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也带走了可可西里的谜题 | 科学人

“我相信在退休之前，一定能破译藏羚羊的迁徙之谜。”

——2017年5月苏建平生前接受记者采访

苏建平在可可西里采集藏羚羊粪便（图片来源：网络）

电影《可可西里》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35年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简称西北高原所）苏建平研究员在可可西里不知留下了多少个脚印。每年夏秋时节，苏建平都会在可可西里科考，然而从今以后，可可西里再也不会有苏建平的脚印了。

“没关系，我精神的很！”

“老苏，青海省政府给你颁发的表彰证书还等你去领……”2018年是苏建平与妻子王春艳结婚三十周年。然而，这位“一直宽容丈夫执着科研”的妻子再也没能叫醒他。

“爸爸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有办法克服”，苏建平的女儿苏梦雨一直认为，“就凭爸爸对科研的信念，一定能战胜病魔”。但是，爸爸最终还是撒手人寰。

2018年6月27日，西北高原所苏建平研究员因病离世，享年55岁。从此，西北高原所失去一位好老师、好同事。

苏建平走了，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很长一段时间，苏建平的学生、同事、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同作研究员都“心存幻境”：他幻想着苏老师突然推门进来，兴奋地讲述最近研究的新思考、新发现、新收获……然而，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景而已。张同作说，“苏老师的身体一直很棒，我以前常说他是‘钢铁身体、钢铁意志’，即使这次生病，我也觉得他能扛过来。”今年年初，医院一度传出苏建平手术成功的消息，张同作和同学们异常兴奋，满心欢喜等着老师回来，一起探讨科研问题，一起去可可西里科考。

然而，他没有回来，他在与病魔抗争了10个多月后，溘然长逝。接到苏建平去世的消息时，张同作“瞬间泪崩，整个人一下子懵了”。2001年，张同作师从苏建平，从此，他与苏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路从学生到同事，从研究助手到独立工作，点点滴滴都凝聚着老师无尽的心血。今年，是他们在一起共事的第17个年头。作为苏建平的“最佳搭档”，张同作早已习惯苏建平在身边的日子，“即使他走了，遇事总是第一个想起他。”

陈家瑞博士收到苏建平离世的消息时，正准备前往研究所办事。历时五年通过博士答辩的她最近喜事连连：初为人母，博士毕业，还在青海大学找到一份非常满意的工作。“我的所有成绩，都和苏老师的培养分不开。”作为苏建平得意的女弟子，陈家瑞曾先后5次跟着苏建平去可可西里科考。“我的论文几乎是苏老师手把手带出来的，苏老师说好要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可是，苏老师最终也没出现在陈家瑞的答辩现场。

陈家瑞说，她心里一直在等，希望苏建平能回来，再好好跟老师报告答辩的收获。“我总觉他还会回来，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天，会在研究所的门口遇见苏老师，听他讲有关藏羚羊的最新发现……”陈家瑞同样无法接受苏建平去世的事实。

“建平是累垮的。”作为苏建平的同学、同事，边疆晖研究员对苏建平的离世痛惜不已。“建平一直致力于藏羚羊迁徙之谜的研究，刚刚组建好一支比较完整的团队，学术观点也正是成熟的时候，他的离开，是我们所的一大损失。”

边疆晖与苏建平有着30几年的交情，私底下是无所不谈的好友。他曾和苏建平一起去可可西里考察，对那里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深有体会。他也多次提醒苏建平注意身体，但苏建平每次都说，“没关系，我精神得很！”即便在2017年，苏建平在感觉身体明显不适的情况下，还是带病去了可可西里。“他最后一次是带着药去的”，说到这，昔日的好兄弟难以控制悲痛的心情。

用一生亲近大自然

2018年是苏建平在青海工作的第35个年头，如今他必须在这片他深爱的高原上长眠了。

1983年，年仅19岁的苏建平从兰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当时，他的父母希望他回四川工作，可他却自觉请愿来偏远的青海工作，他跟父母说，“国家要开发西北，青海更需要做科研的人”。于是，他成为青海畜牧兽医学院的一名老师，两年后调到西北高原所，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实验站研究鼠类生态。

在那个还没有倡导“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年代，苏建平把生态环境看得比自己的眼睛和生命更重，他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高原草原生态事业。在他看来，生物多样性，除了具有科研价值，还具有美学、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因而，不仅要保护物种本身，还要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进而保护整个生态系统。青藏高原是中国生态安全的战略屏障，一定要为保护生态环境做些事情。

苏建平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进青藏高原，一步一个脚印，全面系统了解青藏高原的生态资源。他经常对学生说，“搞生态研究的人，必须用一生亲近大自然。”这是苏建平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35年来，苏建平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他先后30多次进入可可西里、羌塘和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藏羚羊及其它濒危动物的生存状况，他的脚印几乎踏遍了可可西里的每一个角落。

破译藏羚羊迁徙之谜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4700米，藏语意为“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因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被称为“生命禁区”。但是，这片禁区却是藏羚羊的“天堂”。它们如高原精灵一般，被誉为“可可西里的骄傲”。

上世纪80年代，藏羚羊遭遇生存危机。因为有人用藏羚羊绒制作沙图什，导致藏羚羊惨遭大面积的恶意捕猎，每年有近2万只藏羚羊被疯狂盗杀。沙图什在波斯语中意为“羊绒之王”。用藏羚羊绒织成的沙图什披肩，十分轻巧，可以穿过戒指，所以又被称为“指环披肩”。当时，市场上的一条沙图什标价为1.5万-4万美元——而它的代价却是5只藏羚羊的生命。

苏建平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关注藏羚羊。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藏羚羊做点什么。于是，他来到可可西里，寻觅藏羚羊的足迹，结识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兄弟……他把目标锁定在“藏羚羊迁徙之谜”这个世界难题上。

藏羚羊每年12月交配，次年5月底6月初前往可可西里的卓乃湖产羔。7月底，母羊率羊羔返回越冬栖息地。每年，藏羚羊来回迁徙行程达600多公里。苏建平认为，藏羚羊成群结队翻过昆仑山、蹚过冰河，长途跋涉，一心向着水草丰美的卓乃湖迁徙产羔，一定暗藏着亟待探索的“生态密码”。

关于藏羚羊迁徙之谜，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诸如“逃避天敌说”“躲避疾病说”“产羔期降水分布说”，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能找到反例，而且无法解释同为青藏高原古老物种的野牦牛、藏野驴却没有类似的迁徙行为。

“一定要破译藏羚羊迁徙之谜。”带着好奇与责任，苏建平几乎跑遍了整个青藏高原。

“提起工作就兴奋，为了科研不要命。”这是张同作和苏建平共事以来，对他“又爱又恨”的地方。每次科考，大家都觉得可以“到此为止”了，苏建平却总是提出“再往前看一看”。有时候为了“多看一点”，他能在无人区徒步十几公里。张同作记得，苏建平最长的一次野外科考有50多天，回来后跟个人变了个样，但一说起新的科考发现，兴奋得又像个孩子。

“别说冬天了，（可可西里）七八月的时候，早晨起来眉毛都能结冰。”边疆晖说，苏建平一年四季都去可可西里，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他比年轻人走得还快，甚至“上蹿下跳”，“他是真的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这份工作。”

苏建平从藏羚羊的基础数据做起，种群分布、迁徙路线、粪便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11月11日，以藏羚羊为原型的福娃“迎迎”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苏老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同作说，藏羚羊奥运申吉成功，苏建平的科考数据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一定能破译藏羚羊迁徙之谜”，苏建平信心满满。经过30几年的科考积累，他掌握了最权威、最系统的藏羚羊迁徙资料。有关藏羚羊迁徙之谜，他有自己完全不同的论断：可能源自一种“种群集体记忆”。

大约4000-8500年前，青藏高原处于暖湿期，森林、灌木在可可西里大范围延伸。由于藏羚羊偏好栖息于开阔草地，其种群开始向较寒冷的北方迁徙。到了冬天，随着北方被大面积积雪覆盖，可可西里及更南地区的树叶开始脱落，藏羚羊又南迁觅食。这样年复一年、代代相传的季节性迁徙就成为藏羚羊种群的集体记忆，并至今仍影响着它们的行为。

这一论断很有新意，也极具挑战性。但是，提出idea的苏建平却走了。“他走了，也可能带走了谜底。”边疆晖惋惜地说。

为申遗立下汗马功劳

说起自己研究藏羚羊，陈家瑞讲了一段插曲。当初，她刚跟苏建平读博士，约了朋友去西藏旅游。回来后，苏建平劈头就问：“有高反吗？”陈家瑞说：“感觉没有。”苏建平就说：“走吧，跟我去可可西里。”

就这样，陈家瑞读了个“羊博士”（研究藏羚羊的博士）。2015年7月，陈家瑞跟随苏建平到卓乃湖采样。就是这次惊险经历，让她更加坚定要跟着苏建平一起破译藏羚羊迁徙之谜。

“夜里十一点半左右，我在这边帐篷里听见一声响。”她感觉不对劲儿，慌忙大声将大家喊起来。这时，她看见一头大棕熊冲进对面苏建平的帐篷。等她跑过去，发现和苏建平同在一个帐篷的考察队友被棕熊咬伤了，“脚踝流了很多血”。因为他们身处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腹地，晚上不敢连夜赶路。陈家瑞只好临时客串医务人员，一整晚给伤者止血。苏建平就在旁边守着，也一夜没睡。

时间就是生命。凌晨5点，天还没亮，他们就赶忙往外冲。本来，他们考察队共有三辆车，但中途坏了一辆，只好“兵分两路”：陈家瑞照顾着伤员在前车上，苏建平和其他人挤在后车上。走了不久，苏建平那辆车也陷在了泥潭里。为了确保伤员安全，苏建平命令陈家瑞带着伤员先走。他陪着其他人在原地等待救援。然而，慌乱中，他们都忘了一件事——考察队所有的食物补给都在陈家瑞的车上。陈家瑞带着伤员先走，意味着苏建平他们要“弹尽粮绝”了。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们后来都准备抓老鼠吃。”陈家瑞说，她和伤员走后，苏建平带着队友徒步走了三天三夜，才等到接应的车。苏建平事后跟她讲这段“历险记”——他们在离青藏公路还有三十公里的地方，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怎么都过不去。最后完全绝望，幸亏保护站的人发现他们，救了他们一命。

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陈家瑞——有那么多和苏建平老师一样的人把生命奉献给可可西里和藏羚羊，我们为什么不能接下前辈的枪？

苏建平经常跟学生说，“藏羚羊是我们这里的特有物种，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做，研究藏羚羊是我们的使命”。他不仅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他对藏羚羊研究一直都亲力亲为，每次科考都亲自带队，“他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所以绝不允许出一点儿差错”。

为了研究藏羚羊，苏建平不断挑战自己。“他太能钻了”，边疆晖对苏建平的勤奋好学赞不绝口。“俗话说，四十不学艺。他都四十多岁了，还敢从宏观生态学转向分子生物学。”这两年，苏建平还自学遥感技术、图像分析、软件开发。他曾试图开发一种软件，用于探究藏羚羊的年龄阶段和种群稳定性。最近，他又研究一种“可视化识别系统”，能通过数字视频及时了解藏羚羊的迁徙状态和生存状况。

2017年7月7日，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获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申遗成功背后，苏建平负责完成的《可可西里地区生物资源考察报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份历时2年多完成的报告，以西北高原所近50年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全面、系统盘点了可可西里地区的生物资源系统。这份扎实、详尽的报告，成为打动世界专家的关键所在。

2018年6月，为表彰苏建平在申遗中的卓越贡献，青海省委省政府专门授予他“青海可可西里申报自然遗产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然而，在颁奖那天，苏建平却正在北京接受手术治疗。“是我替他领的奖，到现在，奖杯还在我这里，可是苏老师却再也见不到了。”张同作痛心地说。

最朴实的“牦牛精神”

“建平是一个单纯的人”，2002年，边疆晖与苏建平一起去可可西里，途中遇到几个地痞索要“过路费”。边疆晖劝苏建平赶紧给钱走人。苏建平却下车，很认真地与那些人讲道理，讲学术，讲藏羚羊，讲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重要性……边疆晖明白，苏建平不是不懂关系学、人情学，他只是不屑去做，他更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总认为青藏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和他有着同样的情感，把自己作为青藏高原的一份子。

“苏老师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因为无法精确藏羚羊的具体位置，他们在野外采样只能不断走，不断找，有时一天要走十多公里。有一次在卓乃湖，苏建平凭多年经验，判定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会有藏羚羊的粪便，便让陈家瑞去比较近的地方，而自己选择去更远的方向。陈家瑞采完样去找苏建平，发现他已跑到至少40分钟路程外的另一个地方了。“他的嘴巴当时都都裂开了，还一直在喘粗气”，但是苏建平并没有停下来休息。他说这次机会太难得了，不敢停歇。

“苏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所里很多同学都愿意找他请教问题”，张同作说。从动物学到植物学，苏建平涉猎极广。任何一个学生去找他，他都会放下手头工作与学生耐心交谈，一直到把问题解决清楚为止。有的同学为了讨论问题，能在苏建平的办公室一聊一整天。

“老苏是一个能和巡山队员称兄道弟的人”。在可可西里，苏建平是与巡山队员有着过命之交的好朋友。在巡山队员眼里，苏建平并不像一个科学家，更像是一个只会捡羊粪蛋的普通人。申遗前，一位巡山队员与苏建平文绉绉地打招呼“老苏别来无恙”，他随和地回应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在可可西里申遗专家论证会上，作为首席专家，他是唯一一个替基层一线巡山弟兄“说话”的专家。这让兄弟们在心底里感激他。

“他是一个有着钢铁意志的人。”苏建平应该很早就知道自己生病了，但是为了尽快破解藏羚羊迁徙之谜，仅2017年一年，就跑了六趟可可西里。在边疆晖眼里，他几乎是“拼了老命”，甚至在生病做手术之前，还在病房里研究资料。张同作也记得苏建平最后一次来所里做报告。那次刚好是他第一次手术后不久，苏建平在所里待了一下午。结束的时候，他已不能起身。就那样，他硬是不让人扶，自己慢慢站起来了，一瘸一拐走出办公室……

2018年10月24日深夜，记者推开苏建平办公室的门，里面堆满了生物样本，以及他正潜心研究的“藏羚羊可视化识别系统”（一个主机、一台电脑和一个投影平板）。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书，上面写着“苏建平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 於西宁”字样。

（图片来源：刘晓程/摄）

时空交错，这个与青藏高原同样纯粹的人，突然就定格在那里，成为青藏高原上空最耀眼的一座灯塔。

在西北高原所随处可见这样一段话：“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这是老所长夏武平先生提炼的西北高原所的精神文化内核。夏武平先生从1966年就扎根在青藏高原，是老一代西北高原所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那一代人眼里，以高原为家，与草原为伴，与羊群为伍，踏实做人，认真做事，是最基本的科研品格。而牦牛，既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更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作为可可西里的瞭望者，苏建平不仅将青春留在了青藏高原，更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可可西里的赞歌。他用最纯粹的自己演绎了最朴实的“牦牛精神”。

苏建平

1964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市，动物生态学家、博士生导师。1983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01年6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中科院可可西里科考队队员。曾任西北高原所研究员，民盟青海省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动物生态学研究，先后30多次进入青藏高原无人区可可西里、羌塘和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藏羚羊及其它濒危动物的生存状况，为青藏高原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多次参与或主持青藏高原草地鼠害调查，从而掌握了该地区草地鼠害发生的基本规律，以及人为灭杀和自然过程干扰对害鼠种群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生态治理对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已培养硕博士研究生22名。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海省重大攻关计划、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等项目20多项，1997年获中国科学院中央组织部“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资助。获1996年度中国科学院方树泉青年科学家奖;获2000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201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撰稿：赵玉琴 刘晓程 张庚蓉

审核：杨勇刚 宋华龙 王晶 王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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