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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改革开放的经济地理因素
【编者按】10月19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九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扬就“改革开放的经济地理因素”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周绍杰等出席讲坛并作点评。
以下根据现场演讲整理，内容已经文扬研究员本人审定。
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里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特定时刻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有取得动量的产物。”
这句话和我今天的主题非常贴合。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起飞，也可视为是漫长中华历史的延长线上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体现为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但也是特定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孕育而成的一个结果。我想解释的是，改革开放的短短四十年可以在5000年的历史当中寻找它最初的动量——对今天一直都有所贡献的动量。就像麦金德所说的，每一个历史进程总是不断贡献着一些动量、动能，最后终于在这40年里，把历史上这些有利的因素都调动起来了。
一、
历史上的“本部中国”
图1 人口与GDP变形图
图1是依据人口和GDP画的中国地图变形图，在这两个图里我画了两个圆圈，北部从河北省的中部切过去，西北部从山西省中部切过来，南部沿黔滇边界向南，与北宋时期的边界非常一致，因为北宋与辽边界在北部就是今天的白沟到山西朔州雁门关这一线。今天，我们先把西北和东北地区抛开，关注这个圆，看看为什么这个圆形区域这么特殊。
图2 William Winterbotham关于“本部中国”的提法（1795年）
这张图是出自二战后期美军一个纪录片叫《我们为什么而战》？让美国军人来理解中国使用的一张图。中间这个区域我们，当时叫做“本部中国”，“本部中国”这个词或者“中国本部”在民国时期很常用，学者们也公开使用的，49年建国以后不用这个词了，因为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视角。意思就是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些地方都不是真正的中国，只有China Proper才是中国，其他地方或是“鞑靼中国”或是中国的“册封属国”，其起源就是当时William Winterbotham 他的一本书，他说要这样来理解中国。
秦最早分天下36郡，郡设守、尉、监，到秦末期有48个郡，版图往北到辽西一带，往南还比历史好多时期更大一些；魏晋南北朝早期、西晋版图也是这一块；北宋的版图就是一个非常圆的一个版图，都与图1的圆圈非常一致。明朝早期版图是比较大的，后来像新疆、东北这些地方都丢了，在一段时间里也是一个近乎圆形的版图。这个圆形区域，我有一个命名，叫“北宋圆”。
这个“北宋圆”实际上是从圆心的部分逐步扩大而成的。周成王时有一句话“余其宅兹中国”，当时理解的“中国”是一个地理文化的中心，不是政治体的概念。《周礼·王制》：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
就表现出圆形。而《禹贡》的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就是一圈一圈往外扩张的地理概念。这种地理和文化观念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图3 2014年NASA卫星图示
图3是2014年NASA卫星拍摄的图片，最初是为了测量碳排放，也体现了植物表面对光的反射。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近乎圆形的区域。欧洲的颜色比较淡，它是很晚才开始有了连续农业。再往南近乎黄色的地方，由于气候问题等各方面问题，不是一个适合连续农业的区域，所以没有发展出连续发展的农业文明。这张卫星图片说明，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够辨识出这个圆形区域——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文明发生之前，从植物的分布看到中国这一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区域。
二、
“天下”型定居文明与“天治主义”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中有一个重要的发问：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有一种理论，总是说我们的现代化是一个被西方1840年船坚炮利给打出来的，大家按照刺激-反应的模式来理解。其实现在很多学者，包括美国一些汉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其实本身存在着一个中国自己的过程。。贾·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中提到，
“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
他也观察到中国有一个最肥沃的地区，从秦朝时形成的最早的国家版图之后一直维持这个局面直到现在。
图4 亚欧大陆农业带分布图
图4解释了中国从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连续农业带，然后到南方，A\B是先后的意思。在印度和地中海地区都有不同面积的连续农业地带，但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连片的、面积很大的区域，而是分散的，一些小块的区域，而“转农”的意思是很晚才开始的农业革命。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主要是游牧文明，而不是定居文明，再往北边就是冻土带，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中国的东北也是很晚才开始有连续文明农业的。
1915年英国地理学家James Firegrieve写过一本书叫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他用等比例尺对比了黄河、渭河流域和埃及尼罗河，从比较中可以看出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面积之大。黄泛区的面积也很大，黄河的多次改道也制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区域。
图5 地中海重要的农业区域（公元1-2世纪）
如图5，地中海连续的农业地带大概可以分成10块，合起来不到80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在秦朝的时候已经有300多万平方公里了。周朝时，北部已到辽宁西部，西边到甘肃东部一带，面积有两百万平方公里，是整个地中海其他几个连续农业地带的数倍。春秋时期，中国已涌现出了诸子百家，欧洲才刚有简单的哈尔施塔特文明。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进入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欧洲进入“拉坦诺文明”时期，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和今天所说的欧洲文明不是一回事，应当归为地中海文明。在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本书里有一段专门讲两者之间的关系：
“好像从旧社会中的一根肋骨变了新社会的脊骨”。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产生了一种“天治主义”思想，这个词梁启超用过，他认为诸子百家其实都是一种“天治主义”。“天”可以有秩序、可以有刑、可以有威，“天”还有历数。道家认为人不用做事，“天”自动什么都有了。儒家、法家会更进取一些，墨家最极端，认为人只要相互之间不争斗，兼爱就什么都有了。可以想象，这种政治哲学思想在中东沙漠里是很难发展的，而只能在自然地理环境非常好，早期农业革命非常成功，物产丰富到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很繁荣的局面的地区才可能产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对比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其他文明，找不到第二个地方会产生《论语·子路》这段话。冉有拉着孔子走到了当时的卫国，“既庶矣。又何加焉”？这么多人了还要怎么样呢？孔子说“富之”，想让他们富就可以让他们富。
而中东地区，贝因都人到现在还有呢，社会交往方式只有两种：抢劫和复仇。两个骆驼队相遇了不是你抢了我，就是我抢了你，因为没有别的生活资料，我不抢你我就饿死了，败了就复仇，下次遇到再抢。在这些地区，最初伊斯兰教的产生实际上是进步的，终于能够让这一地区的所有部落打破各部落之间血缘关系，建立了一种共同体，统一臣服于真主，这与因自然地理环境优势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完全不同。
图6 印度地理环境与军事防线示意图
从地理上看，印度也有一个很肥沃的地区，非常适合发展连续农业。我们观察图6，历史上曾经当做当作军事防线的这些地带，粗的线就是近乎永久性的军事防御地带，比较细的线有的时候是军事防御地带，有的时候不是，就是表示曾经是某个地区的军事前线。在印度的西北部，有一个开伯尔山口，每一次异族入侵几乎都是从这里进来，印度次大陆的不同王国只能建防线来防御一拨接一拨的入侵，从来没有形成像“北宋圆”这样的有一个中心有四周的圆形区域。如果印度也有这样一个强势的早期文明的话，它很可能也会在开伯尔山口修建长城，那么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印度始终都是一个囊括很多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四分五裂的国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
印度对于事物的见解是一种“普遍的泛神论”，但是是一种“想象”的泛神论，而不是“思想”的泛神论…所以每一件东西——日、月、星辰、恒河、印度河、野兽、花朵——每件东西对于它都是神。在这种神圣性之中，有限的东西便丧失了存在和稳固性，所有的理智也因此消失了。
直到今天，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难理解印度教为什么有那么多神。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专门比较了为什么印度没有发展出像中国这样的政治秩序：
“（中国和印度）政体的性质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孔雀王朝…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也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
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也基本统一了印度大部分的领土，但是他没有建立和发展出像秦始皇时期那样的真正的现代国家政体，因而，始终没有跟中国在同一个发展轨道上。
这两个人关于印度的描述至今仍然是具有意义的。
三、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转移
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这本书里面讲到
“游牧民族的统一与中原的统一几乎同时完成，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同样，中原经济的衰败及其分裂本不会影响草原，却对草原产生了直接影响。”
实际上很多研究中亚、内亚游牧帝国的学者，包括法国人格鲁塞写的《草原帝国》，都发现了这个现象。中原王朝统一强盛的时期恰恰也是草原统一的时期，中原衰败了分裂了，草原也同时衰败、分裂，双方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从秦汉时期开始，只有中原强盛了，草原才有条件统一强盛起来，草原总是通过向中原索贡敲诈获得财富和发展。而中原总是处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到底是进攻，是防御，是让它进来内附，还是前出漠北去击破？
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一演化进程可以用中原国家和草原帝国各自的生产力、军事力、贸易力、文化力四种力的互动与消长进行描述。
图7 冀朝鼎：基本经济区的5次转移，作者根据书中内容绘制
经济学家冀朝鼎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书中揭示了中国主要基本经济区的几次转移。战国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在三国时期有三个基本经济区；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如果单纯从经济地理角度讲，北方的四分五裂反而是进步的，由于战乱，大批中原人不得不向南逃，客观上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隋唐时再次大一统，经济区扩大；五代宋辽金时北方胡人南下，中原南移，基本经济区进一步向南移；元明清时北方和南方分成两个经济区，所以有大运河的漕运，把南方的经济产出运输到北方来。如图7。这本书里面有句话可以当作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定，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第一种情况，军事力中心与生产力中心在中原重合。秦汉时期，以中原或者说我所说的“北宋圆”为中心，军事力和生产力合一，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第二种情况，军事力中心在北方，生产力中心在中原。南北分裂时期，北方的军事力强于南方，南方纯粹蜕变为生产力中心。谁控制了这个中心谁就有可能重建一个帝国，宋辽时期和魏晋时期都是这样。第三种情况，军事力中心与生产力中心在帝国中重合。大唐、蒙元、大清均是如此，利用“北宋圆”这个生产力中心来获得了充分的财力、物力，支撑起一个帝国的政治架构。第四种情况，军事力中心围绕生产力中心环立，多个军事力中心出现了。明朝以及隋朝后期基本是这个情况。
韩茂莉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2015）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的基本版图。
研究中国历史上的GDP时即可发现，在军事力和生产力重合时期，国家的GDP就是增长的，因为它平衡了。而GDP不增长有两种情况：一是种南北分裂战乱频生；一种是军事力环立，国家不得不用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来用于养兵。
四、
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
“只有当人口相对于定居的土地达到一定的密度时，更有效的资源利用体制和生产体制才变得可行。……农业强度增大的过程是人口增长刺激的结果。”
这是意大利人马·利维巴茨在《世界人口简史》里面讲的。这个观点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完全不同，实际上人口必须达到一定的密度，经济才有可能更快发展。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理解图8描述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情况，大概在清代中期有一次人口的陡升。可以看到，CHINA和CHINA PROPER的人口增长曲线基本一致，说明实际上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在CHINA PROPER发生的。关于这一阶段人口增长的原因学者们做过很多的解释，我倾向于这些因素都起作用了，包括美洲新作物番薯、马铃薯、玉米等的引进，包括版图的扩大，以及“和平红利”，还有清朝的“摊丁入亩”等等政策的实施。在乾隆末年人口已达3亿，突破历史上最高人口上限，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经到4亿了，从3亿到4亿才短短的40年时间。
如果说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因素的话，我们经济起飞的人口底子应该在乾隆道光年间打下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我们通常只能守住“本部中国”，守不住“帝国”中国，中国历史上除了汉武帝是中原人建立的帝国以外，包括唐帝国都是草原建立的，而在大多数时期，中原这个地方是没有力量覆盖这么大一个版图的。
图8 Cohn McEvedy andRichard Jones: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and AllenLane, 1978
关于清朝的版图，格鲁塞在《草原帝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
这段话说的并不完全准确，康雍乾三朝持续70年平定准噶尔，否则的话，整个新疆这一带也不太可能保持在现在中国的版图里，伊犁河谷流域是乾隆打下来的。
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能够完整地守住大清的版图，因为历史不是这么简单的。刚才我讲了，从周朝开始形成中国的概念，很长时间里就是一个文化中心的概念，中国真正转变成一个带有政治含义的概念，包含领土、人民、主权、边界这写东西在内，这是直到1689《尼布楚条约》才有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感到自豪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主权国家居然把大清帝国的版图大部分继承下来，这应该是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伟大的历史功绩。孙中山最早发动的革命是种族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理解的中华就是明王朝长城以南的区域，不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
胡焕庸1934年那篇论文最后有一句话
“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他有一个惊叹，说居然在64%的土地上，只有4%的人口，而另外36%的土地上有96%的人口，他说“多寡之悬殊”居然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从明清看过来，那时的人口分布已经算是很均衡了，原来没有多少人的东北地区已经有几千万人了。在广泛分布之后他才发现的这条线。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到这个程度，修了这么多高速铁路、公路，但是人口密度的分布改变并不大，主要人口还是集中在胡焕庸线东面这一块。
当人口达到4亿以后大量人口从农业转入非农经济，这也为手工业和早期工业起飞奠定了人口基础，商业、贸易这些方面都开始发达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游民，大家知道历史上王朝的覆灭往往是游民导致的。人口增长过多，土地兼并过烈，造成了大量失地游民，结果盗贼蜂起，天下皆反。但是我们看我们新中国的建国历史，游民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必不可少。大家去读毛泽东《井冈山斗争》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共产党的办法是改造游民，把游民改造成职业的革命者，为建国贡献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开埠通商，出口从1882年到1931年也增长到12倍、13倍。这再次说明，只要有一段和平的时期，有开放的贸易，中国的经济增长马上就起来了，可见这块圆形的区域对于经济的贡献。
五、
当海洋帝国的边疆出现
新中国继承了清帝国大部分版图，前三十年在这一超大版图范围内实现了现代国家的国家建构并建立了强大的国防。稳定的政治-军事环境加上良好的经济地理环境，使新中国具备了成为世界最大生产基地并形成世界最大生产力的巨大潜力。
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些自己的条件：世界最大定居文明、最大生产基地，连续的农业文明、发达的手工业，草原帝国版图和海洋的连接，清中叶人口的翻番、游动人口剧增，从中原-草原到中原-海洋的转化，人口的全空间分布，生产基地的工业化转型，工业化先进地区的建立，工业化的全版图布局等等。这些条件都在同程度上为改革开放40年这一次惊人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创造了条件。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有陆防、海防之分。草原和中原之间有一个交错线，大约是400毫米降水线，也就是长城沿线。明代以后在东南部又出现了第二条线就是海洋线，海洋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大，历史上的“北宋圆”开始跟海洋有了互动。施展在《枢纽》这书本中将其称为“秩序的创生力”所在地，试图解释这两条线到底是什么关系。
图9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路防与海防
图9描绘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陆防和海防情况。明朝有多个军事力中心环伺，军事力、生产力在中原这个圆当中重合，但是国力仍然是萎缩的，无法扩张出去。清朝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建立了一个草原和中原四力合一的大帝国。从日本得到的资料显示，康熙年间，中国与长崎之间商船往来曾经达到数千艘，那个时候东亚的海上贸易是存在的。但是一旦海洋成为了威胁之后就会闭关，就会萎缩下来。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入侵，但是海洋方面实施开埠通商因而实际是畅通的，当时经济是发展的。民国时期经济有过两次黄金十年，但是最后还是被日本入侵打断。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我们把海洋认为是威胁，觉得帝国主义的侵略随时会发生。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清朝时期的开埠通商，海洋再次成为了贸易通路，安全问题只剩下台湾问题，但这已经不是大问题。我们的军事能力上来了，所以这个圆也扩大了。
所以这样看下来，一直存在一个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交替。从清末五口通商开埠开始，是海洋方向的开放。到了1949年建国以后，内陆有一个“156项工程”的分布，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到海洋方向是一个威胁，所以都是往内地分布。1964年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完全是防御态势，收缩到内地，应对可能到来的全面战争，北方也是防御，沿海也是防御。然后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重复了五口通商之后这个时期，再一次把海洋方向又开放了。后来“十二五”期间又有一个西部大开发再一次开发内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海洋和内地一体考虑了，出现了三纵两横、几个经济带这些东西，全领土的规划都出来了。
六、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再次实现了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四力合一”，经济潜力得以充分释放，借助于自由开放的全球化体系，实现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地理环境也在出现新的变化。从历史上看“一带一路”无非是历史上北方陆路的“西汉弧”和海洋上的“大明弧”的重建。
图10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
图10我试图这样解释。如果以中国为中心来看世界地图，以这个圆为中心，画一个扩大的大圆，以此为战略空间考虑。在这个大圆里要解决几个问题：中日关系、台湾问题、西南中印关系等。向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北通过哈萨克斯坦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北是一个特殊的地区，从鲜卑开始就是半定居、半游牧的一个地带。历史上入主中原的胡人都是东胡，而不是西北的，女真两次入主中华，因为它既懂草原又懂中原，是施展所描述的草原和中原之间的“边疆地带”。东北地区并不在“北宋圆”这个真正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内，因此今天我们在解释东北问题的时候应该将其置于大的圆形区域内。
最后以温铁军教授在《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农耕文明，由我国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多样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天然的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如果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变迁轨迹，不会有那么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
谢谢大家。
讲坛现场
评 论
周绍杰：文扬教授以恢弘的历史视角，讲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特别是从连续农业带这一重要视角，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绵延五千年没有中断。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过程也蕴含着明显的地理性因素。“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中，有1/3在东北，这与日据时代的工业基础有关系。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央政府大规模转移了东部的工矿企业，建立大三线、小三线等等，也与地理因素相关。改革开放以后，东部优先开放，形成了地区差异。2000年以后中国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发展很重要的方面。到2014年，地区差距明显开始缩小。从中可以看到，地区差异除地理性因素以外，也与国家的能力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讲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也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地理性因素考虑在里面。从长远经济发展来看，“一带一路”不但是在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也是在塑造世界的经济地理。
王绍光：今天这场讲座是国情研究院组织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之一。这一系列讲座至少说明一点：市场导向的改革是有用的、必要的，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改革开放的成功还有很多其它的因素。文扬教授从五千年讲起，五千年以来的很多事情对今天都是有所影响的。文一教授从工业革命视角讲其与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或者不一定成功的关系。我上次讲经济实现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以外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有效的政府。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后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系列讲座，也欢迎大家继续前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李希光：文扬教授提出改革开放的经济地理因素有四力，我重点讲一下文化力。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加上中国自身人口是38亿，而世界的人口截止到前年的统计是72亿，远远超过了世界人口的一半。但是不是说一个国家与中国陆地接壤、隔海相望，就会和你一心建立“命运共同体”？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文化上的、容易引起误区的地方。西方人总是指责我们是无神论，包括我们周边的伊斯兰国家（人口约有9亿）也讲我们不信神，而伊斯兰、基督教、犹太教他们是同宗同源。难道我们中国就这样与世界文化上割裂了吗？历史上的中国叫“天朝”，天朝必须有一个天子，而天子有天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与基督教某种意义可能有一点相似。同时这个“天”和这个“上帝”和这个“神”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我们把god不翻译成上帝而翻译成天呢？
中国文化几千年文明的延绵不断，与中国人的耐心也有关系，就像跳舞的中老年一样，这是中国文明的耐力。这样一种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里都是没有的。
胡鞍钢：文扬教授最后提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中心实际上不仅是世界地理中心，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创新中心。中国和东盟现在是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已经超过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超过了欧盟。这些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按照出口额、增加值计算，中国基本占到全世界40%。我们可以期待在21世纪，中国带动亚洲的崛起，进而带动世界南方国家的崛起，最终改变北强南弱的世界格局。
如何打破大陆内部的封闭状况，取决于基础设施，也取决于对外开放。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为全球提供最大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将不仅仅改变中国的经济地理，也将进一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这样的一个倡议也正推动着南方的经济起飞，而只有南方经济的起飞，我们才有可能走向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胡鞍钢教授向文扬教授赠送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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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阮萍晶
摄影｜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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