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浩劫”与“文化奇观”

唐青钊

来源：乌有之乡

    　蠢蠢如我等农夫，本不待赵太爷及其子孙们斥责，就应自觉“划清与‘文化’的界限”的。但无奈总角时稀里糊涂识得“工人叔叔”、“农民伯伯”，稍长又“子曰诗云”了一番，何况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文化”，而且算不定哪天我像薛大公子薛蟠那样吟得一首“女儿乐”什么的，保不准就成了“文化”人。于是想不谈“文化”，“文化”都找上我了——虽然我还明白，这“文化”的找上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但一找上“文化”，“文化”就迎面给了我“当头棒喝”——“文化浩劫”年代里居然能产生“文化奇观”——这是某君所撰《点校‘二十四史’：动乱岁月里的文化奇观》告诉我们的!蠢蠢如我等农夫者很是惶惑：“文化浩劫”者，乃文化大灾难也，并且是极长时间的大灾难也;“文化奇观”者，奇特难见的文化壮丽景象也。“文化”历经“浩劫”，必当原有的文化九死一生、十不存一。这是于史有据的：中国文化的“教宗”——“孔学”不是经过“楚汉相争”而“拆鲁王宅”、“坏孔氏壁”才“光前裕后”的么?然而也未见什么“浩劫”和“文化浩劫”，直至“文革”都未见中国历史上有过什么“文化浩劫”。历经“文化浩劫”，必然新生的文化要么尚在“十月怀胎”，要么还在“襁褓之中”，因而是“文化的沙漠”，谈何“文化奇观”?这“文化奇观”从何而来?然而作者是告诉了我们的，说是“标点‘二十四史’”。可是“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钦定”的全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这一事实本身证明“文革”就不是“文化浩劫”;连想到中华文化的“经”、“子”、“集”——连同“史”就是中国现代儒学大师们张口闭口的“国故”、“国粹”均都藏诸图书馆、置之案头，并未像秦始皇一样“焚书坑儒”、像楚霸王一样“付之一炬”，那就更不是“文化浩劫”了!进而一想，将“二十四史”标点出来不仅是使“才子+呆子”、“才子+流氓”、“才子+佳人”——自然还有“才子+脊梁”——但我想后者决不会与前者为伍的——读得明白，而且还是想让被这些被这些“才子+N”鄙视为“你也配读书”的“工农兵”读得懂、理解明白的，这就更不是“文化浩劫”而是“文化奇观”，是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了。因而这“文化浩劫”和“文化奇观”也就“奇”得“奇特”：说它是“文化浩劫”，它却完整地保存着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和“经典”——“经”、“史”、“子”、“集”，并且还在大力整理“国故”、弘扬“国粹”，还要“推广到老百姓那里去”;说它是“文化奇观”，“标点‘二十四史’”虽是“文化壮丽景象”，但不是“奇特难见”的“景象”——“文革”十年且不说遍布城乡每个角落的“下里巴人”的文化，就是那些让某些人一听说就心惊肉跳的“样板戏”、“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早就成了中国新文化的“经典”而“文化的春天”过后三十余个春秋却没有产生一个“样板戏”、“黄河钢琴协奏曲”式的“经典”!因而，蠢蠢如我等农夫不知“文革”如何在“文化浩劫”中生出“文化奇观”抑或“文革”是“文化浩劫”还是“文化奇观”。

　　惶惑还不仅于此。据作者所言“点校‘二十四史’”，自“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于1958年批示至1978年出书“凡二十年”，1958年至1965年当是“校点‘二十四史’”的“文化的春天”了，因为“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档案看来，当时专家们受到特别的优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这是1964年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上对来京学者生活的详细记载。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可是“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最后按计划出版的只有《史记》。”1967年至1971年当是“文化浩劫”无以复加的时候了，可是还出版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三种，比“文化的春天”还多三种。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文革”浩劫中的1971年至1978年短短七年时间竟将皇皇巨著“二十四史”标点完并全部出版了，并且“‘二十四史’点校本因其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一出版便几乎全部替代了各种旧版本，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现代标准本，并成为后来者做历史研究时最倚重的本子”——这到底是“文化浩劫”的结果还是“文化奇观”的结果呢?说是“文化浩劫”的结果，但傻子也会明白，“浩劫”还能结出如许“文化奇观”并且“文化的春天”之后还没有产生一部像“点校‘二十四史’”本一样的“后来者做历史研究时最倚重的本子”?说是“文化奇观”的结果，可是“文革”分明是“文化浩劫”，岂止是“文化浩劫”，更是人类文明史的“浩劫”!

　　惶惑也还不仅如此。惶惑的还有作者不无揶揄的，“当时因为运动，许多‘旧人’已不能来，一些‘工农兵’参与了领导。”但我想，“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是自然规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放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中就成了“滔天罪行”。这“滔天罪行”本不在此，“‘工农兵’参与领导”。这我就感到非常奇怪：难道“文化”领域就是“大人”、“老爷”，“才子”、“佳人”的天下么?难道“大人”、“老爷”，“才子”、“佳人”就一定做好“文化”么?难道“工农兵”就不能进入“文化领域”么?就不能“领导文化”并做好“文化工作”么?从“点校‘二十四史’”实践证明，“工农兵”是能做好“文化工作”并能“领导文化”的，这是“文革”“文化浩劫”呢?还是“文化奇观”?说它是“文化浩劫”，“文革”却让“工农兵”这些“下里巴人”直接参与“文化领导”和“文化工作”;说是“文化奇观”——它诚然是文化奇观，但它分明又被人嘲笑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异数”和“怪味豆”!

　　惶惑还不能到此结束：因为有一个“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自杀”，自然证明了“文革”的“文化浩劫”!然而我常想，“文革”导致专家冤死，固然“罪该万死”，但“文革”就是要专家“冤死”的么?窃以为“文革”的主旨不是让专家和人去死，而是教专家和人去活的，而且是教专家和人活得更好的。这有1971年后组成的“点校‘二十四史’”的“硕硕鸿儒”诸公为证——不然他们怎能“七年干的活”比“文化的春天”“八年干的活”不知多多少倍?至于讲到“革命”，自然有王胡、阿Q式的，也有秋瑾、成仿吾式的，当然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式的。“文革”一来，沧海横流、泥沙俱下，有“王胡”、“阿Q”们在其中，个别专家和人“冤死”也就难免，但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们的主观愿望，倒是“王胡”、“阿Q”们明理暗里“破坏”的结果——虽然他们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的。

　　其实，惶惑也仅仅是惶惑，倒让我忽然想起“风月宝鉴”：两面皆可照人，正面的“天仙”是王熙凤，反面的“粉骨头”还是王熙凤，关键是如何看待“文革”。但是有一点确是无疑的，这就是：

　　“文革”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人民性”文化，“文革”也确实“革”了“封资修”文化的命。

　　附：
　　

点校“二十四史”：乱世岁月中的国史奇观

        点校“二十四史”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如今回看，点校“二十四史”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值得记录的历史。

　　“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以“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和毛泽东的批示为起点，以“文革”开始为界，20年的点校整理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翠微校史”

　　第一阶段从1958年至1966年。按照计划，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都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出书，作为国庆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最后按计划出版的只有《史记》。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调令中的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1963年冬，除了任铭善外，名单中的专家都先后到京，住进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档案看来，当时专家们受到特别的优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这是1964年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上对来京学者生活的详细记载。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好景不长，1965年，中山大学的刘节因“点校问题”离开了点校组，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后来实际负责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项目的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一不幸事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他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四史”的整理即被迫暂停。

　　1967年，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使得停顿了一年的点校工作得以恢复。“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赵守俨的文章回忆到。

　　当时因为运动，很多“旧人”已不能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昙花一现的恢复只维持了一年多，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又自然解体了。　

这是当年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部分专家学者留影，个个都是文史学界的大腕人物。

乱世中的书桌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个批示被认为是周恩来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希望以此来体现对老知识分子的一种政策，因当时顾颉刚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大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即便如此，他在接到批示后，还是用了一个多星期，写出了一份《整理国史计划书》，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设想。这个命令下来后，顾颉刚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

　　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这次点校整理工作，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展开。《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五部交给上海点校，仍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工作开始前，京沪两地参与点校工作的几个代表联合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当时为避免烦琐，工作方法有所变动，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1963年后的规定倒退了一步;二是版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这两种方法的改变正是当时反对“繁琐考据”的时代风气的体现。

　　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

　　1977年11月，“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前后经历整整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终于完成。

　　点校本陆续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76年4月27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分别刊载了赵守俨撰写的《整理二十四史的体会》一文，在港澳地区史学者中引起反响，召开座谈会。1976年5月26日，《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历时20年，每个阶段参与点校的人有所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三百多人。但在最初的版本上，甚至没有印上点校者的姓名。

　　“二十四史”点校本因其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一出版便几乎全部替代了各种旧版本，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现代标准本，并成为后来者做历史研究时最倚重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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