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传统中国｜龚鹏程在台湾大学的演讲
后传统中国
（龚鹏程2023年3月28日在台湾大学的演讲）
后传统中国，是个仿拟“后现代（Post Modernity）”而杜撰的词。仿拟，本来就有点不正经、开玩笑的性质，用“后传统中国”来描述我们现在身历其境的真实世界与历史，更有点不恭。
无奈生活本来凌乱，史事辄同六如（梦、幻、泡、影、露、电），故姑妄言之，台大庙堂之上，或许仍然同于瓜棚豆架。
一者，宇宙重开，人天裂解：
（一）传统的宇宙时空与生活，成了无法继承的遗产
宇宙，《尸子·卷下》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简单讲就是时空。空间方面，古盖天说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浑天说则认为地球浮在水中或气中，日月五星则附丽于“天球”上运行。时间嘛，由四个系统来辨别。
一是月亮：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一年分十二个月；每天分十二时（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称为"地支"。也可以作为年的代号，十二年一循环。若与“天干”结合，则六十年一甲子，循环一次。
二是太阳：分成春、夏、秋、冬四季，统率十二个月。也是周而复始。
三是气运：也是往复、起伏、盘旋、流动中见规律的，如“消息”“一阳来复”等等。
四是星，看北斗及二十八宿。《尚书·舜典》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北斗七星来确定日月五星的运行周期。
这一套认知系统和能力，是古代中国人的基本存有状态，所以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不只《尚书》《诗经》的时代如此，尔后几千年中国大抵也仍这样，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依二十四节气过年过节。
现在，几乎所有人却都搞不清楚哪个节气在哪一天。因为旧历已废，我们过的是新历，传统纪录及标示时间的这一套知识和生活，都被打成一个包，送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请加入世界遗产。
活的传统、知识、生命和生活经验内容，成了遗产，供政府做为政绩、供人们在“文化与旅游部”的指挥下歌舞庆幸之。所谓后传统中国，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征象。
当然，这样把活传统变成死遗产也非今日共产中国独有之业绩，而是百年来主政各方努力的成果。
（二）改正朔的传统，分裂了新社会
家族一但出现“遗产”概念，就意味着分裂，父母亡矣，兄弟分家。
1912年1月一日,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就通电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阳历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是新政权成立后第一件事，符合传统中国新朝建立必须“改正朔”的规定，但谁也没有料到新正朔居然是西洋的。
大吃一惊的社会仓皇应变：分裂成“二元社会”格局：上层(公部门、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并有各种笑话、段子来讥讽这一措施。如有春联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知错不改，采取更激进的手段，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协助政府废除旧历。禁止过年，并严禁民间贴春联、燃烟花爆竹、互相拜年等一切民俗。行政院所属的内政、教育、工商、财政等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均参与废除旧历运动。查禁旧历书，黄历、万年书等，有许多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内容，如建屋、迁居、行止、婚丧等的宜忌，通通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导致政府与民众在历法问题上的严重对峙与冲突。
要知道，旧历之沿用与商家帐目及民间契约有很大关系。内政部却规定：不仅要改正商店清理帐目及休息时间，而且严令人民按阳历收付租息及订结财产上之契据。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约，及一切文书薄据等，一律须用国历上之日期，并不得附用阴历，方有法律上之效力。民间对之，不是要炸锅了吗？
还有，中国有几千年的岁时节令，如立春、元旦、元宵、龙抬头、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除夕等等。早已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民初改历之后，新历上却根本查不到这些，反而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纪念日，如 1月1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4月8国会开幕纪念日，5月9国耻日，4月植树节、10月10国庆日、12月25云南起义纪念日、8月20廖仲恺殉国纪念日、9月9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日、9月21朱执信殉国纪念日、12月5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司法节(1月11)、戏剧节(2月16)、童军节(3月5)、国医节(3月17)、美术节(3月25)、音乐节(4月)、禁烟节(6月3)、工程师节(6月6)、陆军节(7月9) “空军节”(8月14)、教师节”(8月27)、记者节(9月1)、体育节(9月9)、商人节(11月1)、医师节(11月2)、世界学生节(11月17)……等，官厅、学校自己纪念，民间社会则漠然茫然，不知所云。
政府看民间如此不听话，乃使出杀手锏：移花宫换形大法，直接将旧历岁时年节全都废除，将旧历节气，原封不动地移为阳历月日，并将旧历年节的习俗及活动，统统移到阳历年节来做。
对于政府如此蛮干，民间也搬出“科学”来对抗，说在世界已行的13种历法中，中国旧历是最进步的，“以农事言，二十四节气为农民所奉之圭臬;以水利言，朔望两弦，为航行所恃之指南，而三大节算帐之质度，尤与中国经济组织有密切关系。”(大公报，1929)
（三）被人“大同了”的新国度
这样的新时代开端真是太失败了，既违天行，又不协人情，还分裂了社会，并开了政治力量强制硬推之恶例。大家都在问：国民政府为何要这样蛮干呢？
有人说是学日本。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努力学西方时虽也这样废了旧历，但做得没那么绝；被日本割据的台湾，就还一直维持着过旧年。替1949以后，台湾“复兴中华文化”，一切年节得以在台湾恢复留下了个根子。
而民初硬要如此改天换地，乃是还没有意识到此中还有严重的文化冲突，不只是社会底层民俗和生活世界产生了变化而已。
因为1895年，康有为即已发表过《孔子纪年说》，仿照西洋的“公元纪年”，正式提出孔子纪年。那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本来支持维新,列名强学会,资助《时务报》《强学报》。《强学报》用孔子纪年之后，张大为震惊，立刻就停发会费，禁止该报发行。
1903年，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也反康、梁、唐才常，发表《黄帝纪年说》，指出：“若康梁辈……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他和张之洞都敏锐地意识到纪年法的变动具有“革命”的意义，故马上做出了反应。张是维护传统以朝代和帝王年号合记的方式；刘师培则站在倒满的立场，立刻回到黄帝。
后来各类纪年法轰然纷出，革命党人宋教仁则说：“我国近年有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者，乃相率欲用新纪元法；或以唐尧纪、或以夏禹纪、或以孔子纪，然揆之民族主义，皆无大纪念、无大关系”，所以仍采黄帝纪年。
等到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在其向全国通电的文告中,就采用了宋教仁主张的黄帝纪年法。
稍早，周树人给朋友许寿裳寄了一幅照片，自己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也可以看出那时留学青年的黄帝情结。
谁知，忽而黄粱（帝）梦醒，章太炎、刘师培很快转向了无政府主义，武汉起义成功建立的民国，也迅速把黄帝孔子尧舜都丢弃了，转而用起公元纪年，让耶稣轻易一统了天下。
这时的理由，是世界大同。但不是我们去大同世界，而是先把自己的世界消灭了，让别人来大同我⏤⏤直到现在。
可是实际上，“公元纪年”就不是“公”而是“私”，是基督教一家之私言。以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救世主耶稣降生的年份为起点，按照顺序计算年代，因此又名为“基督纪元”，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颁行。此后基督教史学都依此进行历史叙事。
对此纪年法的反对，是十九世纪的新思潮，例如柯林伍德批评基督教史学或1918年史宾格勒的《西方之没落》。
史宾格勒尤其痛骂它不顾世界各文化之殊相，强用一个框架去套，是狭隘偏私的。何况，其说本于犹太宗教天启感念（apocalyptic sense）之传统，代表着基督教思想对历史的支配，在时间的暗示中其实预含了许多宗教态度，并不是历史本身就有的规律，只是一套神学。故所谓“公元纪年”并非真正的“公元”，而是一种西方宗教色彩很浓的纪年方法。
新中国肇建时，主政者和一干新派人士，思想却已跟不上时代，还拥抱欧洲十七世纪的旧观念、旧纪年，径直把传统纪年法改用“公元”以自以为新潮。
二者，新与旧，时空两分：
（一）不是《天演论》的进化幻影论
当时新派人士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落伍，他们激进狂热地求新求变。
严复译的《天演论》1897年即已在天津《国闻汇编》横空出世，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激起了空前的自强进步的热浪。
中国乃有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以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详情不必再叙。
然而，哈哈，你可能没注意，严复翻译的，根本不是达尔文，而是赫胥黎，所以书名叫做《赫胥黎天演论》。
而赫胥黎其实又根本没写过这本书，他也不赞成天演论。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进化论本身就有“进化”，而我们刚好又没人注意。
达尔文最先是研究了蚯蚓等动植物，发现有些动植物有演化出更适应环境的本事，例如一些动植物有向旋光性这个现象。
这当然不是全部现象，有些动植物就没有或不须随环境而演化。可是达尔文有位朋友A.R.华莱士，拉上他，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将这个意见概括为“物种起源是由于自然选择”。于是，动植物有些会演化以适应环境，就变成了都会、必须、通则。
达尔文另一位朋友（就是认为鸟类是从恐龙演化而来的）斯宾塞，刚好又曾提出过一个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讲法。于是从《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达尔文又在华莱士建议下采用“最适者生存”作为“自然选择”的同义词。
斯宾塞则因把“自然天择”从自然界移来说人类社会。
达尔文万万没有想到，斯宾塞借着这一表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推拓到社会学领域，把他自己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后世，达尔文的讲法只在自然科学中讲讲，其他造成社会大变动的，都不是达尔文，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胥黎是斯宾塞的朋友，他认为斯宾塞曲解了达尔文，故写《进化论与伦理学》批驳他。强调人与动物不同、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不同、人类生存竞争与生物生存斗争不同、生存斗争与伦理原则矛盾。
谁料，留学英国的严复，竟把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拿来改译成《赫胥黎天演论》。不但只译了原书谈进化论的部分，不谈其伦理学。还在注释中大量加入了赫胥黎所反对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演化规律硬是照搬到人类社会。
如此这般，在达尔文的遗嘱上大肆涂鸦，画上写意山水。盗憎主人，竟至螃蟹夺了螺蚌壳，而百余年来国人皆受其误导，是不是让人啼笑皆非？
你也许会问：当时严复既信从斯宾塞之说，即译述斯宾塞学说著作可也，何必弄此狡狯？
若要解释，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或许可以提供线索。
《孔子改制考》始撰于1892年，1898年正式刊行；《天演论》是1897年刊出。两者写作时间重叠，虽可怀疑严复是受了康有为的启发，却还未必有足够的证据。但《孔子改制考》的思路其实上承于1891年已经刊行的《新学伪经考》。《伪经考》出版后，1894年即遭清政府禁毁，是当时很轰动的名作，严复必曾读过，因而悟出这种托古改制（也可称为寄居蟹式）的写作方法，亦未可知。
另外，斯宾塞本身的学说也颇复杂，严复若直译其书，可能读者就要落其窠臼。反不如借赫胥黎为批驳斯宾塞而做的归纳来说进化论，更能提纲契领，达成革命式的宣传效果。
严复也许就是这么想的。毕竟，脑子发热了才会结婚。要鼓舞热情，就不能把道理讲得太清楚，群众若想明白了，便都逃命去也，谁还抛头颅洒热血？
（达尔文）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是个人主义的，也是科学主义的。所以他《综合哲学》的第一部《第一原理》，即指出科学可以取代中世纪“神学大全”。而科学中，足以作为宇宙第一原理的，就是牛顿讲的“力”。
这种绝对的“力”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是最高的实在；人只能感觉到这种绝对的“力”的符号，它本身是什么，却不可知。一切事物在力的恒久性规律（the law of persistence of force）作用下，都不可能保持其自身的同质（homogeneous），因为力对事物某一部分的影响必然不同于其他部分。故任何继续作用于同质事物的力都必将引发其不断的变化。这就是理解整个宇宙和物种演化的线索。
然后他又在《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普遍的进化框架，说社会进化是不断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即支持并促进了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
他另又从生物学说：动物有机体和人类社会都有调节、维持和循环分配三个系统。在动物中是中枢神经、营养、静脉动脉，在社会中是政府、工业、道路、电报、商业等手段。社会成员也分三类：一是从事生产职能的工人和农民，二是从事“分配与循环”职能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三是从事“调节”职能的政府管理人员、官吏。他们在社会有机体中互相合作。
但动物和社会之有机体并不相同：前者，只有一个整体意识，各器官是为着整体服务的；后者不然，每人都具有意识，社会是为了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的，而不是其成员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
这很接近我国传统讲的“国者人之积”，社会是人的组合，是用来保护人的。国须爱人，否则“民散矣，国将不国”；不能反过来要求人爱国。
斯宾塞也由此讲个人自由和限制王权。认为军事社会是专制主义的，在《人对国家》一书中说过去自由主义的功能在于限制王权，未来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功能，则应当限制议会的权力。
斯宾塞这样的主张，在近代中国曾获得阐发吗？没有，因为严复本身就不是科学主义者（喜谈灵学），译注中关于进化论跟科学的关系着墨也不多，所以读《天演论》的人并没在物理学、生物学各方面有什么进展。个人自由方面嘛，严复介绍进化论之目的，或在社会上产生的效果，亦与斯宾塞相反，乃是爱国主义式的：国人再不努力，就要亡国灭种了。
何况，任何学说和理论，一旦流行，必然日益通俗化、庸俗化。犹如原子弹出现后，“原子时代”之说甚嚣尘上，但结果中国虽也造了些原子弹，更多的却是原子笔、原子袜。
天演、进化、适者生存、进步、不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等语，后来也变成空气，吸进每个人的肺里。每个人都成为胀满进步意识的兢争机器，执行着动物原则，忘了赫胥黎“人不是动物”的提醒，也根本不知道斯宾塞亦区分了人与动物社会的差异，并主张人的社会发展不靠竞争而靠合作。
（斯宾赛）（赫胥黎）
三者，“传统/现代”，直线进化的时间观、二元对立的文化观
年节之外，大的时间观，传统本来也是循环往复的，四时代序、冬去春来，如庄子说是“始卒若环”。民国以后也同样只讲西式直线式时间：过去、现在、未来。
未来还需等待，降临的，是恩典还是毁灭尚不可知，故可知者遂只有过去和现在。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也是直线且进化的：从农村、农业、乡土社会，进化到科技化、工商业、都市社会、海洋文明。
现在一般人对中国的印象仍是个大农村。农地占国土绝大部份，十三亿人口中仍有八亿农民。
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被视为如此。因此一说文化，就说西方是商业文明，而中国是个农业文明。产业不同，精神便异，所以中国人乡土观念浓厚、不轻易离乡，而且家族关系深厚，尊重家族中长幼伦理，家长族老的权威比较大……等等。
有此想法的人很多，把中国和西方对比为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也很多，即使唐君毅、钱穆都曾如此说过。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大热闹过一阵子的《河殇》，也是将中国形容为黄土农业的保守文明，希望能奔向「蔚蓝色」的西方海洋文明，可见此种对比框架之流行。
这其中，费孝通先生的讲法最有理趣也最系统，把大家的印象，理论化、实证化了。
他1945年写《乡土中国》，1948年又出版《乡土重建》。说中国农村与西洋社会形态不同。中国农村是一种并无具体目的、仅因大家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可成为“有机的团结”，所以是一种“礼俗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很少迁移移动，世代住在一块土地上，附近全是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熟人与亲戚，因此一切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熟习所形成的礼俗。西洋社会则不然，它主要是一种爲了完成某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故须要契约、须要法律，属于“机械的团结”，可称为法理社会。
顺着这种对比区分，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社会是靠着礼俗来构成秩序的长老统治形态。强调人治，重视血缘与地缘关系，由血缘地缘之亲疏远近来构成人与人的亲疏判断。因此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一种“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反之，西洋社会是法理社会，人群以某些任务而结合，形成一个个团体。团体即社会之单位，团体中人与团体外的人，分的很清楚，故为一种“团体格局”。
他依此对比，把中国农村界定为一种“历世不移”也“不变”的凝固型社会。因为农村人是扎着土地的，安土重迁。西方人就不会像中国这样依乡恋土。
费先生乃中国的社会学宗师，影响深远，但，你以为他有什麽神技吗？其实不过挪用西方的论述模型而已。
你看他的讲法就知道：中国是凝固型社会、礼俗而非法律统治、长老人治等等，均由孟德斯鸠、黑格尔来，只是被他结合到「有机/机械」「礼俗、契约」「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商业」等对比中区分罢了。
而这个对比架构又从何而来呢？
西方的产业发展，造成了工业革命、新工业阶级和新的劳工运动、机械运输革命、新国民经济政策及国家工商管理革命、民族扩张与新殖民时代之世界竞争等等巨大变动。
除了经济转型这一显著转变之外，社会与文化也在变。这么变，所形成的社会，有许多描述语辞予以界定，一般普遍使用的，则是「现代」一辞。
对于所谓的现代社会，研究者或采列举法，将现代社会中一般主要的结构及文化特色，视为「现代的」。例如说现代即是指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高度的功能分化、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等。或采用理范研究法（Ideal-type Approach），以现代社会之典型结构、属性和取向，作一社会形态分析。
然而，特征之列举，究竟有哪些特征属于偶然因素而非本质特性，虽然不易辨明，但特征项之提出，却必须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对比观察上的。理范之建立，更是意含了有一个与现代社会对立的传统社会存在。由此，遂无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两极性的理论样式。
这种两极理论，基本上是思考欧洲从封建农业转变到资本工业秩序这一问题，依「前与后」的模型，赋予前后两期社会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诠释说明。例如Toennies说的「社区」与「社会」、Durkheim说的「机械」与「有机」、Cooley说的「初级」与「次级」、Maine说的「地位」与「契约」、Redfield说的「乡土」与「城市」、Becker说的「神圣的」与「世俗的」……等。「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类。
这类经过化约的双元观念（Dualistic Concepe），当然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后期的发展，便是在两极之间，以「模式变项」或「转型期」予以解释，使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静态对立的，而是动态的连续体。
但这种论述较晚才出现，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兴起，早期都是两极对比，费先生当年学到的就是这套方法。
依两极对比，农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是社区型的，着重礼俗、身份、地位，属于有机的结合；新工业社会则是社会型的，着重法律、契约、能力、成就，属于机械的结合。
费先生把人家这一套用来描述西方古今社会变迁的框架，掉转了一个方向，变成中西的。
于是本来用以形容西方古代的情形就都成了中国的特征。而读者无知，拍案惊奇，皆曰：「讲得太对了、太好了，中国就是这样！」乃群尊费先生为大师焉！
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讲法类似。亦谓以礼俗不以法、不重团体而重家、社会凝固或盘旋不变等等为中国之特征，且就此等特征推论了种种原因。读者亦尊为大师焉。
但读者也不想想：西方古代不农耕吗？中国古人不经商吗？殷商民族就以商人为名，贸易着南海之珠贝、西山之玉石，服牛乘马、力致犀象。此后唐之广州、宋之泉州，亦皆为世界第一大港。中国人之远洋经贸，岂是西人在十九世纪以前所能望其项背？把中国界定为农业文明，以与西方海洋文明相对比，不是笑煞人吗？
航海与商业，霍布森曾描述道：“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是船舶的发展，这包括它们的规模和数量。直到1588年，最大的英国船排水量仅为400吨，与早得多的载重量超过3000吨的中国帆船相比，就相形见绌。
而且，这种大型的中国平底帆船，具有很多创造性的特点——包括方形船体、船尾方向舵、纵帆和防水隔舱——所有这些后来都被欧洲人所吸收。
船的数量不仅是中国航海革命的证明，而且也是中国商业经济特征的证明。在8世纪时，大约就有2000条船只在长江上航行“。
“或许可以确切地说，中国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者，因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他们拥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
比较的结果是让人窘迫的：当西方最终赶上他们的时候，也仅仅是以一种或另外的方式改良了他们的发明。历史上大部份时期，在能想象到的每个方面，欧洲人使用的船只与中国相比都相形见绌，甚至晚至1800年“（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三章）。
农业。中国古代农业之所以令西方人印象深刻，也是因为技术好（中国在公元6世纪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但并不能因而就误以为中国只有农业，工商业不发达；更不能忽略中国在海上的活动。
像宋代的商业就不仅高度发达，而且国家的税收收入主要已来自商业部门。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也证实了明代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并不太受政府的约束。
高度商业化另一有力证明，就是城镇和大都市的崛起。估计宋代鄞县的城市人口比例约为13%，涉县是7%，丹徒县高达37%。
不但如此，城市化在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明显，而且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就约在150万至500万之间，远非欧洲所能及。
以上这些，都是常识与事实，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就偏偏抹杀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常识，要费尽气力，迂曲地挪用西方人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模型，来论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呢？
知识分子从来就该不反对人们批评中国社会与文化，但连批评的话也是抄外国人的，岂不丧气？至于费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型不迁不变的，我《游的精神文化史论》辨之已详，就不讲了。
四者，现代化：二元社会、两种方案，革命与改造传统
依上述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文明之区分，中国被定义为：包含太多旧的落后的元素和人群，需要打倒、扫除、才能成为现代国家、建立新社会。这个过程，被称为“现代化”。
现代化，后来成为一个大词，不但一直流行台湾至今；大陆邓小平“四个现代化”、习近平“中国有特色的现代化”也仍打着这个旗号。
学界也很热衷替这个词找精神祖宗，例如现代化常想推倒传统巨石、儒家不能现代化是因无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伦理等，皆出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云云。
其实这是一种时代精神，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政策，可能内容参差矛盾，但意思和行动之大趋势，均是要：拼命摆脱旧时代，砸锅卖铁也要进入新社会。
所以，打破传统、扔掉枷锁、逃出囚笼、扫除垃圾、清理遗产……都成了现代化必须之举。
传统，包括家庭、父母、社会、伦理、生活方式、儒道佛思想与信仰、语言文字乃至一切技艺（如戏曲、武技、医药、堪舆、建筑、园林……）都是挡路石，被赋予种种恶名，用各种新语言（如白话语文）新剧种（如话剧、舞台剧、舞剧、电影、电视）新艺术（如木刻、雕塑、表演艺术）去批判、辱骂、甚至杀害它。
晚清维新运动、五四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国民新生活运动以来，皆是如此除旧布新。
维新时，要立新学堂，废传统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要废传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要卖土地、卖国产，如谭嗣同说：「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五四”则号称带来了《新青年》及新青年文化运动，甚至共产党。其实《青年杂志》本来就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搬到北京，《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从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因而毛泽东认为前者是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后者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爲领导。
金观涛、刘青峰《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一文曾指出：“谭嗣同的《仁学》把包括社会、家庭、个人道德规范在内的整个天理世界看作一张大罗网，主张毫不留情地冲抉之。而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最后之觉悟」、吴虞的「非孝」、鲁迅的《狂人日记》和砸烂孔家店，只是这种冲抉罗网之精神的再次爆发而已。”
接着大家继续废旧诗、废旧文、废旧戏、废汉字、废汉语、废中医。
清末俞樾已写《废医论》，说古代「巫医同源」，既然巫术可废，为何中医不可废？其次，《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乃后人之伪作；三，诊脉与中药的虚假性。但这只是文人一说，民国以后可是要真干了。
先是全面引进西医、西药、西方医疗制度，作为国家正式医疗卫生体系，然后逐步废医废药，想将中医逐出国家医疗体制。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开始正式召开会议讨论废止中医之办法。49年后将中医的理论或实践彻底废除的活动，更多次进行于中国大陆。或立法禁止中医师行医，或通过在学校体制、国家医疗体制等领域驱除中医学的影响和作用，来使中医逐渐流入民间甚至消亡。
到了“破四旧”阶段，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就全都废了。
1934年至1949年民国政府推出的公民教育运动，其实也属此类。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民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最后因内战失利而「暂停办理」。
新生活运动被认为是深受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影响的产物，与五四到文革基于反儒思想而形成的运动不同，但同样是要改革（造）传统的。
五者，传统还魂：文化复兴运动之分化与延伸
（一）两岸文化的分与合
五十年代以后，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宗旨：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其最具体的行为表征，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最重要的哲学基础是「仁」字。
具体施政，则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有全国共同遵守的大法，即中华民国宪法。使政治举措有常轨。要国会能自由行使其职权，使法律之效力能永固。归于民治，树立法治。
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其终极目的，在于养民。养民之道，不外衣、食、住、行、育、乐六项，故特以此六项科学化之建设，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张本。
大陆：大陆则在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先是实施改革开放，复甦了经济；继而开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中国共产党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执政理念，取代先前的「振兴中华」理念。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锦涛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对其内容加以发展。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梦构想。
（二）传统重建诸象：
复兴儒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方克立开创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作为国家“七五”“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负责人，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他提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他继承并发展了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
复兴国学
A.设立国学院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前身是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1月。
2000年初，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北大国学研究院。重读传统文化的原典。出版《国学研究》学刊和《国学研究丛刊》；编著四卷本学术专著《中华文明史》。普及和传播方面，与美国媒体合作拍摄了100集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和150集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明之光》，出版《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50种）和配图本《中华文明大视野》（一套8册）。
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精装，全套2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北京大学国学与国医班专用教材《国医十三经》
2008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通过了《新编新注十三经》的项目立项。十年之后，即2018年8月，《论语》《诗经国风》《庄子》《孙子》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遴选先秦诸子百家重要典籍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以儒家为主、涵纳其他各家的“十三经”书目，具体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较之儒家“十三经”，有七种不变，替换掉了《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内容涉及儒、道、墨、兵、法五家。
B.启动儒藏工程
2003年,教育部将"《< 儒藏> 编纂与研究》" 定为" 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正式批准立项。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任项目首席专家。
2004年，"《儒藏》精华本" 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为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同年，《儒藏》工程被列为"北京大学‘ 985’ 工程重点项目" 。2007年，《儒藏》" 精华编" 的出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 十一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重大工程出版规划。
联合国内及韩、日、越三国近百所高校和学术机构近500名学者，致力于儒家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先期成果“精华编”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10种，以及韩、日、越三国历史上用汉文著述的儒学文献160种萃为一编，编成339册（其中中国部分282册，韩国37册，日本18册，越南2册）。第二步《儒藏》全本收书规模将会大大增加，初步估计收书在3500余种（含“精华编”），
拓展为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
包含四方面具体工作，即境外中华古籍调查编目和复制影印、境外中华古籍精华点校整理、汉籍与汉学研究、数据库建设，并根据任务设置学术团队及工作方案。
C.提倡新经学
饶宗颐2001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的演讲：“近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十三经注疏》新校点本的印行，集合多位专家，历时五载，进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撰写新的校勘记二十余万条，超过阮元的旧刻本。这正说明北大同仁对经学的重视和关心”，然后提出新经学：“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
D.开始五经外译工程
《五经》翻译工程由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立项，随着项目的实施和完成，《五经》对外译介不足的遗憾局面行将结束。
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的30多位知名学者将携手把《五经》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等九种语言。这将是近百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五经》翻译工程。
《五经》翻译项目主持人施舟人认为，将《五经》翻译成不仅包括西方主要语言，而且涵盖世界上所有重要语言的现代译本是一项事不宜迟的文化任务。
《五经》将首先被译成英语，学者将根据英译本并参照经文底本，再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
据悉，选定翻译的《五经》经文大约七十万字，译成英文后约一百万个单词，两千五百页。
E.重建经学与礼学学科
清华：2018年9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在京揭牌成立，该院为校级科研单位，也是内地高校首家经学研究院。
浙大：
编辑《中华礼藏·礼俗卷·岁时之属·》，并说：“数年以来，经学研究逐渐得到各领域学者的重视，特别是礼学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领域，其中有这样几方面的因素和力量：第一，在现代中国学术界，虽然经学一直处在相当边缘的位置，但相关的古典文献研究从来没有彻底中断，这一条活的学脉构成了今天激活礼学研究的直接源头；第二，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已经使很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传统的经学纳入到现代学科体系当中，否则就不可能全面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而礼乐文明又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第三，在对西方思想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之后，中国学者也能够对自身的文明定位有更多的自信，可以更全面、更系统地审视礼乐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独特位置；第四，中国社会文化对复兴国学的需求也刺激了对礼学的更全面研究。
近几年来，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相继成立了礼学中心，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北大
礼学研究中心自称其研究具有现实性，关注丧礼。
F.民间的儿童读经运动
儿童读经是全民复兴中国文化的一个社会大工程，在北京、深圳、合肥等地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推广者。
（我推动经学研究的一些著作）
大陆的经学研究早就废止了。2003年，我与北京清华合办第一届经学研讨会。人到了，住进清华甲所，李学勤先生才来致歉，说现在政策还不能办这样的会。无奈，只好改个名称办会。等到2005年，拉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台大、中研院，我们才又办了“第一届经学研讨会”。如今，经学成为显学了。
G.书院的文化产业化
2015国际文化产业投资洽谈会于5月25日-28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书院联盟举办首届中国书院大会暨文化产业投资洽谈会，并以“传承的力量”为主题召开中国书院大会暨文创产业投资论坛，亮相“中国书院与国学文化创意”核心展示区。首届书院大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中华国学教育工程秘书处、中国书院联盟共同主办。
论坛主旨是结合我国各地方城市或产业园区十三五规划、资源禀赋和重点投资开发项目建设需求，积极搭建项目孵化、企业孵化、产业孵化和全产业链投资服务平台，联建新兴产业基地或书院文化主题产业园，联合组织中外优秀企业家和创业者，通过深入开展系列游学考察和创业投资促进行动，全方位开展资源整合、项目对接、金融投资和商贸合作。
“中国书院与国学文化创意”核心展示区，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亮点，亮相文洽会，展示各省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产业化招商投资合作项目。主要包括招商洽谈、项目对接、图文展示、展板招贴、企业形象、项目推介、图书出版、电子出版物、网络直播、影像多媒体、展品展销、官网发布、游学考察、商务合作等形式并提供全程追踪服务。
文化产业园：
程颢书院文化产业园，位于晋城市城区古书院社区。程颢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设定的。程颢书院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彰显传统文化重要的物质文化遗存。将打造成晋城市重要的文化旅游休闲园区。
文化旅游园区：
汉中市积极构建“丝路源点城市”、“中国汉文化传播示范基地”，“一环两城三园四极”的産业布局，持续推进“城乡统筹工程”。
汉文化博览园项目，位于陕西汉中，建筑面积11.88万平方米，按照“一池三山”的规划理念，共分为汉文化博物馆、城市展览馆、汉乐府以及园区绿化水系四大区域单体工程。项目融合西汉国都长安的辉煌、东汉国都洛阳的神韵、蜀汉国都锦城的灵秀等元素于一身，将成为世界汉语大会、世界汉学大会和世界汉文化大会的永久会址，被誉为21世纪汉文化建筑奇观。
目前，新区内汉文化博览园、汉乐府、兴汉城市展览馆、汉人老家街、张骞风情街等核心建筑群落已基本落成。
Ｈ.重新树立文化象征高地：
兴建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
尼山圣境度假区总规划占地35.76平方公里，尼山圣境一期作为度假区的核心景区，规划占地8平方公里，总体创意为“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功能定位为“文化修贤度假胜地”和“世界级人文旅游目的地”，核心文化主题为“明礼生活方式”，是一项集文化体验、修学启智、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教育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载体。
2021年10月，入选100个“好客山东网红打卡地”名单。2021年11月5日，济宁市曲阜尼山圣境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孔子博物馆成立于2017年，前身是曲阜市文物局孔府文物档案馆。占地面积16.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
藏品主要源自历史上孔府积累的旧藏，拥有各类馆藏文物70万件、30万件孔府私家文书档案、宋代以来4万多册善本古书、8000多件明清衣冠服饰以及大量的与祭祀孔子有关的礼乐器等。截至2019年末，孔子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共有345541件/套。
2020年12月，孔子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022年6月11日，孔子博物馆礼乐传习所揭牌。旨在研究、讲习、传播礼乐知识，将传承数千年的礼乐文化推广普及至社会各个领域。
恢复孔庙、祭孔与孔门礼乐。聘我为孔子博物馆荣誉馆长。
汉服运动、华夏衣冠
汉服，即中国汉族传统服饰，曾称汉衣冠、汉装、衣冠、中国衣冠、华服、华夏衣冠、汉家衣裳等，是发展、传承了四千多年（清代因剃发易服而边缘化，21世纪初开始复兴），区别于其他非华夏民族，体现汉族礼仪风俗、审美品格、思想哲学等文化内涵，并彰显民族认同精神的服饰体系。
公元1645年8月29日（清顺治二年七月初九），满清政权颁布剃发令和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汉家衣冠几近消失。男子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汉族女装则保留汉族女性传统的“上衣下裳”制。
在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汉族男子改穿西装、中山装。
少数人，如钱玄同，在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时，亲自穿上自制的“深衣”“玄冠”，腰系“大带”去上班；收藏家王季迁身着汉服游遍美国，宣传汉文化；儒学家者夏震武束发着深衣。
1968年至1969年，台湾参照宋史、大明集礼、南雍志、三礼图等制定台湾省祭孔冠服。
如今中国大陆已出现恢复汉服传统的新趋势，汉服又开始进入现实社会，各地的汉服活动层出不穷。有汉服复兴者建立网站，昭示天下，加入者很快超过数万人；也有人在网上流传汉服设计，并建议教育部统一使用汉服做学位服。有人将此称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
主体参与人群以80后、90后占主体，中心力量是年轻白领和在校大学、初中、高中学生。近几年00后也逐步参与进来，成为汉服运动的新力量，同时，也有不少受周围亲友影响的儿童及中老年人加入。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兴趣的传统文化支持及复兴者，更以复兴汉民族传统服饰为切入点来影响大众，进而发扬传统文化。
各种文化雅集：诗、酒、茶、琴、花、香、舞
传统复甦的诗会、雅集、创作、比赛
（模仿红楼梦行酒令作诗）（秭归市：农民诗会开放文明花）
昆曲与婺剧联手，献演昆剧“巴黎圣母院”2017年11月04日（钱江晚报）
改编自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由浙江昆剧团与浙江婺剧团联合创作的昆剧《钟楼记》（圣母院）在杭州剧院全球首演。保留《巴黎圣母院》精髓，只是故事发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其他各种把传统文化跟产业结合起来的活动，如诗歌节、诗酒文化节也遍地开花。
面对现在这种“后传统中国情境”，我们还要观察、想一想的是什么？
与全球互动的复古风，值得注意。近年全球各大品牌都刮起复古风。从高奢精品GUCCI、运动品牌Adidas 都有，连家具零售商IKEA 都推出老屋系列，复古风被广泛应用于当代设计，不论摄影滤镜、建筑、包装等，与审美有关的事物，正悄悄地与复古做连结。
「复古」一词在英国精品百货Liberty London官网上，搜寻次数增加193%，复古风商品销售更增长66%，任何产品只要搭上复古的顺风车，就增加了对消费者的吸引。
拥有1300万人使用的英国二手古着交易APP——Depop，至今已突破3 千万人注册，其中90% 是低于26 岁的年轻世代。复古风潮的成长，对年轻市场的影响力甚大。
在中国大陆，则主要是汉服古装。并追求复古感与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是创造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勃发、世俗政治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立、传统社会纽带的松弛及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除魅与消费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大陆现代社会的形成。
台湾也经历过了这一阶段，八十年代以后，更切合并发挥台湾特殊的异质性的历史经验沈积，去洞悉西方文献的可能偏见与限制，与其他本土经验研究者对话。思考着：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社会即受到西方经济、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影向，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西方所经历过的「现代化」。这使得当代台湾体现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面向上，有着与西方社会雷同的「普遍」特征。但相较于现代性在西方的萌芽、开展与扩散，台湾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有何牵衍、并行、殊异之处，才更是我们所关切的。
大陆现在则是张扬其现代民族国家主义，以表演其迥异于西方之处。对现代社会规范、控制和塑造主体的权力机制和结构，尚少警觉与批判。一切行为且都被整合到论述与实践的帝国之中，仍存在的、启蒙的理性神话，仍用「大而同、统而一同」的虚妄来掩饰、压抑多元性和差异性。
另外，许多人都指出隐含在现代性大旗下的矛盾及其危机。
韦伯于一丸o四年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核心思想中，早已将整个现代经济秩序更被视为一个「铁的牢笼」。无情的秩序、资本主义的、墨守法规的、资产阶级的秩序，「以不可抵抗的力量决定着一切降生于这种机制中的个人生活。」它必然「决定着人的命运，直到烧光最后一吨化石形态的煤炭。」
如今热衷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朋友，却还少有人能看见隐含在现代性大旗下的矛盾及其危机，把韦伯这类批判深入进行下去。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