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比癌症更可怕动摇国本，势必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原题目：学术腐败比癌症更可怕动摇国本
（转载来自宋赵来的专栏）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涉嫌学术造假，虽然正式结果 没有出来，但是其学术造假似乎已成定局。
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其实比癌症更可怕，因为它伤害的不只是个体，更伤及学术繁荣和国家发展。
院士竟然涉嫌花钱买，如果事实果然如此，将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耻辱和悲哀。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案，竟然爆出了花钱买院士的丑闻。
张曙光涉嫌受贿案2013年9月10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曙光当庭认罪，称其受贿款是用来满足情人的需要，部分受贿款用来参评院士使用。张曙光称，他3次向今创集团戈建鸣索贿800万元、2次收受武汉正远铁路电气王建新1000万元、收受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陈丙玉500万元，均与参评院士“需要花钱”有关。新华社的报道这样解释张曙光为何怀有“院士梦”：身居高位的张曙光并不满足于官位，还一直努力当“学霸”，以维持其在铁路领域的权威地位。
张曙光曾于2007年和2009年两度被铁道部推荐为中科院院士候选人，但两次均未当选。
铁路系统内部人士介绍，2007年张曙光被推荐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是以铁道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名义被铁道部推荐。当时一些老科技工作者反对，主要与参评材料有关。
根据内部人士掌握的材料，2007年张曙光候选院士“被推荐人附件材料”中，张曙光以个人名义出版两本“专著”：《铁路高速列车应用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下简称《高速列车技术》），《超大型工程系统集成与实践》。
两本专著既有理论也含实践，涉诸多领域及学科，比如，转向架及轮轨动力学（机械和力学）、列车牵引和制动（电传动技术）等。
“著这两本书，需要有很宽的知识面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而张曙光不具备这些条件。”上述内部人士介绍。张曙光1982年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机械系车辆专业，毕业后在车辆段搞车辆维修工作，后来在铁道部做车辆运用的技术管理工作。
“他没有搞过理论研究，不具备写这些章节的能力。”内部人士称。
2007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张曙光在列。不过，最终评选结果落选。
上述内部专家分析，这或与张的两本问题“专著”有关。
前述铁路系统内部人士介绍，当年张曙光参评院士，背后有一个专门的运作团队，专著由专家组编写完成。多名曾参与编写《高速列车技术》、要求匿名的专家回忆，是在酒店封闭式写作，当时正赶上2007年元宵节，因编写时间紧，都没回家过节。
上述专家说，编写内容根据各专家研究方向而定，“内容一半是整理，一半是写作。”
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表示，并不清楚编写内容最终去向，更不清楚编写内容与张曙光有关。也有专家称知道《高速列车技术》最后成为张曙光的专著，“这动用了铁路系统所有资源”。通过学术期刊专业网站检索，新京报记者发现，2007年前，张曙光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此后张曙光任职运输局局长之后，发表论文近10篇，其中多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铁道部科研开发等项目支持。
上述铁路系统内部人士称，不少论文并非张曙光所写。
2007年，张曙光参评院士时，清华大学教授朱静正好担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的学部主任，近日，她告诉记者，她早就对张曙光充满了质疑。“要写这么宽的知识面，就是给我10年，我也写不出。”
后来被判死缓的张曙光供称其在参评院士过程中没有向相关人员送过钱，只打算事后送点礼品或营养品。经庭审查证，赃款一部分被张曙光交给其妹夫保存，另一部分被其本人和情妇使用，目前涉案受贿款物已全部追缴在案。答案很明显了，有投票权的院士并没有被收买，或没有被收买成功。
新华社9月12日援引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沈建华研究员观点称，近年来很多案例都说明，目前在我国的院士评选中，出现越来越需要“运作”的情况，甚至由单位出面，组织强大的公关团队，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当选院士的人，不一定是科研能力最强、学术成就最突出的，而是那些拥有一定社会地位、能够调动一定行政资源的人。
对于张曙光为何会去争取院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日前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院士本是代表着中国科技最高水平，但在一些地方，院士不仅成了个人利益，还成了所在单位，甚至是所在地方的利益，因院士“通吃”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
此后又有院士被举报学术腐败，到底事实真相如何？对此不便匆忙下结论，但亟待查清。
2014年1月2日，据央视报道，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近日被学生王宇澄举报学术抄袭、科研剽窃等。王宇澄称王正敏至少57篇论文涉抄袭，还“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央视记者调查发现，王正敏团队以各种名义报项目，仅2012年就获经费4000多万。
2014年1月7日，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的刘新恒、戚正武、洪国藩、姚开泰向中科院写联名信，要求中科院对王正敏予以除名。
2014年1月7日，中科院就王宇澄举报王正敏学术造假一事作出回应，称此事正在调查当中，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理。
对于院士适度，著名数学家、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上面两位参选院士和当选院士的情况，到底说的是真相还是诬陷，亟待给世人一个交代。
但是参评院士前后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等现象犹如学术肿瘤，必须高度警惕并且迅速彻底切除。
所以面对上面的问题，十八界三中全会作出了院士的重大改革举措：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而且还应该淡化院士头衔，不应该捧得不切实际过高。
据《新京报》、《北京晚报》报道，2014年10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科技部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证实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已被依法批捕。据悉，现年52岁的李宁是国内动物转基因克隆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最年轻的院士。
一时间，中国“最年轻院士”被批捕的新闻被迅速传遍。
今年52岁的李宁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被称为中国最年轻院士。他是2005年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8年，作为国家“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带领团队多次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发表SCI论文200余篇，获发明专利15项，培育了世界上最大的克隆牛和转基因奶牛群体，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个奖项。
据农大教授介绍，在动物转基因克隆研究领域，李宁被公认为国内的领军人物。除培育克隆牛之外，他还曾成功建立中国动物克隆和生物反应器研制体系，培养出中国第一头体细胞克隆猪。
此后据新华社北京2015年１月１７日电，从中国工程院获悉，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工程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经院主席团审查确认，停止李宁院士资格。中国工程院强调，院士退出机制将一如既往严格依照法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同时，关于审计署2012年4月审计发现5所大学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问题，其中涉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等人承担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题，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承担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有关课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李澎涛、王新月（李澎涛之妻）承担的“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有关课题，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宋茂强、邹华等人承担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重大专项有关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承担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有关子课题。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科技部立即组织对上述5所大学7名教授是否承担科技部管理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情况进行了清查，停止了李宁等人承担的所有项目经费，并责成其法人单位进行整改，加强管理。目前共依法依纪查处了8人，其中陈英旭、宋茂强2人被依法判刑；李宁、李澎涛、王新月、王甫（李澎涛的博士生）4人被依法批捕；邹华暂不起诉；潘绥铭被行政处分。
应该说为钱弄虚作假在学术界是非常不应该的，学术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也毁了他们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学术声誉，是在令人痛心。
当前中国科研经费被肆意侵占挥霍，在科研圈内早已不是秘密。这是2013年4月初中国各大媒体和网络热议的又一学术腐败。而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早在2011年媒体同样爆出相同的腐败丑闻，但时至今日，学术腐败仍然看不到明显改善的迹象。
数据显示，我国科研经费仅40%用于项目，肆意挥霍成潜规则。审计署2012年的审计工作报告就披露，有单位扩大科研经费的预算支出，以项目名义发放近亿元福利；中国科协的调查也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2011年11月的报道指出，蚕食几种惯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只需500万价格的仪器设备，以800万或者1000万购买，多余的钱已辗转进入个人卡号；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义购置汽车房产，项目结束后就据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或到各地旅游消费。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员李志表示，他们所的很多老师，全世界几乎哪儿都去过了。而其数额小至几千元,大至上亿元。
作为科研人员也包二奶，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蒋华良在2013年3月7日在政协会议上指出，我国学术界目前存在一种“重才轻德”倾向，“只要业务好就什么都好，包二奶等情况越来越严重”。
曾经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中科院地球深部实验室主任段振豪，曾为候选院士，2013年元旦前夕被判处13年的有期徒刑，让人无法接受的现实是，出狱后他已经是66岁的老头子了，贪污的130余万元一分不少地吐了出来，还被没收了个人财产27万余元，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一个海归博士为区区130余万元的钱财将付出13年的自由。
而且他还被指控包养二奶、养私生女。起因是遭到自己结发妻子的网上举报，特别是为开脱包养二奶生孩子的事实假以“捐精”的借口，引起网民围观的同时，被冠以“捐精院士”的称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曾指出，“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达到13.1%，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因此迅速采取应对之策就显得非常紧迫了。
我们不禁要问，形成科研经费黑洞最根本的症结在哪？“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在2010年9月出版的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一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的社论引起广泛关注。文章还揭露了一个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科研圈内，有着这样一群“项目老板”，跑项目各显神通，拿到项目后利益均沾，科研经费已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唐僧肉”。
这篇社论是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两人都是从美国归国的科研人员。
饶毅在全职回国前，就多次对中国的教育科技问题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施一公回国后，两人开始联合发表文章，直陈中国教育科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诸多建议。
社论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综合分析，造成上述问题，首要原因在科研领域里，我国目前缺少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致使科研项目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同时，“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科研项目管理乱局，造成不同科研单位管理规定的矛盾和冲突，也为学术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推进学术去行政化管理和评价，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评价体系也是关键。现在推进预算公开，而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过程透明化、公开化也应做到，不应是一笔糊涂账，而应细化加强监督。
而一些存在学术腐败的科研人员和机构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造假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也是重要原因。十多年前，美国贝尔实验室2002年开除了论文造假的科研人员舍恩，在对这一“物理学界50年来最大的造假事件”的处理中，舍恩本人不但被贝尔实验室开除，甚至被母校德国康斯坦斯大学褫夺了博士学位。因为康斯坦斯大学所在的德国巴符州有一部《大学法》规定：获得学位后的“不体面行为”也可成为褫夺学位的依据。所以建立诚信档案非常必要。英国《自然》杂志曾说，“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诚信状况，不仅要看发现了多少学术丑闻，还要看对这些丑闻的调查和处理程度”。
可以说，当前中国的学术腐败还是很严重的，也比较普遍，而且有的人所共知，深恶痛绝，但痼疾依旧，根除起来却非常困难。
目前学术打假几乎每涉及一个造假案，都牵出一大批人，可见情况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
作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也亲自接待和处理过不少关于学术腐败的投诉。在他看来，“学术腐败行为已经演变成了‘癌症’。”张伟平院士甚至认为，这种潜移默化的风气，比癌症更可怕。
当前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令人咂舌。
当下多家媒体都报道，某些研究生导师申请到课题项目后，“分包”给门下研究生“集体生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在大学的文科院系中更为常见。“
有些学术译著、甚至学术专著，虽然署着教授的名字，但大部分工作却是由教授‘分包’给自己的学生，让学生‘代劳’的。
某高校一名教授称，在很多情况下，导师就像“包工头”，让学生分头完成写书任务。现在的不少学术著作和得奖论文，错误百出。大家都是把它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赚钱的手段。为了功名利禄。真的很悲哀。
现在有些科学家为了拿到项目，拿到经费，首先忙的是“公关”。
现在人们常将地方官员到中央部委争取项目和资金称为“跑部钱进”。如今，这个办法同样适用于学术界。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张伟平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科技界潜规则。“只要搞好关系就行了，我们许多的官员就吃这一套。”
看不惯送礼、公关之风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全国政协委员戚发轫院士，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社会调查，在一线的科研人员，能够真正用在科研攻关上的时间是多少？”
一位“海归”科学家在个人博客上总结：回国后的经历表明，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有后台的，尽管科学记录并不很好，却也不难得到支持。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亦有类似的经历：“我也不知道被评审者怎么就能在评审前，找到评委的联系方式，并飞到我这里特地来拉感情，送东西。” 最让这位委员不能接受的是，这些不速之客常常送来一个厚厚的信。
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价值观颠倒了。有些搞科研的人，钱已经变成目的。研究问题反而成无关紧要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委员表，很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名气，没有钱，有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科研经费不再是为科研服务的东西，而是变成目标本身。”朱清时委员说。他说，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加强了对学术界的量化考核，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费指标。钱越多表示成果越大，衡量成就大小“不是看你做出什么，而是看你拿了多少钱”。
朱清时委员惋惜地说，他认识的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回国后都变成了“老板”。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开会、申请经费、应付评审，反而没有时间做最应该做的科研。这是中国科研最致命的一件事情。也是钱学森先生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朱清时委员说。
丁伟岳院士也痛心地说：“我们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好，钱越来越多，各种基金项目越来越多，大家向‘钱’看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风气问题。这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绝对不利，以后没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一天到晚想去钻营，你还想世界一流？不入流了！” [2]
而公然抄袭和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那就更让人刚到愤慨了。因为这是公然的盗窃，是学术界的大盗。
2012年9月新华网报道，素有国际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红点奖”，日前花落武汉高校。本该好好庆祝的一件事，却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起因是，网友在微博曝料，称获奖作品“‘赤果果’地抄袭学生的毕业设计”，矛头直指获奖者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石元伍。因学生胡素美维权有据，教授承认“考虑欠缺”，同时教授因涉嫌“外形抄袭”被暂停系主任职务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湛匀是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其跨国投资战略》的过程中，被发现有两篇论文存在抄袭。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通报，陈湛匀发表在2007年第6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研究》，全文约9100字，其中抄袭2300字，抄袭率约为25％。发表在2007年5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一篇论文《四因素模型视角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研究》，全文约5500字，其中抄袭1660字，抄袭率达30％以上。上海大学日前已经免去了陈湛匀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撤销了其相关行政职务。
而作为国家级科技奖项也被曝造假。科技部2011年决定撤销李连生等人获得的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并追回奖金。历经3年多，西安交大6名教授联名举报“长江学者”李连生等人学术作假事件有望尘埃落定。但是历时三年才有结论，持续的时间够长的了，而且举报教授期间也是费尽周折，校方出面阻力才重重，竟然还被诬陷告上了法庭。
还有一种情况，葛剑雄指出：“从学术腐败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往往出来以后有‘掩护’的——任何院士、校长如果论文剽窃或者作假被发现，都会推给学生。”另一种“掩护”来自更高层，藉此，个别学术腐败分子即使被人揭发，也过得逍遥自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原校长刘人怀，在2013年在粤工作院士迎春座谈会上语出惊人，他表示，目前论文抄袭现象严重，不仅学生有作弊、抄袭行为，甚至高校领导、名教授也有这种行为，简直是学术界的耻辱。
而学术造假和抄袭可以肯定的讲，被查出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被查出的当中受到严厉制裁的也并非多数。
方舟子下面的话，可能更说明问题，他说说实话，我有时候真有些沮丧，因为我们在学术领域的许多打假，即使证据确凿，涉及到体制内的打假，大多数都不了了之了，我们揭露我们的，他们依旧造他们的假，完全不理会。离开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法治的机制，个人打假的效果是有限的。方舟子说反观我们的社会，造假者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被揭露了也经常没人管。这样的机制下，社会如何能诚信得起来呢？
比如在美国，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对学术造假进行调查，一旦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会指名道姓地公布结果，由学校、科研机构做出行政处理，如降级、开除等，政府部门会禁止其几年内申请政府资金或在政府委员会任职。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最严厉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原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波尔曼被发现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捏造数据申请获得290万美元资金。美国政府为此终身禁止他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基金和参与联邦政府项目，并提起刑事诉讼，波尔曼被判入狱1年零1天。最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在7月7日宣布，阿拉巴马大学助理教授JuanLuis Contreras的7篇论文伪造实验结果，禁止其在3年内申请政府科研资金和在政府委员会任职。
所以对于造假的惩罚机制缺失或处理力度不够是中国造假现象频发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另一种就是学位造假。2012年，45岁的傅瑾原任厦大医学院教授，7月被曝她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假的。厦大随即展开调查，确认傅瑾应聘厦大给厦大提供的博士文凭“完全是假的”，“她根本没有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校方做出辞退傅瑾决定。
而同样在2012年，北京化工大学发布公告称，经调查核实，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陆骏盗用他人学术文章并伪造履历，属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决定予以开除
而早在2005年，刘世航因使用假“北大博士”文凭，骗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工作安排及其他福利待遇，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北大博士”学历造假被判刑了，但今天又如何呢？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分析，为什么做研究一定要博士学位，为什么海外的名牌大学和国内名牌大学就容易被认可被录用，难道没有上面的条件就一定做不出学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或许正是僵化落后的用人方式才导致一些问题久治不愈。
而傅瑾在厦门大学还做出了很多成就，从2009年9月1日上任全职教授到造假被曝光前,根据记录以及厦大医学院院系同事、学生的反映,她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教学科研成果。她在厦大总共指导了十位研究生,其中有两位已经毕业；以她作为通讯作者, 发表了6篇论文, 其中影响因子最高是4.337, 并以她为主持人, 获得了6项的科研课题,其中包括一项是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前期项目, 资金的资助额是60万元,其间, 她还获得了四项国家专利, 其中三项是第一申请人, 一项是第二申请人。事后查出来没有博士学位，不是更说明唯学历是极端荒谬吗？不更说明没有博士一样可以干出成就来吗？这或许也是我们杜绝学历造假的一个重要教训。而同在厦门大学，谢泳专科可以做厦门大学的教授，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给傅瑾今后一个机会呢？让他继续做学问。不拘一格选人才真不知何时能做到，
因此傅瑾既是中国学术的悲哀也是中国学术进步的参考。
官本位的观念在当前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大学也深受毒害，这样的毒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都追求官位，官位就是地位，当了官什么都有了，官越大得到的东西就越大越多，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说现自己当校长的时候，学术会完全变形了，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大家都在崇拜权力，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一定是官最大，地位最高，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一开大会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随后都是按照级别、权威程度排，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
“要出大师,必须有好氛围。现在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了!”顾秉林说,以前学者都是一辈子做学问,现在有些人是什么都想做,既教书、搞科研,还当官、经商,精力非常旺盛。
在大学里，各种学术委员会按行政级别为大学行政官员所瓜分，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力得不到充分重视，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就高。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所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要做好配置，学术问题由学术骨干说了算，行政问题党政领导说了算，真正实现“教授治校”。
现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最容易评为两院院士，最容易评为劳模标兵，获得奖章和奖励，也最容易得到房子票子。
这叫什么，叫权力通吃。学术地位一落千丈，这样学术气氛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任何人人，哪怕自己没有什么学问，而学术优秀的人反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一个原因。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本位的校长一定不会把大学当作一个社会公共功能很特殊的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衙门，甚至更糟糕的，是衙门的附属物来管理。”
周光召也曾痛斥过科研系统官本位：“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大学里和科研机构里的人如果都崇尚的都是当官做老爷，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追求，学术怎么能搞好呢？又能有什么创新呢？
另一个毒害是，博士作为高级学术型人才，近年来一窝蜂地挤进政府部门去，政府机关其实根本不需要过多的博士，除了极个别的专业性岗位以外，大部分的行政岗位，不一定非要高学历的人才能胜任，但是中国的博士速度过快，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而调查显示，以“做学问”为读博士目标的，只有20%左右。其中原因很多，但是官场利多，名多，地位高，而博士更受官场的青睐，也是一个很直接的重要原因。
激励人才的措施可以有多方面的方式，不一定非要走“官本位”的路不可。但是这种‘研而优则仕’的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似已成风。如此普遍存在的“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年轻创新人才的发展。
官本位毒害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但中国学术也被世俗文化左右，早已已失去了灵魂。
学术的承担者不可能独立与社会之外而存在，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不受到世俗的冲击和感染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学术的底线不允许被社会不良思潮和世俗的庸俗观念所突破，否则学术不是面目全非，也丧失了学术的精神内核和高尚灵魂。
放眼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极为强大的急功近利的风气，短期作为，功利主义盛行，金钱之上，拜金主义泛滥，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静心持之以恒的毅力被抛弃的一干二净。大学，科研机构很多都被世俗化了，结果追求真理的学术自然上不去了。而创新往往需要付出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艰辛努力，很多学者感觉时间太久，不愿做冷板凳静下心来去做。“板凳宁坐十年冷，不写半句空”，能做到这一点的太少太少了。而做不到这一点，创新的成果就很难出来，杰出的人才也就很难竞相涌现。
下面我们看看部分学者的仔细介绍，就能从细微处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主任姚新生曾称：“现在的社会太浮躁，都急于求成，项目才刚下来，上级就已想听取成果汇报。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潜心科研？”姚新生做了个对比，“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知识分子经常钻进实验室里，把5/6的时间都花在业务上。但现在的科研人员，更多的时间是在碰杯、喝酒、交朋友、拉关系。科研的工作都荒废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对于姚新生的观点，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也有感而发：“现在研究人员申请项目、申请经费，完了以后还要中期检查、交账……光忙这些事情，就已经被磨掉2/5的业务时间。但要不花时间跑关系，可能连一点经费和项目都拿不到！”李元元希望院士也帮忙呼吁：“能不能拨点经费给大学和科研机构？让科研人员发挥自身的优势吧，别让他们把时间都花去跑关系了。”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高天明甚为悲观：“所谓自主创新，要靠老师要靠研究人物。但作为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我感觉到，大学真正潜心做研究的没有多少人。中青年骨干力量都不愿意搞科研了，多冲着哪赚钱多、哪能当官的。要是这种氛围蔓延下去，中国教育50年内是没多大希望了！”[3]
外籍数学大师丘成桐曾说过，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而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
中国基础研究很少有人去做，真心情愿的去做人还是比较少。
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显然，屡试不爽。
第一位获得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曾说过，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很多教授都忙于走穴和做些功利性很强的项目。
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但是如果学术刊物粘上了金钱，而且是大额金钱，学术腐败就难以避免了，因为刊物一旦唯钱是图，是非便没了标准，在金钱的驱使下，没有资格的论文却发表了，而有真见解、高水平的论文却得不到机会发表，评委会也被金钱所左右，长此以往，刊物上肯定会大量充斥平庸的“学术论文”。
根据全国高校资料中心的统计，高校文科学报数量已达到1130多家。学术期刊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高，甚至有学者提出，在精神产品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产地，而学报可能就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直言不讳的指出：“全国1000多份学报，大部分学校都是为本校的学术职务晋升或者是种种关系发表文章，连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都谈不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声名。”他毫不留情地说：“在精神产品方面，现在可以说，中国至少在文科恐怕还是世界最大的垃圾产地，在这个方面，学报可能就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学报的两极分化特别厉害，说句不客气的话，真正办好的学报，我想不会超过30家，在这之外，可能也会发一些好的文章，但是大多数文章我觉得都是垃圾。”《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对于学报的现状也忧心忡忡
而且学报往往成为本校教师的自留地。四川某高校青年教师王芳（化名）读在职博士已是第四年，目前正忙着博士毕业，按照规定，还需要发表一篇论文。情急之下，她把文章送给了自己所在学校的学报，学报编委已经答应发表，只是要排大概两期的时间，因为前边已经有很多教师在等着发论文了。大学学报可以为本校教师发表论文提供便利，似乎已经是一个惯例。本校教师在外发不出去的文章往往在本校的学报上发表，学报的质量因此受到影响。
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和他的团队三年来研究论文买卖和非法学术期刊课题，数据表明包括非法期刊在内，我国买卖论文已经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
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背有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昨日向本报披露，滥下论文指示，导致了买卖论文与非法学术期刊等种种乱象。
2012年新华网的报道称，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以论文买卖为主营业务的网站已发展至800多家,部分论文交易网站流量5年间增加10倍。
因此增加期刊数量，减少不必要的论文考核，制定科学的学术考核制度当前非常重要。而一味将学术期刊推向市场，逼迫其唯利是图也应尽快改变。
中国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公布之后。网络上曾很快出现质疑声。对此，获有数学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的丘成桐表示，这些人的姿态根本不是学术讨论，因为整篇论文长三百多页，一般的数学教授也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理解当中的内容。中国内地学术界对一个重大的学术议题一致反应冷淡，甚至排斥朱熹平，说穿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担心这个成果动摇他们的地位，刻意把朱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压下去。
2002年，国际数学联盟在北京召开年会，中国数学会出面，负责安排中国的数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国际数学家年会的演讲人是对学术成就的很高肯定，但结果八个演讲人里，七个都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远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都没有机会发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后来被哈佛大学用最礼遇的方式邀请做访问学者，但当时，竟然连年会的邀请也没有收到。”
而在2012年作者到某大学开学术研讨会时，很多人看到台上权威发言，连提问都不敢，而散会后当面提出问题，权威更是霸气十足。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和科协主席的周光召同志曾感慨的说，“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那么什么太多呢？他说现在“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也就是说，“学阀”和“学官”太多太厉害了！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中，第四条就说，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尊重学术领域中的不同意见，不武断、不唯我，警惕和反对学霸作风。之所以这样规定，应该不是无的放矢，肯定是有所指的。
中科院一位人士说：“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神。”
现在很多所谓的名校的很多教授博导在世界上其实并没多少巨大的影响，但在国内却是学术江湖的老大，匪气十足，霸气十足。他们拼命压制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年轻教师，甚至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力。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年轻学者，被逼上梁山，只能出国寻求发展。
学霸横行，权力压制学术，嫉贤妒能，虽然并不是学界的主流，但也埋没了很多人才，极大的毒害了学术环境。
香港《亚洲周刊》多年前发表邱立本的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学界存在十大怪现象，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不放这里继续回忆一下当时的总结，看是否还存在下面的学术腐败。
一、粗制滥造，拚凑抄袭
轻者将同样的内容通过不同的「组装」，多次发表，或者七拼八凑反复编教材，严重者有针对地与局部地剽窃、抄袭，明目张胆与改头换面地剽窃抄袭也不鲜见。
二、造假浮夸，虚假引进
伪造数据，发表假论文，或者夸大自己在国外的成果，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突出本部门等小团体利益，虚报成就，甚至不惜「谎报军情」，「骗」取经费。百万年薪引进海外全职人才，借此申报项目，获取经费，但这些学者在国内时间屈指可数。
三、跑部钱进，钱权交易
教育部、科技部、中宣部等学术主管部门掌握所有经费的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的任务就是专跑「部门」，获取经费；政府部门的各级领导也借此「攻读」在职的硕士博士，教授们也为之权宜处理，降低学术要求。
四、近亲繁殖，学术乱伦
许多高校在招收研究生时，对外来的报考者一律从严，而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却宽松许多，美其名曰「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教授们也乐意带熟识的学生。
五、师生一气，互相利用学生需要老师关照，需要得到老师认可；老师利用学生做廉价劳动力，做项目，写论文。学生要借老师的名气发表论文，老师也乐意在学生论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以充成果评职称，结果学生拼凑抄袭事发，老师也跟着倒楣。
六、内定奖项，关系评审从项目申请到成果评审，以及职称评定、院士评选，不是看科研成果，而是看关系和活动能力，如「汉芯」就靠运作获取科研经费；评审不透明不公开，不少奖项的候选人既做裁判又做参赛者，或者评委与获选人结党营私、瓜分利益
七、买卖论文，互搭便车
不仅社科界，科技界通过权力和金钱请他人代笔也比比皆是。学术期刊发行增刊，交钱即可发表论文。朋友、父子乃至师生之间相互关照，发表论文时连带署上别人名字，对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损失，下次别人发文章时照例回馈。
八、热衷社交，注重创收
不重学术，重权术，热衷社交，攀附权贵，以拿到项目获取资金；不重教学，重创收，频繁外出授课、演讲、做兼职，名教授每小时出场费动辄上万元。
九、学霸横行，排斥异己
从中央级研究单位、各学科领域，直到各院系专业，很多学术权威或学术带头人成为该院系或该领域的「学霸」，即根本不允许学术批评存在，搞一边倒的学术颂扬，结果只手遮天、结党营私，而对于异己则打压排挤。
十、派系恶斗，互相倾轧学霸之外，便是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诸多派系，各部门各院系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派系之间不单是学术上的分歧，更多的是行政权力和项目利益上的争夺，彼此之间互不买帐，互相倾轧，彼此拆台，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该刊同时指出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失效，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导致学者不重学术重权术，大学不重教学重创收。尽管中国学术经费上升，但由于根本体制不变，成效并不显著。必须防止学术竞争力继续削弱，以免动摇中国发展根基。
对于学术腐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则指出，坦率的讲，当今可能有很多大学为了获取某些资源，会对权势、权威有一定的威从，但是大学不应该对权势、权威屈服。不论什么，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10年前，葛剑雄在复旦大学担任历史地理所所长，时常感慨自己有些“双重人格”。“作为教授我坚决反对学术腐败，决不妥协，但是同时我又担任所长，作为所长我不得不向现实投降，因为不仅是为了我，还为了我的同事和学生。”
“学术腐败”应杀一儆百绝不姑息，否则后患无穷，贻害百年。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奖，没有一位获得数学界最高的菲尔兹奖，真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学术界非常遗憾的事情。就连国内侧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也多年无人获得。而国人引以为荣的神舟飞船上天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这大概是国人不太清楚的。更要命的是，丘成桐教授说最近我去看国防科技大学做的“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看了西昌卫星中心的火箭发射，都做得非常杰出，但无论是计算机还是火箭，基本思想都是外国人的贡献，我们还缺少全面性的创新工程。
目前整体学术风气就是这样，大环境不改变，就很难根除。有时候风气确实太厉害了，大家都觉得自己不这样，就会吃亏，结果大家都同化了，不正常的事情久久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而且被查出来的毕竟是少数。而体制上的治本之策还没有找到，或没有被有效的实施，也是另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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