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所】张伯苓先生的多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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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立双

风声和歌声都好听

张伯苓先生的多重身份

“宁为身死，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这是张伯苓任南开中学堂监督时，对严范孙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第一重身份——挑粪工

1894年，在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的张伯苓，作为一名海军军官被派往北洋舰队实习。中国的北洋水师舰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张伯苓不得不在家赋闲一年，后到“通济”舰上实习，但在“通济”舰上亲历“国帜三易”后，张伯苓悲痛万分，深刻的意识到中国贫弱的现状，他决定弃戎从教，用办教育的方式来拯救中国。

“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这是1947年，胡适先生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的描述。

张伯苓与严修合力，相继在天津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不同于同时期创办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公办大学，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向天津名流募集资金筹办的私立学校，虽然张伯苓背靠严修先生的雄厚人脉，但是办一所现代大学，所需的资金是庞大的，南开大学没有政府拨款，资金全靠社会募捐，而且处于那样一个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为了防止学校资金链断裂，维持正常的办学秩序，张伯苓先生不得不奋力周旋于各政界、商界、军界，四处化缘，以求得办学资金。即使是这样，南开大学每年仍有几万元的亏空。张伯苓谈起办学困境，他这样说道：“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像我自己在落泪。”“南开南开，越难越开。”这也是张先生一直说的一句话。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这是一首现代流行歌曲中的一句的歌词，此刻竟有一种跨越式的呼应。张伯苓先生为了办教育初心不动摇，为了能在并不和平的年代让南开系列学校能够办下去，为了让南开学子的求学之路得以继续。他做了他能做的所有事。尽管他周围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学生，经常诟病南开“为什么要用资本家和军阀的臭钱？为什么要用他们的不义之财来办学校？”张伯苓先生面对学生的不理解和别人的诟病，他打趣道：“我们不妨用粪水来浇鲜花，我就是那个挑粪工，我把它们挑来，把你们培育成一朵一朵的鲜花。”在张伯苓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他面对办学困难，为坚持教育别样的坚守。

第二重身份——公能主义者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大学的校训，校训中所体现出了张伯苓的核心教育思想。其中“允公允能”的话语形式来自于《诗经·鲁颂·泮水》。“允公”是指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指的是本位主义，也就不能算作是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已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而日新月异是指不但要求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公能教育”在当时是十分独特的。纵观当时各类学校的校训，如：1905年成立的复旦公学，它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希望学生能够博学而且志向坚定,喜欢提问而且乐于思考。创办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要求清华学生具有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争创一流的品格；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作为苏州大学的前身，1900年创办的东吴大学，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最早出自孟子的《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成为贤人要培养天地间坚毅不屈的浩然正气，效法古今完美道德的圣贤。在诸多同时代大学中，无一在校训中提出以“能”作为主要要求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培养出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之“干才”，是十分被国家和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在张伯苓思想的引领下，南开大学率先在国内创建了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化工系和应用化学研究所。南开的化工系为天津建立起一个年产五万吨硫酸的硫酸厂，与当时的外国人承办相比，节省了一般的费用。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是立足于近代中国的现实而提出的，这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伯苓“公能教育”的思想，将“允公”放在首位，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在“允公”的思想约束下，才能让接下来的知识积累和技能锻炼有方向保证，不至于误入歧途。其中，南开大学的优秀学子，我们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在他年少时就曾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话，其核思想与“允公允能”的教育理念相呼应。在那时，张伯苓不是要培养独善其身的白面书生，而是要培养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之“干才”。作为学生群体的我们，应该以自身之才能去造福社会，服务人民，发挥“公能”思想，而不应该受西方实用主义思潮及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渗透，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第三重身份——体育校长

“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这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后所说的话。张伯苓先生认为体育对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他根据社会的需要，实施社会化、实业化的办学路线的同时，也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办教育，首先应该把体育放在第一位，因为中国过去被人称作“东亚病夫”，身体很懦弱，受人欺辱，现在我们要中国人强盛起来，首先，中国人的健康要强盛起来，摆脱“东亚病夫”的坏名词。而且，体育更是医治国人“愚弱贫散私”病症的良方。所以他确立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教育理念。张伯苓对传统中国士大夫轻视体育的传统观念深恶痛绝，在他的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他倡导体育运动，使他很早就成为中国体育界的风云人物。1910年，张伯苓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后来被公认为是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24年，他创办了“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认定最早的中国奥运会。他是中国近代体育之父，被人们亲切的称为：体育校长。

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曾在他发表的《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论文中，全面详尽地论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大意是说，通过体育运动获得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日常生活和人生的其他领域。“体育”即“育人”，体育不是简单上上体育课、锻炼一下身体，锻炼身体固然重要，但锻炼身体只是体育的一个功能，体育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育人，而育人功能就体现在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施一公教授曾说：体育锻炼是一种自强的精神、一种拼搏的气质、一种受益终生的生活方式。如今的我们也应该投身到体育锻炼中，在体育锻炼中，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在体育里有许多对人的思想意识的要求，比如团队思想、体育道德思想等。如若需要培育人的道德思想，培养人不服输的精神，体育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揭开张伯苓先生的身份面纱，我们发现，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张伯苓将办教育，救中国作为自己此生的主要矛盾而为之奋斗，为了克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为了坚持教育，张伯苓先生辗转多重身份，无论转变为那一重身份，都是为了更好的推行教育，培养能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干才”。于张伯苓先生个人而言，他以办教育之种种实践行为诠释了他人生的意义，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有了张伯苓先生的坚守，让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踏踏实实的向前迈了一步。

END

作者：梁立双

编辑：梁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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