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的文化和政治批评——兼谈文化批评的模式

编者按

 霍桑的《红字》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本文通过介绍三篇不同时期的对这部作品及其改编影片的评论，重新阐释作品对现实与人的心理的再现，说明在通俗文学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海丝特女性主义形象的意义和作品在人物刻画上表现的自然与文化、神圣与亵渎、压抑和欲望以及法律的需要与自由的意志之间的双重性和含混性所体现的创作意图，以及对海丝特的激进与妥协的对立统一描述中表现出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从而探索文化批评的模式，对文化批评的本质作进一步思考。

作者简介

金衡山，发表本文时为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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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发表于1850年的《红字》历来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美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这部篇幅并不很长的小说以其含混、艰涩、充满象征的风格而著称，故事以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清教社会为背景，主要内容则是与清教社会格格不入的“通奸”及其风波，作品因此形成了一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张力，也使其成了评论家和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经典文本。霍桑含混、象征的风格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尽管这是一个重要方面，更多地则是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通奸”仅仅是故事的一个核心，围绕这个核心透露的则是诸多相关主题——宗教的、人性的、社会理想的、文化传统的、政治的、女性主义的、性压抑的等方面的主题。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内容交错复杂的文本，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充分探讨诸多主题的文本。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

本文拟对有关《红字》的几篇经典评论做一番再审视，并从中分析归纳出某种文化批评的模式。涉及的三篇批评文字发表于不同的年代，角度也各有不同，但它们都体现或暗含了一个共同的取向，即文化批评的取向。除这三篇文章以外，另有一部改自《红字》的同名电影，虽然内容与原作有所不同但仍是基于原小说而拍摄的，也可以看成是对该小说的一种解读，因此也含有批评的意味，而且这种批评本身就表露了时代的文化取向，因而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对《红字》所作的文化批评的思考。

我们先从分析理查德·蔡斯对《红字》的评论开始。1957年蔡斯出版了《美国小说及其传统》。[1] 这是一部被美国文学研究者认为非常重要的著作，此书的一个贡献是阐明了蔡斯所认为的美国文学一个固有的特征或传统。他用“传奇小说”（Romance）一词来界定这个特征，以区别于一般的小说（Novel），并且分析了从早期的布朗到20世纪的福克纳等一些具有这个特征的作家的作品，从中勾勒出了美国文学的传统脉络。对霍桑的《红字》和他的另一部小说《福谷传奇》的分析是此书的一个章节。蔡斯从探讨《红字》是否具有整体性入手，分析了小说涉及的“原罪”的主题以及清教思想两重性在霍桑笔下的表达。

蔡斯《美国小说及其传统》

这样的分析应该说是非常确切到位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蔡斯对于小说主题的揭示，而是他提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不能把《红字》读成是“对社会的一个评论”，也就是说不能把霍桑这部经典之作与现实过于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他的话说，尽管霍桑对现实有着敏锐的观察，但我们并不能从他本人那儿得出什么与之确切一致的政治观点（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下文我们会看到伯科维奇得出的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蔡斯也承认，《红字》里面有着很多可以看作为社会评论的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还可以看成是一篇女权主义宣言（他指的是小说中海丝特思考女性地位的第13章的内容）。女主人公海丝特在其孤独的生活中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思考，她从一个充满激情和情感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爱思索的女人，甚至一度表露出了激进者的倾向，最后则又成为了对男女平等社会充满憧憬的启示者。蔡斯指出，从海丝特身上我们听到了霍桑妻子的姐姐伊丽莎白·皮波特、一位社会改革者以及著名女作家和女权主义倡导者玛格丽特·富勒的声音。可是这并不等于说霍桑就是一位写政治的作家。蔡斯的这个结论当然是基于他对“传奇小说”概念的界定，根据他的说法，美国的“传奇小说”相对于一般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处理现实的关系上更加自由，也就是霍桑在《红字》前言中提到的现实的与想像的结合，这种结合的目的是突破对现实的表述，进入到对人的心理的描述和揭示上，由此赋予作品一种普遍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普遍的意义也需要与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一种时间和空间感，而这正是美国的“传奇小说”能够表达“美国的心理”的地方。

从这个前提出发，蔡斯指出了《红字》与现实相关的地方，但同时也否定了由此找出霍桑的政治观点的企图，因为在他看来，霍桑是一个艺术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如果说小说有一个整体的观念的话，那也只是作家表现的艺术整体观，一种“艺术世界观”。显然，蔡斯评论的中心还是放在霍桑如何艺术地再现现实与人的心理这个问题上，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他还着重分析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象征含义，这多少是有点新批评的意味在其中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指出作品中的社会政治因素，并联系到与现实的关系，这本身就预示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方向，考虑到蔡斯的著作的写作时间是在五十年代，这至少为二三十年以后兴起的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参考依据。

如果说在蔡斯的评论里，文化批评的倾向仅仅只是露了个端倪那么在文化批评盛行的八十年代对《红字》的解读则充满了“文化”的味道。顾名思义，要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首先是弄清楚作者写作时的文化环境。通常，在以往的传统“反映论”里，少不了总是要提到作品对时代的写照或反映，但往往这样的“反映”只是局限于抽象的时代精神的总结，这种“总结”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社会的，但却不是文化的。换言之，作品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放到其诞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比如与同时代别的文本的互读、作品与“时代精神”的互构关系，或者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时代精神”的建构的阐释，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现在被认为是经典的作品是怎么形成的等等，而这些其实都是文化批评的含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卫·雷诺兹对十九世纪美国经典文学的重读尤其值得我们的注意。

雷诺兹发表于1988年的著作《美国文艺复兴的背后：爱默生和麦尔维尔时代的颠覆性想像》[2]一书从研究十九世纪美国内战前的通俗文学的角度入手，对一些重要经典作家进行了重新解读，角度之新，材料之丰富，结论之有力，令人耳目一新。雷诺兹把《红字》尤其是海丝特的形象放在与其同时代的通俗文学的文化语境中，与通俗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互读式的对比研究。他的结论是霍桑融合了内战前通俗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特征，但同时又超越了她们，这也是他笔下的海丝特形象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的原因。雷诺兹所说的内战前通俗文学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颠覆性作品（Subversive），多为一些刺激感官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其中有不少女性形象的描写，如值得同情的、堕落的女人，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犯罪的女人，具有突出性感诱惑力的女人等，这些女性形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倾向，同时也是一些极具破坏力的女性；与之相反，在通俗文学中也出现了另一类作品，雷诺兹称之为正统文学（Conventional），人物形象也以女性居多，故事以伤感内容为主，不同的是，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是一些恪守“妇道”的家庭女性，表露了传统的家庭理念。如果说第一类作品迎合了一些读者，尤其是期刊读者的猎奇心理，那么第二类作品同样也获得了不少中产阶级读者，尤其是家庭妇女的青睐，适应了她们依照传统的家庭理念拥有一个温暖的“家”的需要。这两种作品在内战前1840年到1850年的美国都是拥有广大读者的畅销书，如苏珊·华纳颂扬家庭女性的伤感小说《广大世界》，乔治·利帕德描写耸人听闻的犯罪故事的《贵格城》等。[3] 在雷诺兹看来，霍桑在《红字》中塑造的海丝特形象表现了那些颠覆性通俗作品中女性人物具有的破坏倾向，但同时也拥有正统文学中女性形象所具有的道德典范、赎救功能。海丝特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但她诚实的态度相对于小说中虚伪的男性形象博得了人们的同情。与那些通俗小说刻画的女性形象相类似，海丝特也是一个挣扎着的女工形象（在小说中她一度做着缝纫女工的工作），此外，她还是一个充满性感的女人，用霍桑的话说，“是一个滋润、丰满，有着东方人特征的女人”。[4] 更有一比的是，海丝特还是一个极具挑战和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大胆地对着她的情人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神圣的献身”。[5] 就像蔡斯所发现的那样，雷诺兹从海丝特对女性处境的思考中也读出了她身上的女性主义的倾向，同时，他指出，海丝特也是一个关注并适应现实的人，她的理想更多地溶化在对现实生活承受、容忍的实际态度中，这使得她成为类似于正统小说中女性人物树立的道德典范。

《美国文艺复兴的背后：爱默生和麦尔维尔时代的颠覆性想像》

雷诺兹并不只是简单地把霍桑与其他通俗小说做一比较，而且也从再现的角度说明了海丝特形象的意义。在他看来，在融合了通俗文学女性形象的特征后，海丝特的形象不仅超越了一般的通俗文学人物类型，而且还起到了特殊的再现功能。如果说通俗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表明了一定程度上的女性主义倾向，但同时这种倾向的形态是分裂的、不一致的，那么海丝特形象则表明了霍桑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用雷诺兹的话说就是“通过艺术的巨大的作用，霍桑暂时地避免了女性角色变化不定的潜在的混乱，他创造的女主人公神奇般地同时拥有那些角色的作用。”[6] 雷诺兹进一步指出，海丝特这个人物在思想和艺术上大大超越了通俗文学中的类似人物，因为霍桑在故事中加入了清教思想的内容。这一方面使得“通奸”这种在通俗文学中会被大大渲染的主题具有了道德深度；另一方面也给故事增加了历史维度，使涉及女性的问题具备了严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而这是在颠覆性或正统通俗文学中都没有的。由于有了清教思想作为背景，读者在对海丝特赋予同情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她所犯下的“罪”的严重程度。相比较而言，在通俗小说中，海丝特这样的“堕落”的女人或许会表现出毫无道德可言，甚至是非常危险具有很大的暴力倾向，她也可能因为绝望而自杀，或者会沦为妓女。同样，像海丝特这样一个很富性感的女性，在通俗文学中常常会是一个欲望膨胀，跟很多男人有关系的女人。但在《红字》中我们看到，尽管海丝特情感强烈，但抑制力很强，始终只是和一个男性有过关系，她曾有过和情人一同远赴异乡的想法，但最后并没有实现，这其实也是霍桑特意的情节安排。

 雷诺兹认为霍桑之所以这样塑造海丝特这个人物是要把她树立为女性的榜样，这实际上与时代文化背景紧密相关。正如前文所述，通俗文学中有不少女性主义倾向的人物，这与1840年代一部分女性争取自己的权利有关。1848年在纽约州悉尼可·福斯召开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争取权利的大会在社会上曾激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海丝特这个人物来看，显然霍桑并没有将其塑造成通俗文学中那种激烈的、怨恨重重的、好斗的女性，而是把她刻画成一个采取渐进态度的、怀有乌托邦女性主义思想的人物。在小说的最后，海丝特成了周围女性的思想指导者，她曾经有过的“革命”的想法也变成了对女性能够获得解放的未来社会的模糊的憧憬。这当然与霍桑自己的“政治立场”有关，但雷诺兹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他的结论是霍桑看到了当时通俗文学中的各种女性形象，对她们进行了艺术的融合，创造了海丝特这个极具艺术魅力同时又能体现时代的女性人物。这当然是又回到了传统的人物塑造的讨论上来了。但他的切入角度和分析手段本身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批评的模式。

 雷诺兹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文本比较和互读的方法，当然这种比较和互读是基于历史文化背景而展开的，尽管这样的展开很有限。相比较而言，伯科维奇在这方面就要彻底得多，他把对《红字》这部小说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阐释大大推进了一步。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文·伯科维奇以其对清教思想的研究而闻名学术界。与以往的研究一样，伯科维奇注重清教思想在整个美国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同的是他更加关注文化的象征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就是文字的“修辞”作用，以及它对文化观念和现象形成的影响。这种研究角度也贯穿在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1993年伯科维奇出版了一部文集，题为《共识的典仪——“美国”象征建构的演变》[7]内含几篇研究十九世纪美国作家的批评文字，其中一篇对《红字》的分析，可以说是历史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共识的典仪——“美国”象征建构的演变》

这篇文章题为《海丝特·白兰的归来》，内容也是以分析海丝特这个人物为主。文章篇幅很长，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做一简述，即，文本分析，历史背景分析，意识形态及文化意义分析。伯科维奇先从《红字》中叙述者对海丝特的一句评语开始他的这篇长文。“红字尚没有起到它的作用”，这句话出现在小说中间被蔡斯称为女性主义宣言的章节里，在这个题为“海丝特的另一面”的章节里，霍桑让海丝特思索了女性所处的不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其内心愤懑、压抑、不知所措的情绪，之后，叙述者讲出了这句话。在伯科维奇看来，霍桑这句严厉但含义模糊的话是理解整部小说的一个关键，它蕴涵了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当然光从这句话本身是体察不出霍桑的意图的，这需要结合小说的全部情节，尤其是结尾部分才能看出作者的隐含目的。伯科维奇指出，如果把小说结尾海丝特回到家乡这个情节与上面提到的叙述者这句话放在一起，我们或许能看到海丝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伯科维奇称之为“个人与社会”，“激进对立与和谐同一”的关系[8]，这样一种关系在小说的大部分内容中并不很明显，直到小说结尾海丝特归来这个情节里才凸现出来。如果说在此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出现在读者眼里的海丝特是一个孤独的、反叛的甚至是激进的女性形象，那么在结尾时，在海丝特出走多年重返家乡后，这样的形象则有了变化，从个人独处的孤立状态走向了与他人的交往，从与社会的对立走向了与社会的和解（reconciliation），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海丝特成了社会的（尤其是对女性来说）组织者和安抚者。伯科维奇认为“海丝特的归来有效地调解了在她身上体现的贯穿整个小说的各种对立矛盾：自然和文化，神圣和亵渎，光明和阴影，记忆和希望，压抑和欲望，天使和通奸女，她的对于爱的梦想和历史、社会的要求的对立矛盾。”[9] 而更重要的是，海丝特的归来表明了“法律的需要和自由意志的限制”。[10] 当然这并不表明海丝特的忏悔，而是她的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其实也就是霍桑的意图。伯科维奇指出，海丝特曾经有过的激进态度是一种“非此即彼”（either／or）的姿态，而霍桑在小说中要表达的则是“两者皆是”（both/and）的意图，说得简单一点，也就是一种朝向“妥协”（compromise）和“融合一致”（integration）的生活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海丝特的归来既表明了其独立不屈的精神，也表示了她开始改变自己的姿态：“她自觉自愿地成为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榜样”。[11] 伯科维奇认为这是霍桑想要表现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必须看到其局限所在；在突出信仰的坚定时，也必须承认信仰的不完整性。

这当然是跟清教神学思想相关的，亚当堕落使人有了原罪，但同时也获得了上帝的恩典，并因此而获得救赎。上帝的恩典是双重的，正义与恩赐并行，法律与爱同在。这也是为什么清教徒要让海丝特胸佩“红字”的原因：接近上帝须靠信念，但这种信念应是完整的，在获得恩典的同时不能忘记上帝之正义的要求。法律的制裁是必需的，因为亚当的堕落早已经使人的理智和情感分道扬镳，从而丧失了对上帝的完整的信念——这也正是包括海丝特在内的小说中的其他主要人物的问题。可以说海丝特的归来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清教神学思想。当然这也增加了小说内容意义方面的含混，用伯科维奇的话说，没有什么比“含混和模棱两可”更能贴切地用来评述《红字》这部作品了。[12]

在指出海丝特身上体现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就是小说的道德层面意义后，伯科维奇进一步把视野投放到历史文化背景上，从霍桑所处生活时代的特征来阐发海丝特这个人物体现的创作意图。《红字》讲述的是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社会发生的故事，但在字里行间，伯科维奇发现了诸多与霍桑生活时代密切相关的地方。他重点分析海丝特思索女性状况的那一章。其中有一段内心独白式的文字，霍桑让海丝特思考当时女性被压抑的现实，同时也间接地提到了大洋彼岸的英国正在进行的由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革命，并将其与新英格兰的清教社会相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后者对向往自由的思想和行动的压制。伯科维奇认为海丝特（也是霍桑）的这个内心表白折射出美国社会特别是新英格兰社会从一开始便具有的一种矛盾：一方面是清教思想中固有的追求自由的因素——从象征旧世界的欧洲漂洋过海到美洲大陆创立一个新的世界便是明证；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过程本身具有的暴力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的混乱。伯科维奇称这种矛盾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13]

海斯特受审

霍桑创造《红字》的时代——也就是1850年代的美国，在他看来与海丝特生活的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848年的欧洲是一个革命的年代，被麦尔维尔称为“红色的48年”[14]： 英国的宪章运动，巴黎公社的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以及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美国社会的很多人在一开始对此表示了支持，认为欧洲的革命与美国革命一样，是反对独裁和暴君，争取独立。但很快公共舆论开始转向，尤其是对发生在欧洲国家的激进主义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有一些人认为欧洲的革命走向了反面，从追求自由变成沉溺于无法无天的放肆行为，另一些人甚至认为欧洲发生的一切会传到美国，其目的是要推翻美国的法制和文明。更有人认为欧洲的那些激进思想对女性本质的改变会起到不良影响，它们的目的是“要解放女性，使其独立于男性，”“废弃家庭，让女人走出厨房。”[15]  所有这一切会让女人不再成为女人，失去女性的本质。伯科维奇认为霍桑对这些言论是非常关注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海丝特对女性地位的思索，看出小说文本与上述言论之间的关系。伯科维奇为此专门长段援引了海丝特内心独白式思索女性地位的那段文字（这段文字在伯科维奇的文章中被引用了两次）指出海丝特头脑中闪过的要使女性独立须推翻现存制度这个念头，其实多多少少与霍桑所处的1850前后的美国妇女所进行的争取权利的斗争是相关的。1848年在法国北部城市凡尔赛发生了妇女为摆脱饥饿而进行的游行，同一年在美国纽约州的悉尼可·福斯召开了首次美国妇女争取权利大会很快，这个行动被一些人视为是“欧洲革命的红色瘟疫在美国的传播”。[16] 伯科维奇认为，霍桑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对海丝特激进姿态的批评，显然与这样的背景有一定关联，霍桑是想让读者从中听到凡尔赛妇女的声音在美国的回响，而更主要的是，这本身也反映了霍桑对发生在欧洲的激进革命行为的怀疑态度。

伯科维奇紧接着又换了一个角度来进一步说明霍桑在小说中表现的政治观点或者说思想倾向。他从霍桑对美国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对蓄奴制度的态度入手分析这个问题，引用的材料来自霍桑为其朋友富兰克林·皮尔司竞选总统而撰写的传记。在这本传记中，霍桑盛赞皮尔司，称其为一个关注现实的政治家，同时在为皮尔司支持的逃跑黑奴法案的辩护中，间接地把废奴者比作欧洲的“红色共和党人”。他指控说就像法国的那些“制造恐怖的人”一样，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只热衷于混乱，并且把“美国宪法撕个粉碎”[17]，从而将使这个200年前在上天的引导下，在荒原上建立的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关于蓄奴问题，霍桑认为这不是由人而是应由上天来解决的问题，到了时候自然会解决，而蓄奴只是美国走向进步的一个过程而己。

那么霍桑的这种政治观点与他的小说《红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伯科维奇看来，霍桑这种思想源于他保守的政治信仰：美国应采取一种渐进的前进方式（gradualism），而不是欧洲激进式的道路。就1850年代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城市的扩展，商业的发展，疆域的拓宽，技术的更新，无不表现着这种变化。而在政治方面，因南方蓄奴而引起的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争执，并由此导致的内战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让霍桑感到美国社会正被拖向一场激进的“革命”，渐进式的发展道路正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霍桑在皮尔司传记中直接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那么在他的小说《红字》中，其政治倾向同样也得到了透露，上面所提到的海丝特归来这个情节的安排，以及通过叙述者之口对海丝特激进态度的隐含的批评，都与他的政治倾向有一定的关联。当然，小说与传记是有区别的。霍桑的传记基于党派观点，表达的是当时存在的几种观点中的一种，而其小说文本则探讨了多种观点，以及它们互相纠缠的状况。伯科维奇这样评述道：“《皮尔司传》表述的是一种选择，而《红字》则是再现了一种选择的形而上原理（metaphysics）。它倡导的不是某一特别的行动路线，而是一种世界观，只有在这种世界观里，行动路线才具有意义，才能加以实现。”[18]

这里所说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伯科维奇所认为的小说透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具体地说，海丝特胸前佩带的“红字”与两种意识形态有关：其一是“共识性的修辞（舆论）”（rhetoric of consensus），其二是“继续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continuing revolution）。[19] 前者指的是内战前为南北双方互相妥协解决危机所造的政治舆论其结果是1850年针对蓄奴问题的“妥协方案”的出台；后者指的是独立战争后面临的新问题：美国是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有些政治派别针对独立战争后出现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思想、派别和行为，诉诸意识形态来提出解决方案；另一些派别尤其是一些宗教派别，则从美国肩负的“神圣使命”出发告诫美国人，独立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神圣使命”的完结，而应该继续沿着上帝指引的道路前行。实现这个“使命”的条件是一个团结的国家，而国家的团结需要的是“自由和秩序”的结合。[20] 伯科维奇用“继续革命”来概括这一派别的政治声音里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意义[21]。称其为“神话”，则表明这种声音的源远流长——它来源于清教徒深信的在美洲大陆建立“新耶路撒冷”的理想——这也就是“神圣使命”的源头。如果说前者指涉的是一个与具体时代相关的某个事件，那么后者则折射了一种深植于美国历史中的文化语境，这种语境正是伯科维奇所要揭示的小说的意识形态意义。霍桑的政治倾向自然也是这种文化语境的反映。如果我们把小说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来理解，那么海丝特身上表现的激进与妥协的对立统一态度，也就有了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意义。至此，应该说伯科维奇完成了一种对小说、对“海丝特的归来”的全新阐释。

伯科维奇对《红字》的评论让我们看到了文化批评的魅力，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竟然能读出如此多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来，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但不管怎样，伯科维奇仍然是一个与文本保持一定距离的批评家，他只是重读而不是重构文本。相比之下，由英籍导演罗兰·杰弗（Roland Joffe）于1995年导演的影片《红字》，则是对美国文学史上的这本经典之作进行了彻底的重构。影片的人物基本与小说相同，但故事结构有了很大改变，这样的改变当然是脱离不了好莱坞的模式，用伯科维奇的话说，是“性与暴力重构了霍桑的这个故事。”[22] 影片突出了情爱这个主调，同时使用了好莱坞惯常的方式来勾画和渲染与性相关的场面，如狄姆斯台尔在河里的裸泳，海丝特在家里的裸体沐浴，以及海丝特对意欲施暴的民团头头的抗争等。当然，电影的编导者之所以对小说作如此改编，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现在的观众。此外改编者也已经声明他是“对原著进行了自由改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影片也并不仅仅是叙说一个情爱故事，改编者又塞进了很多诸多文化的、政治的内容，而这多少与时下的“文化批评”有点关系。

罗兰·杰弗导演的《红字》

小说家乔·卡·欧茨认为，影片对原著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改编，而伯科维奇则认为，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解放的故事，不仅是（女）性的解放，也是人的解放。[23] 他所说的“解放主题”是相对于原著中海丝特的被压抑而言的。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相对于影片讲述的主题而言，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主题是如何被挖掘出来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化批评”相关的地方。可以说影片不光是对原著的重构，更是对原著的颠覆。“海丝特的归来”这个伯科维奇认为是重中之重的情节在影片中不见了，狄姆斯台尔主动站了出来宣称是海丝特的丈夫，与海丝特同赴绞刑架，而奇林渥斯则不仅是一个魔鬼而且还成为了真正的杀人者（我们知道在小说中，奇林渥斯还为海丝特和狄姆斯台尔的女儿“珍珠”留下了一笔财产）。

与之相应的是对原著中“原罪”主题的颠覆，如果说在小说中，海丝特对自己的“通奸”行为多少还承认是有“罪”的，或者说心灵是受到“罪恶感”的折磨的话，那么在影片中这样的罪恶感则荡然无存。与之相反，“通奸”完全成为了勇敢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代名词。正如影片的叙述者，海丝特和狄姆斯台尔的孩子“珍珠”所说的，“谁敢说在上帝眼中，‘罪恶’到底是什么？”伯科维奇点明的“解放”这个主题显然是这种颠覆的集中体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不仅把印第安人引入到了故事的主要内容中，而且还赋予了其“解放者”的形象。影片结尾时，印第安人奋不顾身从绞刑架下救下了海丝特和狄姆斯台尔，而他们的武装斗争似乎更是给了清教神权统治有力的一击。

如此这般的改编确乎是过于自由了一点，可能会让霍桑的忠实读者感觉不能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颠覆”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编导的随意编造，而是都能在原著中找到某种蛛丝马迹。正如上面介绍伯科维奇的文章时已经说过的那样，海丝特本身就是一个“激进”与“妥协”的结合体确切地说，前者多于后者。至于狄姆斯台尔，尽管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内心痛苦的自责和挣扎中，但在海丝特的影响下也有过反抗的念头。霍桑着力描写的两个人在森林中相遇并讨论出逃这个情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说到出逃的具体方向时，海丝特提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欧洲，另一个则是“远离白人踪迹”的森林。[24] 对所有阅读过《红字》这部小说的人来说，恐怕都会关注小说中森林这个意象及其意义。“森林”象征着“自然”，而“自然”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决定出逃后，久违的喜悦涌入海丝特和狄姆斯台尔的心中。之后小说叙述者有过这样一段评语：“这是自然给予的同情——那个野生的、异教的林中自然，从未被人的法律征服过，也没有被至高的真理启蒙过——对两颗心灵的祝福。”[25] 显然，“自然”与“异教”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而“异教”在小说故事具体背景中的所指则应是再清楚不过了。另一方面，影片描述的印第安人的武装斗争也是有历史依据的。按照伯科维奇的看法，影片把发生在1670年代的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梅塔克米特战争（又称菲利普王战争）放到了故事的背景中，而另一个被纳入到背景中的则是发生在1690年间的驱巫事件。在小说中偶尔有过几次露面的神秘的希普生太太在影片中成了一个次主要人物，因有组织女性亵渎上帝的嫌疑（因此希普生太太也可以说是安妮·哈钦生的缩影，后者在1630年间因不同宗教观点而遭到审判）而被当成巫婆遭到逮捕，与海丝特一起上了绞刑架。

林中的海斯特与丁梅斯戴尔

于是，我们从影片中看到了一个放大了的、被重构了的历史。与伯科维奇在《海丝特归来》一文中对历史背景的阐发相比较，影片对历史的挖掘和重构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的编导们加入了印第安人在关键时刻救下海丝特和狄姆斯台尔这个情节也应算是“合乎逻辑”的改编。这样的改编当然也更是符合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政治正确”这样的话语套路的，自然，在一些人眼里，也是符合“文化研究”的要求和路数的。如果我们不能说影片的改编和拍摄有意地遵循了“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批评”的原则，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从中看到了与“文化研究”相关的一些东西。

“文化研究”就其本质来说在于突破以往的、传统的文化认识的模式。这样的突破可以说是一种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颠覆”，如对现存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颠覆。就文学批评来说，“文化研究”带来的“颠覆”主要表现在突破传统的将研究封闭在文本内的方式，把文本阅读放在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语境解读过程中进行。当然，这种解读并不是简单的社会反映论式的批评，而是各种文本间的互读，甚至是互构，不仅要读出文本故事的意义，而且更要看出文本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和意义。从以上所介绍的关于《红字》的几篇批评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文化批评的倾向。如果说蔡斯只是简单地涉及到了这种批评倾向，那么在雷诺兹和伯科维奇那里我们则看到了这种倾向的推进和深化。文化批评必定要涉及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的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应不是以往通常出现的背景加作者生平介绍，而是各种观点或者说视角——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文化的——间性关系的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互读，包括文本互读和（历史）事件互读。无论是雷诺兹还是伯科维奇甚至蔡斯采用的都是这样的互读式的文本分析方法，并从中阐释出作者的美学意图和政治倾向。需要指出的是，分析作者的政治倾向并不是文本分析的最终目的，目的应该放在对作者政治倾向形成的文化成因，或者说意识形态渊源的确定中（如伯科维奇的“继续革命”的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的多重意义才能显现出来。在这个方面，伯科维奇对《红字》的解读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文化批评是一个从文本到历史和文化的读解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细读”的过程。我们看到，尽管伯科维奇用了很大篇幅分析小说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把小说与历史等同起来，而是始终从细节出发来阐释文本的文化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阅读方式仍是“新批评”式的，文本中的一句话，一段描述，情节结构的变化，语词的选用等都可以成为他深入分析的出发点。换言之，他的文化批评是建立在对文本的透彻阅读和理解之上的。此外，在他看来，文化意义本身也体现在文本的美学特征中。如前所说，内容和意义的含混是《红字》这部小说的主要特点，这也体现在小说声音的多样性方面，在伯科维奇看来，这种多样性一方面是小说的一个美学特征，另一方面也再现了时代（政治）声音的多样和复杂。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罗兰·杰弗的《红字》也是时代政治和文化特征的再现，但就文本阐释而言，它融入了过多的编导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破坏了文本的完整性，当然另一方面，这本身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本可供阐释的多种可能。詹姆逊在谈到历史和文本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历史只有通过文本的形式才能为我们所接触，而这种接触实际上也是一个语境化（textualization）的过程，文本阅读中的两个问题：把现实排除在文本之外——结构主义的问题，文本被动地反映现实——庸俗唯物主义的问题，可以在这种语境化的过程中得到克服。[26] 文化批评要做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1]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7．

[2]David S. Reynolds，Beneath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Melville, New York: Knopf, 1988．

[3]Susan Warner, The Wide,Wide World，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7. George Lippard, The Quaker City，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4][5][24][25]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转引自Nina Bym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fourth edition, vol. 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p.1292, p.1351, p.1355, p.1355.

[6]David S. Reynolds, “Toward Hester Prynne”，转引自Harold Bloom，ed., Hester Prynne,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 1990, p.183.

[7]Sacvan Bercovitch, Rites of Ass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New York：Routledge, 1993．

[8][9][10][11][12][13][14][15][16][17][18][19]Sacvan Bercovitch, Rites of Assent-Transformation i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New York：Routledge, 1993，pp.194-218，p.195，p.204，p.204，p.207，p.217，p.218，p.220，p.222，p.224，p.226，p.231．

[20][21]Sacvan Bercovitch, 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137, pp.137-141．

[22][23]Sacvan Bercovitch,“The Scarlet Letter: A Twice-Told Tale”, www.eldritchpress.org, March 25,  2005, p.4, p.3．这是伯科维奇1996年在霍桑研究会年会上的一篇演讲。在这篇演讲里，伯科维奇通过对比杰弗的电影和霍桑的小说《红字》讲述了美国社会文化变化的过程和语境，并将此问题追溯到了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

[26]Frede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2．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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