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所】王敏——世间皆设计：乌尔姆通用设计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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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老师撰写的精彩文章
《世间皆设计：乌尔姆通用设计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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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王 敏：男，汉族，祖籍山东潍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设计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世间皆设计：乌尔姆通用设计的思想基础
[摘要]推动通用设计以服务于公共需求并促进社会文化发展，是乌尔姆设计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价值无涉”和“公共优先”两个乌尔姆设计思想的基础进行分析，指出乌尔姆在实践中倡导将设计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伦理相结合，并以通用设计为原则开展项目研发和教学活动。乌尔姆的通用设计不但为科学化设计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强调实证、理性和社会优先的原则，也摆脱了以包豪斯为代表的“艺术型设计”的思想束缚。
[关键词]乌尔姆设计学院 设计思想 价值无涉 社会优先
引 言
二战后在乌尔姆市创办的乌尔姆设计学院（HFGUlm,以下简称乌尔姆），与一战后在魏玛创办的包豪斯有许多相似之处：短暂的办学历史、来自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源、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领先于时代和未竟的设计（教育）事业等。乌尔姆在设计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但在于另辟蹊径地探讨了面向公众服务的设计新方向，也探索出一套系统的设计教育方法，对促进德国在二战后建设新型的工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乌尔姆倡导通用设计，目的是尝试着面向所有的社会成员，提出在生产和生活中普遍适用的问题解决方案。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校外力量在推动德国设计品质的提升：“从1954年起，德国就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并被认为是德国优秀设计高度理想化的术语‘好形式’（Diegute form）的管理者和守护神。” [1]在这种背景下，乌尔姆设计试图立足于标准化的工业生产，解决社会及环境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 走向科学设计：面向重建时期的公共服务
乌尔姆的两位创办者英格•绍尔（Inge Scholl）和奥托•艾舍尔（Otl Aicher）相信，可以通过设计构筑一个美好的世界：“一方面努力地在社会与文化之间寻找一个有机的统一；另一方面也在科学与技术之间寻找着统一。”[2]这两个统一，成为乌尔姆通用设计所要达成的理想蓝图：一个是该学院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另一个是探寻具体可实施的科学设计方法论。如果说“从汤勺到城市”是各专业领域面向二战后重建时的艰巨任务，“社会优先”思想则是乌尔姆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
赫伯特•林丁格尔（Herbert Lindinger）将乌尔姆办学的十五年分为六个不同阶段，在每个阶段该学院均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尤其是前三个阶段是乌尔姆通用设计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期：第一个阶段（1947－1953年）是新目标和教育理想的初步形成；第二个阶段（1953-1956年）马克斯•比尔（Max Bill）尝试走包豪斯路线；第三个阶段（1956－1958年）在设计、科学和技术三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以应对更为复杂和跨专业领域的问题。系统的设计方法在科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推动下，逐步修正了之前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来回摇摆的状态。作为设计创新基础的“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es）取代了以往设计中非理性的因素，采用科学严谨的论证过程和团队协同，弥补设计师凭借个人经验和专业知识进行决策的局限。
马斯·比尔设计的乌尔姆设计学院校舍
乌尔姆通用设计思想中对人（而不是消费视野下的用户）的关怀和尊重，体现在将公共环境中的人置于设计活动的中心地位，并区别于包豪斯时期以室内日常物品为核心的设计。在通用设计所面向的新领域，如大型轨道交通工具（汉堡地铁项目）、电器产品（柯达幻灯机）和视觉设计（汉莎航空公司企业形象）等的领域，均不是对原有物品的“再设计”，而是全新地定义了不同的产品或方案。
乌尔姆设计方向的转变，从思想上彻底改变了20世纪初期先锋艺术与设计运动（含包豪斯）为欧洲设计发展所铺就的道路。
奥托•艾舍尔清醒地认识到在包豪斯设计的创新模式中，艺术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尽管德绍时期的包豪斯已经逐渐面向工业化生产，甚至已经开始讨论设计科学等议题，但并未能有足够的时间推动上述活动的深入开展。[3]
对于乌尔姆通用设计的态度和主张，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与马克斯•比尔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虽然二者均不反对将设计为一种生活的哲学，但前者反对把艺术家式的决策视为设计的律令，而这恰恰是后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对于马克斯•比尔关于“从汤勺到城市”的主张，托马斯•马尔多纳多认为：“任何把设计作为一种存在的理论，来理解整个人类体验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从咖啡匙到城市是没错，但是如果陷入到一个整齐划一和程式化的现实景象之中就不合适了。其实，完美无缺的咖啡匙并不存在——就如同也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城市。能够存在的，是在所属文化和特定社会秩序下，一系列几近完美的咖啡匙和几近完美的城市。”[4]不仅如此，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在1963年的讲话中，明确地针对 “经典”设计理论的陈腐和墨守成规进行批判：“对于设计像汤勺和叉子这样简单的器物，凭借好的品位和普通人的思考就已经够用了。”[5]
乌尔姆走向科学化的通用设计之路并没有可供参照的路线和模式，这一点与德绍时期的包豪斯有些相似。虽然具有“共同设计语言”的国际主义风格在二战后重建时期仍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同时也有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相交织，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权利的幌子。而乌尔姆通用设计追求的“普遍适用”，旨在推动公共事业及和谐社会文化的发展。上述原因，使得乌尔姆在通用设计中更加趋向理性和创新的精神，并在当时的设计教育中显得特立独行。乌尔姆设计之路的选择坚定而且明确，在对包豪斯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也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在时代语境下不断地创新才能实现目标。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曾就包豪斯（思想）遗产和对科学与设计相结合的质疑，给予了明确而又无以辩驳的理由。如他在1957-1958年的乌尔姆开学致词时说：“要继承包豪斯之路，将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包豪斯的精英们无疑赞成，继承包豪斯的设计之路是对其创新精神的背叛。乌尔姆只接受包豪斯进步和反传统的态度，并在明确的历史背景下寻求自己的定位，以致力于社会的进步。”[6]无疑，乌尔姆只是批判地继承了包豪斯的思想遗产，并将设计引向了更为宽广的新阶段。
在1957年比尔的辞职之后，一种较为明确的设计思想开始逐步影响了乌尔姆的教育理念，那就是探寻理性的科学方法论及解决设计美学问题的途径。需要指出的是，乌尔姆所推行的科学操作的方法及系统设计的主张，与该校国际化的学术视野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访问学者，对乌尔姆的设计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英国学者布鲁斯•阿彻尔（Bruce Archer）于1961－1962年在乌尔姆访问期间，最早将设计的方法论介绍到了这里，而该方法论与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等人一直寻求的科学操作方式不谋而合，并最终在乌尔姆的教学及设计实践中广为提倡。
此外，系统设计思想经过汉斯•古格洛特与布劳恩等企业的合作，在设计中体现出来，逐渐成为了乌尔姆设计的一个鲜明特点。系统设计思想最早出现在工程技术领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个体的、独立的产品设计，已经不能满足使用者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一些设计项目则需要设计师考虑到更为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如成套的室内家具或厨房用具等要考虑整体的形态、比例和组合关系，单个椅子不但要考虑各个部件的色彩组合、可衔接性及可替换性，还要考虑成套摆放的效果和适用场所等。因此系统设计的思想并非出自设计师的灵感，而是来自项目实践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了合理且有序的一种设计主张。可见系统化设计思想不仅专注于设计的合理性、协调性和整体性，同时更加注重对产品使用场所及其用户的考虑。
收音机、电唱机、录音机组合系统
二 通用设计思想的主要特点
乌尔姆设计思想的活力，主要是来自不同（甚至是对立）观点的相互激荡与分歧。这与外界普遍认为这所学院毁于无休止的纷争，事实恰好相反：并不存在着乌尔姆设计路线的分歧，而阻碍了乌尔姆在设计领域的探索、质疑和活力。乌尔姆的这种质疑与审慎的态度，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设计中奉行的不是“价值重估”，而是在设计中体现出以逻辑判断为特点的“价值无涉”思想。
乌尔姆提倡科学、技术和设计三者相结合,并将设计从艺术中解放出来，并以理性的方式寻求通用设计的方式和方法。正是在乌尔姆的倡导下，欧式的“艺术型”不再成为其设计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同时，设计实践中也不再将艺术形式和色彩作为首要的表达内容，无疑标志着设计已经独立地成为了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不是艺术活动的一部分。自此，设计被赋予了服务于工业化生产的使命，并被不断地建立起新的标准和要求。如艺术创作中即兴式的表现和主观化的表达，不再为乌尔姆所提倡，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表达和实验。除了开设一些自然科学类的课程外，乌尔姆在设计实践中尤其注重运用科学的设计方法，并在设计教育中不断地灌输这种思想。乌尔姆设计的这一思想，即体现了该校实现了从艺术型设计到技术型设计的跨越，也消除了制造联盟以来的关于艺术与设计问题纷争的根源，进而使人们的视线可以更加明确地审视设计活动并评价其结果。
此外，乌尔姆提倡“科学、技术与设计”三者的结合，即是一个较为明确的设计主张，也是一种审美态度和价值取向。在乌尔姆的教育者看来，科学的方法论为设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技术与设计的紧密结合将促使产品品质的不断提高。曾长期在乌尔姆学习和工作过的林丁格尔曾这样认为：“从一开始我们不仅将艺术从教学中排除在外，而且还包括时尚及品味的内容，我们将自己从这些情感及非理性的活动特征中解脱出来。这样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理性的领域之中，这也正是为什么乌尔姆人从不涉足装饰及室内设计的原因所在。”从中不难看出，乌尔姆的设计思想关注于产品的实用性而非装饰性或观赏性，体现了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这正是在科学、技术和设计三者相结合思想主导下的必然趋势。
乌尔姆的杯具设计
其次，乌尔姆设计思想的特点，表现在使用者（用户）为中心的优良设计（Good Design）之中。乌尔姆显然并未局限于优良形式的束缚，甚至开展了对已经形成模式化的产品造型形式予以了批评。如包豪斯几何化的设计风格，在产品中业已成为了不实用的外在形式，设计师难免在思想上受其束缚并失去了创新的意识，对此现象奥托·艾舍尔给予了无情地批判。[7]
在项目设计中，乌尔姆提倡追求产品的优良性能和使用价值的同时，注重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和不同使用目的，使产品更加符合使用者的具体需求，开始关注于使用者与产品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产品语义学的概念得到了发展，乌尔姆与布劳恩、克鲁伯等公司积极开展项目合作，所设计的产品均获得了使用者的好评，并成为了优良设计的代名词。因此，从优良形式到优良设计的转变，实际反映了从产品的表层要求上升到内部包含的伦理性因素，这反映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设计思想间的差异所在。
以使用者（用户）为主的产品设计思想，有着倚重社会伦理来审视产品品质的一面，是人道主义设计早期阶段的体现。该设计思想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化的尊重，面向未来的工业发展，探讨：“城市化问题、技术和工业发展问题、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在此基础上，一些流行于国际（尤其是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时髦设计）的样式，以及一些并不实用的设计方案，遭到了乌尔姆适时地批判和修正。在乌尔姆人看来，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功能实验，并强调在这一过程中遵循严谨的科学方法，表达产品所具有的语义并实现其使用目的，反对浮夸且无实用价值和以设计者自我为中心的设计行为。
乌尔姆设计思想的特点，还体现在以批评为主且对不同设计观开展探讨的活动之中。正如乌尔姆的发展团队（Development group）是以批评为相互提高和参与竞争的手段一样，乌尔姆的项目设计与教学中注重批评的作用和影响。在批评中不断矫正其发展的方向，则是乌尔姆设计思想发展的真实写照。事实上，乌尔姆同包豪斯较为相似的一点，就是始终充满了争论和批评。从早期奥托•艾舍尔和托马斯•马尔多纳多等人对包豪斯模式继承性的批评，以及1963年在期刊《乌尔姆》（第7期）中，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彭西培等人对工业设计领域达达主义倾向的批判，都为调整乌尔姆设计的发展方向明确了目标。乌尔姆设计思想也正是在不断地批评中逐渐形成的，从而避免了包豪斯的覆辙，并将自德意志制造联盟以来始终未决的设计方向，坚定地定位于工业化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乌尔姆的批评思想往往来源于社会学领域，因此也采用了社会学的批评的方式和见解。另一个非常清晰的渊源，是乌尔姆的初衷就与德国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二战后诞生的一所设计学校，乌尔姆仍然承载了对于德国民主化道路的强烈责任感。而乌尔姆的设计思想也正是通过不断的批评和辩论，被逐一在设计实践中反复得到验证。因此，乌尔姆的设计批评思想是建立在以实践的基础之上，而非空洞的推理或想象。通过批评的方式，乌尔姆教育者有选择地针对工业设计领域，或工业营建方面诸多不良倾向进行了剖析。这些批评性的资料，如今已经成为研究二战以后工业设计思想的重要文献。
三 乌尔姆设计思想的影响
乌尔姆仍坚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包豪斯的思想遗产，而不是后者的办学模式。
首先，乌尔姆的设计思想通过设计实践的方式将其思想传播给了使用者（用户），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通过与AEG、克鲁伯（Krups）和布劳恩等公司的合作，乌尔姆的设计思想以产品的形式影响了德国的消费文化，而布劳恩公司也因与乌尔姆的合作，成为了优良产品的生产商。优良设计在国际上也成为了德国工业设计的代名词。布劳恩公司的产品，基本遵循了如下的设计理念：1、依据使用者的需求、操作方式和新的技术开展设计；2、满足人体工学及心理的需求；3、简洁明了，合乎功能。上述三个特点，集中反映了乌尔姆当时的设计思想和原则，因此正是通过产品生产企业、交通运输公司和航空企业等与乌尔姆的项目合作，将乌尔姆的设计思想予以传播，使其思想得以传播并得到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乌尔姆的设计思想以《乌尔姆》为窗口，传达了其设计主张和理念，成为上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工业设计思想及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乌尔姆》创刊于1958年，是乌尔姆校方出版的季刊，一共出版发行了21期，是乌尔姆设计思想与理论研究的主要平台和窗口。奥托•艾舍尔、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彭西培和施奈德等人的文章正是通过《乌尔姆》，表达了乌尔姆对于设计的批判态度、审美取向和立场。正是由于《乌尔姆》处于设计文化研究的前沿，所以《乌尔姆》成为了外界（尤其是欧洲工业设计界）了解乌尔姆设计思想的重要途径。一些在工业设计领域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和现象，经常成为乌尔姆教育者们评论的焦点。如在《乌尔姆》的第十、十一期，曾发表过彭西培等人联名撰写的文章《科学与艺术》，目的是批评：“过分简单地借用‘人体工学’领域设计方法的行径”。对表面地套用人体工学的形式等现象予以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上述情况将会使复杂的科学设计活动被简单的理解为程式化过程。此外，一些关于工业设计范畴、目的和意义的讨论文章，也经常在这些期刊上发表，形成了乌尔姆设计教育最为活跃的思想阵地。在乌尔姆关闭以后，《乌尔姆》期刊及其他有关乌尔姆设计思想的文献资料，随着乌尔姆师生在世界各地的设计及教育活动而广为传诵。直到如今，这些乌尔姆的文献资料仍作为国际设计界研究其设计思想的主要依据，并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8至1968年间出版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学报《乌尔姆》杂志
除了上述两个途径乌尔姆的设计思想的传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乌尔姆国际化的特点，为其思想的对外影响创造了有力条件。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不难理解乌尔姆设计的思想不是包豪斯模式的翻版或延续，而是批判性地继承了制造联盟以来工业设计思想的成果，并赋予了新的诠释和发展；同时，乌尔姆设计思想也不是崇尚技术至上，而是尊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解决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对于乌尔姆设计思想的理解，不能简单地从其特定时期的产品设计项目中寻求答案，而是需要从其不断地调整的方向中审视其思想转变的历程。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于乌尔姆设计思想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了解其关于工业设计的见解和态度，更在于探寻其对于设计师、产品及使用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和定位。从“优良形式”到追求“优良设计”的发展变化中，不难看到乌尔姆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使用者（用户），而不是机器（产品）或其外形，这与先前对乌尔姆的误读与偏见有极大的不同。笔者相信乌尔姆所提倡科学、技术与设计相结合的主张，以及注重对产品语义的表达等方面，对未来国内工业设计的思想将会有深远的影响。
[1] Herbert Lindinger. Ulm Design. Berlin, Ernst﹠Sohn. 1990.P:73.
[2] Herbert Lindinger. Ulm Design. Berlin, Ernst﹠Sohn. 1990.P:77.
[3] 从文献看，德绍包豪斯时期迈耶和格罗皮乌斯对于设计科学均有相关讨论。
[4] 这是托马斯·马尔多纳多1957年在乌尔姆的一次演讲中的表述，具体参见：Herbert Lindinger. Ulm Design. Berlin, Ernst﹠Sohn. 1990.P:102.
[5] 转引自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bam）1987年所撰《回顾乌尔姆设计学院》一文，具体参见：Herbert Lindinger. Ulm Design. Berlin, Ernst﹠Sohn. 1990.P：59.
[6] 具体参见：Herbert Lindinger. Ulm Design. Berlin, Ernst﹠Sohn. 1990.P:23.
[7] 奥托·艾舍尔对于包豪斯几何风格的批判，可参见：Otl aicher.The world as design. Ernst﹠sohn. 1994.
参考文献： 1. Herbert Lindinger. Ulm Design. Berlin, Ernst﹠Sohn. 1990.2. 王敏. 论"价值无涉"思想影响下的乌尔姆设计观[J]. 艺术百家, 2014, 000(006):189-193.3. Otl aicher.The world as design. Ernst﹠sohn. 1994.
*本文发表在《创意与设计》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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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敏编辑丨陈燕玲往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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