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视点▏陈厚群：所谓“人才”，首先是做一个大写的人
陈厚群，水工结构专家，1932年5月3日出生，江苏省无锡人。1950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在混凝土坝的抗震加固理论研究和解决重大工程的抗震关键问题方面做了贡献，解决了新丰江、二滩、小浪底等重大工程的抗震问题；主持编制和修编了我国《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等多本规范的制定工作；负责建置我国第一座大型3向6自由度模拟地震振动台，并为大坝现场振动试验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科学测试监测手段，24次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发表论文百余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从事高坝抗震科研的普通一兵。感谢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盛情邀请我来参加学会的第十五届青年学术会议。学会的学术部要我在会上作一个报告，建议我谈一下自己从事科研工作六十年来的体会和感悟。对此，我的心情是既高兴又不安的。高兴的是因为有机会和各位在座的年轻的学子精英们相叙，不安的是因为我是一个水平和知识有限，而且又是一个如王选院士所说的“过了时”的普通科技人员，怎么谈得上给诸位作什么报告呢。我只是想，以此作为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和“正当年”的诸位进行一次“忘年交”的谈心和交流的机会，所以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壹
我首先想说的是，我十分羡慕在座的诸位老师和同学。
第一个令我羡慕的是你们的年轻。记得远在61年前的1957年的11月17日，我有幸在莫斯科大学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
那天毛主席那么亲切和蔼地开头就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而今天诸位不就正是毛主席所指的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吗！希望就在你们这一代肩负振兴中华重任的年轻人身上。
岁月无痕，倏忽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已经是耄耋之年犹如西下的夕阳。面对诸位，抚今思昔，怎能不令人羡慕！
第二个令我羡慕的是，诸位正逢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党和国家制定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又面临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机遇。
回想当年，我从清华大学被选派至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毕业之际，指导我毕业论文的教授，希望我能留下来继续跟着他读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今天的博士学位）。当时苏联已规定大学毕业两年后才能报考副博士研究生。导师说，他可以作为特例推荐我直接就读，并且由他去向我国使馆请求批准。但当时我一心想尽早回到阔别已5年半的祖国，投身到国内已经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去。所以就再三婉谢了导师的厚爱和关照，表示将来如有机会，将带着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再来向他学习请教。回国后的那段时期，本来应当是一个年轻科技人员出成果的高峰期，只可惜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接连不断的“运动”之中，还时时担心被批走“白专”道路。到“文化大革命”就更是基本搞不成科研了。再看诸位今天在创新高峰期所具有的鼓励钻研创新的环境、条件和氛围，又怎能不令人羡慕呢！
所以，我相信诸位一定会对自己最宝贵的创新高峰时期和难得的历史机遇，紧紧抓住不放和倍加珍惜的，不会给以后留下惋惜和遗憾。
我感到庆幸的是，在自己已年近半百之际，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对我来说，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虽然迟来却弥足珍贵。而现在，也该是对自己在科研道路上奔波60年进行回首反思的时候了。下面我就跟诸位谈谈自己反思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贰
我首先思考的是，激励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动力来自何方？
这使我想起来一个插曲，那是1981年，在通过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英语考试后，经美国土木工程学会推荐，我到美国著名的HARZA大坝工程顾问公司任资深工程师。那时我常应邀参加公司里华人同事的家庭周末聚会，餐后都会围坐漫谈闲聊，除我以外都来自台湾和香港。有一次，座中一位我并不相识的客人，突然以责问的口气冲我发问：“陈先生，你倒说说，大陆的解放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呀？”由于问得突然，使我和在座的人都稍感紧张，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但就在这一瞬间，一些久远的往事片段，却如快速播放的录像那样在我脑际闪过。
我想起，在家乡无锡才上几天小学就因日本飞机狂轰滥炸而被迫辍学、将近一年在无锡乡下颠沛流离的逃难情景；我被大人拉着随杂乱人群仓皇跑在已起火的残桥上；我和姐姐惊慌地看着狞笑的日本兵举枪乱戳后面躲藏着母亲的床帐，我在门外张望着因为亲人受创、生计遭毁愤而投水被乡亲救回后躺在床上的父亲；我拉着母亲衣角和许多乡亲们被日兵和汉奸举枪驱赶和围困在田野的空场上……也许是国仇家恨催人早熟，这幼年创痕总难磨灭。
我想起，辗转逃到上海，刚念了三年书，上海也沦陷了，于是，就在日军汉奸到处戒严、抓人，人们要清早去挤轧配给的“户口米”等担惊受怕的苦难中度过的少年时期。记得胜利前夕，父亲深夜摸黑蒙在厚被内，打开冒险未按告示送去拆除短波的收音机，偷听德、日败退的消息。但在满心欣喜迎来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官员腐败、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在我的心灵中充满了困惑、失望和不满，在彷徨中感叹何时才能有个强大的中国？但当时只是模糊地想到，要刻苦地学本领，洁身自强，以期有朝一日，能为此而尽力。
再往下就闪过迎来上海解放，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庄严宣告的激动心情。
对呀！这不正是我想回答的话吗？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站起来了，按自己的意愿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再不任人欺凌了。孙中山先生终未如愿的‘唤起世界以平等待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当年在上海听到的关于在外滩公园门口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这类事再也不会有了。这是所有中国人都会高兴的。”我的这些话，得到了在座许多朋友的赞同。这个插曲之所以久久萦绕在我心中，是因为“建设一个强大祖国”的夙愿，正是激励着我的动力之源。诸位是否看过《人到中年》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中让我最受感动的，就是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想着要把原本得之于祖国人民培育的知识，真诚回报祖国和人民的这种执着精神。我认为正是这种“盼祖国强大、要回报人民”的心愿，是“成才”的最原始动力，是人才最基本的素质，也是知识分子应具有的“德”的基础。我逐渐理解到，所谓“人才”，首先是做好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然后才能成才。为此，我常告诫自己，要做到大写的人并不容易，要努力终生，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有一颗爱国心是最基本的。
其次，我思考的是，实现这个夙愿的途径。
在从事科研60年的崎岖征途中，几经迂回曲折的弯路，才对“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似乎有了一些感悟。
关于“做什么”的问题，在今天，当我们选择专业和工作时，如果真了解自己的特长，又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当然是正当要求，一般也会更容易成功。但在我们那个时代，“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确是出自内心的较普遍想法。我在留学苏联选专业以及回国后分配工作时，也都是这么填写志愿的。其实，到今天我才感悟到，不管搞什么专业和在什么岗位，只要肯下决心，专心致志，持之以恒，总是可以成功的。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西游记》主题歌也唱道“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踏平坎坷成大道”。我理解，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下决心干好这一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敬业”精神吧！这正是“行行出状元”或者说是成功和成才的必要前提吧！
我是从事水工抗震科研工作的，但我在学校却从未学过什么“抗震”。1961年新丰江大坝发生了地震，大坝需要抗震加固，院、所领导要我组建“抗震组”进行研究。那时，我对抗震这个学科可说是一窍不通，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也搞不清楚，感到十分苦恼和困惑。但既然是工作需要，就有了刻苦学习的最大动力。我相信“边干边学”“从战斗中学习战斗”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也是一定可以学会和做好的。从此，我就和抗震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至于“怎么做”的问题，我从亲身经历中感悟到，正如杨叔子院士所说的：“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
关于学习，我的体会是：第一，现今知识快速发展和更新，可说是学海无边，而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只有紧紧围绕自己在“干”中遇到的问题，把它时刻放在心上，做一个有心人，有的放矢地有目标、有针对性地去学，才能更有效，才能较敏感地从相关学科和领域中，发现和得到为我所用的启发。第二，向书本学习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向周围的人学习，我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抓住机会，虚心向人请教。我的计算机应用就是向不少人、包括我的学生不断学习的。学问是离不开一个“问”字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特别在当选院士后，这更成为我经常告诫自己的警句。
我深感，当选院士，只是说明过去努力工作，在某个专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同行所认可。但这只是过去的事，并不说明在创造高峰期已过、已不能全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今天，仍有什么“权威”可言。尤其是，过去得到承认的也只是在某个专业方面的贡献，绝对不代表什么都行了。真理多跨越一步就有成为谬误的危险，需要谨慎。我常想，对院士群体而言，特别是其中一些富有领导经历的院士们，是能从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发挥作用的。但具体到我自己，只是一名一直在科研第一线做具体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当选院士后，虽也努力多学习了解一些全面情况，但毕竟主要是努力在第一线的本职岗位上争取能发挥应有作用。我也因此为自己是否“称职”而惶恐不安。但无论如何，对待学问，“要有自知之明”是我告诫自己的另一个警句。
关于思考，我觉得，通过从书本和从别人那儿学得知识固然是基础，但能否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关键还在思考。我曾向一位长期在国外的学者请教学习方法，他认为，“我们学的不一定比国外少，问题是想得不够”，对我很有启发。我不止一次发现，自己一开始就自以为懂了的东西，往往并没有真懂，只有在百思难解而感到困惑时，矛盾充分暴露了，才可能要接近“真懂”了。我把这比之为“黎明前的黑暗”。当然，尽管思考的方法可以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我深信，“知识”只有通过深入思考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才可成为可用以解决问题的“智慧”，知识也只有成为智慧后才是力量，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才会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至今我仍深感自己需要警惕“思考不足”的弱点。这在我指导研究生方面也有反映，表现为，我常安于尽量多向他们传授自己的想法和知识，却疏于引导和启发他们去多思考。至今我才逐渐认识到，研究生学习期间，导师的职责，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其中核心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善于思考方面，我自问还有很大差距，因而始终把“多思”作为治学的座右铭。
对于实践是根本，我的理解是：首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主要搞的是大坝抗震科研，其中不仅地震动输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坝地震响应也十分复杂。在当今计算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虽然很多过去的难题可以计算了，但毕竟无论在数学模型的建立，还是参数的取值方面都有不少假定。因此，需要尽可能通过室内外各类试验加以检验。当然，室内模型试验受到材料相似的限制，现场试验受到地震动输入的限制，最主要的是要在震害实例中加以检验。困难在于大坝经受强震的震例很少，因此，紧抓震例不放，深入调研分析就极端重要。
但对“实践是根本”的理解，不只是一个“怎么做”的方法问题，更主要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目的问题。作为一名工程科技人员，我始终认为，“为工程服务”是我们工程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科研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科研成果尽可能在工程实践中得到应用。这个“根本”就是“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而不应只是为发表SCI论文、写书和获奖，也不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项目和经费。我不是说完全不要那些，而是要摆正“什么是根本”的问题。我还曾听到一位设计院的总工说过，很多科研成果鉴定都是国际先进、部分还是国际领先水平，可是他们在工程中仅用了约5%。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和鞭策，促使我反省和牢记，研究成果要在实践中应用是根本。拿抗震来说，现状正是，我们的研究进展，赶不上我们正在建设的世界一流高坝工程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我也曾和一位要我评审论文的博士研究生聊过，他用商用程序计算了复杂的大坝非线性地震响应问题，但对程序的内涵了解不深，当问到他在大坝计算中采用的参数的依据时，回答是搞不清就用程序中的“缺省值”。当然，作为研究生论文着重于方法的掌握也许还能接受，但要从中得出可供实际工程的参考依据，就很成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要做到“实践是根本”其实也并不容易。
在我自己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中，我还逐渐领悟到，只有踏实地在实践中点滴积累，才可能培育出创新和突破的萌芽。这一点在存在浮躁之风的今天，对一个有志于献身科研事业的青年人来说，尤其重要。任何突破性成果的取得都要经过长期积累，在一次次具体、艰苦、并不显眼的实践中持续积累，才能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系统优势，萌发出创新和突破。看似一时偶然的灵感，实际源自长期积累的必然。所以，搞科研需要耐得住心、沉得住气。
叁
最后，我思考的是，团队在我成长中的作用。
60年来我一直是在团队的培育下成长的，所有的成果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从个人成长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至少在工程界，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必须依靠团队群体的力量。特别在科技正迅猛地向纵深发展的当代更是如此。当然绝不是忽视个人的努力和智慧，因为，只有团队中每个人都发挥出最大潜力，群体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而任何杰出的个人，也只有在团队的成就中才能脱颖而出。团队是人才成长的土壤，脱离团队的“拔苗助长”是不会成功的。
在反思中我更深深地感受到：科研团队是一个严密的整体，需要建立在良好的体制和规章基础上，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任务和分配上力求公正、公平和公开，才能统筹兼顾，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在我负责科研团队时，坚持以研究室为核算单位而不搞课题承包，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但光有这点还不够。团队的凝聚力更主要是来自团队协作精神及和谐创新氛围。这是提高团队成员创造能力的关键。团队的凝聚力来自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来自“得人心”。团队应当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温馨的家，这是一种远超过工作条件、收入待遇等影响的力量。所以，“尊重别人、依靠集体”是个人成功的保证。特别是作为团队中的学科带头人，除了要具有掌握学科发展方向和带领团队战斗的必要能力以外，以身作则地遵守制度，发扬民主，真诚尊重、关心和帮助别人，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如果经常首先为自己考虑，把一切功劳都主要归于自己，是绝对带不出一个能做出好成果的团队的，自己也不可能真正成长。我深感团队好比力学中的合力，每位成员都只是其中一个分力，合力固然有赖于分力的综合，但各个分力再大，如果不能作用在同一个方向，合力也不会大。如果相互抵消，会成为“内耗”，再大的分力也发挥不出来，“三个皮匠可以是一个诸葛亮”，但“三个和尚也可能没水吃”。
无论在苏联学习或在美国工作期间，我都感受到，我们中国人既不笨、也不懒，别人能做到的，经过刻苦努力，我们也一定能做到。但我也曾听到过，说有些中国人“单个是条龙，三个是条虫”。王选院士也说过他在美国华人间听到的一种说法，说有的中国人喜欢“打麻将作风”，爱孤军作战，看着上家，防着下家，盯着对家，自己和不了，也绝不让别人和。
我感到一些不利于团队建设的现象并不鲜见，是值得深思和警惕的人才成长障碍。诸位战斗在电力建设的各个工作岗位，将逐步成为战线的骨干，很多人也可能是未来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才，相信在你们的参与和努力之下，我国的电力建设会更快地发展壮大，更早成为引领电力科技的排头兵。
归结起来，我对自己从事水电科研六十年的感悟是：爱国是动力，敬业是前提，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团队是依托。
诸位年轻有为，是我国电力建设的希望所在，是未来的栋梁之材，我衷心祝愿大家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帆风顺，鹏程万里！谢谢！
■本文由华北电力大学李林老师整理，首发于《中国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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