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自虐狂倾向及其触发因素

编者按

本文以卡夫卡的生平经历及日记、书信和笔记为基础，结合精神分析学理论，对卡夫卡的自虐狂倾向及其触发因素进行分析，借此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获得更全面的认识。笔者认为，卡夫卡的这种病态倾向主要由负罪感、危机感、失败感和绝望感等情绪所触发，而这几种触发因素又可追溯到他积极的人生观：即为了战胜死亡，必须创造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对卡夫卡来说，实现这种有意义人生的唯一途径就是文学创作。

作者简介

周何法，发表本文时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德国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卡夫卡肖像（1883-1924）

从词源上看，“自虐狂”这一概念系由变态心理学术语“施虐狂”和“受虐狂”变化而来。“虐”即虐待，指向某人施加精神或肉体的痛苦。所谓施虐狂和受虐狂，原本是性变态的两种类型，分别表现为喜欢虐待性伴侣和承受性伴侣的虐待，由此获得性的兴奋和满足。后来，这两个术语也被应用于性以外的一般领域，分别指以虐待他人和承受他人虐待为乐的变态心理与行为。当虐待的对象为自己时，即称“自虐狂”，其意义也涵盖了性与非性两个领域。[1] 在西方语言中，以德语为例，人们曾在有限范围内用“Sadomasochismus”一词表示“自虐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该词已主要用来指性伴侣之间基于自愿原则的施虐与受虐行为，“自虐狂”的含义则由其他词汇来表达，例如自我折磨倾向、以自身为对象的施虐狂等。在汉语中，已被人们广泛使用、却尚未收入主流词典的“自虐（狂）”一词，其含义一般局限于性以外的领域，指喜欢虐待自己，并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本文所说的“自虐（狂）”即是此意。

对于“自虐狂”的成因，现代心理学（特别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作了一定的探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他把“超我”理解为人格中的道德机构，以良心和负罪感等形式规范“自我”。当“超我”与“自我”的关系紧张时，人就可能产生负罪感，而负罪感又会衍生出自我惩罚的需要，从而导致以自身为对象的施虐和自我毁灭等病态现象。[2]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的“自我憎恨”说也值得一提。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她分别用“理想的自我”和“实际的自我”代替弗洛伊德的“超我”与“自我”概念，提出当一个人觉得实际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差距过大时，有可能产生病态的自我憎恨，主要表现为无情的自我要求、残酷的自我谴责、自我轻蔑（如自我贬低、自我怀疑等）、自我挫败（例如禁止自己享受生活）、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六种形式，其中后两者常以冲动或幻想的形式出现。[3]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封皮

卡夫卡是一个具有明显自虐倾向的作家。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一、他经常沉湎于各种自我折磨的幻想，例如1911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就写有这样的感受：“今天早晨，我又一次感受到久违的、想像一把刀子在心中转动的快乐。”[4] 二、他经常醉心于自杀的想像，甚至在笔记中声称，“我的一生都是在抵御结束生命的渴望中度过的”。[5] 三、在患了当时堪称绝症的肺结核后，他几乎感到一阵“轻松”，并屡次称自己永远有一种不想痊愈的意愿。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患了重病而不愿痊愈与主动要求上战场的行为相似，都是自我毁灭欲在作怪。无独有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卡夫卡也对参战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曾不止一次准备入伍。四、他为专心写作而选择了独身，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放弃各种享受、无视身心劳累痛苦的苦行生活。除了这四种较为明显的表现外，他还喜欢无情地要求自己，过度地谴责和贬低自己。

如果对卡夫卡的自虐表现细加观察，可以发现，它们总是伴随着以下几种情绪出现：一、写作上的危机感；二、对未婚妻费丽丝以及父亲和家庭的负罪感；三、“一事无成”的失败感；四、绝望感。不过，作为卡夫卡自虐倾向的直接触发因素，这四种情绪并不一定是单独出现的，当某一种情绪起主导作用时，其他的情绪也可能夹杂其间。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这四种情绪来自同一个源头：一种使人生富有意义的强烈渴求，这也是卡夫卡的人生观。

1

奋发进取的人生观

1920年2月，在去世的前两年，卡夫卡在笔记中用形象的语言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起身时，总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他，那是一种重力，一种不管怎样都可高枕无忧的感觉，一种拥有一张独享的床铺的意识。然而躺着不动时，也总是有东西在阻止他，催促他离开床铺，那是一种不安，是良心，是跳动不止的心脏，是对死亡的恐惧和战胜死亡的要求，所有这一切不让他安卧，于是他又站起身来。这样不停地站起、躺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作的一些偶然、粗略、奇特的观察，构成了他的一生。”[6]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战胜死亡”对卡夫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他克服惰性、奋力拼搏的人生动力。

其实，卡夫卡一直就是个极具生命意识的人，对人生有限性的认识和使人生过得有价值的要求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早在中学毕业前夕，卡夫卡就有过难忘的生命感悟。一次，他坐在山上审视自己对生活的愿望，在意识到人生是“一种虚无，一场梦，一阵漂浮”之后，提出“要赋予虚无一丝清新的气息”。[7] 1917年患了肺结核后，他又用箴言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卡夫卡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短暂易逝”[8]，死亡并非遥远的事，而是近在咫尺、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死亡就在我们面前，犹如教室墙上一幅描绘亚历山大战役的画。重要的是在此生用我们的行动遮蔽甚至擦除这幅画。[9]

这句箴言道出了卡夫卡人生观的核心：为了战胜死亡，必须创造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在另一则箴言中，他用“辩护（rechtfertigen）”这一关键词表达出类似的认识：

……每个人都必须能够替自己的生活辩护（或者替自己的死亡辩护，这是一回事），这个任务是他无法逃避的。我们目睹每个人在生活（或者在死去），假如没有内心的辩护，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过一种未经辩护的生活。[10]

在卡夫卡看来，人的存在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德语中‘存在’和‘他的’是同一个词sein”。[11] 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而不是盲从社会或大众的标准）筹划人生，用正确的行动替“他的”存在或死亡“辩护”。

与很多人一样，卡夫卡对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也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明确的过程。大学期间，他就读的是职业前景较好的法律专业，并于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他曾打算去出口学院或商业学院进修，以便能去南美等遥远的地方任职。然而阴错阳差，自1908年直至1922年病退，他一直在半国有的“布拉格劳工事故保险公司”工作。在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压力下，他也做过办实业挣钱的努力，于1911年以不参与具体经营的合伙人身份与大妹夫合办了一家石棉厂。然而，他对经营事务一窍不通，工厂的不景气给他带来无穷烦恼。

劳工事故保险公司原址

就个人兴趣而言，他最喜欢的是文学。卡夫卡十四五岁时就开始零星地写作，1911年开始，他发现写作对于自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幸福、能力和每一种成为有用之材的可能性一向在文学中”。[12] 次年1月3日，他又在日记中说，写作是他本性中最能产生成果的方向，他将为此全力以赴。[13] 1913年7月下旬，卡夫卡又不无偏激地宣称：“与文学无关的一切都为我所憎恨：谈话让我觉得无聊（即使谈论的是文学），走亲访友让我觉得无聊，亲戚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从骨子里感到无聊。”[14] 自此，在写作方面有所成就便成了他最大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是他的“超我”最为看重的方面。

在卡夫卡心目中，仅次于文学创作的人生目标是结婚成家。对一般人来说，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他却视之为“世上最值得追求的目标”。[15] 他曾对父亲说：“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要来到的孩子，并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16] 至于结婚对他的具体意义，则在1913年7月21日的日记中有所表明：如果有一个相濡以沫的妻子，他会更容易承受生活的磨难和艰辛，并可能在别人面前显得自信一些。[17] 在《致父亲的信》中，他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结婚的意义，认为结婚是自己走向完全自立的保证。[18]

卡夫卡对婚姻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在他一生正式交往过的女性中，令其心动的共有四位：费丽丝、尤丽叶、米伦娜和朵拉。其中除有夫之妇米伦娜外，他跟另外三位都有过结婚的打算：与费丽丝和尤丽叶订过婚；跟朵拉在一起时他已病入膏肓，但仍执著地向她求婚。

除结婚和写作两个重大国标外，卡夫卡还有几个较小的人生理想，如离开布拉格，找一个较为满意的职位等。

2

写作上的危机感

在卡夫卡自己看来，他献身写作完全是因为别无选择，就象《绝食表演者》（一译《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而只能从事绝食表演那样。对于一般人所看重的经商挣钱和仕途发展，他既无兴趣又缺乏必要的才能。保险公司的职位仅够他温饱度日，却对其写作构成很大干扰。因此，尽管工作表现受到赞赏，他却没有丝毫满足感。别人唾手可得的婚姻，在卡夫卡看来却显得可望而不可及，三次订婚都以分手告终。在这种情形下，写作就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成为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是他的信仰和精神支柱。“写作是一种祈祷方式”[19]，是“鲁宾逊插在海岛的制高点上的旗帜”[20]，卡夫卡这样比喻道。他在给未婚妻费丽丝的一封信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不写作，就只有被丢在地上扫出去的份”。[21]

布拉格卡夫卡博物馆

由于卡夫卡不是高产作家，其作品在当时也反响平平，他无法也不敢放弃赖以糊口的公务员职业而纯粹以文学创作为生，只能在下班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他曾向费丽丝诉苦说，“时间太少，精力不充沛，职业很可怕，住房又太吵”[22]，并时常感觉自己就要被这种白天上班、夜间写作的双重生活“磨碎”、“撕裂”，搞得“精神错乱”。面对种种不利因素，卡夫卡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常人的生活乐趣，将“所有面向性、饮食、哲学思考和音乐方面的快乐的能力”全部废弃，“因为我的全部力量微不足道，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对写作的目的略有用处。”[23] 为此，他选择了一种自虐式的苦行生活：独身，深居简出，不惜牺牲身心健康，通宵达旦、全力以赴地埋头写作。他甚至觉得，自己“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书写工具和一盏灯，呆在一间宽敞的、封闭的地下室的最里面。饭菜由别人给我送来，总是放在地下室最外面那扇门的背后，与我隔着很远的距离。穿着睡衣在拱顶下走过去取饭菜，是我唯一的一次散步。然后我回到桌子旁，边思考边慢慢地吃饭，吃完后又立刻开始写。”[24] 当费丽丝劝他爱惜身体、注意“适度”时，他回答说，自己只有这一小块地方可以立足，不得不全力以赴，如果爱惜身体，则无异于自杀。[25] 他甚至在去世前三个月饱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仍创作了《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不难想像，他之所以会变成“由失眠和头痛组成的畸形儿”，直至英年早逝，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这种自我摧残式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自己对这种苦行生活并不觉得悲惨，反而怀着某种迷恋。他曾对费丽丝说，自己“具有杰出的、天生的苦行能力”[26]， “为写作而放弃作为人的最大的幸福”是他的一种“欲求”（Lust）。[27]

这种对艺术的自虐式执著也反映在1922年起卡夫卡创作的几篇晚期小说中。其时，卡夫卡的病情已不可逆转地恶化，不得不于1922年7月病退，结婚、自立和更换职业等梦想的破灭随之成为定局，唯有在写作上他还能孤注一掷地拚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时期几篇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均是单身汉）都是像他那样对从事的艺术怀着一种自虐式献身精神的人：《最初的痛苦》（1922）[28]中表演空中飞人的艺人日夜呆在高高的秋千上，生活必需品只能由轮班杂役通过特制的容器送上送下；《一条狗的研究》（1922）中的动物主人公“孑然一身，离群索居，埋头于无望而不可缺少的小小的研究工作”[29]，并为“达到最高境界”使出了“最后和最有力的手段”[30]--自愿绝食；《地洞》（1923）中的那只动物几乎在身体力行卡夫卡躲进地下室专心写作的理想；《绝食表演者》（1922）的主人公在当红之时仍痛苦不已：令他痛苦的并非绝食，而是经理不准他尽情地绝食。直到他辉煌不再、被世人遗忘后，才得以在宁静的孤独中充分施展自己的绝食能力，直至最后饿死。

3

对未婚妻的负罪感

卡夫卡对自己的无情要求及其苦行生活印证了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大观点：“超我”对“自我”的要求有时是非常严厉、非常粗暴的。为了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卡夫卡始终不敢走进梦寐以求的婚姻。对他来说，写作要求全力以赴，要求绝对的安静和孤独，而家室的拖累势必使这一切化为泡影。于是，对结婚的渴望和恐惧作为两种旗鼓相当的力量并存于他的心中。“没有她（费丽丝）我没法活，跟她在一起也没法活”[31]，对好友勃罗德说的这句话，最恰当不过地描绘了他在婚姻上进退维谷的处境。在1912-1917年的五年多时间里，卡夫卡曾两次与费丽丝订婚，但最后仍离开了她。1919年，他与尤丽叶订婚，然而第二年又提出分手。这种奇特经历便是他心中两股力量激烈较量的表现。当然，其他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首先，卡夫卡孤僻的性格无法忍受别人对他过于接近。他不止一次对费丽丝说，亲朋好友常令他受不了，并非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太近。甚至对费丽丝本人，他的态度也是叶公好龙式的：当两人的关系仅局限于柏林和布拉格之间的鸿雁传书时，他会感受到“甜蜜”；而一旦对方真的来到他身边，跟他单独在房间里呆上两个小时，他就会觉得难以忍受。不难想像，婚后一个女人整天陪伴在身边，对他来说将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另外，优柔寡断、缺乏决断力的个性也使他对婚姻充满疑虑，始终不敢迈出果断的一步：“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32] 

卡夫卡对婚姻的矛盾态度很快体现在他的创作中。1912年9月22日夜里，在给费丽丝写出第一封信后的两天内，他一气呵成了短篇小说《判决》，并题献给费丽丝。在当年2月的一篇日记里，他通过姓名分析透露了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Georg Bendemann）与自己——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以及格奥尔格的未婚妻弗丽达·勃朗登费尔德（Frieda Brandenfeld）与费丽丝·鲍威尔（Felice Bauer）的内在一致性：“Georg的字母与Franz一样多。Bendemann中的mann只是为故事所有还不知道的可能性而对Bende所作的强化。Bende的字母也与Franz一样多，而且其元音e重复出现的位置与Kafka中的元音a相同。弗丽达（Frieda）的字母与F（费丽丝）一样多，并且两者的第一个字母相同；勃朗登费尔德（Brandenfeld）的第一个字母与B（鲍威尔）相同……”[33] 如果说格奥尔格韵订婚寄寓了卡夫卡与费丽丝结婚的念头，那么，从那位隐居到俄国的朋友身上则可看出卡夫卡关于独身的愿望。这样一来，弗丽达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了：“格奥尔格，你有这样的朋友，那你根本就不该订婚的!”[34]

卡夫卡与费丽丝合照

卡夫卡对婚姻的矛盾态度不仅使自己饱受煎熬，也给女方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伤害。为此，卡夫卡对两位未婚妻深感内疚，尤其是对费丽丝。他在后来给米伦娜的信中忏悔道：“这三次订婚有一个共同之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毫无疑问的罪过，我给两个姑娘带来了不幸。”[35] 由于内疚，他在与费丽丝交往期间开始沉湎于一些有自我惩罚性质的自虐幻想。1913年9月初，他在致费丽丝的信中写道，鉴于自己给她带来的痛苦，他祈求用不久前因绝望而设计出的一种酷刑惩罚自己：“在经过一幢房子时被绳索套住脖子，粗暴地（仿佛是被一个不顾一切的人）拖进底层窗户，然后继续往上拉，穿过所有的天花板、家具、墙壁和阁楼，把我扯得血肉模糊、支离破碎。拉到屋顶后，绳套已是空的，因为在穿越瓦片时。我躯体的残余部分已脱落了。”[36] 9月底，他对好友勃罗德说，由于自己对费丽丝的矛盾态度，他“应该在皮鞭的抽打下被赶到沙漠里去”。[37] 数年后的1920年9月，卡夫卡在给米伦娜的一封信中画了一幅类似“五马分尸”的行刑图：罪犯呈“大”字形被绑在棍子上，扳动棍子，罪犯就从中间断为两截。[38] 由于卡夫卡经常自认是“罪人”（特别是在费丽丝面前），称自己“本性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罪孽”[39]，加上他平时明显的自虐倾向，因此可以推断，此图也是他自虐幻想的产物。

长篇小说《诉讼》和短篇小说《在流放地》等作品即可视为卡夫卡对费丽丝强烈的负罪感及由此触发的自我惩罚欲的文学结晶。

《诉讼》（一译《审判》）写于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间，即卡夫卡与费丽丝的第一次婚约解除（1914年7月）后不久。作品中的关键细节及主人公的重要感受与卡夫卡和费丽丝的关系都有某种直接的对应。例如，按照卡夫卡对笔下人物的命名规律，主人公约瑟夫·K（Josef K．）和另一人物比尔斯纳小姐（Fräulein  Bürstner）分别影射他自己和费丽丝；又如卡夫卡曾把在饭店解除婚约的情景称为“饭店中的法庭”，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曾屡次称自己在费丽丝面前是“罪人”，等等。只有结合卡夫卡小说一贯的自传性，结合卡夫卡对费丽丝的负罪感去理解这部小说，其中的一些重要细节才显得合乎情理。例如，作品始终没有交代K的罪是什么，而卡夫卡在日记中却明确指出K是有罪的。[40] K被“逮捕”后曾竭力替自己辩护，而最后却又甘愿受死。当两名刽子手将他带往刑场时，他起初不肯跟他们走，而看到比尔斯纳小姐后，他不仅立刻断绝了反抗的念头，还用力拉着刽子手向刑场“奔跑”而去。当两名刽子手在为由谁下手而推让时，K甚至觉得“应该把刀拿过来，自己往身上戳进去”。[41] 比尔斯纳小姐在小说中不过是K的一位邻居，两人仅是点头之交，不可能对K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只有认识到在卡夫卡心目中她代表着费丽丝，而K的躯壳所包裹的是卡夫卡自己的灵魂，这才能理解K为何见了她就低头认罪。行刑时，一名刽子手“扼住K的喉咙，另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K的心脏，而且还在里面转了两转。”[42] 如果没有对费丽丝的负罪感所引发的自我惩罚冲动，如此残酷的描写是无法想像的。

短篇小说《梦》记录了约瑟夫·K的一个奇特的梦。主人公散步来到公墓，看到一座新挖的坟，觉得受到了“诱惑”。当一位艺术家在墓碑上写下约瑟夫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时，他顿时觉得是一种“解脱”。后来，他被“一股柔和的气流”吹入墓穴。与此同时，墓碑上他的名字也很快被写完。“看到这番情景，他兴奋得醒了过来。”[43] 由于这篇《梦》又属于《诉讼》这部未完成作品的一部分，因而约瑟夫·K对自己的坟墓和死亡的迷醉，无疑也可看作是卡夫卡对费丽丝怀有负罪感而产生的一种自虐幻想。

《在流放地》写于1914年10月，也是卡夫卡在刚与费丽丝解除第一次婚约后创作的。小说的细节并无多少自传色彩，但贯穿全文的一个重要主题——“罪总是毫无疑问的”[44]——却明显是卡夫卡对费丽丝负罪感的写照。最早对于卡夫卡作品作出宗教阐释的勃罗德认为，《在流放地》与《诉讼》一样，是一种“文学形式的自我惩罚，想像中的赎罪行为”[45] 据伯恩斯（W．Burns）考证，《在流放地》的创作曾受到法国作家米尔博（O．Mirbeau，1850—1917）具有施虐狂色彩的小说《刑罚花园》的直接影响。[46] 在这部小说中，卡夫卡在米尔博启发下设计的处死方式比《诉讼》中的更加残酷，对处死过程的描写也更为详尽。这当然也是卡夫卡对未婚妻的负罪感及由此引发的自虐幻想的表现。

《在流放地》插图

4

对父亲和家庭的负罪感

写作上的危机感不仅迫使卡夫卡牺牲婚姻等基本的生活要素，也驱使他逃避对家庭的责任。他长期吃住在家，却极少关心家里的生意，甚至撒手把自己的石棉厂交给父亲赫尔曼而再也不去过问。这种态度使原本就不和谐的父子关系更为紧张。父亲常常指责他不务正业、一事无成，只知道把时间浪费在毫无用处的文学上，对家庭漠不关心。面对这些指责，卡夫卡无力辩解，深感内疚之余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在1912年底致未婚妻费丽丝的一封信中，他自责道：“我们家的和谐其实只是被我破坏的，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对此我常常不知如何补救，只是对父母和全家人深感内疚……前些年，我不止一次在夜里拨弄着窗把手，心里觉得打开窗户把自己扔出去是我应得的下场。”[47] 同年3月8日的日记记载，由于父亲的指责，他“整整一个小时坐在沙发上，想着从窗口跳出去”。[48] 这表明，自杀已经被卡夫卡当作自我惩罚的一种手段。

卡夫卡的父亲与母亲

在《判决》（1912）和《变形记》（1912）中，卡夫卡对父亲和家庭的负罪感及由此引发的自虐倾向均有自然表露。《判决》中年老体衰的父亲作出让主人公投水溺死的宣判，后者则顺从、自觉地执行了。这一自杀性死亡背后隐藏的首先是格奥尔格因为不关心父亲而产生的内疚：后者住在昏暗的房间里，内衣脏了也没有及时更换，而且，格奥尔格已有几个月没踏进父亲的房间了。其次，父亲的谴责更令他无地自容。这些指责剥去了格奥尔格婚姻在望、事业有成的炫目外衣，露出了其百无一用、一无所有的本质：他与未婚妻订婚只是因为禁不住她的勾引；生意上的成功是靠父亲打下的良好基础；在俄国的朋友其实是父亲的眼线；与父亲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也化为泡影。内疚驱使格奥尔格进行自我惩罚，无用的感觉使他认为自己不配活在世上。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他服从了父亲那严厉而荒唐的判决。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大都可以在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中找到对应。对于这种自传色彩，卡夫卡自己也无意掩饰。

中篇小说《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与卡夫卡同样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首先，根据卡夫卡对主人公的命名规律，萨姆沙（Samsa）这一姓名即暗示着卡夫卡（Kafka）。其次，从小说的创作背景可以看出，卡夫卡在格里高尔身上寄托了自己特定的情绪和心理，后者相当于卡夫卡精神上的自我。据卡夫卡考证专家宾德尔分析，当时卡夫卡深受频繁出差之苦，而且家里的生意连年滑坡，三个妹妹一个出嫁，一个订婚，只剩下最小的奥特拉，父亲又患了动脉硬化症，整个家庭的状况与萨姆沙一家十分相似。假如父亲卧床不起或者生意一蹶不振，他将不得不独自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变形记》就是在这样的担心和压力下写成的。[49] 作品以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开篇。这一“变形”的主题一方面喻示了卡夫卡逃避生活重担的渴望：倘若脱离人类变成动物，他就可以合情合理地卸下这种重负；另一方面，在卡夫卡看来，谁若逃避对家庭的责任，也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所以他让格里高尔变成一只令人恶心的甲虫，最后众叛亲离。格里高尔最终面临的是一个自杀般的死亡结局：早在妹妹提议“摆脱它”之前，他已“几乎什么都不吃了”；“在他应该消失这一态度上，或许他比妹妹更坚决”。[50] 格里高尔求死的决心表明，卡夫卡希望以自杀这种极端的自虐形式惩罚自己对家庭的失责。此外，让作为自我化身的主人公变成一只令人恶心的甲虫，并津津有味地对其形态和活动做细致入微的描写，这样的自我贬低也是一种自虐。

《变形记》插图

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卡夫卡曾希望将《判决》、《变形记》和另一个短篇《在流放地》合成一本名为《惩罚》的小说集。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对父亲和家庭的负罪感所触发的自虐倾向同样具有自我惩罚的性质。

5

“一事无成”的失败感

由于在其他领域一无所成，卡夫卡常常觉得没有立足之地。在给恋人和朋友的信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这种感受。为了不虚度此生，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写作上。长篇小说《城堡》（1922）即体现了卡夫卡的这种追求。在这部小说中，K这一姓名暗示着主人公是作者精神自我的另一艺术体现，其土地测量员身份的可疑，令人联想到卡夫卡对自己作家资格的怀疑态度，他在“村子”里扎根的努力则象征着卡夫卡通过写作立足于世的决心和行动。

写作在卡夫卡心目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他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评价。写作顺利时，卡夫卡会产生“虚荣”和满足感，觉得自己“单调、空虚、疯狂的独身生活得到了辩护”，他“又能跟自己进行对话，而不至于茫然地望着一片彻底的虚无”[51]，然而，除了《判决》、《司炉》、《变形记》、《乡村医生》和《绝食表演者》等寥寥数篇小说以外，卡夫卡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大多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最典型的例证便是他要求好友勃罗德将其作品烧毁的遗言。不时出现的灵感枯竭导致卡夫卡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怀疑。他在给勃罗德的一封长信中认为，自己不但在生活中一无所能，即使通过写作也“没能把自己赎回来”。这种全面失败的意识，使他感到自己的人生得不到“辩护”，“能活而没有活”、“没有活过”的感触随之产生[52]，《猎人格拉胡斯》即是这种行尸走肉生活的艺术再现。

绝食表演者

由此可见，自虐式的献身精神和行为仍未获得令卡夫卡满意的结果，他的实际自我远远达不到理想自我的要求。于是，当写作陷于低谷时，他在失败感的支配下不仅抱怨和谴责自己不幸、无用，还时常产生折磨甚至毁灭自己的冲动。1911年1月，因为写作不顺，他对勃罗德说，“每天都希望自己从地球上消失”。[53] 1913年5月初，受到“内在的写作需要与身体的无法写作”之间矛盾的折磨，他沉浸于用切肉刀将自己加工成肉片的耽想中：“不停地想像着一把宽阔的熏肉切刀机械般有规律地、飞快地从一侧钻入我体内，切下薄薄的肉片。由于切割速度极快，这些肉片几乎成卷筒状飞离身体。”[54] 1915年9月，他又产生了对自己动刀的念头：“最有效的进刀部位似乎在下巴与脖子之间。抬高下巴，将刀刺入绷紧的肌肉。但是，从这个部位刺入大概只是在想像中有效。在那儿，你期待着看到鲜血喷涌而出，期待着撕破肌腱和小骨组成的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与炸火鸡腿里面的情景相似。”[55] 由于看不出其他触发因素，只知道卡夫卡此时已连续半年写不出东西，因此，这一自虐幻想很可能是因为不满于自己的写作状态而产生的。

失败感引发的自虐也是卡夫卡的一种自我惩罚，它同样可以追溯到负罪感，一种因为未能实现理想自我（超我）的要求，未能使人生过得有意义而产生的负罪感。但应注意的是，无论是写作上的失败，还是一事无成、“没有活过”的评价，都不是客观事实或别人的看法，而只是卡夫卡的自我感觉。

6

绝望感 

各种原因引起的绝望情绪也常使卡夫卡产生自虐倾向。1912年10月，卡夫卡由于夜里过度劳累而无法创作，为此，他写信给勃罗德，说他好几次想从窗口跳下去，“将自己在石子路面上砸个粉碎”。[56] 又如刚毕业后在保险公司工作的近一年时间里，由于业务繁忙，工作时间长，加上新来乍到，在专业方面一时难以适应，卡夫卡常觉得自己像一头被追杀的野兽般疲于奔命，劳累不堪。因此，每天早上经过通往办公室的走廊时，他心里总是“绝望”地想到“堪称极乐的自杀”。

在恋爱期间，绝望感更加频繁地袭来。特别是与费丽丝交往期间，结婚还是独身的矛盾所引发的没有出路的感觉，给他带来严重的头痛和失眠症状，后者反过来又加重了他的绝望情绪，最终把他引向极其怪异的自虐想像。1913年2月下旬，他在给费丽丝的信中说：“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常常产生这样的想像或愿望：变成一段粗木被女厨顶在腹部，她双手握刀，用尽全力从这块僵硬的木头的边上（大约在我的髋部）往身边拉，刮下用来生火的碎木片。”[57] 同年3月28日，卡夫卡在无法忍受的失眠中不停地想像自己跳窗倒在铁轨上，让一列列火车碾过身体的情形。[58] 7月下旬，正在为要不要结婚而一筹莫展的卡夫卡竟设计出了上文提到过的“在经过一幢房子时被绳索套住脖子……”这一匪夷所思的刑罚。1914年2月中旬，由于费丽丝的冷淡，他“除了痛苦还是痛苦”，又沉浸在“对自杀的渴求”中。[59]

与米伦娜交往期间（主要是1920年），此类自虐幻想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卡夫卡预感到这位有夫之妇不会离开丈夫，不愿与自己走到一起过清心寡欲的生活，因此，这段爱情常令他痛苦和绝望。他形容米伦娜是一把刀，在他体内搅动。在1920年9月的一则笔记中，他想像着把一大捆匕首满满地塞进嘴巴。[60] 同年11月创作的短篇小说《兀鹰》，其结尾如下：“它展翅飞起，远远地倾身向后，以图获得足够的冲力，然后，像一个标枪投手，将它的利啄通过我的口腔深深地插到我的体内。我向后倒下，像得到解救似的感到，它已无可挽回地淹死在我那填满一切沟壑、淹没一切堤岸的血泊之中。”[61] 这样用第一人称叙述“我”被鹰残酷啄死的过程，显然也带有自虐的色彩。

《秃鹰》插图

绝望感触发的自虐倾向最终也可追溯到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矛盾，因为当卡夫卡绝望时，理想自我便显得愈加遥不可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卡夫卡的人格已经超出正常范围，可归入病态之列。对于自虐倾向，他本人其实也有清醒的意识。他曾对米伦娜说：“刑罚对我来讲特别重要。我所干的事情无非是受刑和施刑。”[62] 他还自嘲说，他“只是在自我折磨方面很有创造性”。[63] 卡夫卡甚至坚信，这种病态心理产生了饮鸩止渴式的后果，最终导致自己疾病缠身。在患上肺结核后，他不止一次宣称，肉体疾病不过是精神疾病的“溢堤泛滥”，是他自己撕碎了自己。1921年10月，他又在日记中总结道：“这些年来我的系统性自我摧毁令人惊讶，恰如一场缓慢形成的决堤，一次谋划已久的行动。”[64] 从心身医学（Psychosomatik）的角度来看，卡夫卡对自己疾病严重性的认识并不过分。宾德尔在总结许普施曼（H．Hübschmann）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后就曾指出，卡夫卡的病逝与其经常性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冲动有着密切的关联。[65] 根据霍尔奈的“自我憎恨”理论，如果说，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矛盾在可能导致自我毁灭冲动的同时也往往能阻止自杀的实施（卡夫卡确实从未将自我毁灭冲动化为行动），因为死亡将使理想自我的要求永远无法实现[66]，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心身医学却与此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1]根据Meyers groβes Universallexikon in fünfzehn Bänden（Mannheim: Meyers Lexikonverlag, 1981）中的Mazochismus, Sadismus和Sadomasochismus三个词条概括。

[2]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四卷第111页；第五卷第283页。

[3][66]卡伦·霍尔奈《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9-161页，114页。

[4][12][13][14][23][33][39][40[48][51][54][55][59][63]64] Franz Kafka, Tagebllcher1910-1923, 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1986, p.101, p.44, p.167, p.228, pp.227-228, p.167, pp.217-218, p.370, p.351, p.194, p.307, pp.222-223, p.349, pp.263-264, p.338, p.398．

[5][6][8][9][10][11][19][60]FranzKafka,Hochzeitsvorbereitungenanf dem Lande, 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1986,p.245, p.305, p.85, p.77, pp.89-90, p.66, p.252, p.219．

[7][29][30]Franz Kafka, Beschreibung eines Kampfes, 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1986, pp.217-218, p.180,p.208．

[15]KlausWagenbach, Franz Kafka 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h，1964, p.116．

[16][18][32]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八卷，第272，277，277页。

[20][31][37][52]《卡夫卡全集》第七卷，第201，494，152，152，484-486页。

[21][22][24][25][26][27][36][47][57][58]Franz Kalka，Briefe an Felice und andere Korrespondenz aus der Verlobungszei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Taschenbuch,1976, p.65, p.67, p.250, p.76, p.444, p.460, p.459, p.219, p.310, p.347．

[28]本文标注的时间均指作品创作时间，以宾德尔（Hartmut Binder）的考证结果（见本文引用的宾德尔著作）为依据。

[33][43][44][50]Franz Kafka, Sämtliche Erzählungen, FrankfurtamMain: FischerTaschenbueh, 1970, p.25, pp.145-147, p.104, pp.89-96．

[35][38][62]《卡夫卡全集》第十卷，第252，404，415页。

[41][42]《卡夫卡小说选》，孙坤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94-499页。

[45][53][56]MaxBrod, Über Franz Kafka, 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1980, p.130, pp.70-71, pp.83-86．

[46]Hartmut Binder, Kafka-Kommentar zu sämtlichen Erzählungen, München: Winkler, 1982, p.174．

[49][65]Hartmut Binder, Franz Kafka: Leben und Persönlichkeit, Stuttgart: Kröner, 1983, p.295, pp.418-419．

[61]《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210-213、512页。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