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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律师风采系列⑥| 广州涉外大律师陈伟雄:抓住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机遇

陈伟雄 广州律协 2022-03-31
编者按:

2019年12月9-10日,首届“世界律师大会”在广州举办。这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40周年以来,全国律协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性律师交流活动。 


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中国涉外法律业快速发展,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不断扩大,对促进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广州是全国最早开展涉外法律服务的城市之一。通过一系列探索创新,广州律师行业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取得喜人业绩,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化品牌化程度不断提升。


在“世界律师大会”隆重召开前夕,广州律协将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广州律师风采”系列故事,为您全面深度呈现广州律师在涉外法律服务、参与社会治理、专业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分享他们与祖国共成长、与律师行业共发展的精彩故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世界律师大会”的到来。


陈伟雄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日本东京分所主任,早年赴日留学,并获得日本成城大学大学院法学博士学位,2016年取得日本法务省授予的日本外国法事务律师资格。执业领域为国际投资、企业并购、公司法、合同法、劳动人事管理等方面,同时以日资企业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服务,2013年被《中国当代涉外律师》评为向驻华商会、使馆、外向型机构推选的优秀涉外律师,2018年获评“广州十大涉外大律师”。


2019年是我从事律师行业的第19年头,从事法律工作共33年(期间有9年时间在日本学习法律和从事中日法律实务工作)。我们这代人见证着国家的大发展时代,见证了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分享了国家飞速发展的成果,作为一名从事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我将我的经历、心路分享给大家,共同为这个时代讴歌。


初心不改 挑战自我 

十年磨一剑 终得挤身涉外法律服务市场

我是1973年入学,按小学地段分配到少数民族学校,当时所在的年级有三个班,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外语,分别安排学习英、日、俄语。我刚好在2班,是日语老师授课,从此与日语结缘。虽然后来初中、高中直至大学转学英语,但我对日语的初心一直没有忘。1986年我从司法学校毕业分配到广州市荔湾区司法局工作,在基层一干就是6年,积累了很多的社会工作经验和熟悉了基层政府部门的运作,这些经验对以后从事的外商投资实务有很大帮助。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将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大江南北,港、澳、台及外国投资者闻风而动,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分享开放带来的盈利机会,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年轻时的我就像今天很多年轻的律师一样,对涉外律师业务非常羡慕,觉得涉外业务“高大上”,收入高。而事实上当时广州市能够从事涉外律师业务的律所只有广州市涉外律师事务所,他们在当年全广州最高级的宾馆——东方宾馆办公,律师费以美元计价。每次从东方宾馆路过都会勾起我做涉外业务的梦想,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时自己的外语水平、专业知识都限制着自己的想像,这道门槛比墙还高!


1992年初碰巧有位留学日本的旧同事回国,介绍了一些日本的情况,就催生了我去日本学习日语和法律的愿望。最终,经过一番思考和准备,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我辞去了在那时候被很多人都羡慕的公职,于当年6月怀蓄父母的积蓄、亲戚朋友的赞助、自己工作6年的积累共计60万日元(相当于3万多元人民币),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留学东瀛的道路。

到了东京,和别人合租了房子,交完学费后,发现带来的60万日元已经所剩无几,到东京两周后就开始找工作,开始我的勤工俭学之路。从进入语言学校学习日语,至考取日本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奖学金,最后完成了博士课程,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1997年我中途回国考取了律师资格,之后在日本律所的工作期间接触翻译了一些在广州投资汽车生产的日资企业所涉资料,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运作有了初步认识。1998年我国开展了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当时我就有预感,加入世贸后,国门将会更进一步打开,外国投资者将蜂拥进入中国市场,熟悉FDI(外商投资)法律业务的律师将会更受欢迎。1999年中国与美国签署同意中国加入世贸协议,中国和欧盟签署协议,我感到无比振奋,感觉到涉外律师业务春天来临的气息,就和家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与其在日本享受能一眼望到退休的安逸生活、舒适环境,倒不如趁着还年轻回国拼搏一番。我对一眼能看到底的人生非常厌倦,92年放弃了安逸的公务员生活,去日本洋插队,什么粗重活都干过,2001年放弃在日本舒适的环境回国开创事业,留日10年又回到广州从做翻译开始,在广州一家著名的从事海事海商涉外业务的律所(3年后转到现在的律所,后几个所合并),终于开始了从事涉外业务的实践。


搭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开放快车

积极开拓外商投资(FDI)法律业务


我记得回国后签下的第一家常年法律顾问单位是一家为本田汽车生产塑料件的外商独资企业,他们来广州投资后遇到厂房建设工程质量问题要咨询专业人士。总经理遇到法律问题后想在广州找懂日语的律师直接沟通(他本人英语不太好,中文也不懂,北京、上海的律师路途太遥远,经济、时间成本也很高),从日本商工会打听到广州有一位懂日语的律师,就叫翻译打电话到律所找我。他们约上拜访时间后就抱着建筑工程合同等资料找上门,聊了半个小时后就马上提出签署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我也开始了和对方的交涉工作,建设工程最后得以顺利完成,质量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解决。从01年到现在18年过去了,公司总经理换了4任,这家公司仍然是我们的顾问单位。

回国后我参与的第一个中外合资项目是为在广州日系车生产空调的合资谈判项目,日方是全球第二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以现金出资并控股合资公司,而中方准备以拍买取得破产的法国系汽车厂商留下的设备、土地厂房等实物出资。因外方要确保将来合资公司在没有任何法律瑕疵的前提下运营,因此要求我方律师要对出资的实物权利状况进行确认,中间涉及财产登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对其融资、取得担保、抵押登记,担保人偿还债务后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债权人的起诉,查封,破产后的财产管理人决议等等法律问题,最后还涉及中方实物出资的评估,要了解评估的方法,实地走访,了解旁边地块的价格等,我们要对这些复杂的法律问题一一梳理,提供建议,起草日语的法律意见书。经过大半年各方的努力,项目进展顺利,双方签署了合资合同、公司章程,公司成立后留用了大部分生产线上的员工(2002年的当时找工作不容易),安定了职工的生活,也维护了社会稳定。


正是在这些无数个“第一”中,我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开放之路上,真正逐步实现了18年来的外商对华投资法律服务之梦。在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我也充分意识到:

1、除了外语好,熟悉法律以外,向外商解释重要法律时也要顺带将该法律条文的立法背景作介绍,因为外商的高管们来中国前往往没有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体验,立法背景的介绍会让其加深对条文的理解,应用到日常管理当中;


2、拜访客户一定要守时,如果迟到要打电话说明,最迟也不能超过十五分钟,我有两次因为堵车迟到了半小时而丢掉了两份委托;


3、为世界500强等超级企业服务,他们除了结果,更看重你为他们服务的过程,如果你在服务过程中尽心尽力,迅速对应,即使最后结果不尽人意,他们下次仍然会找你,这点和国内企业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和外国律所的竞争中做大做强

大胆引进高端人才和外籍员工

顺势开设东京分所,从企业决策地控制案源

很多人会觉得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同业竞争少、律师费收入高、工作轻松,这个观点其实是有不少的误解,实际上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所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不亚于国内业务。我认识不少国外留学归来、外语很好的律师因没有机会接触到涉外业务,没人教他做业务,就不懂得做涉外业务,更因为不经常用外语,慢慢地连外语也荒废了,很可惜!涉外律师经常要面对国外律师同行的竞争,他们有以开设办事处形式,有以开设咨询公司形式,也有在会计师事务所设立专业部门的形式和我们展开竞争。国外同行的专业化、团队化建设远远走在国内律师的前面,他们贴近客户,熟悉客户企业文化和运作模式,在沟通上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开展中国业务时用雇用中国律师或以合作形式拿走最丰厚的利润,留下骨头给国内律师啃。


在长期的竞争中,我研究他们的商业模式,发现取得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是要内外结合,贴近决策层,他们的优势在本国,短板在中国(有可能在中国水土不服),他们就以雇用中国律师来弥补短板;我们中国律师的优势在国内,短板在国外,但我们可以用雇用他们本国人的形式来弥补,因此我们团队从2003年开始就雇用日本人,开拓市场,组建营销团队,贴近国内国外外商的决策层,日本人的抱团是全世界有名的,我们就用他们自己人来打破这层壳,获得业务。

尤其是2016年我取得了日本国外国法弁护士资格,顺势在东京开设了分所,贴近外资公司本国总部的决策层,为他们在中国国内发生的法律问题提供意见,在东京谈国内法律事务的委托,用日本的物价水平感觉来衡量报价,从而拿回我们应得的报酬。


从2001年回国到现在18年过去了,我们团队的业务发展从零开始到现在签有常年法律顾问单位98家,每年为近300家企业提供服务(含有世界500强企业28家),团队能以外语对应的办公室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武汉和东京,业务范围全方位涵盖,当年的涉外律师梦早已实现。


利用东京的办公室

为国内企业走出去作引路人和护航者

近几年,随着国内企业成本的上涨,外商撤资,FDI(外商投资)业务的衰落,我们团队也开始思索涉外业务的多元化。而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推广,国内企业有进一步走出去获得资源、技术、市场的需求,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我们团队根据需求开展ODI(对外投资)业务。我从2003年起就担任日本使领馆和贸易振兴机构法律顾问,掌握一些资源和信息,日本的地方政府也有招商引资的任务,我们就搭建平台,在国内举办对日投资讲座,引荐中国企业到日本投资:2016年共引荐了6家中国企业赴日本投资(行业包括电子、汽车零部件、旅游、医学基因等);2017年又帮助了13家中国企业登陆日本;2018年,借助华南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和东京的办公室,我们团队继续内引外联,撮合中日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在外汇出境管控收紧,ODI业务整体受影响的大背景,一些大型项目仍然能取得政府批准,业务发展保持良好的势头。


2019年是我毕业出来工作的第33年,我从一个基层法律工作者成长为在广州市和华南地区有一定名气的从事涉外业务的专业律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事物成功七分努力三分运气,我们这辈人就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这辈人就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人。正如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所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门一旦打开,不但不会关上,相反“中国将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为中企走出去引路护航的新时代背景下,涉外律师无疑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这既是一代涉外律师的机遇,也是一代涉外律师的担当和使命,让我们一起见证国家从富裕走向强盛之路,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 | 陈伟雄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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