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作者：洪广思

(1975.09.22)
来源：文革《水浒》评论选

　　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阶级本质。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认清宋江与高俅之间矛盾的实质，揭露宋江的地主阶级的本来面目。

　　宋江和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高俅一派，包括蔡京、童贯、杨＠①等，是朝廷里的新老权贵，是地主阶级政权中的实权派。宋江、柴进等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不掌实权的一派人的利益。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高俅一派“专权”，宋江一派争权，彼此之间或明攻，或暗算，为保持和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

　　高俅由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下子变为殿帅府太尉，是个平步青云的封建地主阶级新权贵、暴发户。他上台后立即和蔡京、童贯、杨＠①等老权贵们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拚命地保持和扩大他们的权力。蔡京做了太师，儿子蔡焕章是富庶之地江州的知府，女婿梁中书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就把他叔叔的儿子认做干儿子，把他的叔伯兄弟高廉提拔为高唐州知府。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通过这样一条“非亲不用”的路线，掌握了上至朝廷，下及州县各级官府的大权，不仅残酷地搜刮百姓，压迫人民，而且对地主阶级中不利于他们实行“专权”的一些人物和派别，也百般地排斥压制，“但有人小小触犯”，“要杀便杀，要剐便剐”。

　　宋江一派在被压迫人民面前是老爷，是财主，和高俅等人同样残酷无情，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他们在和地主阶级实权派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累受高俅一派的打击排挤，对于权力就更为倾心，就更加激烈地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他们或则习经，或则练武，企图通过自己的“本事”爬上去。宋江就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想凭这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们越有“本事”，越有“权谋”，也就越受到排斥、压制。所以，在同高俅一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次次地败下阵来。为了在封建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恨不得杀了”高俅等“贼臣”。

　　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地主阶级内部各派间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便于在经济上肆意地聚敛财富，而财富的积聚又可以使他们谋得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宋江和高俅两派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还在财产占有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从殷天锡霸占柴进之叔柴皇城房宅园亭一事，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经济上是如何地互相倾轧、互相咬噬。殷天锡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高廉“倚仗他哥哥势力”做到高唐州的知府并兼管兵马。殷天锡“又倚仗他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横行害人”。他看中了柴皇城的花园水亭，就带领一帮爪牙去夺占。柴皇城作为后周柴世宗的后代，“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柴皇城不仅被殷天锡“殴死”，家私还被“抄扎”，房屋园亭也被霸占。在这场争夺中，柴进一再抬出“丹书铁券”，甚至还扬言要到京师拦驾告御状，然而，其结果自己反倒被关进了死牢。从这幕丑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两派在财产占有上的尖锐矛盾。

　　显然，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争斗。

　　既然如此，宋江为什么又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呢？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跑到和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农民革命阵营里面来了，岂不矛盾？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也只能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其它一切社会矛盾，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激化，必然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而在农民革命的滚滚浪涛冲击下，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一些失利者，往往会混进革命队伍。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水浒》中的宋江一派，就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情况下上梁山的。他们上梁山，既是出于打击地主阶级中的对手，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又是出于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封建国家这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混入革命队伍，出卖革命，镇压革命，这就是一部《水浒》中宋江一派所表演的反革命三部曲。

　　宋江一派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无疑是农民革命的对象。农民起义对于他们“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以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宋江一派敌视农民起义的根本立场。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所以宋江一派对待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尽管是一贯的，而具体的态度和手段却十分阴险狡猾。

　　宋江一方面公开反对和咒骂梁山农民起义，恶毒污蔑晁盖等开创梁山革命事业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反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另一方面，却又广为“结识江湖上好汉”，“仗义疏财”，施小恩小惠，搞拉拉扯扯，骗取一些“江湖豪杰”的拥戴。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利用人民革命力量以为佐援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在公开敌视、诅咒农民起义的同时，又与部分农民起义军暗中联系。他们这样做，既是要减轻农民起义对他们的威胁，又是要把农民革命斗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增强自己同高俅一派斗争的力量；既为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失利时留下一条退路，又为东山再起打下一个基础。

　　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尽管用尽“权谋”，机关算尽，仍然是连连败阵；而高俅一派则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宋江“杀惜”以后，流配江州，由胸怀“凌云志”的“刀笔吏”，变成了“贼配军”，向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满腹牢骚，“一时间酒后狂言”，浔阳楼误题“反诗”，又被高俅一派抓住，大作文章，定成死罪。至此，不仅他的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的希望完全破灭，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才不得不选择了公开投靠农民起义军这条道路。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上山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被压迫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把起义军当作一种资本，向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讨价还价，换取高官厚禄。这就决定了宋江一伙在起义军中必然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一伙反贪官，不是因为贪官压迫剥削人民，而是因为他们“欺君”“乱国”，因为他们把自己一派逼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漂蓬江海”，不能实现“尽忠报国”的“凌云志”。他们反贪官，不过是为了“忠君”，为了日后“官爵升迁”，博得个“青史留名”，“封妻荫子”而已。

　　“功名未上凌烟阁，身体先登聚义厅”；“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宋江一派在同高俅一派斗争中落荒之后，找到的一条曲线求官之路。鲁迅先生曾经提醒人们：“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仔细鉴别宋江一派的“魂灵”，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一派上梁山“造反”，貌似“民魂”，实质上他们上山是为下山，下山是为求官，去“顺天”、“护国”，“报效朝廷”，乃是货真价实的地主阶级“官魂”。

 　宋江和高俅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斗争，但是他们都属于地主阶级，都死心塌地地站在拥护封建所有制和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去破坏和消灭危及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方面，他们从来就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的表现。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水浒》这部书作了根本的歪曲。

　　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本来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斗争。《水浒》却把这场斗争表现为“忠臣”和“奸臣”的斗争，并且把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这种所谓“忠臣”和“奸臣”的斗争中来，加以歪曲。《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的奸诈阴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而宋江则是“仁义礼智信皆备”，全忠全义，至仁至孝，自称“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作者处处突出这种“忠”与“奸”的斗争，说“奸邪到底困忠良”，对宋江一派的所谓“忠义”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对他们的失势深表惋惜和同情，以此掩盖宋江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抹杀宋江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根本对立，调和阶级矛盾，掩盖宋江一派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反动立场和丑恶面目。其实，宋江一派的所谓“忠”，只是忠于封建阶级的最高代表——皇帝，只是忠实地做地主阶级的鹰犬，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是他们同高俅一派共同的阶级本性。从本质上看，宋江和高俅是一家人，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试看高俅被梁山起义军俘获以后宋江的那副丑态：他一见高俅解到，便“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说什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如此等等。这不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是“一家人”吗？！指对方为“奸佞”，称自己是“忠良”，这历来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进行斗争时惯用的手法。宋江一派竭力以“忠义”相标榜，恰恰证明他们不过是孔孟之流的巧伪人，很懂得“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罢了。

　　对农民革命运动，宋江和高俅都充满了仇恨，这也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然而，《水浒》对这一点也作了根本的歪曲。作品仅仅把高俅一派写成农民革命的对头，只是由于他们的胡作非为、敲榨勒索，逼得人们纷纷投奔梁山；而另一方面却把宋江一派描写成“济人贫苦，ｚｈōｕ＠②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及时雨”。似乎一方是吃人的豺狼，一方是人民的“救星”；一方是革命的死敌，一方是起义的领袖和英雄。然而事实上，宋江和高俅一样，他们都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地主阶级招降政策的产物，宋江一伙投降派实际上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实行地主阶级政策的地主阶级分子。比起高俅一派来，他们更阴险，更狡猾，更富于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正是由于宋江一伙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梁山起义军引上了接受招安的道路，终于葬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于是，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就公开合流了。在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他们更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紧密配合，互相救援。在镇压王庆起义时，宋江帮助蔡攸、童贯解了鲁州、襄州之围；宋江打方腊，正当被农民起义军打得狼狈不堪的时候，皇帝又派童贯，“亲赍赏赐”，带了大将前来助阵。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的忠实爪牙和奴才。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封建社会里，正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水浒》这部书里，作者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来掩盖、抹杀和偷换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和斗争，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歪曲。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评论《水浒》，认清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在阶级本质上的一致性，认清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阶级实质，划清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界限。这对于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一下加２厶平行，下加一，下加日，右加戈＠②原字贝加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