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原创靠“单打独斗”而非团队奋战: 强调科学家自由探索, 灵光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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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研，

宜强调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探索

作者| 秦四清

基础科学研究，是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只有基础科研家底雄厚了，才能保障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嗯，若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呐。

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1】，

就如何加强基础科研进行整体部署，其将基础科研分为两大类：自由探索类和目标导向类。这说明国家已经认识到 “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

那么这两大类，哪个更符合科研自身发展规律呢？哪个是重中之重呢？

对此，本文将探讨之。

基础科研的重要使命是探索隐藏在“黑暗”中的自然规律，解释其演化过程之谜。

众所周知，基础科研的最大特征是不确定性，即研究方向和路径充满变数。特别是前沿的科学探索【2】，不要说大同行，就连小同行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成功是小概率事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基础科研中的常态。基础科学难题的突破，往往是在科学家个人或小团队历经多年的自由探索，靠“灵光闪现”捅破那层“窗户纸”滴。

然而，目前我国的科研资助和科研评价体系，太重视“目标导向类”啦，

即由大牌科学家制订“顶层设计”方案，然后发布指南，以重大专项、重大研究计划、重大项目等方式招标，而项目设置的十分庞大，申请者要组织一个大团队，国家也希望做出重大成果，可“疗效”咋样呢？

王晓东先生举出了几个例子，他说【2】：之前，既有干细胞计划，也有重大传染病防治、新药研发等重大专项。搞了这么些年、投了那么多钱，这些“计划”“专项”有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产出呢？当然，结题时肯定是能交账的，比如发了多少论文、培养了多少人，说起来也是“硕果累累”。但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计划”“专项”产出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东西？

基础科研的进展与突破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应以尊重，切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人海战术”并不是啥灵丹妙药。

纵观科学发展史，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们，主要是靠个人单打独斗时“灵光闪现”做出的伟大贡献，是靠智慧而非大量经费的成功典范。对某一领域的基础科研而言，人多并不意味着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而往往是 “人多自乱、鸡多不下蛋。”

在某个团队呆长了，科学家个人的创新思维往往被同质化，灵感往往被灭于无形。做科学研究，靠蛮干不行，没有了在厚积薄发基础上的灵感，意味着学者的创新能力已画上了“句号”。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教授【3】说“我们一直都在说重视原创性，可是我们现在重视的不是原创性，而是团队。”

基础科研的真正价值在于：特立独行的科学家, 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4】。如果每个科学家从不同的视野观察这个世界，进而理解这个世界，那么其中某位科学家可能会找到解决某个基础难题的 “突破口”，某个关键环节突破了，就像玩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整体性的突破，贪大舍小往往会事倍功半。所以说，基础科研宜鼓励科学家或小团队的“单打独斗”，不宜用大团队的“人海战术”盲目攻关。”

对基础科研，不妨给有创新潜质的科学家个人或小团队以足够的非竞争性经费支撑，让TA们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不再为“帽子”奔波，以真才实学而非论文发表的载体——期刊档次客观评价TA们的贡献，让TA们心无旁骛地自由探索，是符合科研自身发展规律的正确途径，也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1】

扩展阅读：

科研创新应重视“团队”还是个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926-932783.html

科研创新应重视个人而非“团队”？

已有 3378 次阅读 2015-11-2 11:33 

过去冷兵器与近代武器落后时代，打仗多采用人海战术，所谓“人多力量大”嘛，靠人多获胜。

大家晓得，现代战争，人海战术已经过时啦，谁拥有高科技和高素质人员，谁就能获胜。

对科技创新而言，人海战术好使吗？

俺觉得，对某些技术研究，或许需要一个较大的团队攻关；对科学研究的突破，往往要靠科学家的单打独斗实现。

纵观科学发展史，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们，主要是靠个人单打独斗时“灵光闪现”做出的伟大贡献。对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而言，人多并不意味着“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而往往是“人多自乱、鸡多不下蛋”。

我国的科研资助和科研评价体系，太重视团队啦。973项目、基金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等，项目设置的十分庞大，申请者要组织一个大团队，国家也希望做出重大成果，可事与愿违，搞了这么多年，经费基本打了水漂，也没见搞出啥像样的原创性成果。

还有，什么创新团队、乃至北京近期推出的高精尖创新中心【1】等，都是 “换汤不换药”的翻版，注定会失败。我国交了那么多学费，难道还没交够吗？还不醒悟吗？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白科研的规律，急功近利不行。俺想，好的政策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能让有想法的学者衣食无忧，坐得住冷板凳。

科研突破，往往从一件小事儿开始。某个关键环节突破了，就像玩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整体性的突破，贪大舍小往往会事倍功半。

在某个团队呆长了，学者个人的创新思维往往被同化，灵感往往被灭于无形。搞科学研究，仅靠勤奋不行，没有了灵感，意味着学者的创新能力已画上了“句号”。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高文教授【2】说“我们一直都在说重视原创性，可是我们现在重视的不是原创性，而是团队。”他认为，现行评价体系的问题是太重视团队了。诺奖历来重视原创，高文建议，以后评奖要从奖励项目逐渐向奖励人过渡，评价体系出现的问题就会慢慢扭转。他也承认，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高文教授的这句话给力！明白了科研的目的，就能抓住我国科研的“致命症结”，从而开出“妙方”，才能“妙手回春”。

参考

【1】北京成立13个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

http://news.youth.cn/jy/201510/t20151024_7237302.htm

【2】中青报：从屠呦呦获诺奖看我国科研评价体系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0/329523.shtm

科学研究，宜“单打独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926-675255.html

科学研究，宜“单打独斗”

已有 3774 次阅读 2013-3-30 10:47 

前天下午，和某院士讨论完一个学术问题后，该院士说“小秦啊，你的学科组固定人员就你一人，下面只有几个博士后和博士生撑着，你得招兵买马，组织个团队攻关啊！”

我说“谢谢您老的关心，但我对团队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把我的说法写出来，听听别人的看法吧。

对重大技术（如火箭、卫星等）研发而言，因涉及到的环节多，或许需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做。

而对科学研究而言，依靠群体的力量突破科学难题，往往不是啥【灵丹妙药】，理由是：

• 1、群体成员在一起合作时间长了，科学思维可能被同化，创新思维的火花不再闪现。毕竟重大科学难题的解决不是靠“人海战术”、“人多力量大”实现的。更多的是靠科学家在长期的科研积累和思考后，用“灵光闪现”、“突发奇想”的思维解决的。

• 2、纵观科学发展史的重大科学发现，如牛顿三定律和爱因斯坦质能方程的建立，都是科学家怀着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在长时期“单打独斗”后，“灵光闪现”而“一通百通”的结果。用夸张一点的语言说，重大科学发现都是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凭着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玩”出来的。

元芳，您同意上述说法吗？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1/31/content_5262539.htm

【2】王晓东：基础科研不能大跃进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61769

基础科研不能自娱自乐，要到奥运会上拿奖牌 
中国现在重视基础科研，绝对是迟来的大好事。 

基础科研的使命是探究未知、发现新知，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同文学、艺术一样，科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基础科研所获得的新发现、新知识，是由全人类共享、为全人类服务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公益事业。因此，搞基础科研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的胸襟，不能说“今天栽树明天就要乘凉”，或者“自己栽树只能自己乘凉”。 

现代科学发轫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拥抱这件事。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处于学习、跟踪的状态，享用甚多、贡献很少。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世界的印象不能只是“买买买”。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且中国人聪明努力，应该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而且，哪怕是你做了一点点贡献，别人也会认可。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荣获诺奖，就是很给中国人长脸的事儿。因此，加强基础科研、为全人类科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也要看到，基础科研又属于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不管是谁做出的成果，都要拿出来摆在一个桌子上，国际同行都可以参与。科研成果发表后，同行首先要证伪，之后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把认知推向新的高度。 

换句话说，中国搞基础科研不能只局限在中国，要参与全世界的大循环。这就要对全世界的科学发展有所了解，弄清楚在全球的科研体系中，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生态位上。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搞基础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培养队伍？是要在某些学科上掌握话语权、建立实力很强的国家队？还是要真正在某些领域有原创性的发现？在我看来，这些目标不见得一致。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加强基础科研不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要把自己放到国际的基础科研体系里面，争取做出有影响的贡献。否则你忙活了半天，在国际科研社区里什么声响都没有。就像花样滑冰，你在团结湖滑得不错，还能跳一圈，周围观众拍手叫好，你自己也挺得意。但这仅仅是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在国内当个学霸，也活得很体面，而且还能带一群人玩。但是呢，你能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能不能拿名次？ 

除了拿名次，还要考虑能不能引领。搞科研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别人挖的坑里浇水填土，一个是自己在前面挖个坑，让别人在这个坑里浇水填土。 

走到前面、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领地，进而引领某个或多个领域的科学发展，应当成为中国搞基础科研的大逻辑。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中国搞基础科研很容易大跃进 

中国应该怎么搞基础科研？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很容易走大跃进的路子。 
　

因为我们之前基础太差、底子太薄，现在终于有机会快速发展；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去全面发展，就只好选取目前看似有优势的领域快速发展，也就是常说的“集中精力办大事”。之前搞的干细胞计划，和现在正在力推的脑科学计划等，就是这样的路数。 

“集中力量办大事”听上去似乎没有错，但是 “大事”如果选错了怎么办？不但不能弯道超车，而且会把车开到死路上去。 

那么多高智商的人精心谋划的“大事”，怎么会选错呢？这就涉及基础科研的最大特征：不确定性。和技术路线和目标产出都相对明确的技术工程完全不同，基础科研的“未知数”很多，不但走什么样的路子不清楚，何时能取得突破、突破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也都充满变数。特别是前沿的科学探索，不要说大同行，就连搞这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对于前沿探索来说，成功只能是小概率事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基础科研中常有的事儿。 

举一个例子。你把中国最优秀的脑科学专家找来问：过去20年神经研究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答案肯定是“光遗传学”。借助这一技术，科学家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各个脑区精细的神经元活动，从而解析它们的功能。但这项技术的关键突破并不是脑科学家的功劳，而是源自研究绿色单细胞水藻趋光性的德国科学家。后来搞脑科学的人把它应用于神经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你搞“脑科学计划”，肯定不会把研究水藻的人拉进来吧？ 

再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可以说是过去20年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但这一技术最开始是研究细菌如何抗噬菌体的科学家搞出来的，而这是个非常小的领域，当时研究的人绝对属于“小众中的小众”。因为他们的多年研究的积累，才有后来伯克利、麻省理工的科学家介入，最后搞出了现在用途广泛的基因编辑。如果你一开始就要做基因编辑，可能吗？ 

除了违背了不确定性这个基础科研的最基本特征，从操作层面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值得商榷。 

中国要想在基础科研有所突破，必须有一批在国际前沿真正有学术话语权、受人尊重的科学家长期潜心耕耘。我国这方面的科学家本来就屈指可数，搞“大计划”就得把这些人拎出来、让他们当牵头人。把这些人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误己害人。 

我一直强调，科研本身就是个技术活儿。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实验室思考、动手，在听的见炮声的第一线摸爬滚打，才有可能突破。我自己就深有体会：三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周不练，同事知道；三个月不练，全球同行都会知道。但是，又要让你当“大计划”的牵头人、做各种和学术无关的事情，你怎么办？就得装嘛！你装，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装。装的结果，不用我说，有许多现成的例子。 

当然，不是说经验不重要。但是，如果因为他有基础科研某方面的经验就让他当领导、指挥别人，肯定是错的——现在的科技发展这么快，所谓的经验很快就会变成无用的“老黄历”，甚至会起反作用。 

其实，大跃进在中国科技界不是新鲜事儿。在此之前，既有干细胞计划，也有重大传染病防治、新药研发等重大专项。搞了这么些年、投了那么多钱，这些“计划”“专项”有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产出呢？当然，结题时肯定是能交账的，比如发了多少论文、培养了多少人，说起来也是“硕果累累”，但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计划”“专项”产出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东西？ 

大跃进当然有它的好处，就是有声势、有规模，尤其是在国内会很快就容易形成一定的声势。但它的结果，最后肯定是数文章、数影响因子、数培养了多少博士。我们搞基础科研要达到什么目的？培养人才、发文章，当然都是要有的了，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加强基础科研，如果还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不能不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咱们总不能老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吧？ 

最清晰的一条路，是在有基础的高校和研究所，建立宽松自由、资源共享的环境，让大批的优秀年轻人自由探索 

中国强化基础科研，如果没有在各个领域被世界同行尊重的学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所以还是要建立一个平衡发展的生态体系，让大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心无旁骛、精耕细作。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做法，是不是有利于让踏踏实实在科研第一线做研究的人有出头之日？ 

具体应该怎么做？我是觉得，最清晰的一条路，是在有基础的高校和研究所，建立宽松自由、资源共享的环境和条件，让大批的优秀年轻人自由探索。 

北生所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我们的做法，不外乎几条—— 

一是在科技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搭建平台，给年轻人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让他们自主选择课题、自由开展探索； 

二是制定统一的考核规则，五年进行一次国际匿名评估，通过的留下、提高薪酬和科研经费，通不过的走人； 

三是对实验室主任实行年薪制，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过上相对有尊严的生活； 

四是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科学，敢于做有风险的科学问题。 

从建所至今，尽管中间历经坎坷、走了不少学术骨干，但回过头去看，无论是科研产出还是成材率，北生所都是很高的。 

如今在中国的高校，生命科学走在前面的清华、北大、浙大 ，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其中的要义，就是搭建平台、共享资源，让优秀的年轻人放手一搏。只要把体系建设好了，任何聪明肯干的人来了，都能干好。 

十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为年轻人赋能。科学研究很像竞技体育，一个是突破人类智力极限、一个是突破人类体力极限，都非常残酷，需要最顶尖的聪明人全心全意地干，才有胜出的机会。 

中国目前并不缺优秀的年轻人和经费，缺的是好的科研环境，特别是鼓励年轻人心无旁骛、精耕细作的科研软环境。 

千万不要忘了这一条：

真正的聪明人是不愿意给别人打工的。 

大家想想：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那么多年，把大家搞的没饭吃；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咋就打那么多粮食、以致于得糖尿病呢？种地是这样，搞科研也是这个理儿。 

推而广之，政府对基础科研也应该如此。不是说政府不该管，而是你要管什么、怎么管。政府最该做的，是想方设法把科研经费弄足、把环境弄好，而不是具体干这个干那个。 

总之，加强基础科研不要大波轰、一刀切，而应给大家创造一个物种丰富、共荣共生、光照充足的生态环境，里面有大树也有小草，大家都能人尽其才、得到认可。 

【3】中青报：从屠呦呦获诺奖看我国科研评价体系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0/329523.shtm

从屠呦呦获诺奖看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
 

评奖要从奖励项目向奖励人过渡
 

屠呦呦是“三无”人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出国经历，不是院士。她是1955年的大学毕业生，学的又是中医，你说有哪些访问学者出国去学中医？谈及屠呦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机研究员李国杰的几句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

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屠呦呦，引起社会对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广泛讨论。屠呦呦获奖折射出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的哪些不足？我们该如何建立起适合中国现状的科研评价体系？青年学者应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日前，在合肥举办的2015中国计算机大会上，中国计算机学会（CCF）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举行了“从屠呦呦获诺奖看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特别论坛，邀请两院院士和多位国内外产学研人士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以科研成果的影响来论英雄

李国杰认为，屠呦呦评不上院士是因为有一种群体性的认识偏差。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所谓的重大成果，一个大的工程，搞了多年以后，很难分清谁做出最原始的贡献，也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一点。在院士评选过程中，人际关系和个性也会有影响。

“第一，就是以科研成果的影响来论英雄，而不要考虑其他的东西；第二，屠呦呦的成果是最典型的问题导向的结果。”李国杰强调了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李国杰解释，以问题为导向，治愈当时的难症疟疾，这有点像二战时期雷达的发明——当时德国人轰炸英国，英国要提前发现临近的飞机，因此，英国的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合作发明了雷达。

涉及到计算机领域，李国杰提及：“我们搞计算机的研究什么？把计算机性能提高1000倍，把通讯带宽提高1000倍，这与问题导向的研究真不是一回事。这些是目标，是理想，而不是明确的问题。我觉得屠呦呦获奖给我们一个启发，一定要把科研的价值取决于问题的紧迫性。不要以为问题导向一定就会降低学术水平。”

“问题导向是一种方向，问题有大有小。我们搞工程的人需要新的发明，问题一定是从需求来。”李国杰表示。

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做原创性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高文教授认为要反思现行科技评价体系。他认为，很多事物发展分3个阶段，“一个成果，最初肯定有构思者或者发现者，中间阶段是展开问题并把它变得可以应用，最后由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实现”。

“我们一直都在说重视原创性，可是我们现在重视的不是原创性，而是团队。”高文说。他认为，现行评价体系的问题是太重视团队了。诺奖历来重视原创，高文建议，以后评奖要从奖励项目逐渐向奖励人过渡，评价体系出现的问题就会慢慢扭转。他也承认，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高文的另外一个职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大家对SCI不要过分重视，但对发表论文一定要重视。你有一个想法，一个成果，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发表出来，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可以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没发出来空口无凭。这就是我们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高影响因子，也不是追求有多少人引用，而是把最原始的想法记录下来。”

他提到，有一位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来没出过国，也从来没有用英文发表过文章。他提出来的原理得到重视后，国际机构开始追溯，最后发现这篇使他获奖的文章是在日本的一本杂志上发表的。

“现在的年轻人要搞清楚科研的动机——最重要的是做原创性的工作，不要追潮流或者表面光鲜的工作。”高文说。

价值比成功更重要

“价值本身是给别人的，成功是给自己的。”2010年CCF海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晓东通过数据，分析了重大原创新成果的产生过程。他直言科学研究中“价值”比“成功”更重要。因为价值本身是利他的，成功是利己的。

他认为，在一个评价体制优良的社会里，有价值贡献的科学家一定是成功的，两者并不矛盾，但有些工作的价值和贡献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他认为，要改变目前科研体系中的过度标签化。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标签，很多标签成为获得学术资源的台阶。在这样的体系中，一个学者要花费大量时间获取这些标签，势必会影响真正问题的解决。

CCF常务理事、山东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院长陈宝权结合自己学校开展的学术评估改革，指出科研评价体系的终极评价指标应该是影响力，评价的方法是同行评价，看重的是标志性的成果及其产生了巨大的价值。

【4】[转载]跟班式科研，误己误国——某国立研究所所长的自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926-1087774.html

跟班式科研，误己误国——某国立研究所所长的自白

作者：李晗冰 来源：知识分子

http://news.sina.com.cn/pl/2016-08-08/doc-ifxutfpf1489485.shtml

今天编发的这篇文章，是某国立研究所所长的内心自白。他的一家之言，道出了许多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际深藏危机，如果继续跟班式搞科研，中国科研就没戏了。究竟是其人危言耸听，还是忧患实多？

　　●　●　●

（一）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我30出头就当上教授，35岁当副所长、40岁当所长，应该说发展得很顺。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或有什么恩怨才这样说，绝对不是。我其实玩得还比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这一辈还是这个玩法，那就太浪费生命了。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

　　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所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你再说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大国，依据在哪里呢？

（二）跟班式研究盛行，害人不浅

　　我们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中国人特别勤奋，我们比国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觉得一点不比他们笨。还有，国家给我们的钱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们少。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制约我国科学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说的恶心一点，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学习与训练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作为独立工作以后还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式发文章快、“效率高”，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并将“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哪些课题时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哪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反而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

（三）现行的考评政策，与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背道而驰

　　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大致分几类：偏基础理论的研究，偏应用基础的研究，面对工程的技术开发。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

　　就说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属于科学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基础研究可以和艺术类比，就是说它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创新的精神。就像艺术，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去创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这个创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创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试图与你不同——我不是给谁拍马，也不是去给别人抱大腿。

　　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假如说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来了。在我看来，追求“与众不同”才是科学真正的价值。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基础科学的研究短期内没有任何真的用处，它就是通过创新得出来的结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从而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所以说，基础研究应该是个品位问题，绝对不能说拼数量、靠模仿。假如说靠模仿、以数量取胜，就脱离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国现在所有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不鼓励你去往这个方向上走的。我们也口口声声说创新，但创新的标准，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也当过学科组的负责人，在评审的时候，说来说去，大家最后还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数这些东西。我们的国家科技奖，每年都兴师动众、请数千名专家评来评去。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不用找我们这些科学家评，你就从中关村找几个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评，评的结果肯定会和我们评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数数嘛！

　　大家都在这个圈里混，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多发文章、快发文章。假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很牛，你提出一个原创理论，比如说一个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那我马上跟着你这个思路来：我看确实是这样的，但偶尔也有不同，比如你说决定因素是65%，我说经过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67%，对亚洲人来说是63%。这类成果很好宣传，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对现有最权威的理论的突破。

　　但其实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种工作有用没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学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这种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当然，抛开利益来谈科学精神、科学价值是不现实的，不能让每个人说为这个东西去殉道。也许一开始要老师教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坚持做学科的难点、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当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时候，其他同志该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该当研究员的全都当研究员了，我还在辛辛苦苦当助研——你说那谁坐得住啊！当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样糊弄事我也会干啊！

　　所以，整个就把方向搞偏了。后果之一就是：与我们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最终价值南辕北辙。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敢于用别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问题的气质，彻底消解了。

（四）现有的学科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乱，与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远

　　还有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最近各个大学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我就问他们：建世界一流大学，以什么为指标呢？他们说主要还是以论文为指标。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一个国家的科学体系应该有一个完整合理的布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有什么顶上去。而现在以论文为标准的话，大家一定会偏到“哪个热、哪个好发文章”的领域去。比如说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纳米去了，因为那一块发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但是说起材料，我国是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同时又是最大的钢材进口国，应该在钢材研究上下功夫。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高铁的讨论，比如高铁列车的轮子、转向架，我们国家能不能做呢？好像是能做，但是做出来又不太敢用。国外的一个轮子要经过各种载荷下的检验，他们多少年都在做这个玩意。但要在中国这么个做法，可能没等实验做完你就被所在的学校、研究所辞退了，因为你多少年都在做一个又不热、又不时髦的东西。这样下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东西没人做，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用处。

　　另外，它会把我们现有的相对完整的学科格局都会打乱。按道理说，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一帮人在那里弄，弄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学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个学科的格局还应该在那儿，更新也应该是间接的、渐进式的。但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大家一看哪个地方热，就哗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个学科的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坚守、呼吁。这样，下一个科学的重大发现就和你无缘了，因为人都已经跑光了。每一个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经过一个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对困难的沉默期，比方说十年二十年，这就需要有一帮人顶得住。像在国外，经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但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个人收入并不受这个影响。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智者，只是说他还没有到时候、拿出东西而已，对他非常宽容。

　　我们现在也说宽容，但各种与物质、与利益相关的都不是宽容的，所以就养成跟班式的研究。这是大多利益的约束条件下优化的结果，不能怪科学家不讲良心——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他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啊。

　　你要想这件事的话，就会觉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仅冲乱了现有的学科体系，还使得新的重大突破与我们越来越远。

（五）久而久之，最后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科学鉴赏力

　　跟班式科研损害的，还有科学家的鉴赏力。

　　就拿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来说吧。自然科学基金分几类，青年基金这一块，看的还是申请者的基本素质，我觉得它不会有恶性引导；但是当你申请面上基金和重点基金时，就不一样了。你要申请面上基金，就要证明你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影响，就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证明；当你要想去申请重点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证明你是这个圈子里能够数得出来的几个人了。总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无论是青年还是面上、重点基金，申请者都要说热点的话题、流行的话题，因为评委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对前沿现状比较了解。你要是说一个冷门问题，很容易引起意见分歧。虽然基金委也有异议的项目，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异议项目需要几个评委一起联名提出，认为它真的好。但是，说句实话，我在那里开了七天会，那么多项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项目可能都来不及，根本没精力去看看被别人枪毙的项目里有没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创性的项目，就一定会和某些评委产生冲突。比方说异议项目拿到我手里审，我过去的工作证明这个杯子是圆的，你却说这个杯子其实不能够用“圆”来形容，而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那我这个评委本能地就会反感，本能的就会给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说：徐老师说杯子是圆的，这个理论真的很伟大，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看看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评委一看心情就很顺，就容易给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创的东西就会冲击大家现有的观念，甚至会冲击到某一派人——他们过去已经靠这个获取过利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被PASS 掉的申请书，理由就两句话：“研究队伍不合理，建议不予资助”——其实评委们并没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断地给你弄掉。

　　这样久而久之，最后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对科学的鉴赏力。现在去开会评审的人，应该都是有帽子、有职位的人，但是你和他们来交流时会发现：不管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审美或是对学科本身的整体把握，你会发现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

　　我经常拿基础研究和艺术创作来做比较：现在我国不光没有创造艺术的，而且缺乏有艺术审美力的鉴赏家——科学也是这样。结果就是：你画出来的画那我一定觉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规范、多么与国际接轨啊，你那个曲里拐弯的啥玩意儿？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鉴赏力丧失，怎么还能创新？

（六）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为什么说基础研究年轻的时候容易出成果？因为年轻人没有框框、无知无畏、敢想敢做。而成名的科学家脑子里装的书太多、看的研究报告太多了，头脑里有太多“正确”的条条框框了。但是，科学的很多突破都是在这些看似“不正确”的地方出现的。所以许多院士以前是按错误的模式在走，等他当上院士、觉得不再图什么了，反过来再做真正的科研的时候就晚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创造力了。

　　而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占据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会绝不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所以你想想是不是很可怕？如果把我的孩子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忍心吗？我很可能就说：得了，爸爸给你挣点钱，你到国外去工作吧。我觉得她还不如她爸能言善辩、会运作这些事。我虽然觉得这样做也不好，但是我觉得我的闺女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呢？所以只好送她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