。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概念的形成跟语言之外的物体没有关系，该字或词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不是「虎」，不是「鹿」，也不是「马」等等;而且，象到底是什么，还须由语言系统来决定。这种说法，显然与汉字的发生情形不符，中国会觉得你神经病。
同样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并无必然之关系，因此他才会说符号是任意的，字母t与它所表达的声音之间并无任何关系。拼音或许确是如此，汉字却不。不仅象形、指事、会意之符号，能指与所指颇见关联，形声字之声符亦多兼意。
也就是说，汉字本身就是对索绪尔理论最有批判性的材料。当代解构主义者德希达在反对索绪尔及整个现代语言科学时，便注意到了笛卡儿、莱布尼兹等人当年借鉴汉字所发起的哲学运动。
据德希达说：由笛卡儿倡导，经A.基歇尔(Athanase Kircher)、J.威尔金斯(John Wilkins)、莱布尼兹等人草拟的「关于文字和普遍语言、关于万能沟通手段(pasilalie)、多用文字(polygraphie)、通用思想符号(pasigraphie)的所有哲学计划」，鼓励人们由当时新发现的汉字中设想一种西方历史上没有的哲学语言模式。
这是汉字对莱布尼兹的影响。在他看来，汉字与发音分离，使它更适合哲学研究。而莱布尼兹的想法又是受到笛卡儿之启发。笛卡儿曾设想：「若出版一本涉及所有语言的大辞典，并给每个词确定一个对应于意义而不是对应于音节的符号，比如，用同一个符号表示aimer、amare和 (这三个词均表示「爱」)，那么，有这本辞典并懂得文法的人，就可以通过符号而将那些文字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又说：「如果发现了这一秘密，我敢肯定，要不了多久，这种语言就会传遍全球。许多人会愿意花上五、六天时间学会这门能与所有人沟通的语言」。
这个秘密，在中国一点儿都不稀奇，每个人都知道：因各地方言太多，语言无法沟通，所以才要「书同文」。一旦写下来，就可让说任何话的人看得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在欧洲却是个从来无人想到的秘密。笛卡儿触探到了这个秘密，莱布尼兹再由汉字之启发，才能设想到这种「通用字符」的办法。
莱布尼兹认为：「普通文字，可以节省我们必须节俭使用的记忆与想象。……也显露了它可将符号留在书本上，以便有暇时再加以琢磨的秘密;而且，它使我们在推理时不费多大力气。它用符号代替事物，以便使想象力安定下来。」
所谓普遍文字或通用字符的模型就是汉字，莱布尼兹渴望从汉字中借用其独立性。因为他相信汉字具有非表音性质。汉字似乎是「聋子创造的」，故可独立于语言之外，他说：「语言是通过发音提供思想符号。文字是通过纸上的永久笔划提供思想符号。后者不必与发音相关连。从汉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又说：「也许有些人工语言完全出自于选择并且是完全任意的。我们相信，中文就是如此」。
在致白晋(Bouvet)神父的信(1703年)中，他更把埃及的、通俗的、感性的隐喻性文字，与中国的、哲学的、理性文字区分开来：「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且似乎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的。故只存在不与某种物体相似的孤零零的笔划」。
对于莱布尼兹的话，德希达并不完全同意，因为他所要批判的，是整个欧洲文化中内含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他更要由索绪尔及现代语言学上溯黑格尔、卢梭、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做整体批判。故他认为莱布尼兹之论并不彻底：「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人种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与西方历史相关联。在莱布尼兹为传播普遍文字论而谈到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莱布尼兹的汉字观，当然颇多错误，不足据以为典要。但在打破欧洲中心论，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在场形上学、白人人种中心主义、现代语言科学霸权等等的意义上，却是值得重视的。德希达称述之，其作用亦在此。
莱布尼兹对汉字的误解，最明显的，就是说汉字与声音无关。其实汉字并非完全与声音脱离，形声、转注、假借均与声音有关，声义是结合的。莱布尼兹只从字形上去认识，自多误说，故德希达也批评他是「汉字的偏见」。而声义有关这个特点，在德希达手上，就发挥得更有批判力。
德希达针对拼音化的问题说：许多人以为拼音化是一种进化的历程，没有文字能摆脱此一进程，可是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儿。因为连所谓「拼音」这个概念都是虚构的。他说：
由于结构上或本质上的原因，纯表音文字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从未彻底减少非表音文字。尽管表音文字与非表音文字的区分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相对于协同性和基本联觉(synesthésie)而言，这种区分只是派生的东西。不仅音标拼词法不可能是全能的，而且它早就开始损害无声的「能指」。「表音」与「非表音」决非某些文字系统的纯粹性质，在所有一般指称系统中，它们是或多或少起支配作用的典型概念的抽象特征。它们的重要性很少取决于量的分配，而更多地取决于它们的构造。譬如楔形文字既是表意文字又是表音文字。我们的确不能将每种书写符号能指归于某一类别，因为楔形文字代码交替使用两种两个声区(registres)。事实上，每种书写符号都有双重价值，即：表意价值与表音价值。它的表音价值可能简单也可能复杂。同一种能指可以有一种或多种表音价值，它可以是同音也可以是多音。
由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完全没弄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德希达总结说：「索绪尔将语言系统与表音文字(甚至与拼音文字)系统相对照，就像把它与文字的目标相对照一样。这种目的论，会把非表音方式在文字中的现象解释成暂时的危机和中途的变故。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西方人种中心主义，视为前数学的蒙昧主义，视为预成论的直觉主义。」
透过德希达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语言观，除了蒙昧及人种中心使然外，更深沉的，乃是对文字的恐惧。
语音或语言，在他们的论述中，是那么崇高，文字只能从属于它。可是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要大声疾呼，强调语音语言，正因他们觉得人们已不重视语言了，语言已经被文字吃掉了或压掉了。所以卢梭说：「文字不过是语言的再现;但奇怪的是，人们热衷于确定印象而不是确定对象」。索绪尔则感叹：「文字与文字所再现的言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文字最终篡夺了主导地位」。
于是索绪尔才设想声音与意义之联结应该是最自然的纽带，然后说这种自然的关系往往被文字颠倒了：「我们觉得，词语的文字图画是持久、稳固的东西，比声音更适合于构成语言在时间中的统一性;它远比自然纽带，即声音纽带更容易把握」「文字图画通过牺牲声音而最终将自身强加给它们……自然关系被颠倒了」。
索绪尔他们的作法，就是想重振语音语言之声威，把一般人们认为文字比语言更重要之观念，再颠倒过来。这种对文字的恐惧，在黑格尔那儿即曾表现过，而且被他跟对中国的恐惧关联起来。
据德希达描述：黑格尔贬低文字或使文字处于从属地位，强调逻各斯的作用，谓文字是自我的遗忘，是内化的记忆的反面，开创了精神史的Erinnerung(回忆)的外化。上承柏拉图《斐德若篇》所云：「文字既是记忆的方法，又是遗忘的力量」。可是他对文字的批评不触及拼音文字。他认为拼音文字表达声音，而声音本身即是符号。因此，它由符号的符号所组成，是最好的文字，是精神的文字。反之，如莱布尼兹所描述的汉字或象形文字，则是文字本身通过非语音因素背叛生命。它同时威胁着呼吸、精神，威胁着做为精神的自我关联的历史。它是它们的终结，是它们的限定，也是它们的瘫痪。它中断呼吸，在字母的重复中，且限于小范围，并只在为少数人保留的评注或诠释中。它妨碍精神创造活动，或使这种创造活动无所作为。最足以代表这种现象的就是中国。所以他说：「中华民族的象形文字仅仅适合对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诠释」。
黑格尔对中国的诠释，大家都知道，那不仅是欧洲中心主义，更充满了日耳曼种族偏见。可惜，近百年来，讲语言学、提倡拼音化、要废除或简省汉字、畅言文字应该进化为字母文字者，却对他们自己这种心态蒙然不察，落入逻各斯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而不自知，反而自以为是先进的，是为了中国人好。
待解构主义这类批判出现后，大家才恍然，发现那些言说原来只是披着的「国王的新衣」。
近年兴起的文化语言学，即站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批汉字文化与汉字诗学理论，论旨繁赜，主要观点是说：
(1)汉字是表意的文字，其形象有利于形象思维特性，西方语言文字缺乏感性与形象，只是单一的「语言中心」。
(2)由于汉字和汉语的特性，中国文化是以与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中国的思维方式，因汉字形象化而具有感悟性强的特点;西方拼音文字符号经过抽象，不利于感性把握，因此会形成理性中心的缺陷，这是文化层次的主要区别。
(3)在文本和语境(context)中，汉字汉语的能指与所指相合，而西方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分离，这样西方会有能指中心现象，而汉文则能避免此类现象产生。
但这类论说大抵都比较温和，最多只是说中西方不同，汉字所形成的汉文化、汉诗学自有其特色，跟西方拼音文字及其文化不一样。偶尔也还会有些人想证明或说明中西虽异，其中仍可会通，如钱锺书就在《管锥编》中说：道与逻各斯都兼有道理(ratio)与言说(oratio)二义，故可「相参」。
可是谁也不敢像德希达那样，率直指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语言中心论是走错了路，以免被指为汉字沙文主义。
虽然如此，百年来欧洲中心主义加诸汉字的灾难，已略可暂纾，得以在较等的地位上讨论彼此之异同，亦非坏事。
但汉字的命运并未因此步上坦途。欧洲中心主义并未被德希达一类批判批死。它是一种势力，具有社会实质的力量，更有世界形势的结构性支撑，与社会政经运作是相配合的。因此，欧洲中心主义，在社会上仍继续在起着实际作用;且随着形势推移，欧洲中心亦已逐渐发展出以美国为新中心的全球化思维及动势。在世界主义者的思维中，有一个全球文化概念的中心问题，即一种全球性的语言。
马克思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也受到了19世纪人建构各种人工通用语言的影响，那些语言中，最驰名、也最为持久的，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世界语。今天，它已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赞许，而其机构「世界语联合协会」也已经获得UNESCO以及联合国其他组织的支持。
然而，世界语的词汇和书写体，都来自欧洲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日耳曼语)，所以，它其实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语言。
虽然如此，世界语在世界上的适用度，远不如欧洲的一种自然语言：英语。
目前，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科学家使用英语写作，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电子信息80%是用英语储存的。因此美国哲学家罗伊‧韦瑟福德(Roy Weatherford)才会把英语取代所有其他语言的现象，视为是「美国作为一个军事、经济和娱乐超级大国主导」的结果。他相信这将保证世界和平，因为「世界各地的爱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最最恐惧的事情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最终要成为『一个世界、一个政府、一种文化』了」。
随着英语美语的流通，特殊的美国中心文化逐渐建立起了霸权，美国人的价值观、消费商品和生活方式在四处扩散，形成了文化批判论者眼中的「文化帝国」。
由于所谓的「地球村」实际上是座美国村，所以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等人强调：「如果脱离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悠久历史，实际上就无法认清后现代理论家们强调的全球化趋势。即便不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少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实际上便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完全有意识、显而易见的举措了」。
全球化，成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或事实后，欧洲当然有严重的失落感及认同危机。对欧洲人来说，全球化是一种威胁而不是开辟了新天地，因为它给欧洲造成了身分危机，欧洲的国家不再居于世界的中心，不再是全世界价值观念的发源地。「那个叫强者和世界领袖的欧洲不复存在;那个是一切上等文化灵感源泉的欧洲已经干涸」。
欧洲曾经象征著文明与进步，现在却是指紧缩与抑制。欧洲的事业曾经是世界主义的，而现在要复甦的理念却是欧洲排他主义。并且现在「欧化」也不是指欧化世界其他地方，而是指欧化欧洲自身。
此即：做一个欧洲人、归属于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的观念。1992年开始促进推广的正是这种欧洲共同社会认同的观念。试图建造一个文化统一体，以作为一个欧洲共同市场的基础，这个市场足令欧洲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跟美国竞争。
换言之，美国文化帝国的全球化论述及行动，刺激了欧洲的自我认同，欲积极保卫欧洲文化。
全球化论述，也引起了许多思想家的反省与批判。例如李欧塔所称的「后现代状况」，许多人就认为不能普遍化，全球许多地区并无此种体验和状况，其历史也未必就一定要走向后现代。
例如，斯图尔特‧霍尔就认为，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指全世界如何梦想做『美国人』」，另一方面，仅仅是「历史遗忘症的再版，其特征为美国文化──新的专制」，很容易就可以把许多关于「全球后现代」的宏伟宣言看穿是意识形态的主张。另一些人则指出媒体与美语这类媒介，并不只是媒介或技术而已。这些东西有非常特定的来源(欧美)，受控于特定的利益团体(迪斯尼、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等)，因此其所谓交流或交谈，只是美国及一部分欧洲国家讲，而其他地方聆听而已。
德希达和扎伊尔德的批评更猛烈。德希达指明：我们仍旧生存在「白种男人把他自己的印欧神话、他自己的逻各斯……他自己习惯的神话当作普世事物」的环境里。因此他批评西方的理性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只不过是强迫全世界接受自己最本源、最猛烈的种族中心主义」。
扎伊尔德则指出：西方版的东方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常常造就出一种本质性的普世主义，它从欧洲及西方的视角(并以之为最高点)来看待人类历史，从而形成自恋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其实，若不存在「西方」，那么也不会存在东方。正是「西方」赋予了「东方」存在与同一性。但它所给予的东方，在本质上呈劣势且存在缺陷。东方文化被界定为低等文化，这种文化是根据其所缺乏的东西(现代性、理性、普世性)而界定的。因此东方落后、非理性、独特……等。面对全球化，除了要认识它内中含藏的霸权性质外，更须在行动上有所作为。
目前世上学华语的人已渐增加，但台湾的世界华文教学未得政府政策支持，海外教学点已渐趋萎缩。大陆之对外汉语教学，相对来说便较为蓬勃。「全球孔子学院计划」，仿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德国歌德学院之例，在全球开办孔子学院。此举虽壮，但其事是福是祸，不易遽断。目前全球华语文教学的教材、教法、辅助教学工具、教学形式、教学机构……，比起美语教学也是瞠乎其后的，须大力强化推动，自不待言。目前电子中文的处理方式，一是在系统内采用双或多音节内码表征汉字，如BIG5、GB2312、GB18030、CJK、Unicde……等。二，在计算机硬盘建立汉字库，运行时部份调入内存。这汉字库又分一级常用、二级通用、三级扩充等。三，以中文输入法调用汉字库中存放的汉字。输入法「万码奔腾」，拼音、五笔、仓颉、手写、快码、语音辨识……，什么都有。四，按设字的字体字形字号显示或打印汉字。可在计算机上显示出汉字，这种状况固然相同，但不同系统中表征汉字的内码完全不同，系统未必兼容，词组的输出率也都偏低。
除中文系统分歧外，众所周知的困难，是正简字的不同。目前正简字转换技术已渐成熟，但仍不完善。转换的误差很难改善。
中文计算机发展另一问题，是中文作业系统环境。计算机是西方的发明，故其作业环境就是英文。中文要能具有中文操作系统、程序语言及应用程序等整体的中文环境，跟英文一样，仍是需要努力的。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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