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黑格尔的幽灵：十九世纪英国的世界史写作与英国文学史写作刘小枫教授十九世纪末的德意志“生存空间”与文学戴锦华教授世纪之俘：影像与凝视梁展

辞转空间：福柯语言观视野中的考古学❖卢胜舟“犹如被割去了眼皮”：重审《弗里德里希所绘海景前有感》中的隐微战争书写❖沈

编者按本文对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走向做了整体勾勒。文章在简略介绍互文性概念的“迁徙”过程和近年来法国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以克里斯特瓦为代表的早期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互文性理论的特征，并尝试用自己的表述方式对互文性一词的适用范围给以界定，以反映目前西方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解。作者简介秦海鹰，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

HeinemannLtd.,1990，p.55.全文完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内外一体文史一家扫码关注

编者按默多克关于权力和权力人物的理论是和她关于人性的理论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和权力人物是他人臆想的产物。权力人物拥有某种超凡的魅力或光环，他能吸引和玩弄他人的想象力。权力人物都有受难经历。权力导致家园的丧失是最典型的一种受难形式，是最为可怕的社会疾病。受难者或者使他人受难，或者陷入精神上的昏睡状态，两者均导致更多的邪恶。看清真实，消除臆想，才能“逃离巫师”。作者简介何伟文，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本刊唯一投稿网址：www.literarycritik.com编者按在关于托尼·莫里森小说《所罗门之歌》的一些评论中，男主人公奶娃的成长经历或被视为英雄史诗式的正面讴歌，或被解读成漫画式的戏谑和反讽。本文针对这两种绝对化的批评，指出《所罗门之歌》不是一个无裂缝的文本，而是两种不同旨趣、不同风格的歌唱在小说平滑表面下的共生。这种文本的分裂不仅消融了关于歌中所体现的两性关系，自我/他人、历史/现实关系的僵硬立场，也悬置了任何对奶娃成长之旅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判断。作者简介刘炅，发表本文时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

编者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考古是国家身份建构工程的一部分，它选择印第安人作为考古对象，不仅强化了印第安人“消逝的种族”之形象，突出了他们在美国社会的边缘位置，也以此证明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继承古印第安文明的合法性。美国的乡土色彩文学和“美国的成年”文学都借助印第安考古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地方”与国家间的关系，完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身份建构。作者简介周铭，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小说。

本刊唯一投稿网址：www.literarycritik.com编者按昆德拉笔下的“第二滴眼泪”现象，意味着某种“对镜自照式”情感姿态：刻意追求和强化自身的情感状态，将它上升到价值范畴，使感情实现无对象的自我操控、自我幕仿，造成为情感而情感的姿态。本文认为，姿态性构成了现代信仰的基本逻辑和支撑策略。现代神学摒弃对于信仰对象的理性求证，仅以信仰者自身的信仰状态为依据，这不过是以信仰论证信仰、以姿态强化姿态的同义反复。现代信仰的姿态性、策略性以及其中难以克服的悖论，大抵可以从昆德拉的“第二滴眼泪”现象得到描述和说明。作者简介涂险峰，先后在武汉大学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发表本文时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刊唯一投稿网址：www.literarycritik.com编者按雅克·拉康从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出发，在辩证分析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悲剧《安提戈涅》。拉康认为，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并非仅仅是两种普遍理念的冲突。她象征性地安葬波吕涅科斯的实质是因为她无意识地服从了精神分析的伦理学——遵照自己的欲望行事，也就是实现自己的死亡欲望。克瑞翁的悲剧在于他自以为可以“第二次杀死他的敌人”，而安提戈涅崇高的美便在于，在两次死亡之间，她是一个具有不可毁灭的“崇高客体”的美的典范。拉康认为，这种美为我们揭示了定义欲望的新视线，悲剧的净化功能正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作者简介马元龙,

本刊唯一投稿网址：www.literarycritik.com编者按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论述：第一，为什么说市民概念是妨碍外国读者进入托马斯·曼艺术世界的一道概念屏障；第二，《布登勃洛克一家》如何反映托马斯·曼的市民阶级意识；第三，如果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市民阶级的一段心灵史，那么这段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文章最后指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思想架构并非托马斯·曼的首创，但它证明托马斯·曼是一个善于把烂熟的思想果实酿成艺术美酒的天才，这部小说也有助于读者炼就出一道透视家族兴衰的眼光。作者简介黄燎宇，男，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

编者按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涌现出一批被称为时尚小说的流行读物。这些以描绘上流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仅受到了中产阶级的广泛阅读与大力追捧，也得到了土地贵族的关注。事实上，在中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展开较量且双方斗争集中外显于政治领域的1832年前后，文化正上升为双方博弈的新场域，时尚小说则在这一隐蔽的新场域中充当了土地贵族的意识形态工具。此后，当中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发生逆转的态势逐渐成形，文化领导权随之更迭，时尚小说的衰落与适应新时代精神的小说的兴起便成为历史的潮流。作者简介陈智颖，女，发表本文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pp.22-33,pp.254-257）。欧文在《睡谷的传说》中刻画的无头骑士就是到北美参加独立战争的黑森兵，他在战斗中被炸飞了头，自此后一直骑马奔跑在睡谷山林中寻找自己失落的头颅（see

编者按本文试图分析从欧洲传统散文叙事向经典成长教育小说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情节（plotting）特征——日常性叙事，我们从中看到，英国洛克式的教育观与德国古典主义的成长理念使小说的叙事呈现出了不同的时间性。通过对《鲁滨逊漂流记》与《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两部作品的日常时间之比较，我们发现前者主要以认识论的方式建构其情节时间，而后者则试图以认识论与存在论相统一的方式来建构日常的时间性。作者简介王炎，美国Seton

编者按本文主要就耶利内克的小说《情人》所反映的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即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戕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物感情的异化和扭曲，以及通俗小说在读者意识塑造方面所起到的消极作用。并以此将小说定位为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神话的文化批判之作。作者简介梁锡江，发表本文时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研究生。

编者按约瑟夫·康拉德的长篇社会小说《诺斯托罗莫》凭借其史诗般恢弘的场面、独特新颖的创作手法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二十世纪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本文运用约瑟夫·弗兰克的小说空间形式理论对这部小说进行空间性的解读，认为康拉德主要通过并置、时间的凝固和印象主义手法对故事情节进行了空间化处理，将自己的个人经验和审美观念融进小说的空间结构内。这种小说诗艺空间的建构不仅使作者可以多层次、多角度、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件，再现历史，而且大大提高了作品内容的丰厚性、含蓄性和作品题旨的多义性。作者简介邓颖玲，发表本文时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编者按本文以卡夫卡的生平经历及日记、书信和笔记为基础，结合精神分析学理论，对卡夫卡的自虐狂倾向及其触发因素进行分析，借此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获得更全面的认识。笔者认为，卡夫卡的这种病态倾向主要由负罪感、危机感、失败感和绝望感等情绪所触发，而这几种触发因素又可追溯到他积极的人生观：即为了战胜死亡，必须创造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对卡夫卡来说，实现这种有意义人生的唯一途径就是文学创作。作者简介周何法，发表本文时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德国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编者按济慈诗学博大精深，为东西方学术的参互发明提供了依据。济慈的“不闻之乐”说可与老子的“大音希声”说相比较。济慈的“两个房间”说可与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相比较。济慈的“消极认识力”说可与中国的“消极修辞”说相比较。此外，济慈的诗学理论还含有可与印度相关学说相比较的因素。以文学批评史的方式展示这些学说的交互发明，或可加深我们对济慈诗学的认识。作者简介张思齐，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武汉大学教授。

1993，pp.194-218，p.195，p.204，p.204，p.207，p.217，p.218，p.220，p.222，p.224，p.226，p.231．[20][21]Sacvan

编者按卡夫卡在创作中成功地描绘了“办公室”形象。卡夫卡的生活始终与办公室密切相关。随着他对现代社会中“办公室”现象的文化实质的认识不断深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的“办公室”形象也有着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他将现实生活中了无诗意的“办公室”文化，描绘成了一种“极为诗意的形象”，使之具有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作者简介胡志明，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外国文学评论"为《外国文学评论》的公众号，旨在及时推送本刊以及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优秀之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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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只有一步之遥，历史批评和政治批评不可分离。雪莱对社会的分化和分配的不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给英国人民的歌》中他写道，“英国人民啊，何必为地主而耕？/他们一直把你们当贱种！”

[40]深谙伊斯兰教义的歌德很可能知道《古兰经》说：“不信道者⋯⋯主已封闭他们的眼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他们将受重大的刑法”。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卷一，第二章，第6，7句。

但是，塞万提斯同时代的这一干文人不是疏虞时机，便是流于肤浅，以至于钟爱骑士文学的各色人等对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用塞学家金塔纳的话说，“要扫除此等瘟疫，非猛药不可也”；“当然时机也很重要。”[6]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写得好的句子更为真实的了。”[8]直接为自然主义提供哲学一美学理论支持的泰纳也说：“堪与想象力、天才相比的，是词汇的丰富和语言上不断的、大胆而又几乎总是成功的创新。”[9]

编者按本文从《奥德赛》中佩涅洛佩的纺织计谋和她的“20只鹅的梦”入手，从女性的纺织和梦这两个向度，切入争论不休的《奥德赛》女性主义的问题。提出通过织、拆、再织的织制方式，佩涅洛佩编织出女性的“智慧机巧”

莫里森强调无论是同化美国主流社会还是绝对地分离，黑人都没有出路，但是她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不是顺从、调和，而是通过接受自己的非洲价值观与文化传统，从而辩证地表明自己的双重自我。[22]

的代表被捕。翌年5月和6月，又有多名激进主义组织的领袖被捕。随之而来的是军警的暴力镇压、政府宣布终止“人身保护令”，以及禁止公众聚会和示威。但至少到1795年底，谢菲尔德还在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不过，伊格尔顿也承认，这并不是说十七世纪的“新英国人”和他们在十八世纪的后裔到处都被反抗的爱尔兰人视作入侵者。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新英国人”和他们的后裔被称作“权势者后裔”（ascendancy

编者按对叶芝《当你老了》的分析往往着重前半首诗描述的老年与青春的对比，由此引出“坚贞不渝”直至老年的“灵魂之爱”。此视角非但忽视了叶芝与冈在社会、艺术、哲学和神秘主义等方面的共同取向，也不了解最终倾向保守的叶芝与逐渐成为爱尔兰独立运动共和派激进代表的冈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更因中英文语际翻译的问题而忽视了诗中思想与情感的困惑与张力以及上述分歧与矛盾在充满暴力冲突的英爱关系中的含义。本文试图将《当你老了》置于1890年代初的爱尔兰语境中，重新诠释所谓的“灵魂之爱”。诗中的老年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的人生阶段，它和诗集《玫瑰》的标题一样，始终复杂而多义，并最终将被诗人本人重新诠释，成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象征。作者简介高瑾，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研究硕士、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青年时期的叶芝《当你老了》是叶芝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诗歌之一。[1]

编者按美国“黑山派”诗歌领袖奥尔森的诗歌理念“投射诗”不仅在诗歌文本中实现呼吸写作，而且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实现意合存在。瓦尔特·本雅明在那不勒斯所发现的“多孔性”与奥尔森的意合理念有多处重合和互通。二者对空间的倚重同时预示了一种后现代诗学的转向：当代诗歌乃至其他艺术的生存和发展，都在于从直线式时间观向循环式时间观和有“灵”空间的转身。作者简介桑翠林，女，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讲师。一百多年前，济慈就在“自我的崇高”鉴照下看到了“闭合”诗；时至今日这种“闭合”诗依然存在，你可以称它“公共墙壁上的私有灵魂”。——查尔斯·奥尔森《投射诗》

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只是贸然闯入了西印度群岛，而马戛尔尼则更像是一位有备而来的人类学家。马戛尔尼学识丰富，在知识界交游颇广，与奥利佛·戈德史密斯、埃德蒙·伯克等一同跻身英国文士俱乐部（Lite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