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焦虑和哥特式表现——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社会政治情境
编者按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哥特式小说的流行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滋养这类小说崛起的社会政治情境，并非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自乔治三世以来英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危机和暴力冲突。面对国内剧烈的政治动荡，刚刚从工业革命中诞生的英国中产阶级展示了复杂的“焦虑” 心态，而英国哥特式小说的流行即是作为大众阅读主体的这一社会阶层对这种“焦虑” 的反映。
作者简介
黄禄善，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霍勒斯·沃波尔像
事实上，某一时期一种文学类型的崛起，所涉及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这里有哲学思潮的影响、宗教心理的感应、经济条件的折射、科学进步的需求等等，不过，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这种文学类型所体现的种种观念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政治情境中找到了丰富的养分。然而，这个滋养英国哥特式小说崛起的政治情境究竟是什么，确实应该对此作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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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英国哥特式小说的流行，有些人提到了同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譬如，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语文学研究》主编罗纳德·保尔森宣称：“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延伸至十九世纪的哥特式小说流行，部分原因是法国骚乱所引起的遍布欧洲的担忧和恐惧可以通过黑暗、混乱、血腥和恐怖的故事得到净化或宣泄。” 在他看来，安·拉德克利夫的《尤道弗的神秘》是用“埃米莉温柔的多愁善感” 来对照当时法国民众“凶残可怕的情感” ；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是用暴民“摧毁圣·克莱尔女修道院” 来暗示巴黎革命者“攻破巴士底监狱”；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则是对整个法国革命的“回顾”，以揭示其“试图重新创造人类” 及由此带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恐怖”。[4] 同罗纳德·保尔森一样，美国历史学家埃米特·肯尼迪也认为哥特式小说的流行同法国大革命有直接联系，在一本专论马修·刘易斯的著作中，他说:《修道士》“就其寓意来说还是有道德的”，但“暗示”了“法国革命的凶残和暴力”。[5] 此后的欧美历史学家也大都沿袭这种看法。如剑桥大学历史教授蒂莫西·布兰宁（Timothy Blanning） 在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中强调了哥特式小说的政治特征，指出这类小说不仅意味着社会变革，还应看成是“通过革命合法性的适当象征所进行的权力考量”[6]。
《巴士底狱风暴》，亨利·辛格尔顿
罗纳德·保尔森等人的“法国革命文学观” 并非首创。早在1796年，英国作家托马斯·马赛厄斯（1754—1835）就在《追寻文学》（The Pursuits of Literature） 中，把“小说” 和“传奇” 与来自海峡彼岸的法国大革命的普遍威胁直接挂钩。[7] 1800年，法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小说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Novel ”）的评论，他首先分析了哥特式小说是一种以“虚幻” （超自然） 和“巫术” （恐怖） 为特征的“新型小说”，并且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在各个方面都优于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奇异、奔放的想象”。接下来，他说：“这类小说是整个欧洲回荡的革命震颤的必然产物。对于那些见惯了由这种极端革命带给人们种种伤害的人来说，浪漫主义小说正变得多少有点写作困难，读起来只会觉得单调；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四、五年内所经历的苦难比一个世纪里最知名小说家的文学作品所描绘的苦难还要多，因此有必要祈求魔鬼的帮助以唤起兴趣，在荒诞的土地上寻找人类依据这个严酷时代的历史观察所产生的普通知识。”[8] 显然，在萨德侯爵看来，恐怖现实已经令人们麻木，传统的恐怖创作手段不再具有吸引力，于是作家不得不求助于更为恐怖的超现实主义恶魔世界，以唤起读者的兴趣，如此便催生了安·拉德克利夫、马修·刘易斯及其仿效者的哥特式小说。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哥特式小说的流行果真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现实有关吗？表面上看，这个论断颇有逻辑性。然而，只要对照这一时期英国哥特式小说的创作现实，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假命题。
首先，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英国哥特式小说已经开始流行。毋庸置疑，安·拉德克利夫和马修·刘易斯改变了英国哥特式小说自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问世以来迂缓发展的状况，开创了量多面广、快速发展的局面。但这是就英国哥特式小说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的，实际上，英国哥特式小说开始流行的时候，并不是安·拉德克利夫走上文坛的1789年，也不是她和马修·刘易斯大显身手的1794年或1796年。据有关统计资料，从1764年至1787年，英国一共出版有13 部哥特式长篇小说，平均每年不到一部。而到了1788年，哥特式长篇小说出版数量猛增到七 部，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并且在七部长篇小说中，前两部——《幽灵》（The Apparition） 和《莫布雷城堡》（The Castle of Mowbray）——被《每月评论》和《学术评论》认为是纯粹模拟《奥特兰托城堡》的作品；而第三部和第四部——《奥斯瓦尔德城堡》（Oswald ’s Castle）和《城堡孤女埃米琳》（Emmeline，the Orphan of the Castle）——尽管超自然成分有所减弱，但强调了中世纪荒僻古建筑的故事场景，以及神秘的继承权、隐秘的身世等哥特式小说的常用悬疑手段;剩下的三部——《历史故事》（Historical Tales）、《波伊斯城堡》（Powis Castle） 和《圣·朱利安修道院》（St. Julian ’s Abbey）——也分别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保留了哥特式小说的大部分特征，因而在创作模式上，它们不应属于别的类型的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哥特式小说。自此之后，从1789年至1793年，英国每年问世的哥特式小说数量继续增长，但基本上都保持在九部左右，与1788年相比，并无太大的区别。所以英国哥特式小说开始流行的实际时间应该定在1788年。而这个时候，尚无“攻破巴士底监狱”、“九月大屠杀” 等暴力事件发生，也就谈不上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现实有任何联系。
《奥特兰托城堡》中的荒僻古建筑插图
其次，在安·拉德克利夫、马修·刘易斯及其仿效者的哥特式小说中，找不到任何直接描写或讽喻法国大革命的情节或文字。通常认为，马修·刘易斯耳闻目睹了法国革命战争，对暴力恐怖有切身体验，而安·拉德克利夫虽然没有亲历法国革命战争，但同她的丈夫一样，她持有早期辉格党主张对波旁王朝的专制权力进行宪改的政治立场，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可能不对法国大革命有所反映。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设性推论，不是真凭实据。事实上，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无法找到所需的真凭实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教授爱玛·克利里说：她的《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Supernatural Fiction，1762—1800）虽然探索了哥特式小说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政治与小说的直接对应关系”，但不可能有小说与历史互动的直接证据。[9] 伦敦大学教授马克曼·埃利斯也说：“尽管刘易斯作为1791年巴黎事件的目睹者，又作为1794年派驻海牙的外交官，直接经历了法国革命，但他对那些事件的态度还是属于一个忠心不二的不列颠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远离或批判正在展露的事件。刘易斯在作品中既没有直接讽喻革命，也没有为它的任何派别做宣传。”[10] 约翰·加勒特甚至认为，安·拉德克利夫、马修·刘易斯及其仿效者其实是有意在作品中回避法国大革命，譬如玛丽·米克（Mary Meeke），鉴于她“相信1789年革命偏离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所以她的《圣·布兰查德伯爵》（Count St. Blancard，1795）继续描写古代政权，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11]
那么，《修道士》中的暴民“摧毁圣·克莱尔女修道院” 是否“暗示” 了巴黎革命者“攻破巴士底监狱”？ 还是看看马修·刘易斯自己是怎么具体描述的吧：
激昂的人群一怒之下，也不分什么无辜和有罪，决意牺牲那个修道院所有修女的性命，而且让那幢建筑物变成废墟……他们砸烂墙壁，将点着的火把从窗口扔进去，发誓不叫圣·克莱尔女修道院的一个修女活到天亮……暴民涌进建筑物内部，行使自己的报复，一路上见什么砸什么。他们砸碎家具，扯破画像，摧毁古迹，在憎恨她的仆人的同时忘了圣徒的所有体面。一些人自行搜索逃窜的修女，另一些人继续砸着修道院，还有一些人开始点火焚烧里面的画像和家具。这最后一批人的举动造成了最致命的破坏；确实，他们的行动太莽撞，就连自己也没预料什么结果，或希冀什么结果。木框燃烧的火焰腾空而起，点燃了这幢古老的、干燥的建筑物，大火迅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蔓延。不久，大火吞没之处，墙壁发出震颤;屋柱下陷，屋顶坍塌，掉在暴民身上，压伤了许多人。尖叫、呻吟压过了其他一切声音；修道院裹在火焰中，整个场所呈现一片凄惨、恐怖的情景。[12]
《修道士》中插图
以上文字确实展示了一种罕见的“打、砸、烧” 的恐怖场面，但就其描写的意象来说，却很难同巴黎革命者“攻破巴士底监狱” 挂钩。这里既没有任何含蓄的语言表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革命场面”，也没有任何象征性的动作体现“团结一致、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相反，人们所能领悟的只是一种与革命无关的“幸灾乐祸的仇视”，以及“鲁莽、冷酷、歇斯底里的情绪大宣泄” 。如果说其中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含有某种骇人听闻的“暴力”。但是这种“暴力”并非只能“暗示”1789年法国革命者“攻破巴士底监狱”，它也可以“暗示”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执政初期的“投石党之乱” （La Fronde），“暗示” 英国乔治戈登勋爵发起的“反天主教骚动” （Gordon Riots），甚至“暗示” 美国的独立革命战争。一句话，可以“暗示”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暴力行动。因此，所谓《修道士》中的暴民“摧毁圣·克莱尔女修道院” 暗示了巴黎革命者“攻破巴士底监狱”，只是一种十分牵强的推论，不足以作为“哥特式小说的流行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现实” 的真凭实据。
再次，安·拉德克利夫、马修·刘易斯对历史派哥特式小说模式的创新并非因为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发或影响。如前所述，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创建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模式，这个模式带有历史派哥特式小说的特征，许多作家，如克拉拉·里夫、索菲亚·李、威廉·贝克福德、夏洛特·史密斯、哈利夫人等等，都创作了具有这种特征的哥特式小说。安·拉德克利夫的第一部哥特式小说《阿思林和邓贝恩的城堡》也属于历史派哥特式小说。同《奥特兰托城堡》一样，该书描写了一个由“篡权者” 统治的城堡，一个“曼弗雷德” 式的暴君，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鬼魂” 以及一个“贵族血统” 的青年，体现了“沃波尔式” 的悬念和恐怖。然而，从她的第二部小说《西西里传奇》开始，安·拉德克利夫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其中包括“崇高和美丽” 的场景描述，“多愁善感” 的人物塑造，“少女逃离魔窟” 的故事框架，“解释性” 超自然主义，等等。正是这些创新，使她的作品赢得了读者的青睐，成为众所仿效的对象。然而，安·拉德克利夫的这些创新，并非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发或影响，而是主要得力于当时其他英国哥特式小说家的创造。早在她的作品问世之前，索菲亚·李就在《幽室》（1783—1785） 中将女性人物的“多愁善感” 与恐惧联姻，展示了身陷囹圄的“纯情少女” 形象。而伊丽莎白·布洛尔（Elizabeth Blower） 创作的《玛利亚》（Maria，1785）以及无名氏创作的《海伦娜》（Helena，1788），也各自包含有“纯情少女” 在古宅周围徘徊，遭遇超现实主义幽灵的情节。此外，还有证据显示，安·拉德克利夫与夏洛特 史密斯私交甚好，经常相互借鉴文学创作技巧。像《森林传奇》的开篇情节就来自夏洛特·史密斯的处女作《现实生活传奇》（The Romance of Real Life，1787），而《尤道弗的神秘》里的女主人公“埃米莉” 也总能在《城堡孤女》（The Orphan of the Castle，1788）的女主人公“埃米琳” 身上找到影子。[13]
在某种意义上，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是对安·拉德克利夫上述创新的颠覆。该书不但刻意回避和嘲讽女主人公的“多愁善感”，而且已经脱离了“少女逃离魔窟” 的基调。尤其是马修·刘易斯彻底放弃了“解释性” 超自然主义，以充满“魔法” 和“暴力” 的通奸、强暴、乱伦、弑母、绑架、毁尸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外在表现”，来取代“预期恐惧” 的“内在感受性”，展示了一种赤裸裸的“本体恐怖”，从而再现了《尤道弗的神秘》的辉煌，掀起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第二波创作热潮。然而，马修·刘易斯的这种颠覆，也并非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发或影响，而是主要借鉴于当时德国恐怖文学的相关创作手段。据史料记载，马修·刘易斯自幼喜爱德国文学，曾熟读歌德、席勒、维兰德等人的浪漫主义作品，后在德国文化中心魏玛会见了歌德等文学界名流，遂对德国恐怖文学产生兴趣，并动手翻译了席勒的几部恐怖作品。与此同时，受安·拉德克利夫成功的鼓舞，他也开始创作哥特式小说《修道士》。这时候的德国恐怖文学，尽管保留了《奥特兰托城堡》的若干要素，但随着读者口味的变化，也融入了一些相对喧闹的超自然成分，其中包括骑士的神奇经历、宗教的怪诞礼仪，等等。尤其是一些以共济会、光照会和玫瑰十字会的秘密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往往伴有骇人听闻的“魔法” 和“暴力”。因而这种恐怖创作手段也就为马修·刘易斯所借鉴，成为《修道士》的主要特色。
《刀光灯影中的血色恐怖：或布拉格附近斯特恩城堡的诅咒》
事实上，有人已经考证，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实际动笔时间是在1794年他就任海牙外交官之前，就是说，是在德国魏玛逗留期间开始创作的，只是在受到《尤道弗的神秘》成功的鼓舞后，才加快了创作的步伐。而且《修道士》无论故事情节还是超自然场景，均借鉴了当时德国一部无名氏创作的恐怖小说《刀光灯影中的血色恐怖;或布拉格附近斯特恩城堡的诅咒》（Die Blutende gestalt mit dolch und Lampe：Oder die Beschwörung im Schlosse Stern bei Prague）。以故事情节而论，该恐怖小说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被几乎一字不漏地搬进《修道士》，并且书中有关“魔鬼签约” 和“幽灵修女” 的描写也几乎与《修道士》雷同，只不过前者的主角是一个年迈的贵族，而不是一个修道士。[14] 所以，多方面的事实已经证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哥特式小说的流行，不可能源于同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至少可以说，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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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回答英国哥特式小说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流行的问题，恐怕还得着眼于当时的英国国内政局以及哥特式小说本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玛吉·基尔戈指出：“自伊恩·瓦特以来，英国小说这个类型就与清教主义的中产阶级文化兴起有了不解之缘。小说强调主题特色，强调形式的因果关系，因为叙述已被看成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独立自主、‘进取’、理性、自治和发展的一种信仰的延伸。哥特式文学与这个阶级的关系——绝大部分是制作和消费关系——似乎更加复杂，牵涉到一种哥特式复制。哥特式文学是十七、十八世纪中产阶级兴起的政治、社会、科学、工业和知识革命的部分反映。”[15]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杰罗尔德·霍格尔也指出：“所有哥特式文学的读者或阅读对象无论开始还是现在，绝大部分为中产阶级，而且是英国的中产阶级，虽说多年来也吸引了其他种类的读者对象，如后殖民地读者、非洲裔美国读者、美国印第安读者和拉丁美洲裔读者。”[16] 因此，考察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哥特式小说崛起的社会政治情境，实际上是考察这一时期作为“大众阅读主体” 的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心态以及这种心态如何在哥特式小说中得到表现。
这个时期的大不列颠帝国，虽不像法国那样，正经历“血雨腥风” 的“政治剧变”，但也是“危机不断，冲突四起”，充满了革命的火药味。经过“卡洛登战役”（The Battle of Culloden），斯图亚特王室的叛乱彻底失败，但围绕着王权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一方面，代表王室和贵族利益的乔治三世借着“忠君爱国” 的口号，肆意强化自“光荣革命” 以来被削弱的王权；另一方面，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精英，又打出“天赋人权” 的旗帜，竭力推进业已遭到蹂躏的民主统治。矛盾的焦点一度集中在废奴、选举改革、新闻自由等几个方面，尤以下院议员约翰·威克斯（John Wikes）主编的《北方不列颠报》事件最为瞩目。由于害怕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连锁反应，乔治三世采取了高压统治政策，他不但清除了军队中具有民主倾向的高级军官，还逮捕了持不同政见的伦敦市长。伦敦市民为营救市长发生了骚乱，乔治三世又逮捕了治乱不力的伦敦治安官。与此同时，许多宣传民主思想的作者、报纸出版人、书商，被以所谓“叛国罪” 和“诽谤罪” 逮捕入狱。种种倒行逆施，不啻让1689年的《权利法案》变成了一纸空文。伦敦的资产阶级人士纷纷走上街头，高喊“自由是英国人民的特权”。斗争很快波及到劳工阶级，各地频繁发生反政府骚乱，其中首屈一指的是“革命中心” 谢菲尔德（Sheffield）。1791年，该地爆发了数千民众的“反圈地” 示威，人群高呼“拒绝国王”、“拒绝纳税”，并试图烧毁教区牧师的住宅。骚乱持续了三日，期间多次发生流血冲突。1792年，又有数千谢菲尔德民众走上街头，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1793年，一万多名谢菲尔德民众再次集会，要求政府实施被议会否决的提案。同年秋季，谢菲尔德激进主义组织派往参加“苏格兰大会” 的代表被捕。翌年5月和6月，又有多名激进主义组织的领袖被捕。随之而来的是军警的暴力镇压、政府宣布终止“人身保护令”，以及禁止公众聚会和示威。但至少到1795年底，谢菲尔德还在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卡洛登战役
置身于如此激烈的“政治危机” 和“暴力冲突”，由“大小商人、工厂主”以及“医生、律师、经纪人” 等专业服务人员构成的英国中产阶级[17]的政治心态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刚刚在工业革命中诞生，经济上获得独立，并期待阶级地位进一步提升，因而在政治上赞成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改革，并对这种改革前景的不明朗感到忧虑；但另一方面，出于其独特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他们又以“谨慎、稳重、包容” 为处世宗旨，希冀社会形式的稳定，不赞成任何暴力或其他过激行为，因而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旧的封建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的逐步瓦解心存疑虑，甚至有某种程度的负疚心理。与此同时，鉴于他们是所谓的“暴发起家”，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源远流长的封建世袭等级制度中缺乏地位，因而认同中世纪以来封建社会的王室、爵位的文化价值观，艳羡这些封建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总之，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和社会迅速变化” 的时代，他们怀着十分复杂的“恐惧和焦虑”，“开始试图了解他们上升的条件和历史”。[18]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于1790年问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可以说是英国中产阶级这种“恐惧和焦虑” 的绝妙写照。埃德蒙·伯克从法国王后昔时的荣耀联想到后来她遭受众多革命妇女威慑时的可悲处境：“啊，这是怎样一场革命！我又必须怀着怎样的克制心情才能冷静地思考那种风光与陨落。当她把崇敬的称号添加给那些拥有热情的、久违的、充满敬重的爱的人身上时，我不会想到她居然还会被迫采取非常的手段来消解胸中隐匿的耻辱。我也不会想到自己还能活着看见一个拥有英武男人的国家，一个有着道义、骑士风度的男人的国家，居然有这样的灾难降临在她身上。我想，千万支复仇之剑已经拔出剑鞘，哪怕连威慑的目光也带有侮辱。然而，骑士时代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诡辩家、经济主义者，以及计算者的时代，欧洲的荣耀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再也不能，再也不能看见那种对女性和等级的慷慨忠诚，看见那种高傲的谦卑，看见那种庄严的顺从，看见那种出自心灵的隶属，所有这些能使高尚的自由精神存活，哪怕对于奴役本身。那种无法购买的生活魅力，唾手可得的民族自卫，充满勇敢情操和冒险精神的抱负，一去不复返了！”[19]
这段话浸透着英国中产阶级对法国暴力革命以及这种暴力革命可能给英国带来的恶劣影响的“焦虑”。然而，在这“焦虑” 背后，还体现了英国中产阶级复杂政治心态的另一面——对中世纪骑士文化的推崇。显然，在埃德蒙·伯克看来，“骑士忠诚精神” 并非过时的行为规范，而是欧洲引以自豪的社会文化遗产，是人们顺服、忠诚和服务的内在本能。正因为这样，它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明互动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是现代社会自由赖以实现的根源。用埃德蒙伯克充满悖论的潜台词来说，即是：因为已经被束缚，我们无拘无束；因为受制于古老的秩序，我们维持着高傲的自由；因为颂扬懦弱的女性，我们获得了力量。于是，法国王后无法自保的身躯以及由此象征的“骑士忠诚精神” 的消逝，便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灾难来临。对于英国人来说，其教训无疑是要抵制这种暴力革命，因为要求更多的权利自然会威慑到顺从和地位的脆弱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是几个世纪的结晶，而且是不列颠民族的安全和光荣。埃德蒙·伯克的这种中世纪骑士文化观并非瞬时之见，而是秉承了“辉格党改革派” 关于“哥特式” 政体渊源的固有观念。这种观念依据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 “美好” 的英国议会政体最初“创建于德国丛林” 的论断[20]，把英国国会的起源归结于撒克逊人的“哥特式宪法”。作为一个“辉格党” 的资深议员，埃德蒙·伯克坚信英国传统政治制度意味着“真正自由”，但这种“真正自由” 随着1066年法国入侵而丧失，尔后又随着“大宪章”（Magna Carta）的颁布部分恢复，至1688年光荣革命已经完全恢复。正如议会制度是撒克逊人的政治表现一样，骑士忠诚精神是撒克逊人的文化宣示。因此这种精神是值得弘扬的。这也正是当年理查德·赫德在《关于骑士精神和传奇文学的通讯》中所说的“纯正的古不列颠传统”，是整个大英帝国的哥特式复兴潮流的自然延伸。
撒克逊骑士
当然，在当时英国的文化思想界，埃德蒙·伯克并非唯一的声音。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 等“激进自由派人士” 对他的上述观点的批驳，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英国中产阶级支持民主改革、反对专制统治的意愿。他们批驳埃德蒙·伯克的一个共同武器，是以负面意义的“哥特式（野蛮的）” 回应《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中数处出现的“骑士忠诚精神”，矛头直指埃德蒙·伯克的中世纪骑士文化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对男性权利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790），先后七次提到“哥特式”，每次都引出一种“骑士忠诚精神” 的负面效应，以此“系统地澄清” 埃德蒙·伯克的“奴性悖论” 。[21] 托马斯·克里斯蒂（1761—1796） 的《关于法国革命的通讯》（ “Letter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1），也抨击埃德蒙·伯克“怀有哥特式封建主义贵族思想”，企图以蛊惑人心的语言引导读者进入一个“迷信的殿堂”，而这个殿堂中央供奉着“可怜的扭曲了的哥特式偶像” 。[22] 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 的《关于政府的本质以及男人和国王的权利》（ “Of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and the Rights of Men and of Kings ”，1791），则指责埃德蒙·伯克“盲目尊重国王和骑士精神”，无异于在“驱逐文明”、“推崇极端野蛮的时代”。实际上，人们“作为公民”，需要尊重的不是“某个国王或任何市政官”，而是“国家和法律”。[23]
不过，在当时批驳埃德蒙·伯克的“骑士忠诚精神” 的论著中，最有影响的是托马斯·潘恩（1737—1809）的《人权》（The Rights of Man，1790—1792）。该书不但以率直的语言、论证式风格和众所周知的基本原理，层层批驳埃德蒙伯克套在“骑士忠诚精神” 上面的美丽光环，还据此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宪法”的含义，从而把这场学术论争从古代范例延伸到当前政治，颇具“革命” 号召力。托马斯 潘恩说：人们要清楚地了解现时英国政府的本质，亦即它是出自人民还是凌驾于人民之上，必须“追根溯源”，而要这样做，又必须首先了解“宪法” 的意义。“宪法” 是政府存在的先决条件，是组成政府的人员的“契约”，其中包括政府的构建原则、组成方式、应有权力、选举模式、议会期限，以及执行者权限，等等。政府也要受到“宪法” 的辖制。而埃德蒙·伯克没有如此“追根溯源”，无异于混淆视听。事实上，英国不存在这样一部“宪法”，因此它的政府不是出自人民。从源头上看，这个政府是出自诺曼底征服者威廉，而且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革新，所以是没有“宪法” 的政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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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士》中的安布罗西奥
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也强调了这种“封建等级体制” 的“不可逆转性”。该书的恶棍形象，安布罗西奥并非出生高贵，而是一位普通鞋匠的女儿和一位身世显赫的伯爵共同生育的儿子，也即一种混合婚姻——跨越阶级界限的婚姻——的产物。所以他的邪恶不是贵族的邪恶，不能解释为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压迫。作者之所以做出如此特殊安排，同样是为了展示这种违反既定社会编码的恶劣后果。而且这种恶劣后果也包括对个人命运的致命损害。安布罗西奥从一出生就注定要被排除出社会，于是他的欲望和权力是一个已被异化的绝望者的欲望和权力，最终只能导致自我毁灭。事实上，不独安布罗西奥，小说的每一层人物关系，都受制于这种“等级制度不容破坏” 的意识。如安布罗西奥的妹妹安东尼娅和母亲埃尔薇拉，出于与安布罗西奥同样的原因，落得暴死的下场。而浸礼会教派受害者玛格丽特，同埃尔薇拉一样进行了跨阶级的联姻，因而否定了社会编码，带来了暴力、谋杀、掠夺和强奸。甚至雷蒙德先生和阿格尼丝夫人所面临的祸害，也可以说是出自这种等级问题的羁绊，因为小说中所描述的恐怖情景全发生在雷蒙德先生以低等市民身份外出旅行期间。一旦他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重新确定了原有的等级地位和责任，他和阿格尼丝夫人就喜接连理，摆脱了磨难。还有身为贵族的洛伦佐，爱上了低等阶级的安东尼娅，结果卷入了暴力和恐惧，而在娶了侯爵的女儿弗吉尼娅之后，便“像那些注定要悲伤、忧愁到死的人突然被赏赐幸福一样，乐不可支”[26]。可以说，《修道士》的每个片段都围绕着等级考虑，但所描写的冲突并非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和凌辱，而是源于对社会等级制度——无论是上等阶级还是下等阶级——的忽视。
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一样，安·拉德克利夫的哥特式小说也强调了“哥特式” 的负面意义，展示了这个作为“黑暗中世纪” 同义语的“野蛮”、“专制” 的历史内涵。对她来说，古老的城堡和修道院无疑象征着“野蛮” 的封建社会，而城堡和修道院统治者也往往是“专制” 的王室贵族的化身。在这个“野蛮”、“专制” 的封建世界，充斥着超自然迷雾笼罩下父权制的“邪恶”。如《西西里传奇》里的费迪南德、朱莉亚和埃米莉亚，饱受父亲和继母的“凌辱”，不得不设法逃离形同“监狱” 的城堡，却每每在中途遭遇超自然幽灵的缠绕。狐疑之下，费迪南德到了幽灵出没的城堡深处，意外地发现一间地牢里关押着他们的失踪生母，于是一切真相大白，生身父亲勾结继母谋财害命的阴谋得到暴露。而《森林传奇》里的阿德琳，从小就遭受“狠心” 父亲的折磨，直至被遗弃到修道院。成人之后，又落入蒙塔尔特侯爵——杀害她父亲的叔父——的魔掌，忍受着“另一个父亲” 乱伦的威胁和痛苦。同样，《尤道弗的神秘》里的埃米莉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也大部分来自“第二个父亲” 蒙托尼。此人不仅“歹毒”，而且“奸诈”，其“高傲的神态” 使得埃米莉不得不“肃然起敬，但那不是通常意义的尊敬，而是融入了某种程度的无法准确表述的恐惧”[27] 。毋庸置疑，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里，父权制的“桎梏” 与君权制的“专制” 是一脉相承的，安·拉德克利夫所描写的父亲对家庭的“淫威”，也就是国王对社会的“淫威”。如果说，安·拉德克利夫在“少女逃离魔窟” 的框架下，通过父权制“淫威” 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野蛮” 和“专制”，那么，马修·刘易斯则是在象征着中世纪“野蛮” 王国的“修道院” 内，通过一系列不合常情的“错位”，嘲弄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翻开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这样的“错位” 比比皆是。如匪徒谋杀就寝的客人；年迈妇女拜倒在自己钟情的小伙子脚下；身为修女的阿格尼丝怀孕、产子；同样是欲火中烧的修女，在兄长的挑唆下杀害了自己的情人，随后自己也被谋杀；女修道院长惩罚性犯罪；暴民把女修道院长踩成肉酱;雷蒙德先生与鬼魂私通。当然，该书的最大“错位” 体现在安布罗西奥的一系列行动。在魔鬼玛蒂尔达的引诱和帮助下，这位修道士不但掐死了自己的母亲，还强奸了自己的妹妹，随后又将这位手足同胞刺死。由于安布罗西奥犯下了弑母罪和乱伦罪，宗教法庭裁定将他绑在木桩上烧死，但即便在这本应多少显得有点“庄严” 的时刻，却出现了安布罗西奥与撒旦签订协议、用他的灵魂交换自由的惊人一幕。随着魔鬼的出现，以及安布罗西奥的身躯从熊熊烈火中升起，读者心目中的司法“公正” 消失了，代之以法律制度的“堕落” 和“腐败” 的隐喻，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由此受到深刻的嘲弄。
《修道士》中关于魔鬼的插图
不过，将安·拉德克利夫和马修·刘易斯的哥特式小说中的历史场景现代化，直接抨击英国当局司法制度“腐败” 的是威廉·戈德温（1756—1836）。1794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确有其事》（Things as They Are，1794）。在这部演绎他的政治学专著《政治公平》（olitical Justice，1793）的“政治小说” 中，主人公凯莱布·威廉姆斯照常经历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只不过这种“恐怖” 源，并非某个臆想的超自然物，而是“确有其事” 。由于获知了雇主福克兰谋财害命的秘密，他被这位道貌岸然的乡绅诬陷犯有“一级谋杀罪”，从此时乖命蹇，遭受了监禁流放的种种磨难。而在这一切骇人听闻的“暴行” 背后，是腐朽的英国司法制度在作祟。表面上，这个制度区分敌我、惩恶扬善，但实际上已经沦为当权者颠倒是非，进行政治压迫的机构。而且，正如他后来落入贼窝之后所领悟的，这个制度让“试图改过自新者” 失去希望。最突出的例子是贼王雷蒙德，此人良心未泯，偶有正义之举。当凯莱布·威廉姆斯建议他跳出贼窝，改恶从善时，他回答说：“正是那些极不公正的法律让我变成这个样子，阻止我回头。据说，上帝是根据人类在法庭传讯时候的表现来对他们进行判断的，而且，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只要他们认识到了，并发誓不再干那些傻事，就高高兴兴地接纳他们。但那些公开宣称敬拜这个上帝的国家机构，不承认这种差异，不给悔改留下任何余地……于是我能怎么办？难道我不是被迫继续做这些傻事，一旦开始，永无休止吗？”[28]
威廉·戈德温的《确有其事》出版之时，正值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59—1806） 开审所谓的“叛国案” 之际，因而此书极有可能是影射英国当局大肆逮捕新闻界、出版界人士，强制推行“煽动性集会法案” （The Seditious Meetings Act) 和“叛国行动法案”（Treasonable Practices Act）。值得注意的是，简·奥斯丁的哥特式戏拟小说《诺桑杰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1818） 也有这样的影射现实之举，当然，是以彼此误会的幽默方式。如该书第14 章中，凯瑟琳和埃莉诺有如下一段对话：
“我已经听说，真正让人大吃一惊的什么就要在伦敦出现了。”
蒂尔尼小姐吃了一惊——上面的话主要是说给她听的——迅即回答:“真正！——那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也不知道作者是谁。我只听说比我们以前见过的都要可怕。”
“天哪！ 你在哪里听说的？”
“昨天我的某个伦敦好友来信告诉我的。说是让人怕得出奇。我估计是谋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你的口气显得极其镇静！不过，希望你的朋友是夸大其词——要是这种意图预先得知，政府无疑会采取适当措施来防止产生效果。”[29]
对话中，凯瑟琳显然是说伦敦某个作家新近创作的一本极不寻常的哥特式小说即将面世，而埃莉诺却阴差阳错地误解为伦敦即将发生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骚乱，由此产生了戏剧性的幽默效果。不过，凯瑟琳的发话以及埃莉诺的误解也揭示了若干发人深省的事实。其一，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哥特式小说确实在流行，而且影响很大，以至于成为凯瑟琳、埃莉诺之类的中产阶级成员寻常闲聊的话题。其二，当时的英国确实处在激烈的“政治危机” 和“暴力冲突”之中。一方面，是激进组织策划的大规模骚乱，另一方面，是来自当局的残酷镇压。其三，对于埃莉诺这样的中产阶级成员，很容易将本应属于虚拟世界中的“恐怖” 联想到现实世界的“恐怖”，其根源只能是哥特式小说体现了他们内心的“焦虑” 和“矛盾”。一句话，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哥特式小说的崛起是这一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复杂政治意识的产物。
哥特式小说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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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William Godwin, Things as They Are ; or, 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avid McCracken（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227-228.
[29] Jane Austin, Northanger Abbey, edited by Marilyn Butl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5）100.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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