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模范王秀珍

2018-01-09 时代红旗

《革命造反年代》：劳动模范王秀珍

作者：李逊　来源：革命造反年代

【摘要】王秀珍的经历在上海最初的工人造反派中绝无仅有：共产党员、省级劳动模范、专科学校的调干生，科室干部，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有这样经历者文革初期几乎全部都是老保，王秀珍却是例外：不但是造反派，而且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就造反了。论受教育程度，在以后整个上海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员中，王秀珍的学历也是最高的。但因为王秀珍是党员，积极分子，所以她造反后也像王洪文一样，有着党员“听话”的政治性格的另一面。她以后对于上海工人造反派以及工总司的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王秀珍，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王秀珍是东北人，出生于辽宁省一个多子女的城市贫民家庭，六个姐妹中大姐饿死，二妹也早死，她是老三，很小就背着妹妹拣煤渣，11岁后断断续续念了三年书。1950年3月，16岁的她进了辽阳纺织厂。因为工作积极肯干，进厂两年加入青年团，1953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接着，又被评为厂里，市里，省里，乃至东北地区的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这时她才20岁。以后，她又被提为沈阳市人民代表、辽阳省（当时的建制，今辽宁省的一部分）人民代表，还是省级最高立法会议成员。1956年，王秀珍作为调干生被保送进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学制四年。而进校前，她在业余学校里只补习到高小水平。

1960年王秀珍毕业，被分配进上海纺织设计院，干部编制，月工资79元2角。1961年，她怀孕了。王秀珍和丈夫老曹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以他们当时的住宅条件，老人们临时到上海入住连睡觉地方都没有；而设计院没有托儿所，所以王秀珍生了孩子后，孩子的照看将成问题。此时正遇设计院精简，王秀珍便要求下厂，因为大厂一般都有托儿所。就这样，她进了全民所有制的国棉三十厂，一家几千人的大厂。王秀珍在厂里担任技术员兼织布车间工长以及厂长室技术秘书，仍是干部编制。1965年七八月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需要“政治上可靠且又懂技术”的人员整理技术档案，为纺织系统工厂迁往“小三线”做准备工作，王秀珍被借调去。1966年5月左右，整理工作结束，王秀珍回厂。此时正值批判三家村。

与王洪文所工作的国棉十七厂一样，王秀珍所工作的国棉三十厂也是老厂大厂，前身是仁德纱厂，1958年公私合营后，原资产所有者仍参与生产管理。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让王秀珍对此看不惯：

为什么这些老吸血鬼还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作威作福？为什么党委对这些家伙开口称“先生”，闭口喊“厂长”，捧得老老高？为什么厂里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资本家，而部队来的转业干部受到打击甚至被排挤出厂？为什么工人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会遭到打击报复？这个厂到底是谁家的天下？这是什么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为什么？为什么？

王秀珍向厂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旧党委对王秀珍的革命举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没有多久，就把她从档案室调到车间去当工长。他们以为这样一束，她了解的情况少了，不会再来“找麻烦”了。但是，王秀珍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

文革初期的国棉三十厂也与其他单位一样，最初上千张大字报除了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外，差不多全都针对厂里原资方人员，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批判。这显然是工厂党委的部署，把这些本已是政治边缘人物的党外“死老虎”抛出作为文革运动对象。

1966年6月11日，厂里出现了一张与众不同的大字报，标题是《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质问党委为什么将厂里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大字报只是质问，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这是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针对厂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上十一人签名，领头的第一个名字是王秀珍。王秀珍文革结束后曾说起写大字报的动机：

文革开始，我学了十六条，讲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我对党委有看法，认为他们不开心群众生活，与资本家勾勾搭搭，就与厂长办公室的党员同志一起写了大字报揭党委问题，“四清”工作队进厂后也支持我的大字报。

形势的发展证明了王秀珍的前瞻。8月，厂里按照《十六条》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王秀珍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主任。不久，工作队进厂。开始时，她与工作队合作得不错。但很快形势变化，王秀珍不赞成工作组的许多做法。她认为工作队长批资本家不批党委，是包庇党委，是路线问题。在大多数人还在把资本家等作为文革对象时，王秀珍已经将批判锋芒指向党内，于是与工作队产生矛盾。工作队打算改选厂文化革命委员会，撤换王秀珍。他们对王秀珍说：“你不要因为改选不上文革而闹。你是一个党员，你还听不听党的话，还要不要党籍？”王秀珍感到了压力。10月28日下午，王秀珍带了 48 31558 48 15263 0 0 871 0 0:00:36 0:00:17 0:00:19 2982 48 31558 48 15263 0 0 824 0 0:00:38 0:00:18 0:00:20 2981一包材料，从杨树浦赶往地处延安西路200号的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上访，反映驻厂工作队情况。在接待站，她遇到在纺织中专读书时的老同学王春晓。王春晓在国棉十七厂劳动工资科工作，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七个党员之一。王春晓向王秀珍介绍在场的同事王洪文。王洪文和王秀珍年龄相同，又都是东北大同乡。他俩一见如故，谈话非常投机。

王洪文三天前刚从北京上访回来，王洪文讲他们到北京告了十七厂工作队的状，中央文革很支持，要他们回来与工作队、市委资反路线斗争。王洪文还要我利用文革主任的合法身份和工作队斗。……

我胆子大了，回来就写了工作队一张大字报。

王秀珍邀请王洪文到自己厂里去介绍形势。王洪文第二天下午便去了国棉三十厂，参加王秀珍组织的大型座谈会，作关于去北京上访的演讲。接着王秀珍又组织厂里的工人去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串联学习。不久，11月4日，王秀珍又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一对宝货——工作队和厂党委》，再一次轰动全厂。当天，王秀珍他们还将工作组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游街，从工厂内的厂区一直游到工厂外的马路上。

王秀珍以后一直说自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但她也认为真正促使她坚持造反的因素是与王洪文的结识。以后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他对国棉三十厂造反派的支持被写进《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大事记》，说王洪文在国棉三十厂斗争最困难时去支持造反派，“使得三十棉纺织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王秀珍的经历在上海最初的工人造反派中绝无仅有：共产党员、省级劳动模范、专科学校的调干生，科室干部，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有这样经历者文革初期几乎全部都是老保，王秀珍却是例外：不但是造反派，而且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就造反了。论受教育程度，在以后整个上海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员中，王秀珍的学历也是最高的。但因为王秀珍是党员，积极分子，所以她造反后也像王洪文一样，有着党员“听话”的政治性格的另一面。在工总司体系中，她对王洪文最听从，不像其他造反派，有时会惹出点麻烦。她以后对于上海工人造反派以及工总司的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