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所】黄厚石：张协和与延安美坚木作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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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协和与延安美坚木作厂研究
The Research of Zhang Xiehe and the Meijian Carpenter's Shop in Yanan
摘要：
本文以抗战延安时期重要的产品设计师张协和以及他创办的美坚木作厂为研究对象。试图展示出在那个特殊时代，张协和与美坚木作厂在木工设计和制造生产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即便在一个被封闭的环境中，美坚木作厂也具有很强的市场活力，在很多方面都遵循了市场规律来运行。这将进一步让我们洞悉延安时期设计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延安设计 张协和 美坚木作厂
引言：一个义肢和一封信
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博）中，珍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图1）。在2017年7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中，这件文物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件展品是延安时期的一个义肢，主体部分用木头制成，表面光滑而精致，小腿和脚部的造型看起来十分逼真。在那个经济困难、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义肢制作殊为难得。
与这个义肢同时展示的，还有一封朱德同志写的信（图2）。信的全文如下：
易局长
从前方回来的一个连级干部，因在战斗中残疾了。本人年纪尚轻，愿意工作 ，要求给他配个木腿，他现驻中央医院，希派你们处的好木匠工人去阿洛夫处，试为一下，能配起来的话，给他配一下。
为荐朱德
布：六月一日
将这封信与这个假肢联系起来，人们不禁产生了更多的好奇。这位易局长是谁？如此精巧的义肢又是谁设计和制作的？这两个展品毫无疑问在中国义肢的发展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仅此而已吗？
图1，图2，在“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中展示的义肢和朱德信件。
（图片引自中红网）
01义肢背后的产品设计师
陈俊岐在《延安轶事》一书中，记录了曾长期在延安从事医务和后勤领导工作的易秀湘同志的一些故事。他在文中说：
一九四二年六月，朱德总司令写给易秀湘同志一封信，请他帮助一位负伤致残的八路军干部做假腿。他从而想到还有许多为革命致残的同志需要假肢。于是，他为制做假肢，拜访了苏联援华医生阿洛夫，并请来延安最好的木工，一起到中央医院进行试制。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终于成功地做出了第一个木制假腿。随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假肢工厂。从此，残疾人的福利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朱德信中原文所说的“这个连级干部”是谁，可能难以考证了。毕竟当时有这种需求的干部和士兵实在是太多了。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一位德国医生汉斯•缪勒在参观了解放区的战地医院后，曾十分担忧地对前线医疗的硬件匮乏和人才缺失提出了担忧：“在前线做外科工作的人都没有理论的基础——他们在经验中学习，结果许多必要的手术，例如腹部开刀，就不可能举行，四肢上的弹伤和断骨处理的很好，但由于病员常需移动，断骨伸直的手术就很少可能施行，其结果是膝盖以下的腿骨断了，就必然使伤者残废。[2]”
残酷的战争和落后的医疗给解放区带来了大量的残疾伤病，这不仅会给伤员带来身体创伤，也会留下心理阴影。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独臂将军蔡树藩因为不幸失去上肢而十分焦虑，“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并“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3]。一位将军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大量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了。在激烈的战后短期内，人们无暇顾及假肢在伤员的生产力恢复和心理治疗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战斗转为生产，设计和制造假肢、甚至建立假肢工厂就成为非常紧迫的事情了。
朱德写的这封信也在这次“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中一并展出，它和假肢都由同一个人捐赠的，这个人就是张协和。他就是朱德在信中想找的“好木匠工人”，也就是易秀湘所能找到的“延安最好的木匠”——当然，他远远不止是一位木匠。
张协和（1920-1996年）原名蒋孝传，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父亲蒋自明在一战时赴法国做劳工，曾做过轮船上的水手、厨师、面包师等各个行当，在技术上有非常强的自学能力[4]，这种对手艺和技术近乎无师自通的本领似乎也遗传给了他的儿子。蒋孝传1933年初中毕业，曾因喜爱文化艺术被父亲送到梅兰芳创办的国剧传习所学习京剧老生，“后因上台时个子太高与同台演员不相配，经梅先生劝说，终止学戏改读工科，考入山东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主修机械工程，选修应用化学与建筑工程。”[5]工科学习为他将来从事工业设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受到父亲在西安建立“莲湖饭店”开展地下活动的影响，1940年蒋孝传开始响应毛主席“有技术特长的同志转入经济建设”的号召准备去延安。7月接延安电“来边区组建木工厂”[6]，为防止暴露父亲身份，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时，他便将八路军胸章上的姓名改为“张协和”。
对于张协和来说，制造假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资料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延安的外籍医生马海德为他购置了《截断与义肢》（图3）等三本英文原著、一本日文的《整形外科实地治疗学》，宋庆龄也通过马海德转来《假肢论丛》等四种英文文献。张协和对照这些英、日文原著，一边翻译一边学习，边学边干。很快就为那位伤员造出了第一个义肢，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这个义肢还不太适用（就是在本文开头国博展览中出现的那一个）。在经验中，张协和不断改进，很快造出了穿着舒适、造型逼真的产品：“从此那位伤员即能骑马，又能走路。由于设计者对造型艺术倾注了大量心血，因而假肢的外貌也很逼真。在当时设备很差，连铁钉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这项工作前后总共只用三个月时间。速度之高，质量之好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7]
图3（左图），张协和译编的《截断与义肢》的手抄本。
图4（右图），为谢良等7位同志安装下肢义肢的记录。（图片引自中红网）
1946年，张协和又采用最新义肢技术为从新疆狱中归来的谢良等九位同志配制了具有不同功能的多种假肢（图4）。对于义肢设计的研究，就成为张协和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下，他提出了针对义肢生产的教学计划。在军委协调下，他首次在我军前线的作战部队中，组织进行了成建制的大规模实战伤残分类统计，获得了第一手统计资料。他还将有关义肢的图书、图纸、模型、实物等技术资料进行了汇编分类，做好了大规模生产的准备。基于张协和这种扎实的前期工作，中央总卫生部、军委供给部和八路军总部建议边区政府拨款建厂大量制造，得到边区政府的批准。但1947年，延安准备疏散撤离，在行军到达太行山根据地后，本打算在冀鲁豫建立假肢厂，但因当地经济与物资条件均较差，项目又被晋鲁豫中央局推荐给了条件较好的华东局（图5）。项目虽然被一再延期，但张协和始终没有放弃研究，即便是在行军之中，张协和的六匹骡马也有一匹被分配来专门携带假肢。
1947年2月，张协和从延安撤离，来到离延安约90公里的子长县，他拿出父亲十年前送给他的日记本（图6），在卷首这样写道：
这本软面簿是十年前，家父赠予我。在这十年中个人生活奔走经遇是何等波折与磨练？但算来个人的进步仍是缓慢：今天在民主圣地——陕甘宁——的子长县，把它从书箱里找出记载研究“硫化染料”与“义肢”两件工作，在我以为其意义非小。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令人唏嘘，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位个性谦逊、精神饱满的伟大的设计师形象。张协和不仅为义肢设计做了大量的医学和人体工程学研究，也考虑到了义肢的外观造型和心理影响。张协和曾提议在所配假肢上由首长题字以鼓励伤残同志的意志，这也反应出张协和充分认识到义肢“是延安精神文明和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8]这一创举不仅缔造了我党的义肢业，也把张协和在木工方面的技术拓展到家具之外的更多领域，将他在设计方面的创造力完全激发出来。这到底是怎样一位精力旺盛的产品设计师？他真的像他自己所说是“个人的进步，仍是缓慢”的吗？我们将“去”延安，“看看”他一手创建的美坚木作厂，来为这两个问题找到答案。
图5（左图），晋冀鲁豫中央局给华东局组织部拟写的
介绍张协和夫妇与有关建立假肢工厂的推荐信。
图6（右图），1947年2月张协和撤离延安前在父亲生前赐予的黑皮笔记本上书写的《首页感言》。（图片引自中红网）
02张协和与美坚木作厂
在去延安之前，蒋孝传（张协和，图7）曾于1936年暑假在西安孙象涵（地下党员）的木工厂实习。孙象涵曾任桃山乡乡长，萧县民生工厂工务主任，同时又是徐州美专李可染先生的学生。他在家乡桃山曾开办过“桃山二三铁木工厂”，专门经营家具和农具。蒋孝传的父亲蒋自明认为去西安开办西餐馆（“莲湖食堂”，实为中共地下联络点），需要制作许多美观、适用、配套的摆设和家具，便想邀请孙象涵去西安共同创办西餐馆[9]。在两人的努力下，“莲湖食堂”顺利开业，孙象涵又在东木头市街开办了“二五木器工厂”，该厂以后也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联络点。
因此，这位多才多艺的孙象涵[10]，应该算是张协和在木器制造方面的启蒙老师。当乡长时，孙象涵就曾设计制造过木结构牛车，有闸、方向盘和车棚，还能自动解套。他以后又专攻工科，熟悉机械。在当兵之后，他更是将他的手艺用在了军事装备方面，维修枪炮和电台是家常便饭，改造设计手榴弹和刺刀也是手到擒来，甚至还设计报纸上的插图和部队的服装，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和战斗力。[11]孙象涵是典型的中共军队中自学成才的设计师，也是某种意义上张协和的“模板”——只不过，张协和在设计方面的成就要远远大于前者，设计作品的重要性也更突出，是典型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去延安之后，张协和的父亲曾从西安给他捎话“以你的技术，做器物以留芳人间”[12]，而他则以“天工开物乐其间”自勉，成就为那个时代的“红色鲁班”。
图 7， 1945年张协和与通信员及长子延生在美坚工厂门前。（图片引自中红网）
我们从文献中能发现，张协和在延安的设计工作面非常宽：他为领导人设计和制作订制的家具，比如为毛泽东设计软床和沙发、为李纳设计婴儿床（图8）；他给重要的机关单位订制特殊的办公家具，比如给中央医院的苏联专家阿洛夫订制医疗办公家具（图9）、给延安中央幼儿园订制儿童家具甚至是儿童玩具[13]；他还给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剧目设计、制作道具和行头；他还参与设计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图10）……相对于张协和在延安各领域中所获得的设计成果，他与美坚木作厂所获得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因为，美坚木作厂虽然带有很强的党政属性，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却获得了很大的市场成绩，并且遵循了许多现代的市场规律来运行。这也让张协和不再仅仅是一位像孙象涵那样的军旅设计师，而是一位在有限市场环境下带有商业设计师特点的设计者——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殊为少见的。
图8，张协和绘制的给李纳用婴儿娃娃床设计图。（图片引自中红网）
图9，张协和设计的阿洛夫大手术室折叠手术台详细尺寸及加工图。
（图片引自中红网）
图10，张协和为“中共七大”设计制作的投票箱。（图片引自中红网）
我第一次知道美坚木作厂，是通过张彦平编著的《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实》，书中提到中央印刷厂要在美坚木作厂订制木工具。通过对文献的消化我发现，虽然美坚木作厂并不是中央创办的各工厂中最重要的，也不是最知名的，但在市场化方面可能是最有成效的。比如在历次针对外宾的参观活动中，美坚木作厂几乎都不在参观工厂的目录中。[14]但是，由于木工行业不仅服务于政府需要，在民间还有大量的消费需求，所以美坚木作厂的发展在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了解放区日常生活的面貌。
1940年，美坚木作厂在中央财经部长李富春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开始筹建。开始，仅有工人和管理人员十几名，但他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白手起家，土法上马，艰苦创业，第二年就制造出桌椅、床柜等一百七十多件。”[15]1941年9月，边区遭到严重封锁，随后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11月18日，张协和根据朱德、李富春同志要求为中央机关制作纺车的指示，在延安西山创办了木工与油漆车间，后转为中央管理局技术研究室下属的美坚木作业工厂，他担任厂长（副厂长郭青山）。工厂根据张协和改进的图纸，采用了类似今天“项目承包”方式，组织民间力量加入生产，保证了纺车生产能够提前交货。据中管局记载，工厂先后制作和监造了5000台单头纺线机、18头脚踏纺纱机和织布机，为开展边区的群众纺织运动打下基础，也给美坚木作厂带来了盈利：“工厂正式生产的2个月内就完全打开了局面，不但完成了预定任务，并使工厂营利了1300元（毛主席当时每月津贴费为10元）”[16]。
到了1944年，工厂的生产规模获得了迅速发展。军籍工人和管理人员扩大到20多人，再加上雇用民工，约有50人。工厂拥有生产、办公的平房20间，并增添了相应的生产设备：设有木工、铸工、锻工、钳工、装配、油漆和烘干等工种：全年制造各种家具2551件，生产用具42089件，医疗器具98件[17]；生产技术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已可以制造脚踏纺纱机、织布机和畜力大车等。工厂十分重视抓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核算，对每项产品都规定了严格的设计标准和统一的尺度规格，建立责任制，专设质量检查验收员，并实行奖惩制度。他们深入发动群众、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成本核算上实行“半工半料”制，即生产费用包括工资、奖金、管理费和盈利等不得超过木料和其它原材料的总额。因此，1944年产品的价格比上年平均降低25%。
因此，这种坚固耐用、物美价廉的产品，受到各方好评。叶剑英总参谋长特写信给全厂职工，给予祝贺和表彰；朱总司令曾多次到厂里视察，鼓励大家对生产技术精益求精；李富春同志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各生产企业学习他们以“质量第一”的好经验。如果说，“自己人”的评价多少有点“王婆卖瓜”的感觉，还缺乏和其他优秀木工企业的比较的话，来自“外人”的评价就显得尤为客观了。
一般来延安的外国人及国统区的参观者，往往会对延安家具留下一个“简陋”的初步印象。比如，美军观察组的军官曾认为延安的“室内摆设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简易木椅，每人一张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个搪瓷洗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没有地毯。不过，一切看来都是干净齐全的。因为我们就没有打算过在这里过舒适生活”[18]。但是如果稍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出延安木器的不同来——黄炎培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细心的观察者。他刚到延安，就发现延安理发店中的木椅不一般，他说：
这本软面簿是十年前，家父赠予我。在这十年中个人生活奔走经遇是何等波折与磨练？但算来个人的进步仍是缓慢：今天在民主圣地——陕甘宁——的子长县，把它从书箱里找出记载研究“硫化染料”与“义肢”两件工作，在我以为其意义非小。[19]“这边一般的木器都是制造的非常坚致的”真是一语道破了“美坚”两字中“坚”的基本含义。在黄炎培先生的描述中，也能看到基于功能的极简设计，它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木料，其实也正是“美”字的本意——一种以功能为美的朴素审美观。在随后黄炎培一行对木器厂（极有可能是美坚木作厂）的参观中，他用亲眼所见证实了自己的看法：
一家是联合木器厂，去访谈了，他们说是若干木器制造的工人，和组起来的。这里的木器不坏，是工作很道地的旧式木匠，用当地的材料，做成新式的木器。刨得很光，拼的很紧密，脚和边线，都把棱去掉的，漆用淡黄色，著热不退，我从木器厂里，招待所卧房里，和各朋友家里看来是一律的。诸位，休笑我写的太精致，要研究群众文化的程度，这种地方倒是很值得注意的。[20]美坚木作厂的家具不仅畅销于延安地区，而且“美国驻华机构也来延安订货，用飞机运往重庆。”[21]在文献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当时美军观察组的家具订单。也能看到，中央幼儿园给张协和紧急订货的设计要求上所留的备注（图11，图12），“张协和同志，为了迎接观察团我们拟做六把椅子——”。显然，美军观察团对美坚木作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种对外销售，也很好地向党外人士进行了延安的文化宣传。
图11，图12，张协和为延安中央幼儿园、托儿所等制作
大型玩具及家具的图样与信函。（图片引自中红网）
03市场化的美坚木作厂
最好的评价自然来自于市场，由于受到市场的欢迎，美坚木作厂的产品非常受欢迎甚至出现了被仿冒的现象。为了抵御假冒伪劣商品，美坚木作厂承诺对自己所有的产品提供长期免费的售后服务，并在《解放日报》不断推出广告，具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尤其是广告的推出，更是赋予了美坚木作厂一定程度上现代企业的色彩。
很多人对延安的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误解，认为延安是没有广告的——就连当时《解放日报》的编辑都会有这样的误解。1942年初，刚刚担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黎辛在美术科长张谔的邀请下，去他的“窑里坐坐”。黎辛跟在张谔的后面，来到他的窑洞。窑外有小场坪，窑门上贴着对联“漫画成家，广告立业”八个美术字。黎辛不禁纳闷，问道《解放日报》哪里有什么广告？只有报眼上有时登个启事或声明，没什么商业广告。张谔说这是暂时的，他在《新华日报》当美术科长也管广告，报纸的广告是大有可为的[22]。
广告虽然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等媒体上并不太常见，就好像冈瑟·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所说的：“广告，在延安的报纸上只起很小的作用，但国民党的报纸，即使它领取大笔津贴，也必须依靠广告，这些报纸每期出四版到六版，其中很多篇幅都是广告。”[23]但是，只要是媒体自然就会产生广告的需求。实际上在1941年5月17日，即《解放日报》创刊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就刊登了关于广告的启事：
本报为应各界需要，决定报头两旁及第二版最后半栏刊登广告，并将广告价目附后。凡欲刊登者，请于事先将广告及应付之广告费，一同送交本报广告科。附广告价目:报头旁每边每天三十元。第二版最后半栏每十行每天四元，超过十行照价加费。长期刊登一月以上者九折，两月以上者八折，三月以上者七折。[24]
虽然后来多数广告都是中央出版机关自己的广告宣传，甚至演变成政府宣传的喉舌，比如“平价运动”也通过《解放日报》的报头来进行宣传[25]。但是也出现了许多公办企业如美坚木作厂的广告，甚至连中央印刷厂都要在《解放日报》上刊登高价收买野猪鬃的广告（1947年1月31日）[26]。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广告的创作中，设计师已经开始进行了充分的参与。作为《解放日报》的美术科长，张谔不仅要设计重要的栏目刊头，如《白毛女》书面座谈的专栏刊头[27]，而且美术科还对广告设计明码标价， 吸引客户为设计买单：“1944年解放日报文化供应部接手该报的广告业务，刊户只要愿意多付广告费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得到比较专业的‘美术设计’了。此后一直到1946年，该报广告中配图片成为比较常见的广告表现形式。”[28]不仅如此，许多鲁艺的学生也参与到报刊设计中去，当然他们的收费肯定要低一些，足够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某报社公开征集刊头美术图案时，美术系第三期学生石天和郭钧，都有画稿应征，因此每人得到了一块钱的‘光华票’”[29]。
在《解放日报》中，美坚木作厂的广告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广告既有全文字的，也有图文结合的，在充分展现了现代广告手法的同时，也向我们传达了延安时期的设计价值观。例如1943年6月3日《解放日报》为美坚木作厂设计制作的风箱所做的广告：
节约 节约——快买风箱——本店为响应丰衣足食的号召，厉行节约起见，特不惜重资从外聘请专师在南泥湾森林地带选择上等木材，承做各式风箱，内部装置精美，外部美坚耐用，保险三年，初经试验成绩，可节省饮事时间一半，节省煤炭三分之二，各界如有赐顾者，请到本店门市部参观式样，欢迎预约（先交半价）价格特别克己，乘做无多，欲购从速！勿失良机为荷！在这个广告中，不仅“美坚”二字得以被强调，而且“节约”显然被广告在标题和内容中都进行了明显的突出。这是非常符合当时延安在物质上相对匮乏的生活状态的。广告还强调了风箱木料的优良和制作师傅的专业以及产品经过检测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这样的“软文”基本上可以算是面面俱到了！尤为可贵的是，广告提到了“保险三年”，这明确地体现了美坚木作厂的品牌意识，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拉开与仿制品之间的距离。此外，工厂还在门市部中向消费者提供样品参观，这也是非常市场化的操作。总之，这个广告信息全面而到位，文字表述恰到好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广告。
图13，《解放日报》1944年3月17日刊登的“美坚铁炉”广告。
《解放日报》1944年3月17日，刊登了一个“美坚铁炉”的广告（图13，1943年春，张协和根据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形势，将木作间及油漆作间与中央管理局技术研究室改制，合并扩展为具有木、瓦、铸、钳、锻等工种的综合型美坚木作厂。也就是说，美坚木作厂的生产不仅限于木器）。在这个广告中，文字的内容就更加简洁，更加成熟了：
零售包揽 各样铁器货品精良 坚固耐用定价低廉 交货迅速精益求精 保险来回如蒙惠顾 保君满意这个广告模仿了古诗歌的对仗结构，四字一组，较为押韵，这也是民国时期许多广告文案的常见形式。文字里包含的内容，基本上在前一个广告中都能找到，但是显示经过了文学化的提炼，变得更加符号化，也更加有冲击力了，有助于在短时期里对报纸阅读者进行信息传达。从这两个广告中可以看得出来，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美坚木作厂的广告就变得更为成熟了。由于美坚木作厂不同于中央印刷厂等以中央机关的需求为主要生产任务甚至是全部生产任务的单位，也由于它的生产对象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之间息息相关，美坚木作厂必然具有突出的市场化特征。从它的产品中，我们也能更多地观察到当时延安的日常生活面貌。
04美坚木作厂与延安的日常生活
黄炎培先生说得极好，“要研究群众文化的程度，这种地方倒是很值得注意的”。政府的办公和百姓的生活都离不开家具，也离不开设计。因此，美坚木作厂的发展状况本身就是延安物质生活的反应。
延安本身是一个相对缺乏木料的地方。在前述的美坚风箱广告中曾提到其产品从“南泥湾森林地带选择上等木材”，这个的确也是有渊源的。在《北行漫记》中，哈里森·福尔曼曾提到359旅王震对他说：“开年我们就要购买必需的种子和家畜，于是就在山上去砍松树柏树，砍成木头，拿到延安去卖。”[30]在另外一段记述中，这个过程更加详细一些：
当我四年前带领部队来这里从事第一项军事生产时，我们没有窑洞或屋子住，没有工具，买不到食物，要找农民来为我们干活也找不到。为了有东西交换最紧缺的物资，我们砍伐硬松卖给村民，相郁地区的人喜欢用它来做棺材。由此，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员协助我们从那些愿意尽其所能帮我们的农民那里借到一些老式的工具。[31]在这些记录中，我们能看到延安及周边地区的木材是非常稀缺的，再加上中共的中央机关一直强调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当时整体上困难的生活状况，这些都客观导致了美坚木作厂能有富余的生产力来为市场服务。
图14，留法博士，作家陈学昭女士延安时期的照片。
留法女博士陈学昭（图14）在延安访问时曾记载了第一次到洛甫（张闻天）家中看到的家具状况，可做参考：
这是一个土窑，大约丈把深，七、八尺阔，有一对门，一点小小方格的木窗，糊上些白纸。里面有一只铺——几块木板搁在长凳上——一只旧的已拐角的书桌，好像旧家庭的帐台，还有一只与这只桌子成对的椅子与茶几，一只只有一个靠手的藤椅，一些书籍……这就是洛甫先生的窑洞里唯一的摆设了。这些破旧的东西好像是没人访求的古货堆上寻得来的。这些东西虽然很破旧，但整理得很清洁，有次序。[32]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家中陈设不过如此，就不要说一般的干部了。实际上，为了缓解居住和办公室紧张的矛盾，当时对窑洞的使用管理做出了严格规定。对人员多而居住又集中的单位，除少数人配备木床外，采取集体睡土炕的办法。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居住面积，面且也节约了木材和开支。中直机关对办公和宿舍用具配备都有严格规定。抗战后期，后勤主管部门曾颁布了用具配备标准定额[33]。在家具《分配细则》中，甚至还在八至十一条中规定了管理措施，如不准超过家具分配数量和随便移功；对家具的盘点、变化，“须按月书面报告总务科长”。
陈俊岐在《延安轶事》中认为这种严苛的家具管制，并不是由于财政困难和木料缺乏导致的。他特意提到了供给部和较大的单位部有木器制造厂，尤其是供给部就有规模较大的美坚厂。但是他认为这些工厂的首要工作是“制造生产和运输工具为主，一般不制造家具。”[34]生产劳动工具的确是重中之重，但美坚木作厂也确实生产了大量家具。一方面是不断增强的生产力，一方面是有限的政府需求，这就客观上为美坚木作厂的市场化提供了基础。
在延安，只要有余钱，就可以从各种木作厂订制符合自己需要的家具。在当时的日记中能看到这种生动的记录：
在我窑洞里唯一的奢侈奢华品是一只木椅子，花了三块钱定做的，可是还远远及不上在齐华先生那里见到的他们的木椅，可是现在我马虎极了，从前桌子一定要多少高，椅子多少低，配合起来才觉舒服，现在有一只木椅坐我已觉得太幸福了！我曾梦想一只能坐能躺的木椅，以前我在一个医生朋友的待诊室里看到的，坐着非常舒服，并不需用弹簧，马海德先生有这样一只类似的木椅，听说曾花了九块钱，想了几个月还没有决定去做。[35]
可以看得出来，买卖家具已经具有了市场化的特点，但是要保证良好的售后服务则需要品牌化的运行。在陈学昭的日记中，她记载了一个木料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和消费者的一次争吵，让我们看到了官方记录之外非常生动的市场互动，也让我们明白了美坚木作厂对售后服务予以强调的重要性：
人们的嘴巴是非常厉害的，有一次，我在窑洞的附近，我看见一个木料合作社的工人——或许是经理——与一个同事吵架，后来知道那个同志是外来不久，正在替一个机关办什么事，做了一个柜子，讲好是15元，要做得道地，等柜子制作好之后，买客觉得做的不好，说工人没有执行他们的预许，钉子的角露在门外，人在柜子边走过，衣服给钉脚落破了，只肯给十元，除非木料合作社来把柜子拿回去，或者至少把钉子的脚设法不弯在外面，那么仍给15元。合作社方面允许把柜子拿回去换一下门，或者把柜子的角弄好，可是没有执行诺言，从他们双方的争执中所听出这事的经过。“把五块钱拿出来！” “现在我早已报过帐了，你们为什么几次三番失信，约定的日子，不来拿柜子，害我白白等待你们，不能做别的事，你评个理吧，最后我那天在路上关照你过来又号不来，我要报账了，在又号之前，我等你们，你们又不来”。 “我们哪有功夫，跑去跑来走15里路呢！” “那我就有功夫天天等你们来拿柜子！我只知道公事公办。”“不成，把五块钱拿出来！”工人喊起来，开始骂了:“好，你就你这样认真，你不要拿出汉口的那种对待工人的脾气来，你看吧！”最后他威吓这个同志:“你不拿出五块钱来也好，我们向边区政府告状去！”[36]这个做工不良、服务也不甚好的木料合作社工人，虽然未必是美坚木作厂的，但这种口角之争的事情想必在延安是时有发生的。私人和单位都可以从工厂订制家具，但最终服务的好坏则体现出市场化的程度。而在这方面，美坚木作厂显然已经走在了延安各工厂的前面。
这种定制化的设计服务是延安家具行业市场化的反映，能够为政府带来相当多的财政收入。这在延安的财政创收中是非常难得的。毕竟大量的利润较高的“奢侈”消费品都来自国统区，木工生产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延安工业生产的一抹亮色。因此，木作企业也比较珍惜来之不易的市场与口碑。在这方面，美坚木作厂走出了一条品牌化的道路，而这又与张协和先生精益求精的工艺精神是分不开的。
结语：我们为什么缺乏对张协和的研究？
难能可贵的是，在建国以后，张协和在设计研究方面继续了他的辛勤工作。他不仅担任了山东工学院党组书记等职务，还在1964至1966年，兼任了中央工艺美院《装饰》杂志编委工作。1982年，他提出了“工业美术设计的十大要素”，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比如《工业美术设计浅说》（《机械设计》，1984年3月）等。1986年，在中日北京技术文明与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他宣读了重要科学论文《技术文明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合著），这些理论研究建立在他丰富的产品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作为延安时期重要的产品设计师，他在设计学领域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对于张协和最详细的资料记载，反而是中红网上的一篇网文，这是一件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这倒不是因为延安时期的艺术研究受到忽视，而是因为张协和在建国后并没有在国内设计院校任教。张协和在80年代发表的系列关于“工业美术”的文章虽然具有相当的超前视野，但并没有引起设计学界的关注。在事实上，他并不长期存在于国内主流的设计圈和理论圈中。那么也就自然没有人来为其发展学说、树碑立传——当然，他本人，恐怕也对那些虚无的理论毫无兴趣，他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
历史不会忘记张协和。
注释：
【1】根据田实：《总司令交给的任务：访延安第一只假肢设计制造者张协和》一文记载，朱德同志来信，是“1943年的秋季”（中红网刊登的张大建、张辉：《活跃在革命圣地的红色专家——张协和延安纪实》也沿用了这一看法），与陈俊岐的记载似乎不符。根据朱德信上的落款：“六月一日”来看，似乎陈俊岐的记载更为可信一些。田文参见1986年5月15日《社会保障报》第二版刊文。本段的引文参见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2月版，第67-68页。
【2】 齐文主编，鲁登·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上海：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1月版，第136-137页。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 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1月版，第331页。
【4】蒋自明回国后先后在徐州和西安开过著名的食品店和饭店，做了很多自创的发明，但这个在法国华工中流传的传奇故事也许最能说明蒋家的发明传统：“有一次，里昂电厂发电机的外壳突然断裂，厂方为了不耽误发电，征求高明的技师，以期尽速修复。许多法国高级技师不敢应征，在该厂做工的蒋自明竟挺身而出。条件是：必须把厂房四面的玻璃窗全部用纸封闭起来，不许看他具体操作。厂方照办了，他也及时将发电机外壳修好发电了。法国人对此十分惊奇，认为他是中国的‘神奇能人’”。参见范作民：《活跃在古城西安的传奇英雄——蒋自明烈士生平纪实》，《纵横》，1989年第2期，第8页。
【5】 殷丛薇：《传奇校长张协和》，《山东大学报》，2015年9月30日第27期（总第1986期），E版。
【6】 参见张大建 张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红色专家张协和延安经历》，《中华魂》，2012年1月上，第45页。根据中红网刊登的张大建、张辉：《活跃在革命圣地的红色专家——张协和延安纪实》一文记载更为具体，“7月，收到王明电报要他到边区组织木工厂。”
【7】 田实：《总司令交给的任务：访延安第一只假肢设计制造者张协和》，1986年5月15日《社会保障报》第二版刊文。
【8】 同上。
【9】“主意已定，蒋自明便邀请孙象涵到徐州食品店，并亲自做了拿手的西餐盛情款待他。席间，蒋自明隐去到西安开饭馆的真实目的，大讲西安的现状和经济形势，以及去那里开设西餐馆定会生意兴隆，鼓动孙到西安干一番事业。经过交谈，孙终于答应共同合作，去开发大西北。”参见范作民：《活跃在古城西安的传奇英雄——蒋自明烈士生平纪实》，《纵横》，1989年第2期，第11页。
【10】 皖南事变后，孙象涵被任命为新四军三师九旅副旅长，主管后勤工作。因为对武器维修和改造无师自通，孙象涵曾担任新四军华中军工部的部长。当时孙象涵是正部长，陈旺是副部长，孙象涵见陈旺年轻有为，学识又高，工作能力很强，主动的向上级请示，要求自己当副部长，力荐陈旺同志为正部长。此事成为一时美谈。参见秦明：《孙象涵和陈旺的故事》，《老兵话当年》（第七辑），2004年12月，第209页。
【11】 谁的钟表坏了，他能修好；枪炮有损，他整修如新；领导机关的无线电台出了故障，他手到病除；团里办的油印《挺进报》上，副刊的刊头和插图，也出自这位副司令员的手笔。九旅战士的手榴弹原来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后来孙象涵想方设法搞来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很快造出了木柄手榴弹，从此每个战士都能配四枚。迫击炮经他改制，能打平射，提高了命中率和杀伤力。翻砂制造的炮架，外观与“洋炮”一样，还镌刻有“孙象涵监制”的字样。——孙象涵仔细琢磨各类步枪的特点，造出了多种型号的刺刀，配发部队——他自己设计图纸，画出裁剪样，结果一匹布可多做几套衣服。他继续深入钻研缝纫技巧，在帽子和绑腿制作上又有改进。以前做军帽用的是整布，孙象涵设计成由几块瓦布拼成的，这样便可以充分利用下脚布料，节省了开支。指战员的绑腿布原来很不一致，有长有短，颜色各异，孙象涵实施规范化生产，部队都用一样的绑腿布，军容更加整齐。参见武思鼎：《传奇式的抗日英雄——孙象涵》，《党史纵览》，2006年第3期，第47-48页。
【12】殷丛薇：《传奇校长张协和》，《山东大学报》，2015年9月30日第27期（总第1986期），E版。
【13】 关于这些儿童玩具，现在不仅还能看到设计图，而且也确实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在“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幼儿园）孩子对院长丑子冈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还要请木匠做一些玩具，比如滑梯啦，压板啦，转椅啦，放在院子里，让孩子们痛痛快快地玩……”引自王颖：《红摇篮》，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7页。
【14】 比如1944年中外记者团对延安的正式访问目录包括：陕甘宁边区政府及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兵工广、被服广、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等。参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0页。
【15】 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2月版，第143页。
【16】引自中红网，张大建、张辉：《活跃在革命圣地的红色专家——张协和延安纪实》。
【17】 数据参见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2月版，第143页。
【18】 [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万高潮等译，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7页。
【19】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年7月版，第7页。
【20】 同上，第27页。
【21】 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44页。
【22】 黎辛：《亲历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146页。
【23】[美]冈瑟·斯坦著：《红色中国的挑战》，马飞海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17页。
【24】王玉蓉：《延安‘解放日报’广告研究》，2003年河北大学硕士论文，第9页。
【25】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2月版，第305页。
【26】张彦平编：《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210页。
【27】黎辛：《亲历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113页。
【28】王晓玉：《延安《解放日报》的广告文化生产及传播：以1941-1945年为例的初步探析》，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42页。
【29】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7-28页。
【30】[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88年2月，第43页。
【31】[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239页。
【32】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中华民国29年7月初版，第75-76页。
【33】各单位家具分况细则如下：
一、中央首长办公室写字台一套，另配各会客室家具。
二、高干办公用具条桌(或方桌)，文件箱各一，单人凳二至三个。
三、一般客房须配桌凳、席子、冼脸盆、青油灯、水壶等。
四、办公家具使用标准，以一人一张条桌、二人一方桌（二个条桌合并做方桌）、六人一张办公台为原则：每人凳子一个。
五、警卫班、通信班、青年队、生产科等学习用具，方桌六人以上一张，条桌三人以上一张。
六、寝室发给席子、洗脸盆，水壶、青油灯、小扫帚。
七、水壶使用人数，砂壶二人一把，铜壶四人一把，铁壶六人一把。
……
引自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2月版，第178页。
【34】 同上。
【35】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中华民国29年7月初版，第224页。
【36】 同上，第155-156页。
原文发表于《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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