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青藏高原的历史，可能要从《山海经》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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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在，“青藏科考”可谓是大名鼎鼎，无论是历时20年的第一次青藏科考，还是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都让我们对世界第三极有了更多认识。
那么，历史上第一个在青藏高原探险&考察的人是谁？前人对该地区的探索取得了什么成果？近日，《地理学报》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陈发虎研究员等人的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它的崛起与成长，是大自然剧烈的重塑之旅，也是生命演化与文明迁徙壮丽的自然科学史诗。1949年以前，青藏高原的早期探险和考察有哪些特点？国内外科学家、探险家、传教士等如何揭开青藏高原神秘的面纱？又解答了哪些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陈发虎研究员牵头，系统收集整理1949年以前，国内外对青藏高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质地貌、河流湖泊、气候气象、动物植物等自然要素和自然景观的考察探险活动的文献资料，将这一时期，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探险分为四个阶段：古代主要是与国内外宗教活动相关的附带零星记录、晚清时期主要是西方人以科学名义的初步科学考察、中外联合科学考察、中国学者主导的较系统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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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小档案
青藏高原北起西昆仑山—祁连山山脉北麓，南抵喜马拉雅山等山脉南麓，南北横跨14个纬度，最宽达1560 km；西自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西缘，东抵横断山等山脉东缘，东西横跨37个经度，最长约3360km；高原面处于海拔4000 m以上，平均海拔约4320 m，总面积为308万平方千米。
青藏高原主体位于中国，面积258多万平方千米，中国的青藏高原部分主要由西藏高原（西藏自治区）和青海高原（青海省）组成，合计190万平方千米，也涉及新疆、甘肃、四川、云南部分地区的近70万平方千米。
本文涉及的青藏高原早期探险和考察历史是指以中国青藏高原部分为主体的整个青藏高原，包括其他国家领土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
青藏高原范围、地理概况及陈渠珍进、出藏路线（黄色）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主要是国内外宗教活动附带零星考察记录
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国上古时期已开始有记载。如大禹时代出现的《山海经》，书中记载了从黄河上游地区到帕米尔高原间一些地理情况。另外西汉张骞曾于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15期间2次奉派出使西域期间，途经帕米尔高原也留下了探险考察记录。
帕米尔高原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在古代被叫作“葱岭”。我国古代对青藏高原探险考察的文献记载，涉及帕米尔高原的记录相对较多。东晋僧人法显399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西域，翻越葱岭进入北天竺境内，在撰写的实地考察记录《法显传》中记载了葱岭的一些道路、山体、深谷、气候等自然地理情况以及沿途各地的地理位置和里程。200多年后，唐朝僧人、探险家玄奘（陈祎）第一次较明确记录了葱岭的位置和范围。
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夺德 （Antonio de Andrade）和马努埃尔·马科斯 （Fratello Manuel Marques）是最早抵达中国西藏西部的近代西方传教士。他们翻越了喜马拉雅山，经过大雪山、恒河、巴德里德（Badrid）等地，于1624年8月初抵达西藏阿里南部。
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开拓新教区、拓展欧亚陆路交通路线的同时，记录了西藏的宗教和一些民俗活动，描述了西藏地区的自然状况（如气候冷暖和风雪晴雨变化等）。
他们有的随身携带着测量仪器，测量记录所经之地的高山、湖泊和城镇的一些自然特征，通过传教报告、日记、备忘录和一些信件的记录，丰富了欧洲对青藏高原的了解。如17世纪中后期入藏的白乃心等测量记录了拉萨和西宁纬度，数据与现代数字相比已经较为准确。
明朝末期，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曾于1639年前，在丽江一带踏勘金沙江，首次提出金沙江是长江源，对长江起源问题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考察记录《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和世界地理史上的重要著作。
康熙1717年，政府派遣喇嘛和官员入藏测绘，发现了珠穆朗玛峰，根据当地藏族人的称呼命名为“朱母郎马阿林”，且在地图上标出了绒布冰川的东、中、西3个分支。
宗教人士在青藏高原考察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信仰，对自然地理现象和人文地理多是附带的、表面的、零散和片断式的静态描述，记录大多不系统不完整，也存在一些不准确不恰当甚至错误之处，是青藏高原科学发展的“地基”材料。
第二阶段：
晚清时期，西方人以科学名义开展初步科学考察
19世纪后半叶，英国、印度、俄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学者开始进入青藏高原，以科学名义考察探险。
他们测定山体所在位置、绘制沿途地图、记录当地气象条件等，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地考察材料，如英国亨利·斯特雷奇（Henry Strachey）、探险家鲍尔（Hamilton Bower）、法兰西斯·杨哈斯班 （Francis Younghusband）、印度测绘人员纳英·辛哈 （Nain Singh）、俄国军事家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Mikhail Skobeleff）、法国人阿尔芒·戴维 （Fr Jean Pierre Armand David）、德国探险家台飞（Albert Tafel）等。
其中，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学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的考察范围广阔、考察内容涉及的学科广泛、考察成果众多且较准确、考察结果影响比较久远，他的考察成果取得了质的飞跃，且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探险实录、札记和图像等资料，这些倾注毕生精力考察汇总下来的基础材料成为青藏高原科学研究中的珍贵历史资料。
20世纪初期，除了众多国外探险者、考察者和科学家获得了大量考察材料外，中国人对于高原的考察研究也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原始记录和描述。清代驻藏大臣有泰，1904—1907年，对青藏高原进行了连续的天气短期观测，著有约40万字的《有泰日记》，详细记录了拉萨每天的天气概况、气象灾害等；百年前徒步穿越青藏高原的陈渠珍，在回忆录《艽野尘梦》中，多处描写了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概况，并附有进藏和出藏路线图。
这个阶段，大部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主要体现为路线调查，探寻地图上未标识之地，记录内容多为中国传统风土人情，处于青藏高原基本特征认识初期阶段，对于自然地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机制研究并不多见。
第三阶段：
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启中外联合科考
1927年，中国科学界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首次开展中外合作科学考察。
科学考查团的考察范围包括青海、甘肃等地的青藏高原，考察内容涉及气象、地质、古生物、考古等多个学科。考察时间长达6年之久，绘制了大量地质测量图和实测地图，采集了大批植物标本，对以后的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考察成果中，气象观测记录及对寒潮的研究取得了创新认识。中国气象学家和气象教育家李宪之与德国气象学家郝德等人在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铁木里克进行寒潮气象观测，记录了1928年10月26—31日的强大寒潮。
考察结束后，李宪之根据这次寒潮观测结果以及其他气象观测资料发现，南北半球的气流可以通过赤道相互影响，找到了台风的成因，打破了当时气象学的局限性。在德国柏林大学冯·费卡（H. V. Ficker）教授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论文轰动了国际气象界，至今仍是寒潮和台风方面研究的奠基性、经典性著作，是中国乃至亚洲气象学先辈们对世界气象学的重大贡献。
对植物、植被考察和植物标本采集，是这一时期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特点之一。1930年，植物学家郝景盛在青海湖东部和南部，以及黄河源以西的地区采集植物标本；1932年3月，植物学家刘慎谔在西藏北部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科考足迹深入羌塘无人区深处。这些植物标本是青藏高原植物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科学资料，与当前全球变暖背景下这一区域生态和植被对比会产生重要结果。
另外，在此时代，西方一些探险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和藏学家等在西方国家对青藏高原地区交通开发、资源探测等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察材料。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弗里德里克·贝利 （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植物学家金敦·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瑞士地质学家奥古斯都·甘塞（Augusto Gansser）、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等。
尽管此阶段大部分科学考察主要处于探索阶段，以路线调查、收集基础资料和科学发展为主，但也出现了对于部分地理现象发生原因的深入剖析，取得了当时国际前沿的轰动性科学成果，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阶段：
中国学者主导，开展较系统的科学考察
1912—1949年，科学考察热潮兴起，众多中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等走入青藏高原边缘及腹地，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科学基础资料。下面仅简要介绍4位。
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经历15年实地踏勘，使用现代圆锥投影、经纬度定位，于1943年绘制成了第一张1∶100万康藏标准地图，使各县有了明确的行政区划和4个方位的界线即四至标识。
近代地理学家徐近之系统考察了青海湖和纳木错，建立了西藏高原的首个气象台站并逐日观测，而且引领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观测首次走向国际。1941年以《A Note on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Lhasa》为题在《美国气象学会会志》发表了研究成果，向国际精确报道了拉萨的风温压及降水特征。
1935年，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考察祁连山脉，采集标本，测绘地质图，考察地层情况及地层分界，为祁连山地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原国家石油工业部曾为其树立了纪念碑。
地质学家崔克信，从1939年4月开始在康藏地区工作了11年，调查地质情况及矿产资源概况等，取得了大量第一手宝贵的地质实地考察材料。
1949年以前青藏高原部分考察地点
继往开来
这些前仆后继的探险者和科学家们使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逐步经历从无到有、从局部地区到高原整体，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以及从单学科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过程，为青藏高原系统科学的发展积累了一批批科学素材、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的生态格局、自然景观和水循环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2017年，中国正式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专项。新时代的科学考察研究将在大量实地考察资料基础上，重点研究过去50年来环境变化的过程与机制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科学观测和灾害预警示范，构建保障“亚洲水塔”和中国生态屏障安全的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应对科学工程。
通过新时代的科学考察和多学科的科学研究等重大计划，还将推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碳中和贡献先行综合示范建设，推动青藏高原区域地球系统模拟，革新研究范式，引领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的国际研究。
备注：1949年至2017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历程并行发表在《地理学报》。
论文信息：
陈发虎、王亚军、丁林、姚檀栋，2022. 1949年以前青藏高原探险和科学考察活动概况. 地理学报，77(7): 1565-1585.
姚檀栋、王伟财、安宝晟、朴世龙、陈发虎，2022. 1949—2017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历程. 地理学报, 77(7): 1586-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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