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西方统治世界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俯瞰伦敦，最好地方当然是亚历山大宫，格林威治公园则最为怡人。它原是皇室首座御苑猎场，林草茂美。周边又有全球最大的海事博物馆、河港及码头上的卡提沙克号商船等等可观，足以消磨时光。
但游人其实不是要看这些，主要是想看看“时间”。
这大概也是全世界唯一以时间为主题的旅游点。
英国人对此一定很自豪，否则不会在首都拿出七十四公顷这么大块绿地出来做为公园，让人体会英国的、也是世界的时间。
这一百多年来，大家都以经过这个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以此计算地球上的经度，并以这里为“世界时区”的起点，以它的计时仪来校准时间。
一、自然的时间
这即是现代人所依据，并用来过生活的时间。
当然，这也不是格林威治天文台自己忽然订出来的，而是一套传承自两希传统（希腊与希伯来），而在近代工业社会大获发展，并在格林威治明确下来，成为全球规范的时间观。
年，是现在这样，一条直线走下去的，2018、2019、2020、2021……，不是年“复”一年。也不分为二十四个节气， 周而复始。更不是六十年一甲子，循环一次。气运，阴阳之“消息”“一阳来复”等等，亦都不讲了。
不是只跟中国传统的循环往复式时间观不同而已，也与欧洲许多民族本来的时间观不同。
欧洲许多民族本来都从自身的劳作习惯中得出一天与四季的观念，甚至按照农活来划分时间。比如日耳曼部落的历法：休耕月是6月，收割月是7月，播种月是9月，酒月是10月，打谷月是1月，枝月是2月，牧月是4月。查理曼曾经想用这些名称来统一历法，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叫法在不同地区代表了不同的时间。而“年”这个词的本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有“收获”的含义，表现了一种时间的循环与周期性的人类活动，人与自然是结合的。
二、线性的时间
传承自两希传统（希腊与希伯来）的时间观却大异其趣。
希腊的时间观，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别人都就时间说时间，他不是，他说：“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时间不是运动，而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
你听得懂吗？
他是希腊人，所以很哲学地说：“时间”是一种对时间的测量，是一个物体运动的量度，比如我走到餐厅要十秒，这就是时间，是一种时钟式的时间。
后来西方人钟情于制造、设计、美术时钟等各种计时工具，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品类，即起源于此。但它的本质是科学的，我们用它们来测量时间。
这种时间需是同质、均匀，才可测量。牛顿说：“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它均一地流动……”。这样一种物理学的“绝对时间”要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受到怀疑和批判。
古代个民族巫师、史官、占梦诸法，都没有这样的线性时间观，只有现代科学的历史学才是它忠实的服膺者，而且现代史学就仅仅是（现在）人处理过去之事的一套工序。
然而，根据海德格尔描述：“这种当前时间（Gegenwartszeit）被解释为不断滚动着通过现在的流逝序列；这种前后相继的序列在方向上被说成是单向的和不可逆的。一切发生的事件都是从无尽的将来滚入不可回复的过去。”
可测量的线性时间有两个特点：一是均质性，二是不可逆性。它必须是均质的，每个点都一样，才可能是线性的和不可逆的。
均质，是把时间等同于空间，等同于纯粹的“在场”。不可逆性，是把时间看作一种“现在之流”，过去是已经消逝的现在，将来是尚未到来的现在，总之都是“现在”。
史学无疑就是（现在的）人处理过去之事而形成的一套知识。可是由于时间终究不可逆，所以其所谓历史，终究只是现在。号称可以重现过去、回到旧日现场，而其实只是科学的戏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现着现在。
这样，就构成了自身的矛盾或诡论，最终归于虚无主义。
现代史学“重建客观历史真实”之宣传，乃因此只是自我欺骗，嘘云成象，最后把自己哄住了。
面向过去的追问，回答的，仅是现在的心事。时间终究不可逆，过去的历史，众声喧哗，却终究只是现在的声音。
三、线性的叙述
线性的时间，还表现在线性的叙述中。
叙述需要时间，不但先说与后说形成时间之链，还要把事情的先后安装到时间之流中。
可是，时间假如是线性的，叙述便也只能就一条线来说。政治史只讲兴亡，不太谈性、爱、婚、生殖、家庭、卖淫等事。若转过头来，专谈女性权利和肉体的政治学，那又不能谈政权的兴衰了。硬要谈，必将造成政权的尴尬，把政治变成了一场桃色纠纷。就像革命史，若以当时几个女人的身体、权力与爱情为线索，必然会讲成完全不同的故事。当然，政权是不会轻易让你讲的。
故“花发多头”只能“但表一枝”。集中的同时，乃是遗忘，挂一而漏万。
由史书体例看，过去我国写史，却都是复合式结构，等于混声大合唱。如《史记》，本纪，记历代帝王言行政绩；世家，讲世袭的王侯封国和特别重要的人；列传，说不同阶层人物，包含游侠、商人、占卜人，甚至国内外各民族之事；表，以表格形式排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是对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解释典章制度，如礼乐、经济、天文、历法等。彼此盘旋、环裹、互着、别裁，交光叠影。
现在学院史家推广的、或执行的，却只有一道直线的光，单一光源，独照一路。与焦点透视的西方绘画、单眼窥伺的摄影与暗房相似。又仅有一条歌喉，不能“一声两歌、一手双牍，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戚蓼生《石头记》序）。机械式的思维，理性的叙述，不哭、不笑、只是理解的考证，所以只能哼一种“记事本末体”式的腔调，令人昏昏欲睡。
而这样单调叙述的意义又在哪呢？
人在这种不断流失的线性时间中，终有一死。所以这只能形成了人自己的虚无主义。过去的人，生了又死：过去的事，有了又无，知道与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别人的兴衰悲喜，跟我又什么相干？至于你自己，则像尼采说的：生命如此短暂而悲苦，每个人都要死，而且生活中苦多乐少，那，为什么还不自杀？
人却又不可能摆脱线性时间的不断流逝。若要，就只能设想有一个无时间的、永恒的天国。天国、无产阶级天堂或上帝，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概念，是历史终结之处。
不断流逝的线性时间，竟又如此创造出了它的对反面。当然，它的宗教意义也在于此。
就如圣奥古斯丁说的：“以卓然不移的永恒的光辉，和川流不息的时间作一比较，可知二者绝对不能比拟。时间不论如何悠久，也不过是流光的相续，不能同时伸展延留。永恒却没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而时间不能整个是现在， 他们可以看到一切过去都被将来所驱除，一切将来又随过去而过去，而一切过去和将来却出自永远的现在。”
犹太教基督教的时间观，都是从上帝创世时为起点，一直指向时间终极的末日审判。所以是方向明确的单行线。“神时间”如永恒之太阳，“人时间”如蜡烛，越烧越短。彼此的命运是注定的，因而它充满了魅异的命定论色彩，史学理论上称为历史决定论。
四、被决定的生活
历史决定论不但是一种宗教，且就是宗教之本质，因为宗教最主要的功能即是告诉我们将面临何种命运。
而描述这样的命运，便需要宗教之大叙事，从开天辟地到毁灭或重生。
可是宗教一旦诞生，也就预告了它的毁灭。故《圣经》所述十诫中的第三诫就是“不要妄谈神之名“。意思是告诫人不要利用神之名义做人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不这样，人还要神和宗教这面旗帜干什么？
历史上，宗教崩溃之例亦多矣，却又并不是宗教的故事本身有什么问题（因为圣母童贞怀孕，佛陀胁下出生、立刻能行七步，老子母亲怀孕八十年而生老子，孔子乃黑龙之精降生，湿婆割掉生殖器扔向人间，男人遂有了☐☐等故事，都是教徒深信不疑，而教外斥为呓语的。信者恒信，多荒诞都没有问题；若不荒诞，反而显不出该教之神奇）。而是讲述宗教故事的人背离了他所说的神，产生了膨胀、欲望，将自己的需求加在故事上。
但这样，却又保障了宗教。
因为错的总是人而不是神。信教的人虽不断犯着错，宗教这一套无所不包的故事可没有倒。纵使猴子进化为人的学说出现了，也不影响人继续上教堂去赞美主创造了自己。
每个人也都知道：宗教故事的产生，是为了人类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能够得到更好的认可。不管是好的出发点还是坏的出发点，宗教的存在，实际上是明确了一套高于人类的法则，并让一部分相信的人能够遵守最根本且善意的秩序。宗教徒虽然做尽坏事，如烧杀女巫、屠戮异教徒、烧书、禁止自由思想等，但你仍可发现有信仰人的人能够做出更多符合规则和善意之事，故不能否认这也是宗教的良性目标之一。
只不过，宗教的善意必须维持在自由思想的环境中。信者恒信，是因别人可以恒不信。多元的社会，才能展开体贴他人、宽谅他人的善意和品德，如若一元化了，就只有权威和霸道，社会只有一只麦克风。
五、被改造的时间
基督教得到了那只麦克风。
在罗马成为“麦霸”之后，它便开始改造民众的时间观。
本来12月25日是波斯太阳神密特拉（mithra）的诞辰，便被罗马教会改造为耶稣诞生纪念日。其实谁知道耶稣生日是哪天，连哪一年都不清楚呢！
目前的推理是这样的：《圣经》提到耶稣的表兄施洗者约翰在提比留·凯撒在位第15年开始传教。提比留于西元14年9月登基，因此他在位第15年应该是西元28年下半年至29年下半年。那时约翰开始向人传教；六个月后，也就是元29年秋季耶稣大概也去传教了。当时耶稣“约有三十岁”（路加福音3：23）。如果西元29年秋天耶稣刚满30岁，他就可能生于公元前2年了。如果已经超过30，则还要生得更早些。
就这样稀里糊涂到六世纪。东罗马为了修订历法，乃根据“耶稣被处决时约三十多岁”的记载，从那一年减去三十，作为新纪元的元年。所谓“西元”便又这么糊里糊涂诞生了。
可这还是只有年而无月日，故又再改造异教徒的太阳神生日为耶稣诞辰。
农事的时间也要改，须与教会仪式的时间挂钩，用基督生活中的节日与圣日来划分年日。例如收割节、酿酒节、播种节本来是向大自然祈福的仪式，被基督教改造成了对造物主的感恩“四季大斋节”，以天赐礼物为祭品的礼拜式。
然后再对自然时间进行纯理性的分割。
这种思想来自于希腊哲学的原子化思想。Honorius Augustodunensis(1080–1154)把时间分割成4个点，10个分钟，15个部分，40个片刻，15个“signs”和22560个原子。教皇Sabinianus(604-606在位)则训令修道院的时钟每24小时敲7次，作为规定的祈祷时间。
在公元1345年左右，人们开始接受将一小时划分为60分钟，一分钟为60秒的做法，这种对时间划分的抽象框架，逐渐成为人行动的参照点。
13世纪，机械钟的发明终于实现了时间的机械化，从此时间不再仅仅是自然界的标度，而是一个被人测量得出的，独立的、数学可度量的标度，是一条单向延伸的直线；从而人类真正形成了线性的时间观。
也正由于这种时间不可倒流的观念渐渐成为共识，标准化生产的廉价钟表带来的守时、有规律的作息，乃成了工业化生活的先声，“时间就是金钱”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
本来这种圆形时钟，正好表示循环的时间，但后来大家看时钟的观念却仍是直线的。为什么？
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可测量之时间，就是物理性的“时钟时间”。人终于发明了时钟，附会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神学乃正好用它来测量时间。这种时间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现在时间”（Jetztzeit）。
每个抬头看钟的人，心底那句话都是问：现在几点？⏤⏤它是同质的和均匀的，因此才是可测量的，这是科学的时间概念。
同时教会也大力借用并推广这种新科技。其建筑，最巍峨的就是钟楼，钟声也是天主教的象征。钟镶在楼上，钟声则敲进信徒的灵魂。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各一次。每敲一次钟，便念一段《三钟经》经文的传统，现在仍被隐修院延续下来。一般钟声则是去教堂参加弥撒（missa）和时辰的祈祷，提醒大家到教堂与主相遇。大节日的开场，当然也是敲钟。本堂司铎去世，教会仍要敲钟，云彼已经安息主怀了。
1355年钟楼钟声的性质于焉变质，成了世俗冲突的号角。那年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去一家酒馆酗酒，骂酒的质量不行，爆发冲突，杯盘横飞。吃亏的老板敲响了镇上教堂的钟声，愤怒的民众随即涌去支援；吃了亏的学生也赶紧敲响了大学教堂的钟声，号召救兵。双方大战数日，市民攻破大学生防线，杀了63人。
后来判了城市每年要给被打死的大学生一个银币，500年付清。故牛津市长每年修饰节都会领着62名市民去大学道歉，并在圣玛丽大学教堂里举行弥撒时将罚款交给学校，直到1825。
钟楼钟声于是又成了和解的象征。
六、被统治的时间，与被时间统治的人生
到1648年，牛津汤姆大钟挂上时，学院有101名学生，因此晚上9：05分大钟敲101下，提醒学生就寝。钟声已与宗教无关了，只是生活作息之提示。这，延续到现在。
时钟生活便如此把人镶嵌到线性的、可测量的时间中。时间完全被数学化了，变成了与空间坐标X、Y、Z并列的坐标T，也变成了具体的1、2、3、4、5、6……点钟。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全球殖民事业的推展，不只开拓了空间，更统一了时间，全球被纳入“一个”共同的时间中。
自1924年2月5日开始，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负责每隔一小时向全世界发放调时信息。
虽然因地球每天自转是有些不规则，且正在缓慢减速，故格林威治天文观测不可避免会有缺陷，而被原子钟报时的世界协调时间（UTC）所取代。但不影响这个世界时间被统一的状况。
各民族原有的时间及其观念、节日，如果他们还记得，也不妨保留，但都是附属的物事、模糊的月影，只在太阳照耀不及之处，予人以回忆、点缀和慰借（如我们的元宵、中秋、冬至等）。
所有正式的、工作的时间，都依格林威治和UTC；可以缓口气、唱首歌，欢乐庆祭或休养生息的时候，才利用得到传统时、令、节、日。
于是，你一早就会被闹钟吵起来，随着钟表的指针跑步，吃饭、喝水、吃药、早餐、赶车、抢路、打卡、开会、上课、下课、再上课再开会……。学校都有教堂般的钟声，课程都是计算课时的，时间都以教会的“礼拜”为段落……。政府、工厂和公司也一样，因为工资也是按这个时间算的。
于是我们在时间中凌迟着生命、在钟表中计算得失，争分夺秒，时间就是金钱。当然，我们也还没完全忘记循环的时间：加班出来，抬头又看到了昨天的月亮。
格林威治晚上却不开放公园，他们不让赏月。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