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岁月▏77～79级大学生的高考记忆
2017年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又是一个高考季。高考，注定是六月的主旋律，高考，也曾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烙下过一个重重的印迹，有着一见如故的亲切。转眼间，中国“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距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1977～79年恢复高考后的那三届大学生，包括大专、本科和研究生，被人称为了“那三届”。是与“老三届”（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相对应，也被称为“新三届”。提及曾经的过往，都会不时扑面而来，今天就打开记忆之门，来回顾一下“新三届”。
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即77～79级通常被统一看作一个群体，那三届集聚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2017年恰逢“那三届”大学生入校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八十万77～79级学子们完成学业，应社会百废待举之亟需走上工作岗位。从此，掀开了个体生命新的旅程，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四十年后，在政、商、学诸领域，77～79级中的大多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体与时代是相遇的关系，或擦肩而过，或无意邂逅，或正逢其时。历史上鲜有哪个群体，像77～79级大学生，个体经验与国家时代命运如此高度重合。也鲜有哪个群体，能有机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集体重塑社会的重要方面。现任国务院总理、1977级毕业生李克强在履职后首次答记者问中，深情回忆自己当年在田间地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及随后又成为大学生的经历，言谈间属于他的振奋与豪迈依旧写在脸上。
77～79级普遍经历丰富、视野宽广、包容性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上大学前在农村、厂矿、部队经受过磨炼，历经了社会大学的风雨，拥有丰富的中国各阶层经验。同时，他们的成长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历经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全程参与了当代中国的众多大事件，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一代人。倒置的成长经验和特殊的生活经历增加了他们理解事物的多样视角和包容性，注重实践，善于把握社会生活整体情况。
“文革”后，77～79级以平均不足5％的历史最低录取率获得上大学的机会，精英意识从被录取的那一刻便被社会和自我设定。在全民期待的目光和高度的自我期许中，他们加倍找回“被耽误的十年”。重获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社会最底层瞬间成为天之骄子，经历过大起大伏、生活磨难的人更易生发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并始终伴随这个群体。于是，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如饥似渴、争分夺秒，事业中坚韧执着、全力以赴把握机会。
77～79级学人最应该始终珍惜的集体精神气质当是独立思考、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文革”中，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受到全面打压，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通过博览群书在时代缝隙中寻找到思考的乐土。因为教育系统几乎瘫痪，没有标准答案、固定教材和应试考试，侥幸没有遭遇后辈所受应试教育的束缚。因为博览群书，封闭的时代却造就了独立思考的一代人，如今想来，无意间成就了类似于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自学成果。越是独立思考者越具有反思和批判的勇气。文革刚结束，社会意识形态剧变，全民笼罩在反思的大氛围中，身处社会剧变风头浪尖的他们身上带有浓烈的伤痕印记和反思动力。本就得益于一个时代的被否定和另一个时代的重新开启，敢于否定曾经的“真理”、反思精神、批判意识天生应当天然地从属于这代人的精神基因。
77～79级身上还富有强烈地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来自于全民共识的投射加上自我期许的共同催化。从当年入学开始，这代人身上即承载和被投射了太多国家民族的时代使命。从恢复高考到改革开放，随后毕业四十年里，他们因为个体发展总与国家命运高度重合，这批人生发出强烈的历史整体意识，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无论从事何种行业或身处世界哪个角落，这个群体普遍热衷关注中国社会宏观的国计民生、人文精神建设，渴望参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拥有超出专业范围以外的终极关怀。
不能否认，他们今日的成绩既有自身努力，更得益于时代和社会机遇的特殊眷顾。自然，也因为时代局限，他们大多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外语基础不好，与后来的大学生们无法比拟；也因为经历“文革”的思想洗礼，我们中很多人依然残存了特定时代的思想底色，并在各种思想论争中暴露出来。
文革的十年毁掉了他们的少年梦，那是个读书无用论的年月，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停课闹革命”、“学校搬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把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典型学习，上学期间只读红包书，去“学工、学农、学军”，鼓励青年学生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连本应好好学习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在忙着开“讲用会”。好在他们还算幸运，文革结束后重新走进了课堂，那是他们处在那个不幸时代之所幸。
记得77级高考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这年考生的“政审”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
77级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成绩、体检、政审都合格者，1978年2月底3月初入学；第二部分是扩大招收的本科生和专科生，5月份入学；第三部分数量非常少，与第一部分入校时间相同，从历届优秀中学生中选拔，不用参加高考，采用与“工农兵推荐生”相同的入学路径。据说，之所以还要以这种方式招一部分学生，目的是为了对比到底哪种方式录取的高考生更为优秀。
称77级也好，81届也罢，实际上是同一批考生。恢复高考后，要给考生确定序列，“级”、“届”不能随意称呼，教育行政部门最后统一规定，入学之年称“级”，毕业之年称“届”。其实77级、78级的学生都是78年入学，82年毕业的，于是管理部门对77级来个“溯源去尾”，78年春季入学是实，但考试在77年冬举行，那么就定为“77级”。有趣的是，这一“名实不符”的届次，到也给后人带来某些困惑乃至混乱。
别有一景的是，这两级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1966至1978年的十三届高中生，都有代表会聚于此，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他们刚从“文革”十年动乱年代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大多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到了79级，慢慢的年龄差距小了，一般都是应届毕业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历届生已基本被前两届消化完毕。
下面，就来盘点一下从77～79级高考走出来的名人大腕们。
⒈李克强：从高考中走出的总理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
⒉张艺谋：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张艺谋，1951年生，陕西西安人，著名导演。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在回忆高考时张艺谋曾说：“没高考，没现在。”他回忆自己的高考时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来了，我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我带着一包煮熟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其实，我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1982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⒊俞敏洪：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
俞敏洪，1962年生，江苏江阴人。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⒋顾长卫：他回忆高考说“那就像一道光。”
顾长卫，1957年生，出生于陕西西安。著名电影导演。他回忆高考说“那就像一道光。”1978年的高考，顾长卫运气很好。此前他并不知道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个大学，只是因为学过画画，而电影学院摄影系是要考画画的。顾长卫后来在说高考对自己的影响时曾说：“事实证明，我们比父辈们要幸运很多，社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⒌易中天：避免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放弃77年高考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正担任中学老师。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他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⒍李东生：从车间主任到TCL
李东生，1957年生，广东揭西人。现任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EO，1978年高考从惠州考到华南工学院(现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28岁时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他在TCL展开“消费革命”，开创了TCL的销售额新高。
40年弹指一挥间，应该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子女们也都到了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的阶段。关于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如此特别又丰富，有意义的是在娓娓道来之间，融入了诸多的感触和反思。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十年多年时间瞬间即逝，但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却占有了一大半的时间。当它连接起记忆的闸门，仿佛就像打开了一坛珍藏了四十多年的纯酿，那样的甘美，那样的醇香，沁入每一个人肺腑，陶醉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部分资料引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王辉耀著）一书，及中国新闻周刊网的相关资料，特此说明。
公众号
溪流之海洋人生
微信号▏xiliu92899
用专业精神创造价值
用人文关怀引发共鸣
您的关注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投稿邮箱▏4522188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